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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几年格罗斯曼获得了公众意义上的成功。他被授予了声望极高的“红旗劳动勋章”，《为了正义的事业》也再版了。这个时候，格罗斯曼正在写他那两部杰作：《生活与命运》和《一切都在流动》。这两部作品都是直到1980年代后期才在俄罗斯出版问世。<a id="noteBack_25" href="#note_25">[25]</a> 《为了正义的事业》政治上没有《生活与命运》那么异端。作者本来想把《生活与命运》作为《为了正义的事业》的续篇来写。《生活与命运》里的人物，很多也都是《为了正义的事业》里的人物，但是最好把《生活与命运》作为一部独立的小说来看。这本书很重要，不仅是文学巨著，也是史学鸿篇。斯大林统治下的俄国，没有比这本书更为全面的描写。其他持不同政见作家——沙拉莫夫、索尔仁尼琴、曼德尔施塔姆夫人，他们的感召力来自他们都是体制外的人；而格罗斯曼的感召力，至少部分地来自他对苏联社会各个层面都了如指掌。《生活与命运》是一整个时代的写照。在《生活与命运》中，格罗斯曼实现了很多苏联作家竭尽全力却没有取得的成就。书中每个人物，不管如何生动地呈现，都代表了某一群人或某个阶层，其命运是那个阶层的命运的缩影：施特鲁姆代表的是犹太知识分子；戈特马诺夫代表犬儒的斯大林主义官员；1930年代成千上万老布尔什维克被逮捕，阿巴尔丘克和克雷莫夫是其中的两个；1941年苏军一败涂地，当局迫不得已，一度改弦易辙，先不看党员的出身，而看他能不能打仗（至少有几年是这样），诺维科夫就是这样一位可敬的军官，苏联实行这个政策后，他的能力才得到承认。这部小说，不论是文体，还是结构，都没有什么标新立异的地方。但格罗斯曼书中的道德拷问步步紧逼，他把苏联共产主义等同于纳粹主义，这可是异端邪说。若不是因为他这个论调，《生活与命运》几乎就奇怪地符合了当局的要求：要求作家写出真正的、苏维埃史诗般恢弘的作品。然而他却说苏联共产主义和纳粹国家社会主义是互为镜像，那个时候，即使是在西方，能听懂这话的人也没有几个。这个政权最引以为豪的就是打败了纳粹，没有什么比这个异端邪说更触目惊心了。
格罗斯曼有两个知己密友，一个是谢苗·利普金（Semyon Lipkin），一个是叶卡捷琳娜·扎波罗茨卡亚（Yekaterina Zabolotskaya）。1960年10月，格罗斯曼不顾这两个朋友的劝告，把《生活与命运》的手稿交给了《旗帜报》的编辑。当时正是赫鲁晓夫“解冻”时期，格罗斯曼胸有成竹，认为这本小说能够出版。1961年2月的一天，三个克格勃（KGB）军官来到他家，抄没了他的手稿和相关资料，连复写纸和打印色带都没收了。当局不逮捕人而“逮捕”书，苏联历史上只有两次，这回是其中一次。<a id="noteBack_26" href="#note_26">[26]</a> 除了《古拉格群岛》，还没有哪本书被认为这么危险。<a id="noteBack_27" href="#note_27">[27]</a> 当局叫他在一个保证书上签字，保证不把克格勃这次登门造访的事和别人讲。他拒绝签字。但克格勃的其他要求，他好像照办了。他把这几个克格勃军官领到他表弟家，让他们把其他两份手稿也抄去了。但是，格罗斯曼另外还备了两份手稿，克格勃竟然没发现：一份留给了谢苗·利普金保存，一份留给了廖丽亚·多米尼吉娜（Lyolya Dominikina）保存。廖丽亚是他学生时代的朋友，和文学界没有任何联系。
很多人都认为格罗斯曼过于天真了，居然心存幻想，以为苏联当局会允许他出版《生活与命运》。利普金和扎波罗茨卡亚就持这种观点。根据他们的说法，格罗斯曼之所以同意把这本小说多备一份手稿，全因他们的坚持。<a id="noteBack_28" href="#note_28">[28]</a> 但是，诗人科尔涅伊·楚科夫斯基（Kornei Chukovsky）在1960年12月27日那天的日记里这样写道：“格罗斯曼接到赫鲁晓夫秘书打来的电话，说这本小说太好了，正是目前所需要的，说他要把自己的读后感告诉赫鲁晓夫。”这是传闻，不知是真是假。即便没来电话，楚科夫斯基对此事的重视，这就很不一般。<a id="noteBack_29" href="#note_29">[29]</a>
