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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这样，我喜欢这群人，但并非因为马克思主义下的同志友爱。
我喜欢的是，集会的非法性质。或者说，这种“非法”让我身心舒畅。世上合法的事物反而可怕（它们让我觉得高深莫测），结构往往复杂难懂。我无法忍受坐在那没有窗户的阴冷房间，相较之下，即使外面是非法的汪洋，我也乐意纵身跃入其中，游到身疲力竭，反而觉得畅快无比。
有个词语叫作“湮没于世”，似乎是形容人世间的可怜虫、失败者或无良人士的。我却觉得，自己打出生起就已湮没于世，于是每每遇到被众人指责的同类之人，我必定温柔相待。我那温柔的心房，连我自己都如醉如痴。
还有个词叫“犯罪意识”。在这世间的一生，我饱受这种意识的折磨。另外，它却像我的糟糠之妻，和我寂寞地嬉戏，这俨然成为我的生活姿态。此外，俗语说“脚上有伤，怕被人知”，在我还是婴儿的时候，这伤就极自然地出现在我的一只脚上，及至我长大，伤口非但没能痊愈，反而日益严重，深入骨髓，每晚的痛苦犹如置身千变万化的地狱，但这伤口（也许这种说法略显奇怪），却与我日渐亲密，胜过血肉的无间。伤口的痛楚仿佛是伤口活灵活现的情感，抑或是爱情的私语。对于我这样的男人，地下运动的气氛自有一种奇妙的安全感，令我心旷神怡。换言之，比起地下运动的目的，地下运动本身更吸引我。于堀木而言，它则更像是一个白痴的无谓消遣，他把我介绍给读书会后，就再也没参加过活动，还开了个拙劣的玩笑说：“马克思主义者在研究生产关系的同时，也该仔细观察一下消费关系。”他只想频频邀请我一同观察消费关系罢了。现在想来，那时真是什么类型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有。有堀木这种追求虚荣和新潮、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人；也有我这种只因中意它的非法性质而频繁参加集会的人。如果这些真相被马克思主义的忠实拥护者识破，堀木和我必将招致众怒，或许会被视为卑鄙的叛徒，立刻被逐出组织。不过最后，我和堀木谁都没有遭受除名处分，特别是我，在非法世界竟比在合法的绅士世界更为悠然自得，真可谓“朝气蓬勃”。因此，研究会认为我是大有前途的“好同志”，源源不断地透露给我大量机密，甚至托付我许多要事。而事实上，我也从不推辞，泰然自若地照单全收，从没因举止生硬被“狗”（同志们对警察的称呼）怀疑、盘问。我总是笑着，或逗别人笑着（从事共产主义运动的伙伴们总是如临大敌般紧张兮兮，甚至拙劣地模仿侦探小说中的方法，高度戒备。他们拜托给我的任务总是无聊透顶，却像煞有介事地制造紧张气氛），准确无误地完成他们眼中危险的工作。以我当时的心情来说，即使因为入党被抓，在监狱中度过余生，也无所谓。我惧怕这世上所谓的“实际生活”，与其让我每晚在不眠的地狱中呻吟不止，倒不如锒铛入狱来得痛快。
家父时常外出，或是在樱木町的别墅中招待客人，即使是在同一个屋檐下，我们也经常三四天见不着面。我总觉得家父难以接近又很可怕，私下盘算着要搬出别墅，租间房子住。正当我不知如何开口时，别墅的老管家告诉我，父亲有意变卖这栋别墅。
家父的议员任期将满，想必有种种缘由，他似乎无意继续参选，打算在老家建一处院落退隐。他对东京似乎并不留恋，且觉得我还只是个高中生，不必特地为我留下别墅和佣人（家父的心思与世人一样，非我所能理解）。总之，这间别墅很快便转售给他人，我则搬入本乡森川町一家叫仙游馆的老旧公寓，住在一间昏暗的房间里，生活顿时陷入窘迫。
