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东欧犹太人和美国犹太人1770—1940年 (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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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大师的号召力要小得多。巴阿尔·谢姆之孙——布拉斯拉夫的纳赫曼（Nahman of Bratslav），持一种激进的柴迪克观念，相当于说他本人身上包含弥赛亚的灵魂，而他的一位后代将真正成为弥赛亚。为传授这一理念和其他神秘主义教义，他讲过不少故事，如今被当作文学杰作。但纳赫曼此人喜怒无常，复杂而矛盾。他要求追随者定期向他忏悔；与其他柴迪克不同，他不是在每个安息日和节日都接待追随者，而只在一年中接待几次。他在乌克兰的陵墓长久以来一直是这派追随者的朝圣地，特别是在1991年乌克兰独立以后。科茨克的梅纳赫姆·孟德尔（Menahem Mendel of Kotzk）宣扬一种灵性完美的教义，他这方面的信念是如此毫不妥协，以致对弟子大发雷霆。最终，他将自己锁进书房边的一间密室，虽然他的追随者可以去那里集会，但在此后20年，几乎没有人见过他。

犹太复国主义，或者说一种犹太复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结合体，是另一种普遍的解决办法。我们将把它留到第十章作为以色列国的历史背景来讨论。

沙皇政权的衰落伴随着犹太人地位的持续恶化。1903年，基希涅夫（Kishinev）发生重大集体迫害。1905年10月17日，沙皇发表宣言组建立宪政府，次日，300多个城市出现持续一周的右翼发动的集体迫害。1911年，在政府支持下，连血祭诽谤也死灰复燃。一名基督教男孩在基辅被发现遭到谋杀；虽然警方已经知道凶手及其动机，但一位名叫孟德尔·贝里斯的犹太人还是受到指控，说他出于宗教仪式的目的谋杀男孩，贝里斯先入狱两年再受审。对贝里斯的指控引发全世界的强烈抗议，就像大马士革血祭诽谤（见第六章）和德雷福斯事件（见第七章）那样。尽管法官想方设法妨碍辩护，但贝里斯还是被一个由公正的农民组成的陪审团宣告无罪。接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许多犹太人被迫迁出交战区（为了给战事腾出地方，不得不废除栅栏区），许多犹太小镇在战争中被摧毁。

因此，犹太人对沙皇退位和1917年临时政府的建立持欢迎态度，并视之为奇迹，因为几个世纪以来压在他们身上的重负似乎即将卸除。不过，当布尔什维克在列宁的领导下掌权后，全国各地出现骇人听闻的集体迫害，尤其是在1918年和1919年的乌克兰；唯一没有迫害犹太人的武装团体是布尔什维克红军，它实际上还惩罚了一些行凶者。犹太人开始视红军为保护者，一些人加入共产党，并不是为了献身于共产主义，而是出自某种不能再坐以待毙的犹太行动主义。布尔什维克解散了形形色色的犹太社会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政党，想在政治上继续活跃的成员只得加入共产党，共产党设立了自己的犹太支部。共产党及其犹太支部着手瓦解犹太宗教，并将犹太社群纳入新的无产阶级社群。

这种尝试演变成一场犹太内战，说意第绪语的犹太共产党人把矛头指向犹太复国主义者、说希伯来语的人（希伯来语被谴责为精英的资产阶级语言，相形之下，意第绪语被推崇为大众的无产阶级语言）和信教者。但在20世纪20年代，苏联共产党调整方向，鼓励苏联境内各种民族文化发展有地方特色的社会主义，并坚持用当地语言开展政府和党的活动。党的资源向苏联境内众多民族团体的文化组织开放，其结果之一是国家支持的意第绪语文化的繁荣。意第绪语书籍和报纸开始出现，一些非俄籍意第绪语作家移民到苏联，希望参与这场复兴，但为时已晚。意第绪语读者年事已高，年轻人更喜欢俄语，因为俄国社会似乎机会更多。俄国犹太人和他们的美国表亲一样，乐于为现代世界而抛弃犹太小镇。

这种对个体文化的新兴趣与让留在犹太小镇的贫穷犹太人恢复元气的愿望一拍即合，催生出创办犹太人农业殖民地的想法。这将使犹太人能够在符合社会主义理念的合作定居点谋生，同时还允许他们过世俗化的犹太生活。犹太人曾在20世纪初试验过农业殖民地。此时更开辟出许多新殖民地，但并不大成功，当它们在1928年被集体化时，许多犹太人弃之而去。不过就在这一年，一个最浮夸的此类实验被付诸实施，显然是斯大林本人提议的：在比罗比詹（Birobidzhan）建起一个大规模犹太人定居点。这块面积和比利时相当的远东领土被标榜为“犹太土地”，暗示如果试验成功，它可能会变成一个犹太共和国。1934年，该地区被宣布为“犹太人自治区”。但比罗比詹生活艰苦，没有吸引到大批犹太人口。20世纪30年代后期，苏联政策再次转向，开始反对各色民族文化，包括犹太文化。党内犹太支部的领导人被指控有民族主义倾向，遭到清洗。