我个人并不觉得格罗斯曼天真。不论是人的心理活动，还是苏联政权的内部运作，显然他都是非常熟悉的。1956年赫鲁晓夫公开谴责斯大林。从那时起，政治形势一直在迅速演变。今天回过头来评说当时的政治形势，事后聪明，肯定不费吹灰之力。艺术批评家伊格尔·格隆斯托克（Igor Golomstock）跟我讲过，当时很多有头脑的人期望值都很高，他们深刻批判苏联政权，但他们都像格罗斯曼一样，一辈子都是在苏联体制内度过的。利普金说得很明白，格罗斯曼知道自己有被捕的可能；我的看法是这样的：格罗斯曼当时有可能只是厌倦了搪塞支吾，当局今天要求这样，明天要求那样，他厌倦了，不想再跟着它的指挥棒转了。他没料到，这回和往常不一样，没逮捕他本人，却把他的小说逮捕了。他把这本书的手稿在廖丽亚·多米尼吉娜那儿也存了一份。<a id="noteBack_30" href="#note_30">[30]</a> 不过，为慎重起见，他连利普金都没告诉，以防万一。
格罗斯曼不断要求出版他的小说。隔了一阵子，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当政年代主管意识形态的一把手苏斯洛夫召见了他。苏斯洛夫把早就对格罗斯曼说过的话又重复了一遍：这本小说，两三百年内都休想出版。正如讽刺作家弗拉基米尔·沃伊诺维奇（Vladimir Voinovich）曾指出的，比苏斯洛夫的傲慢更令人惊奇的，是他居然很识货，一眼就看出这本小说持久的重要性。<a id="noteBack_31" href="#note_31">[31]</a>
格罗斯曼担心这本小说会就此付之东流，心情非常抑郁。用谢苗·利普金的话说：“格罗斯曼在我们眼前一天天老下去。他那卷曲的头发变了样，白发比以前更多了，有点儿谢顶。哮喘病……又犯了，走起路来趿趿拉拉。”<a id="noteBack_32" href="#note_32">[32]</a> 用格罗斯曼自己的话说：“他们在一个黑暗的角落，掐死了我。”<a id="noteBack_33" href="#note_33">[33]</a> 但是，格罗斯曼并没有就此歇笔。他写了一篇生动的亚美尼亚游记《愿你和平》，紧接着又完成了《一切都在流动》，这本书批判苏联社会，笔锋比《生活与命运》还要犀利。它一半是小说，一半是沉思，书中有对苏联劳改营的简要研究，关于1930年代大恐怖/大饥荒令人动容的描写，对列宁慷慨激昂的抨击，还有对俄罗斯“奴隶的灵魂”的深刻反思（至今还令俄罗斯民族主义者激愤不已）。可是这个时候格罗斯曼已经罹患胃癌。1964年9月14日晚间，别尔基切夫犹太人大屠杀二十三周年纪念日前夕，格罗斯曼与世长辞了。<a id="noteBack_34" href="#note_34">[3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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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结构上，《生活与命运》和《战争与和平》差不多：聚焦一个家庭，家族成员各有各的故事，这些故事合在一起，全国的大千世界就一览无余了。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芙娜·沙波什尼科娃是一位精神思想扎根于革命前知识分子民粹主义传统的老太太。她的子女以及子女的家人是这本小说的中心人物。书中有两个次要情节，一个在俄国的劳改营，一个在物理研究所。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芙娜的大女儿叫柳德米拉，这两个情节围绕她的前夫和现任丈夫来写。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芙娜的小女儿叫叶尼娅。书中还有两个次要情节，一个写她的前夫克雷莫夫，一个写她现在的未婚夫诺维科夫。克雷莫夫被逮捕，关进了莫斯科卢比扬卡监狱；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时候，诺维科夫指挥坦克集团军，立下汗马功劳，后来鸟尽弓藏，也与当局发生冲突。沙波什尼科夫一家人，亲戚朋友不少，他们又都生出不少故事：有在斯大林格勒发电厂工作的，有在前线当兵的，有在德国集中营里组织暴动的，也有被牲口车运到毒气室处死的。
