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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见过三张那个男人的照片。
序
我曾见过三张那个男人的照片。
第一张，应该是他童年时的照片，年龄约莫十岁。这个孩子站在庭院池畔，被一群女人（或许是他的姐妹们，抑或表姐妹们）簇拥着，穿着粗条纹和服裤裙，头左倾三十度左右，笑得很难看。难看？不过，如果感觉愚钝的人（亦即那些对美丑不敏感的人）摆出一副冷淡麻木的表情，随口客套一句“真是位可爱的小少爷呢”，这夸奖听上去也不像是虚情假意。可若是对美与丑稍有鉴赏能力的人，或许只消看一眼，就会颇不愉快地嘟囔一句“什么嘛，这孩子真招人讨厌”，然后像掸落毛虫似的把照片扔到一边。
说不上为什么，那孩子的笑脸，愈看愈让人感到莫名的厌烦与阴森。那根本就不是在笑。那孩子一点笑的意思都没有。他握紧双拳的站姿便是证据。人，是不会在握拳的同时还笑得出来。只有猴子才会。那分明是猴子的笑容——只是在脸上挤出丑陋的皱纹而已。照片上的他诡异至极，若有人说他是“脸皱成一团的小少爷”也不为过，且他表情猥琐，让人很不舒服。迄今为止，我从未见过神态如此诡异的小孩。
第二张照片里，他的脸发生了惊人的变化。那是他学生时代的照片。虽无法断定是高中时代还是大学时代，但照片里的人已然一副相貌俊美的学生模样。不可思议的是，照片上的他，同样没有活人的气息。他穿着校服，胸前的口袋露出白色手帕的一角，两腿交叉坐在藤椅上，面带笑容。这次不再是满脸皱纹的猴子笑脸，而是相当有技巧的微笑了，却不知为何，还是与常人有异。类似于血气的凝重，或是生命的艰涩之类切实的东西，在这笑容中概不存在。那笑容不像鸟，而像鸟轻盈的羽毛。他笑着，如同一张白纸，让人觉得，他的一切都是虚假的。这笑容，用“矫揉造作”不足以形容，说是“轻薄”也不妥当，说成“娘娘腔”也不贴切，说是“赶时髦”也全然不符。而且，仔细端详后发现，这位美少年身上依然有种莫名的诡谲气息。迄今为止，我从未见过如此诡异的俊美青年。
第三张照片，最是出奇。其年龄无从推测。他的头发略显花白，在脏乱不堪的屋子一角（照片清楚地拍出屋子的墙壁约有三处已崩裂），两手在小小的火盆上烤火。这次他没有笑，没有任何表情。似乎他坐在火盆边伸手烤火的间隙，生命就会自然消亡一样。这着实是张令人厌恶、触霉头的照片。怪异的地方不止于此，由于这次刻意给了面部特写，我得以仔细观察这张脸的构造。额头普通、额头上的皱纹普通、眉毛普通、眼睛普通，鼻子、嘴、下颌也普通。天哪，这张脸岂止没有表情，简直不会给人留下任何印象，因为它毫无特色。倘若我看了这张照片后闭上眼，完全不会记得这张脸的模样。我能记起房间的墙壁和小火盆，但房间主人的脸却像云雾一般在我脑中消散，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那张脸构不成一幅画面，用漫画也画不出来。再次睁眼去看，我甚至也不会有“啊，原来长成这样，想起来了”的喜悦。极端地说，纵使我睁眼再看这张照片，也丝毫不觉熟悉，反而觉得怏怏不乐、焦虑难安，不自觉地想把目光移开。
即使是所谓的“死人之相”，也应该比他更有表情，更让人印象深刻才是。或许把马的脑袋硬安在人的头上，才会产生与它类似的感觉。总之，任何人看了这照片，都会有种莫名的抗拒与恐慌。迄今为止，我从未见过长相如此诡异的男子。
第一手札
我这一生，尽是可耻之事。
我总是无法理清人类生活的头绪。我从小在东北的乡间长大，初次见到火车，是年纪稍大后的事了。我在火车站的天桥上爬上爬下，满以为它是为了把车站建得像国外的游乐场一般复杂有趣，而特地打造的新潮设施。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此深信不疑。在天桥上爬上爬下，曾是我最拿手的游戏。我原以为，那是铁路局最为贴心的服务之一。后来我发现，天桥不过是供乘客跨越铁路而设，只是一段实用性的阶梯，于是顿感索然无味。
不仅如此，幼年的我在绘本中见到地铁，也不以为它是为实际需求而建，竟自认为比起地面上的车，地底下的车别出心裁、乐趣非凡，这才是地铁出现的缘由。
我自幼体弱多病，长期卧床在家。躺在床上，我笃定地认为这些床单、枕套、被套都是单调乏味的装饰品。将近二十岁时，才得知这些竟也都是实用品。我颇感意外，对于人活于世的简朴，不禁产生了一种悲情。
还有，我不懂得饥肠辘辘的滋味。我倒并非要傻乎乎地说明自己成长在不愁衣食的大户人家，只是我的确不曾体会饥饿之感。这样说来或许有点奇怪，但我是那种即使饿了，也无法自察的人。中小学时，每当放学回家，周遭的人总会七嘴八舌地吵着：“肚子饿了吧？我们都是过来人，放学回家的时候肚子总会饿得够呛。来点甜纳豆如何？还有蛋糕和面包哦。”我总会发挥自己与生俱来的讨好人的精神，嘴上说着“我饿了”，顺手把十颗甜纳豆扔进嘴里。但其实，那时的我对于饥饿一无所知。
