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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田野上雾气沉沉。顺着公路伸展开去的高压线上，闪烁着汽车车灯的反光。
没有下过雨，但黎明时的大地是潮湿的，在禁止通行的信号灯亮起的时候，湿漉漉的柏油路面上就会出现晃晃不定的红色的光斑。在很多公里之外就感觉到集中营的气氛：电线、公路和铁路纷纷朝集中营延伸，越来越密集。这是线路纵横交错的地区，一条条线路把大地，把秋日的天空和夜雾划成许许多多矩形和平行四边形。
远方的警报器送来长长的、低沉的鸣声。
公路紧挨着铁路，装载着一袋袋水泥的汽车队，有一阵子几乎和一列长得不见头尾的军用货车并排前进。穿军大衣的司机们没有看在一旁行进的列车，也没看车上一个个灰点儿似的人脸。
雾中出现了集中营的铁篱：一道道铁丝网架在钢筋混凝土桩上。棚屋一座连一座伸展开去，排成一条条又宽又直的街道。从这些棚屋的单调一律，就可看出这座庞大集中营的不人道。
在千百万的俄罗斯农舍中，没有也不可能有两座完全一模一样的。凡是有生命的东西，都各有各的特性。两个人不可能一模一样，两丛蔷薇也不可能一模一样。如果强行消除生命的独立性和各自的特点，生命就会消失。
头发斑白的火车司机装做漫不经心的样子，瞅着从一旁闪过的混凝土桩柱、架着旋转探照灯的高架和钢筋混凝土塔楼，从反光镜里可以看见塔楼上都有士兵守在旋转式机枪旁。司机朝副司机挤了挤眼睛，机车发出警告信号。亮着电灯的扳道房、停在彩条拦路竿后的一长串汽车和牛眼似的红色信号灯一闪而过。
从远处传来迎面开来的列车的汽笛声。司机对副司机说：
“祖凯尔来啦。听这大大咧咧的嗓门儿，能听得出来。他这是卸了载，开着空车上慕尼黑去。”
空载的列车轧轧地开过来，与开往集中营的军车交会。被撕裂的空气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车厢间灰蒙蒙的空隙一闪一闪地晃过。转眼间，被撕成碎片的空间和秋日的曙光又连成一片，有节奏地奔驰着。
副司机掏出口袋里的小镜子，照了照满是油污的脸。司机招招手，借过他的小镜子。
副司机用激动的声音说：
“唉，阿普菲尔师傅，我敢说，如果不是车厢要消毒，咱们回来能赶上吃午饭，不会弄到早晨四点钟才筋疲力尽地赶回来。好像消毒这种事儿就不能在枢纽站搞似的。”
老司机很讨厌没完没了地搞消毒。
“发长信号，”他说，“咱们不要上备用线，要直接开进大卸场。”
二
自从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莫斯托夫斯科伊第一次认真运用自己的外语本领就是在德国人的集中营了。战前他住在列宁格勒，和外国人交谈的机会不多。现在他不由得想起当年侨居伦敦和瑞士的情景，那时候，因为天天和各国革命家在一起，说话、争论、唱歌用的都是多种欧洲语言。
邻铺的意大利神甫加尔季告诉他，关在集中营里的有五十六个民族的人。
这些在集中营棚屋的数万名居住者，他们的命运，他们的脸色，他们的衣服都是一样的，他们都拖着脚步走路，喝的都是甘蓝和俄罗斯囚犯叫做“鱼眼”的人造西米熬成的菜汤。