苏联在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3年）的指导下开始的密集工业化为城市创造出工作岗位。大量犹太人趁机大幅改善生活，但也在此过程中将残存的传统生活抛弃。他们生活在非犹太人中间，渴望提升自己，故将俄国文化作为自己的文化。尽管苏联和美国有许多不同，但犹太人在两国的发展趋势是类似的：随着犹太人在文化上渐渐适应，许多人进入职业阶层、文化领域，甚至军队；他们自然也和非犹太人通婚。但在苏联，犹太机构所剩无几，而且国家排斥任何宗教。在这种形势下，犹太人的宗教、文化甚至身份都开始蒸发。

与此同时，波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重新成为独立国家，许多东欧犹太人因而没有受到苏联共产主义政权的直接影响。波兰起初保障境内少数民族团体的权利；但几个因素交相作用，导致旧的反犹主义模式得以延续，甚至加剧。波兰军队在1920年进入乌克兰，犹太人村庄遭到袭击，仿佛它们是军事目标。在整个20年代，在经济上歧视犹太人的论调威胁要将他们排除在国家经济生活之外，其理论根据是当时的经济条件只能养活“本地人”或犹太人中的一个。在20世纪30年代，许多犹太人主导的产业被国有化，犹太人被开除出公务员队伍。尽管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这些政策带来痛苦，但在波兰城市中，仍存在一个稳固的犹太中产阶级，他们说波兰语，穿西服，享受着舒适生活。在这一时期，以意第绪语电影、戏剧和文学为载体的犹太文化有过短暂繁荣。

美国

直到19世纪末，东欧一直是犹太人口和文化的主要中心，但犹太人在1880年前后开始从欧洲向美国大规模迁移，逐渐使美国犹太社群变成占主导地位的流散社群。

当东欧的大规模移民潮兴起时，美国已经有了成熟的犹太社群。第一批犹太人定居者来自荷兰在巴西的殖民地累西腓（Recife），是23名塞法迪犹太人难民，他们于1654年到达新阿姆斯特丹，此前葡萄牙人刚从荷兰人手里夺取累西腓。在罗杰·威廉斯（Roger Williams）的罗德岛殖民地有过一个短期存在的犹太社群，位于新港。它于18世纪50年代重建，1763年建造的美观的新港犹太会堂现在是国家纪念馆。在18世纪，一位皈依基督教清教的犹太人在哈佛大学教授希伯来语，他撰写过一本希伯来语语法书，这是在美国出版的第一本使用希伯来语字体的书籍。到18世纪中叶，新港、纽约、费城、查尔斯顿和萨凡纳（Savannah）都拥有犹太社群。到美国革命时，各殖民地大约已有2000名犹太人，大部分为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但塞法迪犹太人的习俗更盛行。不过他们的宗教知识水平不高，面临的同化压力很大。

大部分犹太定居者支持美国革命，大约一百人参加作战，新港的亚伦·洛佩兹（Aaron Lopez）和费城的哈伊姆·萨罗门（Haym Salomon）这两人还参与战争融资。萨罗门此前已因间谍和破坏活动被英国人判处死刑。在战争期间，他预支给大陆会议20万美元军费，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但他一直未能收回这笔钱，死时倾家荡产。1789年通过的联邦宪法取消了公务员的宗教测试和宣誓，使犹太人可以担任联邦职务（但各州只是逐渐取消这种宣誓；在新罕布什尔州，公开自己犹太身份的人直到1868年仍不能在州政府任职）。第一修正案的通过意味着政教分离，对犹太人来说，这赋予他们不受限制的自由和平等。

<a id="ck180"></a>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大批来自巴伐利亚说德语的犹太移民和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匈牙利的犹太移民使美国犹太人口大大增加；一些人是1848年欧洲革命的政治难民，但大多数是被美国廉价土地和新兴城市吸引的小贩与牲口贩子。这些犹太人和美国既有犹太人的显著区别在于，他们的文化适应程度要低很多，而行为和宗教态度要传统很多。他们也不同于当时大部分欧洲非犹太移民，因为他们带来贸易经验，愿意在零售贸易迅速扩张的时代所产生的对商业技能的需求中获益。德裔犹太小贩扎堆聚集在城市中的德语街区（比如纽约的下东区），他们的足迹遍及全国，远至加利福尼亚州，在那里安家立业，为掘金者服务。在纽约，他们很快从推车小贩变成商店业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