当然，我的食量并不小，记忆中却几乎不曾因饥饿而进食。我吃人们眼中的山珍海味，也吃众人艳羡的奢华之食。外出用餐时，总会勉强自己尽量多吃些。年幼之时，于我而言，最痛苦的时刻，莫过于在自家用餐的时候。
在乡下家中，每逢用餐，总是全家十几口人分成两列排开而坐。身为幺子的我，自然坐在末座。用餐的房间光线暗淡，午饭时，十几人默默坐在桌前扒饭，这光景总是让我不寒而栗。我家是传统守旧的乡下家庭，菜色大都墨守成规，我渐渐对山珍海味或奢华之食不再抱有期待，最终竟觉得吃饭的时刻是可怖的。我坐在那幽暗房间的餐桌末端，因恐惧而寒战连连，把饭食一点点强压进口中，闷想着：“人为何一天非吃三餐不可？”吃饭时每个人都表情严肃，用餐俨然某种仪式：一家人须每日三次，准时聚集到一间幽暗的屋中。餐盘的顺序要摆放正确，即使不饿，也须沉默着低头咀嚼饭食。以至于我曾以为，这是在向家中蠢蠢欲动的亡灵们祈祷。
在我听来，“人不吃饭就会死”这句话不过是可恶的恐吓之词。然而，这种迷信的说法（到现在我仍觉得这像是某种迷信）却总能带给我不安和恐惧。人不吃饭就会死，所以必须劳动、吃饭——对我来说，再也没有比这更让我觉得艰涩难懂、更具有胁迫感的话了。
因此，我对人类的行为，至今仍无法理解。我的幸福观与世人几乎大相径庭。为此，我深感不安，夜夜辗转反侧、呻吟不止，甚至精神发狂。我究竟能否称得上是个幸福的人呢？自幼时起，就常有人说我幸福，我却总觉得自己有如身陷炼狱，那些说我幸福的人在我看来反而比我幸福许多。
我甚至曾认为，自己背负着十个灾祸。若将其中任意一个交与旁人背负，恐怕都足以令其丧命。
总之，我不懂。旁人承受的痛苦的性质和大小，我完全捉摸不透。现实生活中的痛苦，只是吃个饭就能化解的痛苦，或许才是莫大的痛苦。也许，我刚才所说的那十个灾祸在这些痛苦面前，不值一提。也许那些我无法理解的痛苦才是凄惨的阿鼻地狱。果真如此吗？我不知道。但即使如此，那些人依然不想轻生、不会发狂，纵谈政治、毫不绝望、毫不屈服，继续与生活作战。他们不觉得痛苦吗？他们变得自私自利，甚至视其为理所当然，难道他们从未怀疑过自己？若真如此，那真是快活。不是每个人都是如此吧？真的都满足于此吗？我不知道……在夜里酣然入睡，一早醒来就会神清气爽吗？他们做了怎样的梦？走路时想些什么？想着钱的事情？不会仅此而已吧？我似乎听说过“民以食为天”，却从未听过“人为钱而活”。不，也许因人而异吧……我还是搞不懂……思绪渐感困惑之时，我越发惶恐不安，仿佛自己是这世上的异类。我与旁人几乎无法交谈，因我既不知该谈些什么，也不知该从何谈起。
于是我想到一个办法，就是用滑稽的言行讨好他人。
那是我对人类最后的求爱。我对人类极度恐惧，却无论如何也无法对人类死心。于是，我靠滑稽这根细线，维系着与人类的联系。表面上，我总是笑脸迎人，可心里头，却是拼死拼活，以高难度的动作汗流浃背地为人类提供最周详的服务。
我的家人有多痛苦？为了生计他们在思考些什么？我对这些事一直一无所知，只是畏缩着，不堪承受家人之间的隔膜，因此从小就练就了取悦他人的本领。换言之，不知从何时起，我成了一个不说半句真话的孩子。
翻看那时与家人的合照便可发现，其他人都一本正经，只有我总是笑得诡异而扭曲。那是我取悦他人的一种幼稚而可悲的方式。
而且，无论我被家人怎样责怪，也从不还嘴。哪怕只是戏言，于我也如晴天霹雳，令我为之疯狂，哪里还谈得上还嘴？我深信，他们的责备才是亘古不变的“人间真理”，只是我无力践行真理，无法与人共处。因此，我无力反驳，也无法为自己辩解。只要被人批评，我就觉得对方说得一点都没错，是我自己想法有误。因此我总是黯然接受外界的攻击，内心却承受着疯狂的恐惧。
受人责备或怒斥时，或许没有人能保持好心情。但我在人们怒不可遏的脸上，看到了比狮子、鳄鱼、巨龙更加可怕的动物本性。寻常时候，他们似乎会将这本性刻意隐藏，但一有机会，人类可怕的真面目就会在愤怒中不经意地暴露出来。就像在草地上安稳打盹的牛，冷不防甩尾，“啪”地打死肚子上的牛虻。每每见到人类露出本性，我都惊悚得汗毛倒竖。而一旦想到，这种本性或许是人活于世的必备资质之一时，我简直要对自己绝望了。
面对世人，我总是怕得发抖。对于同样为人的自己的言行，更是毫无自信。我将懊恼暗藏于心，一味地掩盖自己的忧郁和敏感，竭力把自己伪装成纯真无邪的乐天派，逐渐将自己塑造成一个滑稽逗乐的怪人。
怎样都好，只要能让他们发笑就好。如此一来，即使我置身于人们所谓的“生活”之外，他们应该也不会太在意。总之，不能碍着他们的眼，我并不存在，我是风、是虚空——类似的想法日益累积，我就这样用滑稽的办法逗乐家人。在那些比家人更神秘、更可怕的男佣和女佣面前，我也竭力取悦他们。