一直以来，家父每个月都给我固定数目的零花钱，即使我两三天就将它们挥霍一空，家里也总是备有烟、酒、芝士、水果，而书籍、文具、衣服等相关用品也可以在附近的小店以“赊账”的方式获得。即便是请堀木吃荞麦面或大碗盖饭，只要去街上家父经常光顾的餐馆，我们都可以在吃完饭后一声不响地离开。
但现在突然开始一个人租房度日，一切都要靠每个月固定数额的汇款支撑，我茫然不知所措。汇款还是会在两三天内花得精光，我惊慌不已，轮流给父亲、哥哥、姐姐拍电报、写长信要钱（我在信上写的也全是虚构的搞笑之事。我认为，要想请人帮忙，以先讨其欢心为上策），并在堀木的教唆下，频繁出入当铺。尽管如此，手头依然拮据。
在无亲无故的出租房中，我终究没有独自“生活”下去的能力。我害怕独自一人静静地待在房间里，觉得随时会被人偷袭，继而遭受重击。于是我冲上街头，为地下运动提供支援，或与堀木四处喝廉价酒，几乎放弃了学业和画画。升入高中后第二年的十一月，我与一位比自己年长的有夫之妇相约殉情，这件事彻底改变了我的后半生。
一直以来我常旷课，也丝毫没有用功学习，但我能摸清考试的答题方法，所以虽然劣迹斑斑，却能瞒过家里人。可如今，校方似乎向人在故乡的父亲通报了我严重缺课的情况，于是长兄代笔，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长信给我。但缺钱的痛苦远比读到信来得更为直接，我在先前的地下运动中承担的工作亦日渐繁重，已经无法以半游戏的心态来对待。不记得是叫中央地区还是什么地区了，总之我成了马克思主义学生行动队的队长，负责本乡、小石川、下谷、神田那一带的一切学生运动。听说要搞武装暴动，我买了把小刀（现在想来，那刀子用来削铅笔都嫌不锋利），把它放进雨衣口袋四处奔走，便是所谓的“联络”事宜。我想喝酒，想醉后熟睡，可我没有钱。而且P（我记得P是党的暗语，不过也可能记错）不断给我下达任务，连喘息的时间都没有。我这病弱的身子骨实在吃不消。参与小组活动本就仅源于自己对“非法”的兴趣，如今却变得骑虎难下，我手忙脚乱，不禁在心中懊恼地对P的人嘀咕：“你们恐怕搞错对象了吧？这种任务难道不该交给你们的嫡系成员吗？”最终，我逃走了，但这并没有让我的心情变好，于是，我决定去死。
当时有三个女人对我表现出特别的好感。一个是我寄住的仙游馆公寓东家的女儿。我每搞完学生运动，累得要死要活地回到住处，饭也不吃便倒头睡下，接着，东家的女儿便拿着信纸和钢笔来敲我的门：
“不好意思，妹妹和弟弟在楼下大吵大闹，我没法专心写信。”她在我的桌前坐下，一写就是一个多小时。
我本可以佯装不知，呼呼大睡。可这姑娘似乎总希望我能说些什么，我便发扬之前那种无私奉献的精神，明明一句话都懒得说，却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强打精神，一边抽烟一边和她闲聊：
“听说有一种男人，用女人寄来的情书烧洗澡水哦。”
“哎呀，真讨厌。你就是这种男人吧？”
“我倒是曾用情书来热牛奶。”
“真是了不起。那你就喝吧。”
我巴不得这姑娘赶紧离开，说是来写信，其实我早就看透了，她不过是在胡乱涂鸦罢了。
“让我看看吧。”——其实我死也不想看，谁知这样一说，她竟大叫着“啊，不行，不能给你看”。我简直看不下去她那兴高采烈的模样，真是倒胃口，想着不如打发她做点什么。
“有件事想拜托你，能不能去电车轨道那边的药店，帮我买点卡尔莫钦？我有点累，脸上发热，睡不着觉。麻烦你了。至于钱……”
“钱的事情无所谓。”她愉快地起身。让女人们去办事，她们绝不会垂头丧气，反而因为受男人所托，备感开心。这一点，我十分清楚。