格罗斯曼曾经写道，斯大林格勒街垒战期间，他只能读一本书，就是《战争与和平》。<a id="noteBack_35" href="#note_35">[35]</a> 《生活与命运》这个书名和《战争与和平》相似。他之所以选这个书名，似乎是要挑战读者，把这两本小说比较一番。《生活与命运》经得起这样的比较。托尔斯泰再现了奥斯特利茨战役，格罗斯曼再现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生动的手笔至少不亚于托翁。遭到长时间轰炸是个什么滋味，战时应该有什么“居家”小常识，格罗斯曼也写得非常逼真，例如，书里写到，必须要有一个坚固的地下掩体，这是性命攸关的大事。有一段描写崔可夫将军的地下掩体被摧毁了，结果军官们一个接一个把自己手下的人从掩体里撵了出去，像这样出人意料的有趣段落比比皆是。
书中还描写了斯大林保卫战期间大家不分官阶、一律平等的战友之情，然后笔锋一转，写党的官僚们觉得这种精神比德国人还要凶险，于是要将这种精神根绝。书中描写俄国胜利后斯大林格勒一片悲伤的场景，读来同样感人：战争中全世界都看着斯大林格勒，这座城市当时是“世界名城”，“它的灵魂就是自由”。可是，战役结束以后，它便沦为众多被战火焚毁的城市中的一座了。<a id="noteBack_36" href="#note_36">[36]</a>
也和托尔斯泰一样，格罗斯曼书中采用了与很多人的观点不同的视角：既有普通士兵对身边形势的直接感受，也有史学家、哲学家高远的展望。格罗斯曼全局性的思考比托尔斯泰更有看头，也更多样化；有些想法简练隽永。克雷莫夫在被捕前夕终于明白，无辜战友被捕时自己没有站出来说话，不光是因为害怕：正是“革命的目的以道德的名义摆脱了道德”。<a id="noteBack_37" href="#note_37">[37]</a> 克雷莫夫被捕后，他的思想迸发出诗的力量：“从革命的活的机体上把皮撕下来，新时期想用革命的皮来打扮自己，而把无产阶级革命的带血的肌肉和热腾腾的心肝抛进垃圾堆里，因为新时期不需要这些。需要的只是革命的皮，所以把这张皮从活人身上剥下来。披上革命的皮的人便说起革命的话，做起革命的动作，但是脑子、肺、肝、眼睛却是另外一种人的。”<a id="noteBack_38" href="#note_38">[38]</a>
格罗斯曼的反思的力量，并非来自形象的描写，而是来自严谨的逻辑，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慢慢道来。全书从头到尾贯穿着一个非同寻常的观点：极权国家运作的机理和现代物理学一样，都着眼于概率，不关心因果关系；看的是巨大的总量，而非单个的人或粒子。有时候，他把逻辑寓于诗情之中；在斯大林格勒，斯大林从希特勒手里一把夺过反犹主义这把剑，这个夺剑的形象是个画龙点睛的收尾之笔，点明了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本质上是一回事。
格罗斯曼在一篇假借书中人物伊康尼科夫谈论“愚蠢的善举”的文章中最为直截地表达了他的观念。伊康尼科夫以前是托尔斯泰的信徒，不久前亲眼看见20000名犹太人惨遭屠杀。<a id="noteBack_39" href="#note_39">[39]</a> 每当听到诸如创造世界新秩序这话，我们最好回想一下这篇文章里的某些想法：
哪里有善的曙光升起——这种善是永恒的，并且永远不会被恶所战胜，当然那种恶本身也是永恒的，也永远胜不过善——哪里就会流血，就会有大批儿童和老人死于非命。不但是人，就连上帝也无法消除现实的恶。<a id="noteBack_40" href="#note_40">[40]</a>
看样子，只有个人才能保住这颗种子令它存活，只有未被国家意识形态征用的语言才能讲到这颗种子。德国人命令伊康尼科夫去修建毒气室，他拒不从命，此举实际上是将他自己置于死地。在此之前，他找到一位意大利神父，用一种令人难忘的混杂着意大利语、法语、德语的大杂烩语言问了一个深奥的问题：“Que dois-je faire, mio padre, nous travaillons dans una Vernichtungslager.”（字面意思：“神父啊，我该怎么办，我们在一个灭绝营干活呢。”他实际想说的是：“神父啊，我该怎么办，我们在建毒气工厂了。”——译者注）<a id="noteBack_41" href="#note_41">[41]</a> 有人说，格罗斯曼的文笔有点儿笨重，典型的苏式风格；更确切的说法，应该是格罗斯曼能写出各种各样诗一般的语言，有伊康尼科夫笨拙、破碎的语言，也有克雷莫夫自我谴责时那种雄辩的语言，但是他不太相信为诗而诗，所以，只有在平常语言不足以表情达意的时候，他才写诗意的语言。