我曾于夏天，在单件和服里穿上红色毛衣在走廊里走动，以博家人一笑。连平时不苟言笑的大哥，见了我也忍俊不禁。
“喂，阿叶，这样穿不合时宜啦！”
他的语气中满是疼爱。不过，再怎么说，我也不是那种愿意在大热天穿着毛衣走来走去、冷热不分的怪人。其实，我只是把姐姐的绑腿缠在了手臂上，然后故意让它们从和服袖口中露出一截，在旁人看来，就好像穿了一件毛衣。
那时，家父在东京事务繁忙，所以在上野的樱木町购置了一栋别墅，每个月有大半时间都在别墅中度过。家父回来时，总会为家人甚至其他亲戚带很多礼物。这俨然成了家父那时的一大乐趣。
一次，家父在即将启程去东京的前一晚，把孩子们召集到客厅，笑呵呵地问每个孩子想要什么礼物，并把孩子们的要求依次记在本子上。印象中，父亲难得与孩子们这般亲近。
“叶藏想要什么？”
被父亲这样一问，我顿时语塞了。
有人问我想要什么时，我总是突然就什么都不想要了。什么都好，反正任何东西都不能让我快乐——这样的想法总是突然涌上心头。另外，只要是别人赠予我的东西，即使再不合意，我也不会拒绝。对讨厌的事说不出讨厌，对喜欢的事也总是偷偷摸摸，我总是品着极为苦涩的滋味，因难以名状的恐惧痛苦挣扎。可以说，我竟连二选一的能力都没有。我想，正是这种性格上的缺陷，最终导致我可耻地度过了这一生。
那一次，因为我闷不吭声，扭扭捏捏，父亲显得稍有不快。
“还是要书吗？浅草的商店街里在卖一种新年舞狮的狮子玩具哦，大小嘛，正适合小孩子戴着玩。你不想要吗？”
一旦被问“你不想要吗”，我就黔驴技穷了，再也不能用搞笑逗乐或是别的什么来搪塞。作为一个逗笑演员，此刻我彻底失职了。
“还是……买书比较好吧？”大哥认真地表态。
“这样啊……”
父亲一副扫兴的样子，连记都没记，就“啪”的一声合上了本子。
竟然让父亲扫兴，我简直太失败了。他一定会用可怕的方式报复我。当晚，我在被子里瑟瑟发抖，思忖着能否做些什么挽回残局。我悄悄走到客厅桌旁，打开父亲收放本子的抽屉，取出记事本，哗啦啦地翻开，找到他记录礼物的地方，舔舔本子里的铅笔，写下“狮子”后，才回去睡觉。其实，我一点也不想要什么狮子，反而是书还好些。但是，我察觉到父亲想要送我的是狮子，于是我竟在深夜冒险潜入客厅，只为迎合父亲，讨得他的欢心。
不出所料，我的这种非常手段，果然大获成功。不久，父亲从东京归来，我在儿童房里，听到他朗声对母亲道：
“我在商店街的玩具铺里打开本子一看，瞧，这边，竟然写着‘狮子’。这可不是我的字。当时有点纳闷，后来才想明白，这是叶藏的恶作剧啊！那小家伙，我问他的时候坏笑着不作声，后来还是耐不住，想要那狮子啊！这孩子也真是够奇怪的，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却一板一眼地自己写到本子上了。既然这么想要，早说不就得了？我啊，在玩具铺里笑了半天。快把叶藏给我叫来！”
我还会把男佣和女佣叫到房里，让一名男佣毫无章法地乱弹钢琴（虽说在乡下，但东西几乎一应俱全），我则配合着那不成曲调的旋律跳印第安舞，令众人捧腹大笑。二哥用镁光灯将跳舞的我拍了下来，照片洗好一看，腰布（其实是一块印花包袱皮）接缝处还露出了我的小鸡鸡，又惹得全家上下笑个不停。于我而言，这算是一次意外的成功。
我每个月都会购买十几本新上市的少年杂志，还会从东京订购各式书籍，自己静静地读完。所以，不论是“乱七八糟博士”，还是“这个那个博士”，我都耳熟能详；怪谈、评书、落语、江户趣谈等，我也样样精通。平日里自是少不了一本正经地插科打诨，逗家人开心。
但是，说到学校……
我在学校里相当受人尊敬，这一事实同样让我万分惶恐。近乎完美地蒙骗众人，然后被某个无所不能的家伙识破，被迫当众出丑、受尽欺辱、生不如死——这就是我对我目前状况的分析。我蒙骗众人，获得“尊敬”，但总会有人洞悉一切，最后其他人也会得知真相，那时，众人的愤怒与报复该有多可怕？我稍加想象，已战栗不已。
我在学校受人尊敬，不是因为我出身于富贵人家，而是得益于大家所说的“全才”。我自幼体弱多病，请假是常有的事，有时一两个月，甚至整个学年都在家养病。但当我拖着大病初愈的身子，坐着人力车到学校参加学年末考试时，分数竟然比班上任何人都高。身体状况好时，我也未曾用功学习，出勤时尽在课上画漫画，课间休息时讲给同学听，逗他们笑。至于作文，我也总是写些滑稽故事，被老师警告也不以为然。因为我知道，老师其实也暗自期待读到我的滑稽故事。一日，我如往常一般，在作文中以极为悲凉的笔调，讲述了家母带我乘火车前往东京途中，我在车厢通道的痰桶中小解的糗事（但那一次，我在小解时并非不知那是痰桶。不过是为了炫耀孩子的天真，故意那样做罢了）。我有十足的把握，相信老师肯定会被逗笑，因此我尾随在准备回办公室的老师身后。果然，老师走出教室后便立刻挑出我的作文，在走廊上边走边读，还不时发出“哧哧”的笑声。老师走进办公室，大概是读完了我的文章，他放声大笑，满面通红，还马上拿给其他老师看。见此情景，我心满意足。
