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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以色列吸收的人均移民数高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但它同时要应对持续紧张的政局。在独立战争后,阿拉伯国家从未做出和平承诺。约旦和埃及为继续斗争而培养名为费达因(fedayeen,意为“自我牺牲者”)的游击团伙,对以色列境内的小目标实施伏击。阿拉伯国家不但抵制以色列,而且抵制与以色列有业务往来的公司和停靠以色列港口的航运公司。以色列飞机不得飞越阿拉伯领空,访问过以色列或持以色列护照的旅客不得进入阿拉伯国家。埃及对以色列关闭了苏伊士运河,并封锁通往以色列南部港口城市埃拉特(Eilat)的航道。约旦禁止犹太人进入耶路撒冷的圣地(它们大部分位于约旦占领区),并有计划地亵渎这些圣地。阿拉伯国家不但拒绝承认以色列,甚至拒绝提及其国名;几十年来,阿拉伯媒体称以色列是“犹太复国主义实体”。
冷战期间,中东成为美国与苏联博弈的几个地区之一。苏联向阿拉伯世界提供武器,把这里变成它的势力范围,苏联与叙利亚和埃及的关系尤其紧密。埃及领导人迦玛尔·阿卜杜尔·纳赛尔是泛阿拉伯主义者,积极主张阿拉伯世界的联合与扩张。在苏联的鼓动下,埃及夺取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并加紧通过费达因突袭以色列。1956年10月29日,英法两国密谋与以色列一起攻打埃及。以色列军队占领西奈半岛,并在一周内重创埃及军队;然后,英法两国以隔离埃及人和以色列人为借口,进驻这一地区,夺回苏伊士运河。面对国际社会对英、法、以三国的愤怒谴责,以色列放弃西奈半岛,换取联合国关于埃以边境安全和埃及解除对埃拉特封锁的保证(但以色列仍然不能使用苏伊士运河)。不过,鉴于冷战时期联合国夹在美苏之间的尴尬地位,这些保证几乎没有什么效力,以色列仍不断遭受攻击。
尽管如此,随后将近十年里,以色列还是享有相对的安宁,可以把注意力转向经济和社会发展,并继续吸收来自阿拉伯世界、共产主义国家、南美洲、澳大利亚和南非的移民。1959年,以色列与联邦德国正式建交,联邦德国同意在以色列经济领域投资数百万美元,作为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迫害犹太人罪行的赔款。许多在迫害中饱受摧残的以色列人反对任何形式的和解,但本-古里安力排众议,接受赔款。这些资金极大地促进了以色列新经济的发展。
1960年,以色列安全部门在阿根廷抓获阿道夫·艾希曼,他是对组织灭绝欧洲犹太人计划负主要责任的纳粹官员,以色列再次直面纳粹屠犹。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受审,这向全世界揭露了纳粹德国对犹太民族犯下的暴行,同时提醒犹太人拥有自己的国家是多么至关重要。1962年,艾希曼因反人类罪被绞死,根据以色列法律,这是唯一可判处死刑的罪行。
苏联继续扶植阿拉伯国家,尤其是叙利亚和埃及。1967年,以色列和叙利亚之间的紧张局势升级,受苏联鼓动,埃及总统纳赛尔试图借机清算和以色列的旧账。埃及和叙利亚指责以色列在其北部边境为发动袭击作军事动员。纳赛尔在西奈半岛集结军队,驱逐联合国应急部队,并封锁通往埃拉特的航道。由于确信埃及能够获胜,约旦国王侯赛因把他的军队交给埃及指挥,其他几个阿拉伯国家也是如此。
面对这些战争准备,以及埃及、伊拉克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见下文)意图攻占以色列并屠杀犹太人的嗜血宣言,以色列于1967年6月5日先发制人,在三个小时内摧毁整个埃及空军,随后仅用三天就攻占加沙地带和整个西奈半岛。当约旦进攻耶路撒冷时,以色列军队的回应是占领耶路撒冷老城、东耶路撒冷和整个约旦河西岸。为了应对叙利亚的持续炮击,以色列夺取战略要地戈兰高地,它一直是叙利亚炮击地势较低的以色列北部定居点的阵地。短短六天内,以色列一举吞并东耶路撒冷,占领约旦河西岸、戈兰高地和加沙地带。
