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罗斯曼提示您：看后求收藏（350中文350zw.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我做妈妈了。”她想道。
这是她最后一个念头。
可是她的心还活着：心在紧缩，疼痛，在怜惜你们，活着的和死去的人们。索菲亚感到一阵恶心，就把达维德，已经成了尸体的孩子紧紧搂在怀里，她也成了死人，成了尸体。<a id="noteBack_45" href="#note_45">[45]</a>
索菲亚·奥西波芙娜在弥留的时刻第一次感到了母爱的力量。她终于当上了妈妈——可是，她给孩子带来了生命还是带去了死亡？我们不能说：达维德已经死了。达维德/瓦西里还活着——索菲亚一定也还活着，因为她的心不仅怜悯已经死去和正在死去的人们，不仅怜悯她同时代的人，而且也怜悯“你们大家”，也就是说，怜悯我们这些读者。或许她给瓦西里·格罗斯曼，也给一些读者，带来了更充实、更深刻的生命，虽然这生命痛苦照旧。
格罗斯曼曾经给爱伦堡写过一封信谈《黑书》。正像信里所说，他深感为死者说话，“为长眠者发声”<a id="noteBack_46" href="#note_46">[46]</a> ，是他的道义责任。 但同样重要的，是他感到死者在支撑着他；他相信死者的力量能够帮助他履行为生者尽力的职责。维克托·施特鲁姆的故事，结尾处有一种谨慎的乐观，从中可以清楚看到格罗斯曼这种责任感。施特鲁姆明知那些人是无辜的，可是不昧着良心构陷他们，自己那几个新到手的特权就没了，于是一反常态地在官方的诽谤信上签上了名。施特鲁姆希望他死去的母亲下次会帮助他，让他有所长进；他在小说里的最后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好吧，咱们就试试吧……也许，我还有足够的力量。妈妈，妈妈，这是你的力量。”<a id="noteBack_47" href="#note_47">[47]</a>
格罗斯曼母亲的二十周年忌日那天，他给母亲写了一封信。他的情感在信中表达得更加明白：“亲爱的妈妈，我就是你，只要我活着，你也就活着。我死以后，你还会继续活在这本书里。我把这本书题献给你，书的命运是和你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的。”<a id="noteBack_48" href="#note_48">[48]</a> 他感到母亲就在这本书里活着，这似乎让他觉得《生活与命运》这本书本身就是一个活体生命。<a id="noteBack_49" href="#note_49">[49]</a> 他给赫鲁晓夫写了一封信，以一句挑战的话作结：“我花费毕生心血写成的书正在坐牢，那么，我自己的人身自由、我现在的职位都是毫无意义的，都是虚假的。这本书，我写了就不会抛弃，过去不抛弃，现在也不抛弃……请你把自由还给我的书。”<a id="noteBack_50" href="#note_50">[50]</a>
* * *
约翰·加勒德（John Garrard）和他的夫人卡罗尔（Carol Garrard）合写了一本优秀的格罗斯曼传记《别尔基切夫的灵骨》。约翰·加勒德来信说，格罗斯曼有“两个未愈合的伤口”：
第一个伤口是沉默的文化。苏联犹太人的死亡，当地老百姓做了帮凶。在前苏联的领土上，大家至今还保持沉默，绝口不提这件事。有一位美国和平卫队的志愿者被分配到别尔基切夫工作，上个月她给我来信说，她正在寻找犹太人大屠杀的准确地点。她请乌克兰朋友帮忙寻找（她会说乌克兰语），大家却茫然看着她，都矢口否认，说没发生过这样的屠杀，也没有这样的尸坑。第二个伤口与斯大林格勒战役有关。通往著名的“斯大林格勒陵墓”的花岗岩墙上刻着一排大字：“一个德国兵问道：‘他们又向我们进攻了，他们能是普通人么？’”在陵墓的大厅内，一个苏联红军战士的回答用烫金大字刻在了墙上：“是的，我们确实都是普通人，活下来的没有几个，但是为了神圣的俄罗斯母亲，我们都履行了爱国者的责任。”
这些话是从格罗斯曼一篇文章上摘录下来的，该文题目是《在主传动线上》，最初刊登在《红星报》上，后来《真理报》也转载了。但是，这个纪念馆的设计师们并没有注明这两句话的作者是格罗斯曼。纪念馆的导游人员至今仍然在说，他们不知道这个语录的作者是谁。<a id="noteBack_51" href="#note_51">[51]</a>
纪念馆修建期间，格罗斯曼在默默无闻中死去。纪念馆1959年奠基，1967年完工；《生活与命运》1961年被“逮捕”，格罗斯曼于1964年逝世。苏联当局对待格罗斯曼的方式，似乎是将他劈作两半，两个“格罗斯曼”互不相干：一个是持不同政见的犹太人，他的作品必须保持沉默；另一个则代表了“苏联人民的声音”，他的话可以用巨大的字体刻在墙上，只要不提他的名字就好。直到今天，斯大林格勒陵墓始终没有注明作者就是格罗斯曼。格罗斯曼天上有知，对此可能只会耸耸肩；他“为长眠者发声”，如果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才会更令他失望不安。
2006年6月
2010年11月修订
<a id="note_1" href="#noteBack_1">[1]</a> 西方见证犹太大屠杀最为知名的作家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终生从事的也是工业化学师的工作。与格罗斯曼一样，莱维也是精确描写和分析的大师。
<a id="note_2" href="#noteBack_2">[2]</a> 见谢苗·利普金的《瓦西里·格罗斯曼的斯大林格勒》（Stalingrad Vasiliya Grossmana，阿迪斯出版社，1986），第10页。巴别尔：“用新的眼光发现了我们的犹太首都。”布尔加科夫：“有价值的东西还是能够出版的！”
<a id="note_3" href="#noteBack_3">[3]</a> 这个书名取自德文Glück auf，短语的字面意思是“上来，好运！”，原是矿工从井下回到地面上的时候，地面上的人打招呼用语。后延伸为“祝你好运”。
<a id="note_4" href="#noteBack_4">[4]</a> 茨维坦·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希望与回忆》（Hope and Memory，伦敦：大西洋出版社，2005），第50页。
<a id="note_5" href="#noteBack_5">[5]</a> 谢苗·利普金，《战车》（Kvadriga，莫斯科：Knizhny sad出版社），第516页。
<a id="note_6" href="#noteBack_6">[6]</a> 利普金，《战车》，第577页。
<a id="note_7" href="#noteBack_7">[7]</a> 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该党分裂为两派：布尔什维克派和孟什维克派。1917年布尔什维克政变后，孟什维克大多被捕或流亡。
<a id="note_8" href="#noteBack_8">[8]</a> 苏联安全部门多次改名。按时间顺序，最重要的名称和缩写为：契卡（Cheka），国家政治保安总局（OGPU），内务人民委员会（NKVD），国家安全委员会（KGB，即：克格勃）。
<a id="note_9" href="#noteBack_9">[9]</a> 关于这个故事更全面的记述，包括格罗斯曼给叶佐夫写的措辞巧妙的信之全文，见约翰·加勒德（John Garrard）和卡罗尔·加勒德（Carol Garrard）合著的格罗斯曼传记《别尔基切夫的灵骨：瓦西里·格罗斯曼的生活与命运》（The Bones of Berdichev: The Life and Fate of Vasily Grossman，自由出版社，1996），第122—125页和第347—34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