淘气的孩子！
我成功地让人以为，那些仅是淘气之举。如此，我亦成功摆脱了众人的尊敬。我的联络本上所有学科的成绩都是十分，唯独操行评定总是在六七分之间徘徊，这也成了家人的一大笑谈。
然而，我的本性却与这样的淘气大相径庭。年幼时我受到家中用人的侵犯，是他们让我体会到了世上的悲哀之事。我至今依然认为，对幼小孩童做出此等行径，是人类所犯罪行中最为丑陋、低级且残酷的。但我却忍气吞声，只觉得又发现了人类的一种特质，对此，我唯有无力地苦笑。若我惯于讲实话，也许能理直气壮地把他们的罪行告诉父母，但我连自己的亲生父母也不全然了解。我一向对“向人诉苦”不抱任何期待。无论是向父母诉说，还是向警察或政府诉说，最终还是会被那些深谙处世之道的人打败，任由他们花言巧语，喋喋不休。
我知道自己的想法有失偏颇，但我仍然认为向人诉苦不过是徒劳，与其如此，不如默默承受。我想，除了继续以滑稽的言行处世外，我别无选择。
或许有人会嘲笑我：“怎么，你是说你无法信任人类吗？咦？你什么时候成了基督徒？”不相信人类未必就意味着要走宗教之路。事实上，连同那些嘲笑我的人在内，大家不都是在相互猜疑之中，将耶和华和别的一切抛诸脑后，若无其事地过日子吗？同样是在我孩提时期，家父所属政党的一位名人到镇上演讲，男佣们带我去听。场内座无虚席，有许多和家父交好的人到场，场内掌声雷动。演讲结束后，听众们三五成群地踏上雪夜的归途，把当晚的演讲贬得一文不值，其中不乏与家父交情颇深的人。那些所谓与家父“志同道合”的人，用近乎愠怒的口气批评家父的开场致辞如何乏味，那位名人的演讲又是如何不知所云。接着，这群人顺道来我家做客，喜不自禁地向家父夸赞今晚的演讲大获成功。就连男佣们被母亲询问演讲如何时，他们也若无其事地答道“非常有趣”。回家路上他们明明还相互叹息道：“再也没有比听演讲更无聊的事了。”
而这仅仅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事例。相互欺骗的双方竟都相安无事，甚至并未觉察相互欺骗之事——我以为，人类生活中无处不是这样单纯、明了的不信任之举。但我对相互欺骗没多大兴趣，因为我自己也从早到晚扮丑逗笑，欺骗众人。我对那些教条的仁义道德不甚关心。而那些相互欺瞒却又过着单纯、明了生活的人，抑或相互欺瞒却胸有成竹地面对生活的人，着实令人费解。人类终究未能让我明白其中真谛。若我能明了，或许就不必如此畏惧人类，也不必竭力讨好众人，更不至于与人类的生活对立，夜夜遭受地狱般的苦难。换言之，我未曾向任何人揭发男佣和女佣们可憎的罪行，并非出于对人类的不信任，更不是由于基督教教义的影响，而是人类对我这个名叫叶藏的人紧紧合上了信任的外壳。即使是我的父母，也不时展现令我费解的一面。
然而，我隐忍不言的孤独气息，总会被大多数女性本能地捕捉到。这也成为多年之后，自己频频被女人乘虚而入的诱因之一。
即是说，对女人而言，我是个能对恋爱秘密守口如瓶的男子。
第二手札
在海边，靠近海岸线处，二十多株黝黑的高大山樱并排耸立着。新学年伊始，山樱树便抽出片片褐色的新叶，在蓝色海洋的映衬下，绽放着绚烂的花朵。待到樱花散落之时，花瓣落入大海，点缀在海面上，落樱乘着海浪，在海岸线上起起伏伏。东北部地区的一所中学，便将这片落樱沙滩用作学校操场。我连入学考试都没怎么准备，竟也顺利入学。这所中学的校帽徽章、制服纽扣，都有樱花图样绽放其上。
一位远房亲戚就住在这所中学附近，基于此，家父为我选择了这所靠近大海、樱花遍布的中学。我就寄住在这位远亲家中，由于学校很近，我越发懒惰，总是听到早会钟声响起才奔向学校。即便如此，我依旧凭借那搞笑的本领，日渐赢得同班学生的喜爱。
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远离故乡，竟觉得异乡之地远比故乡更让我轻松自得。这或许得益于我的搞笑本领早已出神入化，欺骗他人已不再如幼时那般艰难。这样解释也未尝不可，更重要的是，在至亲与旁人、故乡与他乡之间，难免存在演技的难易之差。无论怎样的天才，即便是上帝之子耶稣，这种差异也同样不可避免。对于一个演员，难度最大的演出场所莫过于故乡的剧场。若再逢亲朋好友齐聚一堂，想必再出色的演员也无计可施。而我坚持完成了演出，还收获了不小的成功。如此功力深厚的演员踏上外乡的舞台，自然万无一失。
我对人类的恐惧毫无消减，反而日益翻涌。但我的演技却日益精进，经常在教室逗得同学们哈哈大笑，就连老师也一边感叹着“这个班要是没有大庭（叶藏），该是多好的班啊”，一边掩口窃笑。就连那吼声如雷的驻校军官，也会被我轻松逗乐。
就在我以为自己已完全隐藏了真面目，要长吁一口气的时候，一支冷箭竟从我身后射来。在我背后放冷箭的男生，长相极为普通，是班上最瘦弱的孩子，脸色苍白浮肿，穿的似乎是他父亲或兄长的旧衣服，拖着圣德太子那样长的衣袖，功课也一塌糊涂，军训课和体操课总是见习，简直是个白痴。连我也觉得，不必对这种人多加防备。