整个国家都为在这场大捷中战胜了所有挑战以色列生存权的势力并收复了耶路撒冷剩下的圣地而欢欣鼓舞。以色列确信,攻占这些领土就获得了讨价还价的筹码,可以换取国际社会的承认,并最终解决自1947年开始的敌对行动。但阿拉伯国家不仅仍旧拒绝接受以色列的存在,而且要求以色列退回1947年分治决议(当时阿拉伯人自己反对这一决议)规定的边界,他们还拒绝签署和约,哪怕是基于分治决议规定的边界的和约。埃及和以色列之间断断续续的军事对抗一直持续到1972年,这一时期史称“消耗战”。更不祥的是,以色列占领和统治了一片拥有125万阿拉伯人的土地,这是一枚后患无穷的定时炸弹。但在那个举国欢庆的时刻,几乎无人对此有足够的先见之明。
迄今为止,以色列一直在和周边国家作战,这些国家都是为了自己或者名义上代表阿拉伯民族主义而战,但没有一个国家顾及仍住在巴勒斯坦或挤在难民营中的阿拉伯同胞的利益。随着以色列征服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民族主义(有别于阿拉伯民族主义)开始成为该地区的一支活跃力量。1964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简称“巴解组织”)在约旦成立,它由众多巴勒斯坦阿拉伯组织构成。1968年,巴解组织通过一个宪章,号召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从以色列统治下解放出来,恢复巴勒斯坦人的尊严,摧毁以色列,并在其领土上建立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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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组织中最活跃的是法塔赫,其领导人是亚西尔·阿拉法特,他在1967年战争后成为巴解组织的主席。巴解组织在以色列境内和中东以外协调有组织的激进主义活动,多次策划劫机事件,并在世界各地炸毁犹太设施。侯赛因国王视巴解组织为破坏稳定的因素,用血腥的清洗将它驱逐出约旦。巴解组织在黎巴嫩建立新基地,在那里接连不断地策划和实施劫持、绑架和杀戮。最臭名昭著的例子发生在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期间,以色列奥运会运动员在他们下榻的酒店里被谋杀。
然而,以色列在1967年后进入繁荣期,经济快速发展,形势似乎无限乐观。苏联的移民、与欧洲共同体的良好关系和大众旅游业都促进了经济发展。但相对的安宁也令军方更加松懈。埃及和叙利亚看到各自夺回苏伊士运河和戈兰高地的机会,计划发动突袭来扭转1967年六日战争的结果。以色列情报部门了解到埃及和叙利亚的军事动员情况,但没能做出正确评估;公众毫不知情,直到突袭当天,以色列才仓促动员应战。
突袭的日期选在1973年10月6日,正值赎罪日。这是一个宗教节日,连许多世俗犹太人都会遵守,因此,突袭让以色列猝不及防,不得不去犹太会堂召集士兵。以色列北部和西奈半岛同时遭受的攻击破坏力极强,对以色列的生存构成自1948年以来最严重的威胁。尽管落尽下风,被迫在两条战线上都后撤,以色列仍苦苦支撑。苏联大规模空运物资,支援埃及和叙利亚,而美国针锋相对,通过军事空运援助以色列。以色列很快重整旗鼓,突破叙利亚防线,朝大马士革方向进军。在西奈半岛,以色列渡过苏伊士运河,进入埃及纵深达25英里,然后美国和苏联达成停火协议。尽管在人力和物力方面远远不如对手,但以色列再次证明了自己的军事优势,不过这次胜利没有带来欢乐。
这次突袭给以色列社会留下持久的创伤。一些最出色的领导人失去公众信任。民众对国防能力的信心受到打击,对真正的和平条约永远是那么触不可及心生怨怼。这种情绪随着巴解组织的激进主义活动越来越多,以及北部城镇不断受到袭击而加剧。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是巴解组织成员劫持法航客机,改飞到乌干达的恩德培市。在约拿单·内塔尼亚胡(其弟弟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后来成为以色列总理)的率领下,一支以色列突击队在一次大胆而仓促的突击行动中攻克机场,将人质解救回以色列。内塔尼亚胡在袭击中牺牲,很快成为国家英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