另一个女人，是在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读文科的一位“同志”。由于参加地下运动，无论愿意与否，我不得不每天和她碰面，见过面后这女人还是跟在我身后，而且总是给我买各种东西。
“你把我当成亲姐姐就好了。”
她那装模作样的态度让我浑身打战，我用面带愁苦的笑容答道：“其实我也想这样。”
惹怒女人是很可怕的，我一心一意想要敷衍了事，最终还是选择奉承这位既丑陋又惹人嫌的女人。她买东西送我（这女人买东西实在没有品位，我大都立刻转送给烤鸡肉串的老板），我便装出高兴的样子，说些笑话逗她开心。某个夏夜，她无论如何不肯离去，为了让她满意地走开，我在一条昏暗的街上亲吻她。她欣喜若狂，叫来一辆车，把我带到大概是大家为进行地下活动秘密租借的一座大楼。在一间看似办公室的狭小的西式房间中，我们折腾到天光大亮。我暗自苦笑：“真是位荒唐透顶的大姐。”
无论是东家的女儿，还是这位“同志”，我几乎要天天与她们碰面。再不能像对待往常那些女人一样避之不见，最后，我只得稀里糊涂、忐忑不安地拼命讨好她们二位，自己也被束缚得动弹不得。
那段日子里，银座某家大型酒吧的女服务生意外地施恩于我。我与她只有一面之缘，却拘于恩情，时常感到一种被束缚的不安和担忧。那时，我已不必依靠堀木，一个人也可以乘坐电车、去看歌舞伎了。我甚至可以装成厚颜无耻之徒，穿着花纹衫踏进酒馆。尽管在内心深处，我依旧对人类的自信和暴力感到怀疑、恐惧、烦恼，但至少表面上渐渐可以与他人一本正经地寒暄——不，不对，若不借由充满挫败感的笑容，只凭我的本性依然是无法与人沟通的。总之，我掌握了这种交流的“伎俩”，即使只是一些答非所问的寒暄。这难道是在为地下活动四处奔走时练就的？或是得益于女人或美酒？应该说，这一切都归功于手头拮据。走到哪里都惴惴难安的我，也许只有混迹在这种大型酒吧，湮没于醉鬼和男女服务生之中，这颗不断被追逐的心才能获得宁静。我揣着十日元，独自走进银座这间酒馆，笑着对招待我的女服务生说：
“我身上只有十日元，能不能喝点什么？”
“您不必担心。”她说话带有关西腔。这样的一句话，不可思议地让我颤抖的心瞬间平静。不，这并非由于不必再担心钱的问题，而是在这个女人身旁我感到无比踏实。
我喝了酒。由于对女服务生放心，也不再想偷乖讨巧。我毫不掩饰自己沉默而阴暗的本性，只是一言不发地喝酒。
“这些吃的您喜欢吗？”
她为我端来各种菜肴。我摇摇头。
“只喝酒吗？那我陪你一起喝吧。”
秋夜寒凉。我照恒子（她似乎是叫这个名字，我记得不是很清楚。我连一起殉情的人的名字都记不清楚）所说，在银座的某个寿司摊上一边吃着难以下咽的寿司，一边等她出现。（虽说忘记了她的名字，但不知为何，那寿司的糟糕味道我至今记忆犹新，那位光头的老板长得活像条青蛇，他那佯装技艺高超、摇头晃脑地捏着寿司的样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日后我乘电车时，总觉得有些人的脸在哪里见过。冥思苦想后我不禁苦笑：原来是像那寿司摊的老板。事到如今，我已不记得那女人的名字，连她的脸的轮廓也渐渐在我脑海中模糊，却仍然真切地记得那卖寿司的老头儿的脸，甚至能准确地画出来，也许是因为他卖的寿司太难吃，令我太过痛苦。不过，别人带我去好评如潮的寿司店用餐时，我也从未有吃到美味寿司的记忆。寿司这东西太大了。我总是暗暗思忖：难道不能把它们捏成拇指大小吗？）
她在本所一位木匠家的二楼租住。在她二楼的房间，我毫不掩饰自己阴郁的内心，宛如害了牙疼一般，单手托腮喝着茶。没想到，那女人喜欢的，正是那副模样的我。她本身给人的印象，是个完全遗世独立的女人，仿佛身旁刮着凛冽的寒风，只有落叶随风狂舞。