对于管辖者来说，集中营里的人的区别仅在于号码和缝在上衣上的布条的颜色：红色的是政治犯，黑色的是怠工者，绿色的是小偷和杀人犯。
集中营里的人因为语言不通，彼此不了解，但共同的命运把他们结合起来。分子物理学家、古文献学家和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的意大利农民、南斯拉夫牧民睡在一起。当年有厨子精心调制菜肴、吃不好还会使女管家惴惴不安的人和天天吃腌鳕鱼的人一起穿着木底鞋去干活儿，还要忧心忡忡地张望着：留络腮胡子的德国佬是不是来了？
集中营里的人各不相同的遭际中有相同之处。追寻往事的梦不论萦系着意大利土路边的小园，萦系着北海边悲怆的涛声，还是博布鲁斯克郊外领导干部住房里橙黄色的灯罩，所有囚犯过去的岁月都是美好的。
一个人在进集中营之前的生活越是艰难，现在越是起劲地说谎。
这种说谎不是为了欺骗，而是为了赞美自由：在集中营外面的人不可能是不幸福的……
这座集中营战前叫做政治犯集中营。
国家社会主义党<a id="noteBack_1" href="#note_1">[1]</a> 创造了新型的政治犯——没有犯过罪的罪犯。
许多人被关进集中营，只是因为在同朋友交谈中说了一些不满意法西斯制度的话，或者说了一些涉及政治的笑话。他们既没有散发传单，也没有参加地下政党。他们的罪名，是他们有可能参加这些活动。
在战争时期将俘虏关进政治犯的集中营，也是法西斯的新创造。这里有在德国境内被击落的英国和美国飞行员，还有投靠了德国秘密警察的红军指挥员和政委。他们的任务是提供情报，配合行动，出点子，在各种各样的声明上签名。
集中营里还有怠工者，也就是有意不干兵工厂和军事工程中的活儿的故意旷工者。因为不好好干活儿而把工人关进集中营，也是国家社会主义党的一项发明。
集中营里有些人衣服上缝的是紫布条，那是从法西斯德国出去的德国侨民。这也是法西斯的新发明：只要离开德国，不管在国外如何循规蹈矩，都要成为政治敌人。
衣服上带绿布条的人，也就是小偷与盗贼，在政治犯的集中营里是享有特权的一部分人；警方依靠他们监视政治犯。
利用刑事犯控制政治犯，也是国家社会主义党的新发明。
在集中营里还有一些人遭际特殊，还没有发明适合他们的布条子颜色。但是就连玩蛇的印度人，从德黑兰来德国学绘画的波斯人，以及学物理的中国留学生，国家社会主义党都为他们准备好了铺位、一小锅菜汤和十二小时挖地的活儿。
军用列车日日夜夜朝集中营，朝一座座死亡的营地开来。空中回响着车轮的轧轧声、机车的吼叫声、成千上万衣服上缝着五位数蓝色号码的囚犯出工时杂沓的脚步声。一座座集中营成为新欧洲的一座座城市。这些城市一天天扩大起来，有自己的规划，有自己的街道和广场，有医院、市场、火葬场、运动场。
跟这些集中营城市相比，跟火化炉上空一道道可怖的黑红色火光相比，那些坐落在城郊的一座座老式监狱，显得多么单纯，多么古朴啊。
看样子，为了控制大量的囚犯，似乎也需要有数量庞大，甚至上百万的军队来监督和管理。但事实却不是这样。常常一连几个星期在集中营里见不到穿党卫军制服的人！囚犯们自己担任起集中营城市里的警察队。囚犯们自己维持营里的秩序，自己监督着，只准许烂土豆、冻土豆进他们自己的锅，把大土豆、好土豆挑出来送往军需品供应站。
囚犯们在集中营的医院和化验室里当医生和化验员；当清洁工，打扫集中营的街道；当工程师，为集中营里提供照明用电和暖气，为集中营里的机器制造零件。