或许只在一个方面，格罗斯曼不如托尔斯泰：他没有托尔斯泰那样高超的再现鲜活而完整的生命的能力。托尔斯泰刻画的年轻的娜塔莎·罗斯托娃那种形象，《生活与命运》里面是找不到的。但是，格罗斯曼描写的是欧洲史上最黑暗的时代之一，所以尽管最后一章歌颂明媚的春光，写到耀眼的阳光照在冰雪上，别廖兹金（Byerozkin）和他的妻子“从亮光中穿过，就好像从密密的树丛中穿过”，但这部小说的整体色调是阴郁的，大多数的陪衬情节都以主要人物的死亡作结，有时候死去的还不止一人。不过，格罗斯曼并不是没有爱、没有信仰、没有希望。在他的信念里甚至含有一种坚强的、清醒的乐观精神，他坚信，即使身陷苏联或纳粹的集中营，也并非不可能坚守道义，仁慈待人。格罗斯曼能够细腻地理解人的过错、人的疑虑、人的表里不一，理解道义选择是痛苦的、复杂的，这种理解给予他的作品非凡的价值。
这种对于道德的微妙的理解，是让我们将格罗斯曼与另一位作家——契诃夫——联系起来的诸多特质之一，尽管二人在写作篇幅上大不相同。《生活与命运》有很多章节，单个拿出来与契诃夫的短篇小说惊人地相似。阿巴尔丘克和一个朋友争论不休，不料几小时后这个朋友被一个罪犯杀害。阿巴尔丘克把罪犯的名字告诉了劳改营当局，这样做相当于自寻死路。他觉得做一个堂堂君子是立身之本，告发凶手更让他自觉义薄云天。底气一足，对死去朋友的怒气更大了，想好好教训教训他。读者一方面赞赏阿巴尔丘克的勇敢，一方面厌恶他的自命正直。
书中关于斯大林格勒年轻士兵克里莫夫那一章也颇有契诃夫式的讽刺意味。克里莫夫遇到德军轰炸，迫不得已在一个弹坑里躲了几个小时。以为身边躺着的是一个俄国同志，他突然感到一种他不应有的对于人类温暖的需求。这个杀人有术的侦察员于是握住了那人的手。没想到那人是个德国兵，碰巧也在这个弹坑里躲轰炸。等到轰炸结束，这两个士兵才意识到彼此都弄错人了；他俩默默地爬出了弹坑，各自都害怕被上级看见，说自己通敌……在关于红军驾驶员谢苗诺夫的一章里，格罗斯曼提出了相似的问题，但是说得更含蓄。谢苗诺夫被德国人俘虏，在奄奄一息快要死了的时候，德国人把他给放了。这时候，一个乌克兰农家老太赫里斯佳·丘尼娅克把他接进自己的茅舍，给他喂饭，护理他。<a id="noteBack_42" href="#note_42">[42]</a> 过了一个多月，谢苗诺夫恢复了体力，一个邻居来串门，谈着谈着就谈起了农业集体化。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的救命恩人，“这个舒适的农舍的女主人”<a id="noteBack_43" href="#note_43">[43]</a> 曾几何时几乎快要饿死了，当时命悬一线，就像他自己刚住进来的时候一样。而赫里斯佳那天晚上睡觉前，觉得要在胸前画个十字才安心；字里行间看得出，如果她早知道谢苗诺夫是赞成农业集体化的，并且是从莫斯科来的，恐怕不一定会救他的命。仅仅十二年前，正是那些莫斯科来的苏共党员、共青团员导致她全家人活活饿死的惨剧。她对人善良，似乎和她的认识水平无关；甚至可能正是因为她的缺乏认识。
正好像《生活与命运》可以作为一系列微型画像来看，在格罗斯曼看来，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合在一起，也可以作为一部史诗般宏大的作品来读。格罗斯曼塑造的一个人物向契诃夫表达了敬意，他的一番话道出了格罗斯曼自己的希望和观点：
契诃夫使我们认识了整个的俄罗斯，俄罗斯的各个阶级、阶层、各种年龄的人……但是不仅如此。他使我们认识了这平平常常的许多人，明白吗，俄国的平常人！……契诃夫说：让上帝到一边去吧，让所谓伟大的先进思想到一边去吧，首先是人，我们要善良，要关心人，不管什么人，僧侣、庄稼汉、百万巨富的工厂主、萨哈林的苦役犯、饭店的跑堂；首先要尊重人，怜惜人，热爱人，不这样绝对不行。<a id="noteBack_44" href="#note_44">[44]</a>
我们或许可以把《生活与命运》称为契诃夫式的人性史诗。像任何一部伟大的史诗作品一样，这本书偶尔也超出了史诗的框架。在驶向灭绝营的火车上，一个已届中年、没有孩子的医生索菲亚·奥西波芙娜·列文顿 “收养”了小男孩达维德。格罗斯曼不光把自己的生日——12月12日——给了这个孩子，还把自己很多童年的回忆也给了他。当一个德国军官下令内科医生和外科医生走出队列时，索菲亚没站出来，她不肯扔下达维德不管，不肯扔下她有生以来第一次有了认同感的犹太人们，而宁可放弃自己的生命。一大群人被赶进了毒气室，索菲亚和达维德也在这群人里。达维德是先死的，索菲亚感到孩子的身体在她怀里渐渐沉下去。这一章是这样结尾的：
这孩子的身体小得像鸟儿一样，比她先走了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