贾雷德·戴蒙德提示您：看后求收藏（350中文350zw.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为了进一步了解塔斯马尼亚岛民与澳大利亚土著的灭绝（屠杀）事件，我们必须将它们放进历史脉络来观察。请参阅以下三页的世界地图，那是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段中，可以考察的“灭族屠杀”事件。这些地图让人们不禁要问一个没有简单答案的问题：如何定义“灭族屠杀”？被害人必然属于特定群体，毫无疑问。“属于特定群体”的事实，是被害人被害的原因。至于被害人做了什么，并不重要。而“特定群体”有什么属性呢？“种族”这个词，很容易引起误会。由于没有更适当的词，我们暂且使用这个词。首先要声明的是：“种族”、“人种”在生物学上没有精确的意义，在生物学的分析上也没有什么特定的功能，在实际中更无法找出科学标准。“种族”、“人种”都是“常识”名词。其次，所谓“灭族屠杀”，涉及的不只是常识中的“种族”、“人种”（如澳大利亚白人杀害“黑人”），有时指特定“国家”、“民族”（20世纪六七十年代，非洲卢旺达与布隆迪的黑人胡图族与图西族互相屠杀），以及“宗教”（最近几十年来，黎巴嫩穆斯林与基督教徒互相仇杀）和“政治”。
虽然“灭族屠杀”的核心意义是“集体屠杀”，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争论如何更精确地定义“灭族屠杀”。现在媒体上使用“灭族屠杀”这个词，往往太不经意，我们听得多了，也就麻木了。即使这个词的意思限定在“大规模的集体屠杀”，仍有疑义。这儿就是一些：
数量必须达到多少才算“灭族屠杀”，而不只是“谋杀”？这的确不好回答。澳大利亚的白人杀害了5000名塔斯马尼亚岛民，在美国，殖民者1763年杀死了最后20名萨斯奎哈纳（Susquehanna）印第安人。我们可以因为只死了20个人而不把它当作“灭族屠杀”吗？萨斯奎哈纳族的确灭绝了呀！
<img alt="" src="/book/uploads/2022/02/20220224-15-124.jpg">
图10
<img alt="" src="/book/uploads/2022/02/20220224-15-125.jpg">
图11
<img alt="" src="/book/uploads/2022/02/20220224-15-126.jpg">
图12
“灭族屠杀”一定得是政府干的吗？私人干的不算？社会学家欧文·霍罗威茨（Irving Horowits）认为私人行动只是“暗杀”，而“灭族屠杀”是“国家机器结构性地与系统性地毁灭无辜的人民”。不过，“纯粹的”政府行为与“纯粹的”私人行为（巴西土地开发公司雇佣印第安人杀手）之间，并无鸿沟，其实是一个没有明确界限的领域。在美国，政府军队与一般公民都会杀害印第安人。杀害北尼日利亚伊博族的，是街头暴民与政府军队。1835年，新西兰毛利人梯·阿提阿瓦成功地搞到了一艘船，载着装备与武士，登陆查塔姆群岛（Chatham Islands），杀害了300个岛上的莫里奥里人（Morioris，另一个波利尼西亚族群），奴役幸存者，占据了各岛。根据霍罗威茨的定义，这个例子与许多其他类似的精心策划的灭族行动，都不能算“灭族屠杀”，因为那些部落没有现代国家的工具（官僚机构）。
如果大批民众因为冷酷的行动而死亡，可是那些行动的本意不在杀死他们，那算“灭族屠杀”吗？精心策划的“灭族屠杀”，包括澳大利亚白人干掉塔斯马尼亚岛民，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土耳其人杀害亚美尼亚人，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杀害犹太人。在另一个极端的是：19世纪30年代，美国东南各州的乔克托族、切罗基族、克里克族印第安人被迫迁徙到密西西比河以西地区，结果许多印第安人死在途中，那不是美国总统杰克逊（Andrew Jackson）签署命令的本意，但是他并没有采取必要预防措施。印第安人被迫在冬天迁徙，没有给养，所以饥寒交迫，他们许多人死亡，是不可避免的结果。
关于“本意”在“灭族屠杀”中的角色，有一份诚实得不寻常的声明，是由巴拉圭政府发表的，因为瓜亚基印第安人灭绝（遭到奴役、虐待、剥夺食物与医药、屠杀），巴拉圭政府被控为共犯。巴拉圭国防部长面对指控，直截了当地指出：没有人有意消灭瓜亚基人，“虽然有被害人与加害人，可是没有‘意图’，那是‘种族灭绝’罪名成立的第三要素。既然没有‘意图’我们就不能说什么‘种族灭绝’了”。巴西驻联合国大使，面对外界指控巴西政府对亚马孙河流域的印第安族群实行“灭族屠杀”，也以同样的理由反驳：“根本没有界定‘种族灭绝’的恶意与动机，构成本案的罪行，完全出于经济动机，犯下罪行的人完全是为了谋夺被害人的土地。”
有些“灭族屠杀”，不是被害人挑衅造成的，例如纳粹杀害犹太人、吉卜赛人：加害人不是为了报复。不过，有许多例子，“灭族屠杀”是一连串相互仇杀的“最后一役”。要是挑衅行动引发了不成比例的大屠杀，那么我们如何分辨寻常的“报复”与“灭族屠杀”呢？1945年5月，在阿尔及利亚的塞提夫（Setif），庆祝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活动，发展成种族暴动，阿尔及利亚人杀死了103名法国人。法国的反应残酷得很：以飞机轰炸44个村落，一艘巡洋舰炮轰海岸的城市，平民突击队发动报复性的大屠杀，军队也开枪杀人，不分平民还是战斗人员。结果，根据法国的数字，阿尔及利亚死亡了1500人，阿尔及利亚政府宣布的数字是50000人。对于这一事件的诠释，双方也不同：法国人认为是镇压叛乱，阿尔及利亚方面，则是“灭族屠杀”。