充当又凶狠又卖力的集中营警察的是“卡波”<a id="noteBack_2" href="#note_2">[2]</a> ，在左臂上戴着宽宽的黄臂章，有营头儿、区头儿和室头儿。他们从上到下监管着营里的一切活动，从全营的事情，到每个人夜间在床铺上的言行。这一部分囚犯可以参与营当局的机密大事，甚至可以参与编制分类名单、在特种囚室里收拾囚犯等事。看样子，即使营当局完全撤离，这些囚犯仍然会让铁丝网上保持着高压电流，叫人跑不掉，还继续干活儿。
这些“卡波”卖力地为营当局效劳，但也常常唉声叹气，有时甚至哭起那些被送往火化炉的人……不过，这种二重性并不彻底，他们不会把自己的名字列入分类名单。莫斯托夫斯科伊感到特别可怕的是，国家社会主义党并不是戴着单片眼镜、傲然不可一世、与一般人不同的外来者。国家社会主义党就像自己人一样住在集中营里，和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也像普通人一样开玩笑，他们的玩笑也会逗人笑，他们是平常人，一言一行都和平常人一样，他们通晓囚犯们的语言，十分了解囚犯们的思想和心情。
三
莫斯托夫斯科伊、阿格丽宾娜·彼得罗芙娜、军医索菲亚·列文顿和司机谢苗诺夫在那个八月之夜在斯大林格勒郊外被德军俘虏之后，被带到了一个步兵师师部。
经过审讯之后，德国人把阿格丽宾娜·彼得罗芙娜放了，翻译官并且根据战地宪兵队人员的指示，给她带上一大块豌豆面包和两张三十卢布的红钞票；谢苗诺夫被编入俘虏大队，送往维尔佳契村地区的集中营营部。莫斯托夫斯科伊和索菲亚·奥西波芙娜·列文顿被带到集团军司令部。
莫斯托夫斯科伊在那儿最后一次看到索菲亚·奥西波芙娜：她站在到处是灰土的院心里，帽子没有了，肩章、领章被撕得耷拉下来，那悲怆和愤恨的眼神和脸色，使莫斯托夫斯科伊感到欣慰。
在第三次审讯之后，莫斯托夫斯科伊被徒步押往火车站，车站上有一列运粮的军车正在装车。有十个车厢装运许多姑娘和小伙子去德国做工。在军车开动的时候，莫斯托夫斯科伊听到一片妇女的哭声。他被锁在硬座车厢的小乘务室。押解他的士兵并不粗暴，但是在莫斯托夫斯科伊问他什么话的时候，他的脸上却流露出聋哑的神气。从中可以感觉出，他一心一意地注视着莫斯托夫斯科伊。动物园工作人员用火车运送动物，动物在笼子里沙沙蠕动，有经验的工作人员就是这样一声不响、一心一意地注视着笼子的。等到火车来到波兰总督管辖区的土地上，乘务室里又进来一名乘客——一位波兰主教，是个白头发、高个子的漂亮老头儿，眼睛里露出悲戚的神气，嘴唇像年轻人那样丰满。他马上就对莫斯托夫斯科伊说起希特勒对波兰宗教界的残酷迫害。他说俄语带有很重的波兰口音。莫斯托夫斯科伊不客气地对天主教和教皇骂了一顿之后，他不作声了，而且，莫斯托夫斯科伊再问他什么话，他也只是用波兰话简短地回答一下。过了几个钟头之后，就让他在波兹南下车了。