一日上体操课，那男生（我已想不起他的姓，只记得名字大概叫竹一）照旧见习，我们则做单杠练习。我故意摆出最为严肃的神情，瞄准单杠，“哎——”地大叫一声，向前冲去，像跳远一样猛力冲刺，却一屁股摔在沙地上。这一连串失败的动作均在计划之中，大家果然大笑不止，我也苦笑着爬起，拍着裤子上的沙土。竹一不知何时来到我背后，对我低语：
“故意的，你是故意的。”
我大为震惊。完全未料到，自己刻意出丑，竟被竹一一语道破，仿佛眼前的世界在瞬间被熊熊地狱之火包围，我“哇——”地大喊一声，唯尽力自持，方不致癫狂。
之后的每一天，我都活在不安与恐惧之中。
表面上我依然上演着可悲的滑稽戏码逗笑他人，但总在不经意间发出沉重的叹息。无论我如何行事都会被竹一识破，如此一来，他迟早会把真相告诉别人。每思及于此，我的额头总会冒出密密麻麻的汗珠，继而用怪异的眼神环顾四周，鬼鬼祟祟的样子，犹如一个疯子。如果可以，我真想从早到晚寸步不离竹一左右，以防他泄密，然后，在和竹一形影不离的时间里，我会竭尽全力让他相信，我的“搞笑”并非刻意之举。顺利的话，我想成为他独一无二的挚友。如果这一切均不可行，我只能祈求上天早日夺去他的性命。不过，我终究无法对他产生杀意。尽管在过去的人生中，我曾多次祈盼死于他人之手，却从未动过杀人之心。面对可怕的对手，我反而只想着让对方幸福。
为了让竹一归顺于我，我屡次在脸上堆起基督教徒般“温柔”的谄笑，头左倾约三十度，轻轻搂着他瘦小的肩膀，用甜甜的声音邀请他到我寄宿的家里做客。他却总是心不在焉，沉默不语。印象中，那是初夏一个放学后的傍晚，大雨倾盆而下，同学们被困在教室，但我家就在附近，于是我打算冒雨前行。这时，我看见竹一垂头丧气地站在鞋柜旁，于是立刻对他说：“去我家吧，我借你伞。”于是我拉着怯生生的竹一，在大雨中狂奔回家。到家后，我拜托阿姨将我俩的衣服烘干，成功地把竹一带到我位于二楼的房间。
我寄宿的家里只有三位家庭成员：五十多岁的阿姨，约莫三十、似乎抱恙在身、架着眼镜的高个子姐姐（曾出嫁，后又回到娘家长住。我和家里其他人一样，叫她姐姐）和刚从女校毕业名叫阿节的妹妹。妹妹与姐姐不同，她个子娇小，脸庞圆润。一楼有间店铺，她们三人做少量文具和运动器具的销售，不过已故先生留下的五六栋长屋的租金似乎是这户人家主要的生活来源。
“耳朵好疼。”竹一站着说道，“每次被雨淋过都会疼。”
我仔细一看，发现他的耳朵有严重的耳漏，脓水都快流到耳廓外了。
“这样可不行。很疼吧？”我夸张地露出惊诧的神情，“都是我不好，拉着你淋雨。”
我学着女人的口吻，“柔声”致歉，下楼取来棉花和酒精，让竹一枕在我的膝头，细心地替他掏耳朵。竹一终究也没察觉到这是我伪善的诡计，他枕在我腿上，说着无知的恭维话：
“肯定会有女人为你着迷。”
日后我才发现，竹一无意间说出的这句话，犹如魔鬼的预言，着实令人恐惧。
为别人着迷，或被人迷恋，感觉都很粗俗、戏谑，有得意扬扬愚弄他人之感。无论何等严肃场合，只要这类词语稍一露头，忧郁的伽蓝也会在顷刻间崩塌，流于平淡与庸俗。假若用“被爱的不安”这类文学用语来替换“被迷恋的痛苦”这类俗语，忧郁的伽蓝也将不受任何影响。这又是何等奇妙之事。
我帮竹一清理脓水，他傻乎乎地恭维我日后会被女人迷恋。彼时的我，只是满面通红地笑着，没作任何回应，但其实我隐约觉得有些道理。然而，“被迷恋”这种粗俗的说法总带着一种让人得意忘形的意味，他那样一说，我竟然觉得有理，这无异于表明我的想法是如此愚笨无知，比之相声中小少爷的台词还不如。我自然不会抱着这种戏谑、扬扬自得的心态，认为他的话“不无道理”。
我以为，女人要比男人复杂难懂得多。我的家人中，女性人数多于男性，亲戚中也有许多女孩，对我犯下罪行的用人中也有女性，说我是自幼在女人堆里长大的亦不为过。然而，我一直都怀着如履薄冰的心情和她们交往。她们大多数时候都让我难以捉摸，我总是如坠雾中，生怕踏错虎尾，受到伤害。与男人们的鞭笞不同，女人带来的伤痛犹如内伤，经久不愈。
女人有时非我不可，有时将我弃如敝屣，在众人面前对我尖酸刻薄，独处时却拼命抱紧我。女人能像死去一般熟睡，让人怀疑她们是为了睡觉而活。自孩提时起，我就从各种角度观察女人，发现尽管同为人类，女人与男人却迥然不同，宛如两种生物。而这种难以理解、不容小觑的生物总是奇妙地照顾着我。用“被人迷恋”或“被人喜欢”来解释这种情形都不贴切，恐怕用“受人照顾”来形容更为贴切。
女人似乎比男人更能轻松地面对搞笑。我搞笑逗乐时，男人们不会一直开怀大笑。我知道若是在男人面前搞笑到得意忘形，会过犹不及，因此我总是把握时机见好就收。女人却不懂得适度，永远不断索求，我为满足她们毫无节制的要求，时常筋疲力尽。她们着实能笑。女人似乎比男人更能享受快乐。