我们躺在床上，她告诉我，她比我大两岁，故乡在广岛。她说：“我是个有夫之妇，原本和丈夫在广岛经营一家理发店，去年春天，我们一起逃离家乡来到东京。但我丈夫在东京不做正经事，不久便因诈骗被抓进监狱。我每天都去监狱给他送点吃的，不过明天起我不打算再去了。”不知为何，我生来便对女人的身世提不起半点兴致。或许是女人讲话技巧太差，她们似乎永远把握不住讲话的重点。总之，我全当那些话是耳旁风。
真是寂寞。
对我而言，听女人就自己的身世说上千言万语，也不及这一句低喃让我心生共鸣。我是如此期盼听到这句低语，然而我在这世上遇到的女子，竟没有一人向我如此诉说，我深感不可思议。眼前这名女子，虽然没有用言语表现自己的寂寞，但整个身体的轮廓却无声地吐露出巨大的寂寞气息。她的身旁仿佛充斥着约莫一寸见方的气流，走近她身旁，我的身体也被那气流所包裹。这气流与我自身携带的阴郁气流完美地融合，如贴在水底岩石上的枯叶一般，使我得以从恐惧与不安中抽离。
与躺在那群白痴娼妓的怀里安然入睡的感觉完全不同（首先，那些妓女是快活的），和诈骗犯的妻子度过的那个夜晚，于我而言是获得解放的幸福一夜（我想，在这本手札中，再也不会有一处肯定的言辞用得如此笃定、如此狂妄了）。
但仅此一夜。次日清晨，睁开眼睛，起身离开，我又变成那个轻薄的、矫揉作态的小丑。胆小鬼连幸福都会害怕，碰到棉花都会受伤，有时还会被幸福所伤。趁着还没受伤，我想及早和她分道扬镳。于是，我又开始施放搞笑的烟幕弹。
“俗话说‘金钱散尽，情缘两断’。其实人们对这句话的解释是颠倒的。并不是说男人的钱一用光，就会被女人甩掉。而是说男人一旦没有钱，就会意志消沉，变得颓废窝囊，连笑都没力气。性格也开始扭曲，最终破罐子破摔，主动甩掉女人。他们会像个半疯的人，分分合合最终彻底与女人断了联系。《金泽大辞林》里，就这样解释。男人真是可怜啊。我理解那种心境。”
我确实记得自己曾说了上述那些蠢话，把恒子逗得哈哈大笑。“此处不宜久留，以免夜长梦多。”我这样想着，脸也没洗就慌忙跑了出来。没承想，我随口胡诌的“金钱散尽，情缘两断”，日后竟与自己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关联。
接下来的一个月，我再也没与那晚的恩人会面。分别多日，起初的喜悦渐渐淡去，曾蒙恒子一时照顾的事令我越发惶恐，心里更觉束缚不已。想起那晚在酒吧结账时，竟让恒子付了全款，我更是耿耿于怀，觉得恒子也和公寓东家的女儿、女子高等师范学院的“同志”一样，不过是把我逼向绝路的女人之一。我一面疏远她，一面又惧怕她。且我总觉得，一旦再见到那些和我上过床的女人，她们的愤怒必将如烈火般熊熊燃烧，因此我颇为抗拒与恒子的重逢，也渐渐远离了银座的生活。但我这种嫌麻烦的性格绝非出于狡猾，而是因为在女人这种生物眼中，和男人上床这件事与早晨醒来后发生的事情之间毫不相干，她们像是能忘记上床之事，将昨天与今天完美地切割成两个世界。如此匪夷所思之事，我尚不能完全适应。
十一月末，我与堀木在神田的小摊上喝着廉价酒。这位损友在这家小摊喝完之后，还想去别的地方再喝。明明我们已身无分文，他还吵着“喝吧、喝吧”。当时我或许是喝醉了，大着胆子道：
“好，既然如此，我就带你去梦之王国。那可是会让你大吃一惊的酒池肉林……”
“酒吧吗？”
“对！”
“还不快去！”
就这样，我俩搭上市营电车，堀木兴高采烈地道：
“今晚，我特别想要女人。我可以亲女服务生吗？”
我不大喜欢堀木酒后醉态百出，堀木深知这一点，特意问我：
“听见没？我要亲她们。我要亲坐在我旁边的女服务生给你看。你不介意吧？”
“随便你。”
“太感谢了！我太想要女人了！”