过了柏林，莫斯托夫斯科伊被带进集中营……这一营区关押的是秘密警察特别感兴趣的囚犯，他来到这里，似乎已经过了很多年。在这种特别营区里，生活条件比劳动营里要好些，但这是实验室里被试验动物的富足生活。有时值班的把一个人叫到门口——原来是一个朋友要以优惠条件进行平等交换，用烟草换食品，这个人便得意洋洋地回到铺位上。有时同样叫另一个人到门口去，这人便中断了谈话，朝门口走去，交谈者就再也等不到他把话说完了。过一两天，就会有“卡波”来吩咐值班的把破衣烂布打扫出去，有人就会用讨好的口气问“卡波”队员凯泽：能不能睡到空出来的床铺上？已经习惯了七扯八拉的闲谈，从囚犯分类到火化尸体，到集中营里的足球队——最好的队是挖地的“沼地兵”，前锋很棒，攻势很猛，波兰队后卫不行。各种各样有关新式武器的传闻、国家社会主义党头头儿钩心斗角的传闻，大家都听腻了。传闻总是又好又不真实，是集中营囚犯的麻醉剂。
四
天快亮时下了一场雪，直到中午也没有化。俄罗斯人感到又欢喜又悲伤。这是俄罗斯在思念他们，将母亲的头巾扔在他们的苍白而痛楚的脚下，染白了棚屋顶，远远看去，一座座棚屋很像家乡的房屋，呈现出一派乡村气象。
但这只闪现了一会儿的欢喜，一与悲伤相遇，立刻就沉没在悲伤中。
值班的原西班牙士兵安得列阿走到莫斯托夫斯科伊跟前，用似通不通的法语说，一个担任文书的朋友看到有关一个俄国老头子的文件，但是那个文书没来得及细看，办公室主任就把文件带走了。
“这文件就是决定我的命运的。”莫斯托夫斯科伊心里想。并且对自己的镇静感到高兴。
“不过没关系，”安得列阿小声说，“还是可以了解到的。”
“向营警备司令了解吗？”加尔季神甫问道。他的大眼睛在昏暗中闪着黑黑的亮光。“还是向治安总部代表利斯本人了解？”
白天的加尔季和夜晚的加尔季差别之大，使莫斯托夫斯科伊感到吃惊。白天谈的是菜汤，谈新来的人，跟同房间的人商量交换食品，回味加了大蒜的辛辣的意大利吃食儿。
被俘的红军知道他爱说的口头语“全体完蛋”，每次在集中营的广场上碰见他，老远就朝他喊：“帕德列老爹，全体完蛋！”并且笑着，就好像给这话打气。他们以为“帕德列”是他的名字，所以喊他帕德列老爹。
有一天晚上，关押在特别营区的一些苏联指挥员和政委跟他开玩笑，问他是不是真的守戒不接近女色。
加尔季听着法语、德语和俄语大杂烩，一笑也不笑。
然后他说起来，莫斯托夫斯科伊就把他的话翻译出来。他说的是，俄国革命者为了自己的信仰可以去服苦役，上断头台。为什么诸位就怀疑，一个人为了宗教信仰可以不接近女人呢？这跟牺牲生命无法相比呀。
“算啦，话不能这样说。”旅政委奥西波夫说。
夜里，等营里的人都睡了，加尔季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他跪在床铺上，做起祷告。集中营城市的所有苦难就好像沉没在他那炽热的眼睛里，沉没在那眼睛的柔和而分明的黑光中。他褐色的脖子上筋绷得紧紧的，就像在干活儿，长长的神情恬淡的脸呈现出忧郁而幸福的执着表情。他祷告很长时间，莫斯托夫斯科伊便在这个意大利人又低又快的祷告声中沉沉入睡。莫斯托夫斯科伊常常在睡一两个钟头后醒来，这时候加尔季已经睡了。加尔季睡觉很不安生，就好像要在睡梦里把自己的两种特性，把白天的特性和夜晚的特性合到一起，又打鼾，又咬牙，还有滋有味地咂吧嘴，像打雷一样把胃里的气直往外倒，忽然又拉长声音唱起赞美诗，赞颂上帝和圣母的大慈大悲。
他从来没有责备过这位老苏共党员不信教，倒是常常向他询问苏俄的情况。加尔季一面听莫斯托夫斯科伊叙说，一面不住地点头，好像对于关闭教堂和寺院，对于苏维埃国家没收东正教大量地产这样的事表示赞许。他的一双黑眼睛带着悲伤的神气望着这位老共产党员，于是莫斯托夫斯科伊很生气地用法语问他：
