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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充斥新政治理论的时代，许多知识分子转而关注社会中的犹太人问题，许多思想家设想，犹太人如果经过适当教育，可以为国家体制吸纳。比如，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二世就渴望“改进”犹太人，使他们对社会更有用，并让他们为接受完整的公民权做好准备——如果他们当之无愧的话。1782年，他多少减轻了他们的税务负担，又采取措施鼓励他们接受社会和语言同化。他的方法看上去可能相当自命不凡，但比起以前那种认为犹太人只配生活在痛苦中的态度来说，已经大有改观。18世纪几位开明的君主采纳了这种处理犹太人问题的方法，但通常只是口惠而实不至。
英国政治哲学家约翰·托兰德提出的方法更积极，他在1714年指出，只要授予犹太人公民权利，就能把他们变成更有用、更有生产力的公民。戈特霍尔德·以法莲·莱辛也持这种观点，作为同情犹太人的德国启蒙运动人士之一，他指出犹太人尽管在宗教和社会上与众不同，但只要他们是人类，就应该得到平等对待。他关于犹太人的思考受到摩西·门德尔松（1729—1786年）的影响。门德尔松是德国犹太哲学家，能游刃有余地在犹太世界和启蒙运动世界之间穿梭。门德尔松精通当时的哲学，在当时的智力生活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他也想拯救犹太教，把它作为一种智力体系认真对待。他用启蒙运动的精神重新阐述犹太教的基本思想，认为犹太教绝非堕落的宗教，实际上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最高理想。门德尔松的作品和人格给许多有影响力的非犹太思想家留下深刻印象，他们认为他身上体现了启蒙运动的一个观念，即全人类所共有的理性力量甚至可以使一个落后的民族变得文明开化。
门德尔松为“改进”犹太同胞而努力贡献力量，将《圣经》翻译成德文来为他们提供一个正确使用德文的范本，他用希伯来文字母印制他的译文，以便他们能够完全读懂。他还影响了一代犹太知识分子，他们通过希伯来文杂志和书籍向犹太大众传播启蒙思想和现代思想。这些作家史称“启蒙者”（希伯来语为maskilim）。
经过最初的犹豫，法国大革命为犹太人提供了一个非常明确的选择：如果他们愿意适应法国人的文化习俗，放弃在整个中世纪保持的集体身份，就可以享受法国人的全部公民权利。拿破仑对这种立场稍事修改。1806年，他召开犹太名人会议，后又召集一个基本上由拉比参加的犹太教公会，来对名人会议的决议予以宗教认可。该犹太教公会就许多事务做出规定，其中包括：犹太人有宗教义务将自己出生或定居的国家视为祖国，确认法国犹太人热爱其他法国人，谴责高利贷，宣布法国法庭优先于犹太法庭。由此取消了犹太人集体地位的原则后，犹太教公会休会。
这是犹太教历史上的一个决定性时刻，因为第一次有一群犹太人正式定义自己是一种宗教而不是一个民族。由此奠定平等对待犹太人的基础后，拿破仑部分恢复了中世纪体制，成立了一个中枢机构来集体代表犹太人，并监督实施他为犹太人制订的计划。最后，拿破仑建立隶属于宗教部的地区协会（consistories），以监督法国犹太人生活。
拿破仑后来又推行一些歧视犹太人的法律，实际扭转了将犹太人作为帝国公民平等对待的立场；此外，犹太人获得公民身份并没有改变法国人憎恶犹太人的传统，尤其是对阿尔萨斯说德语的犹太人的憎恶。不过，拿破仑还是被犹太人视为伟大的解放者，整个19世纪，法国犹太人的法律地位不断提高。这对法国西南部领土上的塞法迪犹太人来说尤其有利，他们大多是几个世纪前从毗邻的西班牙逃来的马拉诺的后裔，在文化上已经高度适应法国。