在银座四丁目下车后，仗着恒子的关系，我和堀木两个几乎身无分文的人在空着的包厢里相对而坐，只见恒子和另一位女服务生走过来，那女服务生坐在我旁边，恒子则重重地坐在堀木身旁。我吃了一惊：恒子会被堀木亲吻。
我并不感到惋惜。我的占有欲本来就不强，即使偶尔稍感遗憾，也不会公然展现自己的支配欲，我没有与人争夺的勇气。甚至于日后的某一天，我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妻子被人侵犯，竟也一言未发。
我总是尽可能地避免介入人世间的纠纷。被卷入是非纷争的旋涡，让我感到恐惧。恒子与我不过是露水姻缘，她并不属于我。对这种事，我不该有“可惜”之类的多余欲念。
但我还是吃了一惊。因为恒子将在我眼前遭受堀木的狂吻，我只是觉得她可怜。被堀木玷污了的恒子，势必与我分手。何况我也没有足够的热情挽留她。“唉，我和恒子就这样完了。”我为恒子的不幸感叹，随即又对自己从不争取、顺其自然的软弱感到彻底的绝望。我望着堀木和恒子的脸，冷笑起来。
但是，事态的发展远比我想象的更为糟糕。
“我认输！”堀木撇嘴说道，“我再饥渴，也不能和这样的女人……”
他颇为无奈地抱起双臂，苦笑着打量恒子。
“请给我酒。我没有钱。”我低声对恒子说。
我现在真想喝个痛快。在世俗的眼光中，恒子连得到醉汉的亲吻都不配，是个难看又穷酸的女人。这未免太出乎我的意料，对我来说犹如五雷轰顶。我从未喝过那么多的酒，一直喝到天旋地转，与恒子悲戚地相视而笑。被堀木那么一说，我也发现，恒子不过是个疲惫又穷酸的女人。然而一种穷人间特有的亲近感（尽管我至今依然认为，贫富之间的不睦，虽是老生常谈，却也是戏剧永恒的主题之一）涌上心头，恒子在我眼中如此可爱。有生以来，我第一次感到自己的心因爱意而萌动着柔弱却积极的力量。我吐了。那是我第一次酩酊大醉，醉到分不清东南西北，醉到不省人事。
睁开眼，恒子坐在我枕边。原来我躺在本所木匠家二楼的房间里。
“你曾说过，‘金钱散尽，情缘两断’，我还以为是在开玩笑，原来你是认真的。那之后再没来过。就这样分手，真是纠缠不清呢。我赚钱给你花，也不行吗？”
“不行。”
接着，她也睡了。天刚蒙蒙亮，她口中第一次说出“死”这个字眼。她似乎也对这人世间的生活感到困顿不堪，而我，恐惧人世，为其烦忧，再想想金钱、地下运动、女人和学业，简直觉得无法继续活下去，于是随口赞同了她的提议。
但那一刻，我并没有真的做好“去死”的心理准备。对死亡，我多少还抱着一种“游戏”的态度。
那天上午，我们在浅草的六区徘徊，走进一家咖啡店，点了杯牛奶。
“你去付账吧。”
我起身，从和服袖子里掏出钱夹打开，里面只有三枚铜钱。一种比羞耻更为凄厉的情绪俘虏了我，那一刻我脑海中浮现的，是我在仙游馆的那间屋子。那屋子里只有学生制服和被子，家徒四壁，能用来典当的值钱物件已一件不剩。再加上我身上穿着的碎花和服和披风，这就是我的全部。我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再无法活在这世上。
她看到我踌躇的模样，站起身来看着我的钱包：
“哎呀，只有这些了吗？”
她无心的一句话，深深地刺入我的骨髓。生平首次，我为心爱的人的一句话痛不欲生。其实这真的不是大事，三枚铜钱根本算不得钱。但这件事于我而言却是奇耻大辱，是让我再也无法苟活的耻辱。说到底，那时的我还没彻底脱离“有钱人家公子哥”的身份。那一刻，我真正地下定决心：我要去死。
当晚，我们在镰仓跳海。恒子说，她的腰带是从店里的朋友处借来的，于是解下腰带，叠好放在岩石上。我也脱下披风，和她的腰带放在一起。我们双双跳入海里。
恒子死了，我却被救了回来。
或许由于我是高中生，家父又名声在外，报社认为很有新闻价值，便把此事视为重大事件，加以报道。