我中学寄宿的亲戚家，那两姐妹稍有空闲就到二楼找我，每次我都会被吓得几乎跳起来。
“在用功吗？”
“没有。”我胆战心惊地报以微笑，合上书本。
“今天，学校有个名叫‘棍棒’的地理老师……”我信口说出言不由衷的笑话。
“小叶，你戴上眼镜看看。”
某晚，妹妹阿节和姐姐一起到我屋里玩，在我一通搞笑献媚之后，她们提出这样的要求。
“为什么？”
“哎呀，就戴上看看嘛。借一下姐姐的眼镜。”
她们总是用这种粗暴的口气发号施令。我这个搞笑艺人当然老老实实地接过眼镜。我戴上眼镜，两姐妹立刻笑翻了天：
“太像了，和劳埃德简直一模一样！”
哈罗德·劳埃德是当时在日本很受欢迎的外国喜剧电影演员。
于是，我站起身来，举起一只手道：
“诸位，下面，我将为日本的观众带来……”
我模仿劳埃德和大家寒暄的样子，她们笑得更欢畅了。从那往后，每逢镇上播放劳埃德的电影，我必坐在台下，偷偷揣摩他的神情举止。
一个秋天的夜晚，我正躺着读书，姐姐像鸟一般飞速跑进我的房间，径直倒在我的被子上哭泣：
“小叶，你会救我的吧？会吧？住在这样的家里，还不如一起离家出走呢！你一定要救我，救我。”
她激动地说完，继而又哭起来。不过，这已不是我第一次目睹女人的这种态度，所以听到姐姐过激的言辞，我并不惊慌，她毫无新意的表现反而令我索然无味。我钻出被窝，剥开桌上的柿子，递给姐姐一块。她抽泣地吃着柿子问我：
“有什么有趣的书吗？借我一本。”
我在书架上为她选了夏目漱石的《我是猫》。
“谢谢你的柿子。”
姐姐难为情地笑着，离开了我的房间。不光是这位姐姐，世上的女人到底抱着怎样的心态在生活呢？于我而言，这比揣摩蚯蚓的心思更加复杂、麻烦，让我心生畏惧。女人若是突然哭泣，只要给她一点甜食，她吃后便会恢复平静——孩提时的我，早已总结出此规律。
此外，妹妹阿节甚至会把朋友带到我房间，我依然公平对待，卖力逗笑大家。朋友走后，阿节定会讲起朋友的不是，诸如“那人是不良少女，应多加小心”等坏话。若当真如此，不把她们领来不就好了？也多亏阿节，我房间的访客几乎都是女人。
但在那时，竹一对我的恭维之词还远远没有成真。换句话说，那时的我不过是日本东北部的哈罗德·劳埃德。竹一笨拙的恭维变成可憎的预言，在我身上生动再现它不祥的样貌，是在多年后了。
竹一还赠予我另外一份大礼。
“这可是妖怪的画像。”
某次竹一来我二楼的房间玩，他得意地拿出一幅原色版的卷头插画给我看，这样说道。
“咦？”我暗自不解。多年后我才意识到，也许在那一瞬间便注定了我此生的归途。我知道那不过是梵·高的自画像罢了。我们这代人年少时，所谓的法国印象派画风在日本广为流行，这也是西洋画鉴赏的初级阶段。即便是乡下念书的中学生，也都曾见过梵·高、高更、塞尚、雷诺阿等名家作品的照片版。我则见过不少梵·高的原色版画作，对其笔致的新意和色彩的鲜艳颇感兴趣，却从不认为他画的是妖怪。
“那这些呢，画的也是妖怪吗？”
我从书架上取下莫迪里阿尼的画册，翻开古铜色肌肤的裸体妇人像那一页。
“真棒！”竹一瞪圆了眼赞叹道，“像是地狱之马。”
“这果然也是妖怪。”
“我也想画这种妖怪的画像。”
对人类极度恐惧的人，反而会比任何人都渴望亲眼见识妖怪的可怕。愈是敏感、愈是胆怯，愈会企盼暴风雨降临得更加猛烈。啊，这群画家被名为人类的妖怪所伤、所威慑，最后只能相信幻影，于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见到了活生生的妖怪。他们不以搞笑敷衍，而是努力将其所见描绘于世。如竹一所言，他们毅然决然地画下“妖怪的画像”，将来的自己肯定也是如此。我这样想着，兴奋得几乎落泪，却又不知为何竭力收紧声音，对竹一说：“我也要画妖怪的画像、地狱之马的画像。”
从小学时起，我就喜欢画画，也喜欢看画。但我的画不似文章一般，能得到大家的认可。因我一向不信任人类之言，作文于我而言不过是搞笑表演的一种致辞。从小学到高中，老师们无不因我的文章大笑不已，我却对写作毫无兴致，只有画画时（漫画则另当别论）我才会全身心地投入，虽然笔触稚嫩，却竭力表现所绘之物。学校发的画帖甚是无趣，老师的水平也极为拙劣，我不得不漫无边际地摸索各种表现手法。进入中学后，我的油画用具已一应俱全，尽管我选择临摹印象派画风的画帖，画出的画却像千代色纸工艺般呆板乏味，不成样子。竹一的话让我恍然大悟，自己对绘画的理解一直存在偏差。一直以来，我捕捉美好的事物，努力展现它原有的美好。这种做法太过稚嫩、太过愚蠢了。真正的大师，能以主观力量，在平淡无奇的事物中创造出美，或许丑陋的事物令他们隐隐作呕，但仍无法阻挡他们的兴趣，大师们沉浸在表现事物的喜悦中。换言之，他们不被他人的想法所左右。竹一启发我的，是最原始的绘画秘笈。日后，我开始瞒着来访的女客，着手于自画像的创作中。