“您听懂了吗？”<a id="noteBack_3" href="#note_3">[3]</a>
加尔季笑起来，平时他谈起辣汁肉丁和番茄沙司，常常这样笑。
“您说的我全懂。我只是不懂，您为什么要说这种事？”<a id="noteBack_4" href="#note_4">[4]</a>
关押在特别营区里的苏联战俘们也是要做工的，所以莫斯托夫斯科伊只有在晚上和夜里才能见到他们，跟他们谈一谈。古泽将军和旅政委奥西波夫不做工。
经常跟莫斯托夫斯科伊聊天的是一个很古怪、令人很难断定其年龄的人——“海象”伊康尼科夫。他睡在全屋最差的地方，也就是睡在门口，又有冷飕飕的过堂风，又有带味儿的大马桶，马桶盖不住地砰砰响。
苏联囚犯管伊康尼科夫叫“老伞兵”，把他看作疯子，对他又怜悯又厌恶。他具有不寻常的耐性，那样的耐性只有疯子和白痴才有。他从来不害伤风感冒，虽然在睡觉的时候连秋雨打湿的衣服也不脱。真正能够用这样响亮、这样清楚的嗓音说话的似乎也只有疯子。
他跟莫斯托夫斯科伊是这样认识的。他走到莫斯托夫斯科伊跟前，一声不响地对着他的脸打量了老半天。
“这位同志，您有什么好事儿要说？”莫斯托夫斯科伊问道。
伊康尼科夫拉长声音说：
“说好事儿？什么是好，什么是坏？”
莫斯托夫斯科伊听到这话，笑了。这话忽然把他带到了童年时代，那时候大哥从神学校回来，常常和父亲争论神学上的事。
“这是老掉牙的问题了，”莫斯托夫斯科伊说，“佛教徒和古时的耶稣教徒早就想过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为解决这个问题，也花了不少脑筋。”
“解决了吗？”伊康尼科夫问道。那声调让莫斯托夫斯科伊觉得十分好笑。
“现在红军正在解决这个问题，”莫斯托夫斯科伊说，“请恕我直言，您的语调中有一种橄榄油味道，不是牧师的橄榄油，便是托尔斯泰主义者的橄榄油。”
“不可能不是这样，”伊康尼科夫说，“因为我是托尔斯泰主义者。”
“真没想到！”莫斯托夫斯科伊说。他对这个古怪人产生了兴趣。
“您要知道，”伊康尼科夫说，“我相信，布尔什维克在革命以后对教会的打击，对于耶稣教思想是有益的，因为教会在革命前已经进入很可怜的状态。”
莫斯托夫斯科伊很和善地说：
“您可真是一位雄辩家。我终于在老年看到了福音的奇迹。”
“不，”伊康尼科夫愁眉苦脸地说，“在我们看来，你们为了目的不择手段，而你们的手段是残酷的。您不要把我看成什么奇迹，我不是什么雄辩家。”
“那么，”莫斯托夫斯科伊忽然十分恼火地说，“要我怎样为您效劳呢？”
伊康尼科夫像个军人一样，以“立正”姿势站着，说：“请不要笑话我！”他的痛苦的声音显得十分悲戚。“我到您这儿，不是来开玩笑的。去年九月十五日，我看到两万犹太人被杀害，有妇女，有儿童，有老头子。那一天我明白了，如果有上帝的话，是不容许这种事的，这一下我看清楚了，上帝是没有的。在今天的一片黑暗中，我看见你们的力量，是这种力量在同可怕的恶势力斗……”
“那好吧，”莫斯托夫斯科伊说，“咱们来谈谈。”
伊康尼科夫在干挖土的活儿，在营属土地的沼泽地带，那里正在铺设一系列粗大的水泥管道，以便把使洼地变成沼泽的河水和脏水排出去。在这一地带干活儿的人就叫“沼地兵”。分到这儿来的一般都是营方不喜欢的人。