海边的一家医院收诊了我，老家那边派来一位亲戚替我收拾残局。父亲和家人极为恼火，也许会自此与我断绝关系——这位亲戚转告我这些话后便转身离去。比起这些，我更思念死去的恒子，终日落泪不止。原来，在我遇到过的女人中，我真正喜欢的，只有模样穷酸的恒子。
房东的女儿寄给我一封长信，里面写有五十首短歌，全都以“为我而活”这种奇怪的话开头。此外，常有护士来我病房玩，她们笑得一脸灿烂，甚至有的护士会走来紧握我的双手，然后才离开。
经医院检查，我的左肺有些问题，这正合我意。不久，警察以“协助自杀罪”的名义将我从医院带走，但他们当我是病人，把我安置在保护室中。
深夜，一位年迈的夜班巡警悄悄拉开保护室和值班室中间的门。
“喂！”他冲我嚷道，“那边很冷吧，到这边来暖和暖和。”
我故作消沉状，走进值班室，坐在椅子上烤火。
“你还想着那死了的女人？”
“是的。”我故意用细若蚊蚋的声音回答。
“这也是人之常情啊！”
他渐渐摆开了架势，像法官一样故作正经地审讯我。他以为我是个无知的小孩，在这个百无聊赖的秋日夜晚，自以为是调查案件的主任来审讯我，实则不过是图谋从我口中套出猥亵的情欲往事。我早就洞察真相，拼命忍住不笑。我知道，面对一介巡警的“非正式审讯”，自己有权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可为了给那漫长的秋夜添些兴致，我始终表现出不可思议的诚意，仿佛我坚信这位巡警才是审讯主任，自己所受刑罚的轻重全在他的一念之间。我适度编造出一些“陈词”，以满足这个色鬼的好奇心。
“嗯，我大致明白了。你若照实回答，我们会从宽处理的。”
“感激不尽。请多多关照。”我的演技出神入化，但这次的表演对自己毫无用处。
天明时分，我被警察署署长传唤。这次是正式的审讯。
我推开门，走进署长办公室，眼前是一位皮肤黝黑，看起来像是大学刚毕业的年轻署长。
“哟，长得真帅。但这不是你的错，是你母亲的错，怪她把你生得这么俊。”
署长一见我就这么说。这话让我感到一阵凄凉，仿佛自己是个半面脸颊长满红痣的丑陋残疾人。
这位貌似柔道或剑道选手的署长的审讯风格十分爽利，和深夜那位年迈又好色的巡警在深更半夜好色隐晦的“审讯”有云泥之别。审讯结束后，署长一面撰写报送检察署的文件，一面说道：“你可得养好身体啊。好像还在吐血吧？”
那天清晨，我莫名地咳了起来。我每次咳嗽，都用手绢掩住口鼻，结果手绢上似乎沾上了血，如同落上了红色的霰。其实，那不是咳出来的，是前一晚我挤破了耳朵下面的小疖子时流的血。不过，我马上意识到，不向警方说明此事于我有利，于是仅仅垂下眼帘，像煞有介事地答了一句：“是的。”
署长写完文件后对我说：“是否会起诉你，要由检察官决定。不过，你最好拍封电报或是打电话给你的担保人，让他们今天到横滨的检察署来一趟。你有担保人或监护人吧？”
我想到，有个叫涩田的书画古董商，曾频繁出入家父在东京的别墅。他与我是同乡，身材矮胖，是个四十多岁的单身男子，常拍父亲的马屁，他就是我在学校的担保人。由于那男人的脸，特别是眼神很像比目鱼，家父总是叫他比目鱼，我也一直这样称呼他。
我向警察借来电话本，查到比目鱼家的电话号码，打电话拜托他来横滨的检察署。而比目鱼在电话中一改平日作风，用趾高气扬的口吻与我对话，好在最后还是接受了我的请托。
“喂，最好赶紧把那电话消消毒，那人吐血呢。”
我回到保护室后，署长对巡警们命令道。那大嗓门甚至传到了坐在保护室的我的耳中。
午后，我被他们用细麻绳捆住，不过他们允许我用大衣遮住麻绳，绳子的另一端则牢牢握在一位年轻巡警手中。我们二人一同乘电车前往横滨。
不过，我没有丝毫不安，反而怀念起警察署的保护室和那位老巡警。唉，我怎么会变成这样。身为罪人被五花大绑，反而感到轻松，感到悠闲自得，甚至于现在提笔写起这些回忆，还依然津津乐道。