最终我完成了一幅阴森凄惨、令人毛骨悚然的自画像。但这正是我埋藏于内心深处的真面目。表面上我性格开朗，逗人发笑，实则有一颗如此阴郁的心。“这也没有办法啊。”我暗自承认。除了竹一，我没给任何人看过这幅画。一方面，我不希望人们看穿我搞笑背后的阴郁，继而对我心生戒备；另一方面，我担心人们辨别不出这才是我的真面目，反而视其为我搞笑的新成果，画像就此沦为人们的笑料——这比什么都令人难过，我马上把这幅画藏进抽屉深处。
在学校的美术课上，我也极力收敛“妖怪画风”，照旧以平庸的笔触，完美地描绘出美丽的事物。
唯有在竹一面前，我可以放心展露我自幼脆弱的神经。所以，我把这次的自画像拿给竹一看，他赞叹不已。之后我又画了两三幅妖怪的画像，终从竹一那里得来另一个预言：
“你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画家。”
“女人为我着迷”、“成为了不起的画家”——傻瓜竹一将这两个预言烙印在我身上。
之后不久，我来到东京。
我其实想去美院读书，但父亲告诉我，他早前就希望我能读高中，日后可以进入政界。自幼便不敢还嘴的我，只有茫然从命。家父要我念到四年级便参加考试，我也对这所靠近大海、遍布樱花的中学彻底厌倦，于是在完成四年的学业后，没有继续升级，直接报考了东京的高中，顺利通过考试，开始了住宿生活。然而，对肮脏、粗俗的住宿生活，我一筹莫展，再也没有兴致继续搞笑。让医生帮忙开出“肺浸润”的诊断证明后，我搬出了宿舍，住进家父在上野樱木町的别墅。我无法适应集体生活，那所谓青春的感动、年少的轻狂，只会让我胆战不已。我与那“高中生精神”格格不入，无论教室或是宿舍，在我眼中都如同被扭曲的性欲垃圾站，我那近乎完美的搞笑戏法，在这里派不上任何用场。
家父在议会休会期间，每个月都有一两个星期不住在东京。家父不在的时候，这座宽敞的别墅中，只剩下管家老夫妇和我三人。我经常旷课，但没到东京观光的兴致（最后我大概连明治神宫、楠木正成的铜像、泉岳寺的四十七烈士墓都不曾去过），终日闷在家中，读书画画。家父回到东京后，我每天清早都急匆匆地去上学，其实多数时候是去本乡千驮木町的西洋画画家安田新太郎先生的画塾，在那里进行素描练习，一待就是三四个小时。搬出高中宿舍后，许是我别扭的性格使然，去上课时我总觉得自己身份特殊，像个旁听生，于是越发提不起上学的兴致了。我从小学、中学、高中一路走来，始终不懂何为爱校之心，甚至连校歌也没记住过一首。
从画塾的一位同学那里，我得知了烟、酒、娼妓、当铺和左翼思想。上述组合虽很奇妙，但确是事实。
这位同学名叫堀木正雄，家在东京下町，比我年长六岁。自私立美术学校毕业后，由于家中没有画室，所以便来这家画塾学习西洋画。
“能借我五日元吗？”
他说这话时，我们仅打过几次照面，从没交谈过。我惊慌失措地给了他五日元。
“好，去喝酒。我请客。怎么样？”
我还未来得及拒绝，就被他拉到画塾附近的蓬莱町的一间酒馆。这就是我们交往的开始。
“我早就注意到你了。对，就是这种腼腆的笑，这是大有前途的艺术家特有的表情哦。为我们的相识，干杯！小娟，这家伙是个美男子吧？可别被他迷倒哦，都是这家伙来了画塾，才害我沦为第二美男子啦。”
堀木五官端正，肤色黝黑，穿笔挺的西装，领带的花色十分朴素，打了发蜡，梳着整齐的中分。在学画的学生中，这样的打扮并不多见。
酒馆并不是我熟悉的环境，我局促地一会儿抱紧双臂，一会儿又松开，始终露出腼腆的笑容。喝下两三杯啤酒后，我不可思议地感到一种释放后的轻松：
“我原来也想去读美术学校，但……”
“那多无聊，那种地方太无聊了。学校本身就很无聊。我们的老师存在于大自然——是对大自然的激情！”
不过，我一点也不对他的话心生敬意。我以为，堀木是个笨蛋，画技一定也很低劣，倒是可以做一个好的玩伴。换句话说，那是我有生以来头一次遭遇都市无赖。对方与我装束不同，但就举止完全脱离世俗定规、迷茫无措这一点来看，我们却是同类。但堀木与我本质上的不同，在于他的搞笑是无意识的，他完全意识不到自己搞笑的悲哀。
“总之只是玩玩，当个玩伴罢了。”我打心底里瞧不起他，以有他这样的朋友为耻。在与他结伴而行中，我终被这个我瞧不起的男人击垮了。
不过，起初我坚信这男人是个好人，是难得一见的好人。那样惧怕人类的我，居然也掉以轻心，以为自己在东京遇到了一位不错的向导。我独自一人，坐电车时会害怕售票员；去歌舞伎剧场时，玄关处铺着红色绒毯的台阶旁的迎宾小姐也让我感到害怕；去餐厅时则害怕默默站在身后为我撤去餐盘的服务生，尤其付账时，唉，我的手总是变得笨拙而僵硬。购物付款时，我并不吝啬，却因过度紧张、羞涩、不安、恐惧而头晕目眩，世界仿佛陷入一片漆黑，几乎令我神志错乱。哪里还顾得上讨价还价，我甚至连找零都忘了拿，还屡次忘记带走结过账的东西。因此，我一个人根本无法走上东京的街头，这才是我整日闷在家中、游手好闲的真实原因。