法国犹太人的解放扩展到意大利和拿破仑在征服战争中占领的德国领土，并最终在1812年勉强扩展到普鲁士的犹太人。但随着拿破仑帝国崩溃，回潮出现。维也纳会议拒绝批准犹太人在帝国统治下获得的权利，1819年还发生名为“嗨噗！嗨噗！骚乱”的反犹暴动。犹太人积极参与1848年席卷欧洲的自由主义革命，但革命失败再次阻碍全面解放的进程。直到19世纪下半叶，犹太人才在中欧获得完全的公民权利：在意大利，这是随着19世纪60年代国家统一而获得的；在奥匈帝国，是通过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皇帝在1867年颁布宪法后获得的；在德国，经过起起伏伏，直到1871年德国统一和德意志帝国建立后不久才获得。在英国，这一进程远没那么旷日持久；19世纪早期，犹太人除了不能担任公职，实际上已享有英国人的所有权利，就连这一差别也在1858年随着莱昂内尔·罗斯柴尔德在下议院入座而消失。<a id="cp-back" href="#cp"><sup>(2)</sup></a>
摆脱桎梏后，欧洲犹太人迅速像欧洲大众那样实现人口增长和物质进步。他们的人数此时已远远超过中东犹太人，后者的故事上一章已经讲过。随着社会的世俗化和商业化，大量犹太人开始从事新职业，或把传统职业规模做大。犹太人从小贩变成店主再变成商人，从《塔木德》学者变成律师、医生甚至德国的教师（但他们仍然极少能获得大学教授职位）。不到几十年，他们就离开隔都，加入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少数人跟随17世纪宫廷犹太人的脚步，就像他们为德意志各邦君主所做的那样，为国家提供贷款和承销债券，大获成功。这类代表有法兰克福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法国的佩雷拉（Pereiras）家族、普鲁士的布莱希罗德（Bleichroeders）家族。巴伐利亚的犹太地产所有者希尔施男爵还出资修建铁路。
<a id="ck161"></a>并非所有社会成员都愿意把犹太人当作公民同胞加以接受，被同化的犹太人不得不一再面对这一事实。反犹情绪根深蒂固，甚至在开明的法国社会的知识分子领袖中也是如此，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案件就是例子。德雷福斯是法军的犹太人高级军官，1893年被控犯有叛国罪，作为罪证的文件后来被证实系伪造。这起案件和法国军方的欲盖弥彰受到国际瞩目，尤其是在小说家埃米尔·左拉和阿纳托尔·法郎士干涉后。他们呼吁全世界关注法国军事体制对待德雷福斯的不公正。德雷福斯终获平反，但他已在魔鬼岛流放地服刑了五年。
犹太人地位的急剧变化对社群内部生活影响深远。既然犹太人不再是犹太社群的臣民而是自愿成员，许多人选择脱离社群的控制。有些人甚至皈依基督教，部分是为了给他们触手可及的机会铺平道路，部分仅仅是为了顺应社会主流。但就连许多没有如此极端的人也疏远犹太社群，对宗教仪式敷衍了事，优先考虑欧洲教育而不是犹太教育。在许多情况下，这是一个原则性的决定；既然犹太教的地位已从民族身份降到宗教身份，它就无法维持真正被这个时代的世俗文化或基督教灵性所吸引的人的忠诚。在另一些情况下，背离传统只是冷漠的产物，因为世上已没有什么能再强迫人们遵守传统。
开明的犹太教领袖试图改革宗教，抵制这些破坏性走向。他们深受支持政治解放的论点的影响，意在把犹太教重建为一种宗教和伦理体系，看起来就像德国的新教；他们希望尽可能减少犹太身份中的民族成分、与犹太身份有关的仪式，以及任何可能把犹太人视为迷信的外国人的宗教行为。在实践层面上，他们改造犹太会堂的仪式，使之更庄严、更合乎理性，并开始用德语布道甚至诵读祈祷文。他们改称犹太会堂为“圣殿”，这是专门留给耶路撒冷圣殿用的词，以表明他们放弃了古老的弥赛亚梦想，即梦想有朝一日为重新团聚的犹太民族重建被罗马摧毁的圣殿。激进的改革家希望废除所有妨碍与非犹太人融合的宗教屏障，如饮食法和禁止与异族通婚的规定。第一所改革派犹太会堂是1818年建立的汉堡圣殿，它发行了一本基于葡萄牙犹太教仪式的改革派祈祷书，其中包括德语而非希伯来语的祈祷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