在这段令人怀念的记忆里，也有一件悲惨之事令我冷汗淋漓，终生难忘。当时我在检察署一间阴暗的屋子里接受了检察官简单的问讯。那位检察官年届四十，看起来个性沉稳（若说我长相俊美，那俊美一定带有邪淫之气；那位检察官才称得上是容貌端正，浑身散发着睿智而文雅的气息），气度不凡。面对他，我不再戒备，只是心不在焉地叙述着事情经过。突然，我又咳了起来，从袖子里掏出手帕时，我瞥见上面的血迹，顿时一个卑鄙的念头涌上心头：这咳嗽也许可以作为我讨价还价的筹码。于是我故意夸张地大咳两声，用手绢掩住口鼻，偷偷瞄了检察官一眼。
就在此时，他露出沉稳的微笑，问道：“你那是真咳吗？”
登时，我冷汗涔涔。不，即使现在回想起来，我依旧紧张得手足无措。中学时代，傻瓜竹一曾戳着我的脊梁，说着“故意的，你是故意的”，把我一脚踢进地狱。此时我心中的惊慌远远胜过那次。这两件事，是我平生仅有的两次演技穿帮记录。有时我甚至想：“与其遭受检察官那沉着的羞辱，还不如直接被判十年徒刑。”
我被予以缓期起诉处理。但我却丝毫不觉庆幸，我坐在检察署休息室的长椅上，悲戚地等待着担保人比目鱼的到来。
透过身后高高的窗户，我望着布满晚霞的天空，海鸥排成“女”字形，消失在天际处。
第三手札
一
竹一的预言，一个成真，一个落空。“会有女人为你着迷”这个不光彩的预言成为现实；而“你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画家”的祝福，却没能实现。
我只是一个无名漫画家，以投稿给一些粗俗杂志来维持生计。
因为镰仓的殉情事件，我被学校除名，之后一直寄居在比目鱼家二楼一间三张榻榻米大的房间里。家里每月寄来少量的生活费，并且不是直接寄给我，而是悄悄寄到比目鱼的手上（这似乎还是哥哥们瞒着父亲寄过来的）。除此之外，家里与我完全断了联系。比目鱼也总是沉着一张脸，即使我在一旁谄笑，他也面不改色。人的态度变化起来，果真如此简单、如此轻而易举吗？人类的善变让我感到卑劣无耻，不，可称得上是滑稽。
“不准出去，总之你不要出去！”比目鱼只是一味地这样警告我。
他似乎担心我会自杀，因此一直紧密盯梢。即是说，他认为我有追随恒子再度跳海的可能，严禁我踏出家门半步。殊不知，我从早到晚待在二楼这间三张榻榻米大的屋子里，没有酒喝，也没有烟抽，只能看点旧杂志，过着白痴一样的生活，早已连自杀的力气都没有了。
比目鱼家在大久保医专附近，门口挂着的牌匾书写着“书画古董商”、“青龙园”等字样，听起来气势恢弘，其实那栋楼中只有两家住户，比目鱼家不过是其中的一户，店面狭小，店内落满灰尘，摆的都是些不值钱的破烂货（似乎比目鱼也并不指望用摆在店里的东西做生意，他活跃于各种场合，将一位老板的收藏卖给另一位老板，从中获利）。比目鱼本人很少在店内，每天一早，他都板着脸匆匆出门，留下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计看店。比目鱼走后，小伙计就成了监视我的人。小伙计只要有空，就跑到外面和附近的孩子们一起玩接传球游戏。他似乎把二楼的食客当成傻子或疯子，竟时常以大人的口气对我说教，我素来懒得与人争吵，便装出疲惫而钦佩的神情侧耳聆听，屈从于他。据说这孩子是涩田的私生子，却不知为何，涩田从不与他父子相称，据说他一直单身，似乎也与这孩子有关。我以前似乎曾听家人说起过有关涩田的传闻，但我对于他人的身世一向不感兴趣，所以对详情一无所知。不过有意思的是，这位小伙计的眼神也会让人联想起鱼眼，这样看来，他也许真的是比目鱼的私生子……若真如此，还真是一对落寞的父子。他们曾瞒着住在二楼的我，在深夜偷偷地吃着荞麦面等外卖食物。