“灭族屠杀”很难捉摸，无论就动机而言，还是定义。虽然好几个动机可以同时作用，可是把动机分成4个不同类型，有助于我们的分析。第一、第二种涉及土地或权力的冲突，无论是否以意识形态修饰。第三、第四种则不怎么涉及土地或权力的冲突，主要的冲突在意识形态与心理方面。
也许“灭族屠杀”最常见的动机，是占军事优势的族群图谋弱势族群的土地，可是遭到抵抗。例子太多了，澳大利亚白人屠杀土著，欧洲人在美洲屠杀印第安人，阿根廷人屠杀阿劳坎印第安人，南非的布尔人（欧洲移民后裔）屠杀布须曼人和霍屯督人，等等。另一个常见的动机，通常发生在“多元社会”，由于长期的权力斗争，其中一个族群企图以“最后方案”一劳永逸地解决另一个族群。涉及不同“民族”的案例在：卢旺达的胡图族在1962—1963年屠杀图西族；布隆迪的图西族在1972—1973年屠杀胡图族：南斯拉夫的克罗地亚人（Croats）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屠杀塞尔维亚人（Serbs）；大战结束后塞尔维亚人屠杀克罗地亚人；1964年桑给巴尔岛的黑人屠杀阿拉伯人。不过，加害人与受害人也可能是同一民族，但是政治观点不同。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灭族屠杀”事件，就是这一种，估计在1929—1939年死亡2000万，在1917—1959年死亡6600万。1965—1967年，印尼政府杀了几十万华人。
在以上的例子中，被害人可以被视为加害人的眼中钉、心头刺，因为涉及土地或权力的竞逐。在另一个极端，加害人由于深刻的挫折感，而找无助的弱势族群出气——就是拿他们做代罪羔羊。犹太人在14世纪遭基督徒屠杀，因为黑死病爆发，他们被指控散播病媒；20世纪初遭俄罗斯人屠杀，成为政治问题的代罪羔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遭乌克兰人屠杀，乌克兰受到布尔什维克的威胁，犹太人成为代罪羔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纳粹屠杀，作为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的代罪羔羊。1890年，美国第七骑兵队在伤膝谷屠杀了几百名苏族印第安人，因为14年前苏族在小比格霍恩战役中反击卡斯特率领的第七骑兵队，没留下一名活口。
种族或宗教迫害，是我们还没有讨论的动机。虽然我不认为我了解纳粹心态，纳粹屠杀吉卜赛人，也许是颇为“纯粹的”种族偏见作祟，而屠杀犹太人，则杂糅了宗教与种族动机。宗教动机造成的大屠杀，罄竹难书。欧洲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于1099年夺回圣城耶路撒冷，把城中的穆斯林与犹太人全杀了。1572年法国天主教徒屠杀新教徒。当然，出于土地、权力的竞争与寻求代罪羔羊的需要，若掺入宗教与种族因素，很容易爆发不可收拾的大屠杀。
即使我们以定义与动机的理由，剔除那些引起争议的“灭族屠杀”，还是有许多没有异议的事例。现在让我们从其他动物下手，看看“灭族屠杀”的自然史究竟有多悠久。
经常有人说：所有动物中，人类是惟一会杀害同类的物种，这是真的吗？举例来说，著名的奥地利动物行为学家罗伦兹（Konrad Lorenz），1963年出版《论侵略性》（On Aggression），主张动物的“侵略本能”会受“抑制本能”的制衡，避免导致谋杀的结局。但是在人类历史上，这个“侵略/抑制”的平稳状态——罗伦兹假定——由于武器的发明而失衡：我们天生的“抑制本能”，不足以节制新增的杀戮力量的冲（蠢）动。许多流行作家都接受了这种观点，认为人类是自然界独有的嗜杀物种，是演化的变态，凯斯特勒（Arthur Koestler）是其中之一。
事实上，最近几十年学者已经在田野调查中记录了许多——尽管不是全部（当然！）——动物的杀戮行为。如果杀害邻居或比邻的队群，就能够夺取它（们）的地盘、食物或雌性，也许是有利的行为。但是攻击者也冒着风险。许多动物缺乏杀戮同类的工具，有工具的，有些又避免使用。以成本/效益分析谋杀行动，也许会令读者觉得恶心，但是这种分析却能帮助我们了解：为什么谋杀似乎只有某些动物才会干？而不是所有的动物？
在“非社会性”物种中，也就是不过群居生活的物种中，谋杀当然是一对一进行的。不过，在社会性的肉食动物中，像狮子、狼、鬣狗，还有蚂蚁，谋杀似乎是一种组织行动——换言之，大规模杀戮或“战争”——涉及细密的分工、协调、呼应以及策划。至于战争的形态，各物种不同。雄性可能会放邻居雌性一条生路，与它们交配，杀掉婴儿，驱逐雄性（如亚洲长尾猴）或者杀死雄性（如狮子）；或者不分雌雄，一律干掉（狼）。举例来说，动物学家克鲁克（Hans Kruuk）记录过一场在东非坦桑尼亚观察到的鬣狗族群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