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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这个现象视觉化，不妨想象一下掷飞镖游戏。一大群人一起玩飞镖，当然是有的人甩高了，有的人扎低了，有的人偏左，有的人偏右。但这些飞镖落点的平均值还是会相当接近靶心。那些误差彼此抵消了。即便你喝醉酒又蒙着眼，投出了几次极差的成绩，最终的平均落点也不会离正中太远，毕竟所有玩家投飞镖时瞄准的都是靶心。在这种情况下，人多势众确实胜过专家的单枪匹马。假如你约上20来个朋友，就能轻易击败荷兰的世界飞镖冠军迈克尔·范格文（Michael van Gerwen），前提是裁判同意让大众队每人投一次，然后求平均值。
奇怪的是，在2011年进入心理学领域以前，我听都没听过这个现象。研究大众的人，不知道大众很聪明。过分了！
然而，并不是所有情况下“乌合之众”都最聪明。首先，参与群众得对问题的解决方向有基本的直觉才行。还是以飞镖来举例，如果群众队中的成员根本不知道靶心在哪儿，那他们的飞镖将完全是随机投出的，即使求落点的平均值也没用。真正关键的因素还在于，群众不能都犯一样的错，必须错得花样百出才行。如果所有没扎准的镖全在靶心的左边，平均落点也会向左偏移。只有当扎歪的飞镖分布均匀，平均值才可能在中间。这就是斯科特·佩奇（Scott Page）著名的“多样性预测”定理：判断的多元化，包括错误的多样性，是“群体的智慧”生效时必不可少的因素。
高尔顿爵士无意间揭示的这个现象还没有一个专门的名称，研究人员便顺手以索罗维基这本书的名字“群体的智慧”来指代它。这个现象的规律很简单：当人们预估一个数值时，无须任何专业资质，所有普通个人估值的平均值最接近正确的答案，它肯定比这群人当中任何一个优秀个体的估计更准确。比如，如果你想知道埃菲尔铁塔有多高，只需要到大街上随便拦住50个人，不经过任何挑选，再问他们：“您觉得埃菲尔铁塔有多高？”然后求出50个答案的平均值，或找出中位数更好，你会得到“324米”的答案，这就是埃菲尔铁塔的高度。
不幸的是，多样性这一关键因素恰恰是相当脆弱的，它的头号敌人就是我们前面研究过的人际网络中的社交影响力。同样的竞猜游戏，如果个人在发表各自的估计之前有机会先跟别人讨论上5分钟，那么大多数人的判断都会趋向同一种错误。就好像有的飞镖上装有磁铁，当其中的一枚接触飞镖盘后，其他的飞镖全都会朝着它的方向偏，从而失去错误的多样性。社交影响力的负面效应可以表现得很快。近来有大量的研究证明，一个小小的暗示就足以让大众判断的平均结果偏离正确答案。这就是为什么我在日常生活中从来都没办法向朋友们证明“群体的智慧”有多妙；不管我如何三令五申不能跟其他人透露自己的猜测，在我说完题目的那一秒钟，总有那么一位缺心眼儿的朋友直接喊道：“埃菲尔铁塔？至少得有500米吧？”这下谁也玩不成了。因为他的这个小小提示会在其他人的脑海里深深扎根，把整群人的平均预测值带离正确答案。
在高尔顿研究成果发表后的97年里，这个惊人的发现一直无人问津，被引用数加在一起也没超过10次。但在2004年，它借助畅销书《群体的智慧》（The Wisdom of Crowds）的问世重见天日。这本《纽约客》专栏作家詹姆斯·索罗维基（James Surowiecki）的力作写的是集体智慧正在改变我们今日的社会和经济。为了证明“群体的智慧”，索罗维基旁征博引，这才举出了高尔顿爵士当年的经历，吸引了当时研究者的目光。此书掀起了一阵对这个惊人结论的科学探求之风，在数年内开启了大众研究的新局面。
当大众也找不着北
群体的智慧
在网络的世界里，求大众观点的平均值已经成为一种流行做法。亚马逊、猫途鹰（TripAdvisor）、谷歌+等众多网络聚合平台都采用类似于“群体的智慧”的模式，邀请网民到自己的网站来评价产品，然后通过权重算法得出一个集体的评分。通常，借助从一星到五星的量表，用户就能对一本书好看不好看，一双鞋子舒服不舒服，一款相机的像素如何给出自己的感受，并让其他网民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