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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本来是想观察在无障碍物的广场环境中，行人相遇时如何避让。结果在数据分析环节，我们却发现了一个重要问题：这样的环境中很少有单独行动的行人。大家通常成群结队，情侣或朋友三三两两，还有旅行团成群走过。这让分析陷入困境。到目前为止，所有我知道的分析手段都假定人群中的个体是单独行动的。我绝望地在各类方法论中翻找了一阵，试图抹掉这些行人小团体给我的数据分析带来的影响，却徒劳无功。我这才意识到，还没有任何过往研究留意过这一现象。
为什么行人要排列成倒“V”字形，就好像他们在故意拖慢行进的速度？这个问题让我们进一步认识到，行人与粒子之间确实相差甚远。想象一下三人同行的画面，只有“V”字形能保证任意两个人看到彼此。两侧的朋友在中间一人稍前面的地方，他们都可以转头与其他人交流。为什么行人走路的时候非要互相看着呢？当然是为了闲聊！简单地说，我们每天无视物理运动定律，只为跟进身边好友最新的罗曼史，并对这些八卦津津乐道。在这里，被模拟为粒子的行人又回归了纯粹的人……
我们在市政厅屋顶上的工作单调到了催眠的程度。我俩整天就坐在楼顶的通风管道和无线电天线中间，每过60分钟左右录像带用完后就换一盘。我们如此无聊，连市政厅广场上的鸽子都看不下去了。
“V”字形成名了
伴我左右的依然是西蒙，他是我忠实的探险搭档。我们就好比玛丽·居里和皮埃尔·居里，或是詹姆斯·沃森与弗朗西斯·克里克<a id="note7" href="#note7n">[2]</a>，不过考虑到研究的分量，也许把我们比作《丁丁历险记》中杜邦和杜庞更为恰当。
这个研究课题远比我想象的更丰富，它既推动了理论进展，又对实践有益。因此它的发表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至少在大众研究学界的小圈子里是这样。
很难找到比这里更好的视角了：在我下面，12 000平方米的图卢兹市政厅广场为壮丽的红砖建筑环绕。它历经8个世纪的风雨，是革命、庆典和血腥镇压轮番上演的场所。1808年，就是在这里的一个阳台上，无所不能的法兰西皇帝拿破仑·波拿巴向他的子民挥手致意；1944年，图卢兹解放的第二天，戴高乐将军也曾在这里现身；2008年，同样是在这个市政厅，两个博士生拍下了过往人群。何等的丰功伟绩！
我们如何检测一篇出版物的影响力？科学界常说，研究者都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小矮人。这个说法应当来自17世纪时的布莱兹·帕斯卡或艾萨克·牛顿，本意是每一代后起的研究者能比前一代看得更远，是因为他们立足于人类既往知识积累的巅峰之上。如此推论，每篇新出炉的论文都得引用前人已有的成果，而一项研究成果的价值，可以通过它的被引用次数来判断：坐在它肩上的小矮人越多，它也就越伟大。
“峰”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