而我把钱包交给堀木，与他一起上街，情形就大不相同了。他会把价钱还到很低，而且很会玩乐，能让仅有的钱发挥最大的效用。他不坐价钱昂贵的出租车，而是乘电车、公交和小汽艇，能在最短时间内赶到目的地。他还在实际生活中对我进行教育。比如，早上从娼妓那里回家的路上，他会带我顺路去某家饭馆泡个晨澡，点个豆腐锅，喝点小酒，消费不高，却颇感奢华。他还告诉我，摊贩卖的牛肉盖浇饭和烤鸡肉串既便宜又有营养；还向我保证说，欲求速醉，电白兰地是最好的选择。总之，由他结账，我从不会感到一丝的不安和恐惧。
与堀木形影不离，还让我获得了另一种救赎。堀木全然不顾听者的感受，一天二十四小时散发着所谓的“激情”（也许所谓的“激情”就是无视对方的立场），一刻不停地说着无聊的话。和他在一起，永远无须担心两人走得累了，会陷入难熬的沉默。原本少言寡语的我，曾无比担心那可怕的沉默降临，于是在那之前，我便拼命搞笑，以防冷场。现在有了堀木，他总会无意识地扮演搞笑的角色，而我不必勉强回应，只需左耳进右耳出地听着，适时地插科打诨便足够了。
不久我渐渐发觉，若想暂时消除我对人类的恐惧，酒、烟和娼妓都是绝好的手段。我甚至觉得，若能拥有它们，即使变卖自己的所有家当也无怨无悔。
在我眼中，娼妓既非人类，也非女性，像是白痴或疯子。躺在她们怀中，我却能放松身心，沉沉睡去。她们没有半点欲望，单纯得可悲。或许我身上有某种气息能让她们感到同类的亲昵，娼妓们总是对我展现毫不作伪的善意。那是自然流露的善意，是不带任何勉强的善意，是对一个不知是否还会光顾的客人表露出的善意。有些夜晚，我在这些白痴或疯子般的娼妓身上，仿若看到了圣母玛利亚的光环。
为了摆脱对人类的恐惧，求得一夜安眠，我不断与娼妓会面。在与这群“同类”一同游戏的过程中，某种讨厌的气场开始充斥在我身边。这是我未曾想到的“后遗症”。但这“后遗症”逐渐浮出水面，越发鲜明。堀木点破这一点时，我一时惊愕，继而深感不悦。在旁人看来，即通俗的说法是，我利用娼妓磨炼本领，而且最近明显功力大增。据说在娼妓身上磨炼猎艳的本领，是最严厉也最富有成效的。我身上已然开始散发“情场老手”的气息，女人（不仅限于娼妓）可凭本能循着气息而来。这下流而难堪的气场即所谓的“后遗症”，已远远胜于我渴望歇息的本意。
堀木的提醒原本带有一半恭维之意，我却觉得言之有理，继而感到沉重压抑。我的确记得，酒吧的小姐曾给我写过幼稚的信；樱木町住处的邻家一位将军的女儿大概刚刚成年，明明没有要事，却在每天清晨我出门上学时，化好淡妆在自家门前进进出出；去餐厅吃牛肉时，即使我一言不发，那女服务生依然……那间我经常光顾的香烟铺子的小姑娘递给我的香烟盒里居然有……去看歌舞伎时，被坐在旁边的人……喝醉的我睡在深夜的电车里时……老家一位亲戚的女儿，某天出乎意料地寄给我一封信……一位不知名的姑娘，在我不在家时留下一个亲手做的人偶……由于我态度极端消极，每个故事都没有下文，全都到此为止，没有任何进展。我身上似乎散发着让女人怀抱幻想的气息，这并非炫耀，并非玩笑，而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我的这一特质被堀木一语道破，在感到屈辱般的痛苦的同时，我渐渐丧失了与娼妓游戏的兴致。
某日，在堀木虚荣而新潮的想法驱使下（我至今没有想到其他致使堀木这样做的原因），他带我去参加一个共产主义读书会（大概叫R·S，我记不太清了）的秘密研究会。于堀木这类人而言，带我去参加共产主义的这类秘密集会，不过是“东京游览”的行程之一。我被介绍给所谓的“同志”认识，然后买了一本宣传册，听坐在上席的一位长相奇丑无比的年轻人讲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过，在我看来，他讲的那些都是再简单不过的东西。理论诚然不假，人类的内心却比理论复杂、恐怖得多。谓之贪欲，则不足够；谓之虚荣，亦不贴切。将色与欲两者并列在一起，亦不符实。我隐约觉得在人世深处，不是只有经济方面的事物，还有鬼怪、奇诡的事物存在。对鬼怪退避三舍的我，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对所谓的唯物论予以自然的肯定。但这并未将我从对人类的恐惧中解放出来，我的眼睛依然看不到绿的枝叶，心中依然感受不到希望的喜悦。但我却从未缺席R·S的集会，“同志”们总是如临大敌般，表情僵硬地耽于类似“一加一等于二”这种像初级数学理论一样简单的研究中，这在我眼里简直太滑稽了。我开始用自己擅长的搞笑努力缓和会场内的气氛，或许是起了一定的效果，研究会紧张的气氛渐渐消减，最后我甚至成了会场中不可或缺的红人。也许，这群单纯的人以为我和他们一样单纯，把我看作一个乐天诙谐的“同志”。若真如此，我算是彻底把他们骗了。我并不是什么“同志”，但我从不缺席集会，为到场的各位“同志”奉上周到的搞笑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