比目鱼家一日三餐一直是这位小伙计负责，我这位二楼食客的饭菜，由他放在另外的餐盘中亲自端来，比目鱼和小伙计则在楼下一间四张榻榻米大小的潮湿房间里匆忙用餐，不时传出碗碟相碰的清脆声响。
三月末的某个傍晚，比目鱼许是意外捞到了一笔赚钱的生意，或是有了什么新计策（也许我这两种推测都没有错，也可能还有很多我无法推测的琐碎缘由），破例把我叫到楼下那难得摆上酒壶的餐桌旁，且桌上的生鱼片居然不是廉价的比目鱼，而是金枪鱼。就连款待我的这位一家之主也对当晚的饭食赞赏有加，席间还向我这位发呆的食客劝酒。
“日后你究竟有何打算？”
我没有作答，从桌上的餐盘中夹起干小沙丁鱼片。望着那些小鱼银色的眼珠，我渐渐有了醉意，不由得怀念起四处游荡的日子，甚至怀念起堀木，越发渴望“自由”，以致想要轻声啜泣。
自从寄居于此，我连搞笑的气力也不再有，任自己暴露在比目鱼和那位小伙计蔑视的目光里。比目鱼似乎有意避免与我畅谈，我也无意跟在比目鱼身后向他诉说，我几乎只剩下一副躯壳，仅扮演一个食客的角色。
“缓期起诉似乎不会留下前科记录。所以只要你肯努力，就能重新开始。如果你愿意洗心革面，认真地把你的想法告诉我，我会帮你想办法的。”
比目鱼的说话方式，不，这世上每个人的说话方式都如此拐弯抹角、闪烁其词，如此不负责任、如此微妙复杂。他们总是徒劳地严加防范，无时无刻不费尽心机，这让我困惑不解，最终只得随波逐流，用搞笑的办法蒙混过关，抑或默默颔首，任凭对方行事，即采取败北者的消极态度。
如果当时比目鱼能开诚布公地和我谈，也许一切事情都可以圆满解决。比目鱼那多此一举的戒心，不，应该是世人那不可理喻的虚荣与逢迎，令我感到难以名状的压抑。
如果当时比目鱼这样说就好了：
“无论是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总之从四月起，你得去学校念书。你若去上学，家里就会给你更多的生活费。”
然而，很久以后我才明白，他要说的其实是这些。如果他当时直截了当地说清，我应该也会照他说的去做。可是，由于比目鱼过分谨慎、拐弯抹角，令这次谈话很不顺利，甚至完全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若是你无意和我认真商量，那也就没办法了。”
“商量什么？”我根本没有半点头绪。
“就是你心里想的事啊。”
“比如说呢？”
“比如，你日后的打算。”
“我是不是该去工作赚钱？”
“不，我是在问你自己的打算。”
“可是，就算我想去学校……”
“我知道那需要钱。但钱不是问题，关键是你的打算。”
他为什么不告诉我，我家里会给我寄钱呢？他只要说了这句话，我肯定会选择回学校念书。可他不说，我犹如身陷雾中。
“如何？将来你希望做点什么？你要知道，照顾一个人有多难，根本就不是被照顾的人所能体会的。”
“很抱歉。”
“其实，我真的很担心你。我既然答应要照顾你，就不希望你糊涂度日。我希望能看到你坚定地踏上一条重生之路。倘若你对自己的未来有所打算，愿意主动与我恳谈，我也会帮你想办法的。不过我比目鱼是个穷人，能帮上你的不多，若你还想像从前那样奢侈度日，那你估计要失望了。但你若能振作精神，清楚规划自己的未来，尽管我能力有限，也会帮助你重新站起来的。我的心意你明白吗？你日后到底如何打算？”
“如果您不愿让我继续在这二楼住下去，我就去工作……”
“你真是这么想的吗？现在这个世道，就算是帝国大学毕业，也……”
“不，我并没打算去做公司职员。”
“那你想干吗？”
“我要当画家。”我咬咬牙，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