伊康尼科夫的手小小的，手指头细细的，指甲像小孩子的一样。他从工地上回来，常常满身泥浆，浑身湿漉漉的，走到莫斯托夫斯科伊床铺前，问道：“可以在您身边坐一坐吗？”他也不看对方，就坐下来，微微笑着，用手抹抹额头。他的额头有点儿奇异——不怎么大，却饱鼓鼓的，发亮，而且亮得出奇，就好像跟那肮脏的耳朵、暗褐色的脖子和手以及磕断的指甲不是一个人身上的。经历简单的苏联战俘都觉得他是一个难以理解的神秘人物。
伊康尼科夫家的祖先从彼得大帝时代起一代接一代都是神甫。只是最后一代人走了另外的道路——伊康尼科夫和所有的兄弟都遵奉父命进了世俗学校。
伊康尼科夫进了彼得堡工学院，但因为迷上了托尔斯泰主义，到最后一学年便离开学校，去彼尔姆省北方做起人民教师。他在农村待了八年左右，后来移居南方，来到敖德萨，在一艘货轮的机器房里当钳工，到过印度、日本，在悉尼住过。革命以后他回到俄罗斯，参加了农业公社。这是他多年的理想，他相信，农业公社的共产主义劳动，能够创造人间的天国。
在全面实行集体化的时候，他看到一列列军车满载着被没收了土地家产的富农家庭的男女老少。他看到许许多多瘦弱不堪的人倒在雪地里，再也没有起来。他看到一座座“被封闭的”、人口死绝的村庄，村庄里的门和窗都被钉死。他看到一个被捕的农妇，衣服褴褛，脖子上露出筋骨，一双干活儿的手黑糊糊的，押解的人带着恐怖的表情望着她：她因为饿疯了，吃掉了自己的两个孩子。
这时候，他虽然没有离开公社，却宣讲起福音书，祈求上帝拯救死者。结果他被关进监狱，不过很快就弄清，是三十年代的灾难使他的神志错乱了。在监狱的精神病院里强制治疗一年之后，他出了监狱，前往白俄罗斯，住到大哥家里去。大哥是一位生物学教授。他在大哥帮助下，在科技图书馆找到工作。但是一件件可悲的事对他产生了难以磨灭的影响。
等到战争开始，德国人占领了白俄罗斯，伊康尼科夫看到战俘的苦难，看到白俄罗斯城乡成千上万犹太人被杀害。他又陷入发狂状态，恳求相识和不相识的人掩藏犹太人，他自己也想方设法拯救犹太妇女和儿童。不久他就被告发，侥幸躲过了绞索，进了集中营。
这位破衣烂衫的肮脏“伞兵”的头脑里非常混乱，他主张对超阶级的道德进行荒唐可笑的分类。
“哪儿有强权，”他对莫斯托夫斯科伊说，“哪儿就有灾难，就流血。我见过农民遭受的大灾大难，还说实行集体化是为了做好事。我不相信什么好事，我只相信人性的良善。”
“照你的说法，要是将来做好事把希特勒和希姆莱绞死，咱们也要害怕啦。那您就尽管害怕吧。”莫斯托夫斯科伊回答说。
“您要是去问希特勒，”伊康尼科夫说，“他也会说，设立集中营是做好事。”
莫斯托夫斯科伊觉得，在跟伊康尼科夫争论的时候，不论说什么道理，都好比用刀子切海蜇，怎么切也切不开。
“那位生在六世纪的叙利亚基督教徒说的道理，在今天还是适用的，”伊康尼科夫又说，“‘要清算罪过，要饶恕犯罪的人。’”
在这个屋里还有一个俄罗斯老头子，姓切尔涅佐夫。他只有一只眼睛。看守把他那只人造的玻璃眼球打碎了，那个空空的红眼窝在他苍白的脸上显得非常不协调。他在和人谈话的时候，用一只手捂着空洞的眼窝。
他原来是孟什维克，一九二一年从苏联逃出。在巴黎住了二十年，在银行里当会计。他因为号召银行职工反抗德国新经理的措施，被抓进集中营。莫斯托夫斯科伊尽量不跟他接触。
看样子，莫斯托夫斯科伊博得的声望使独眼的孟什维克感到不安。不论是西班牙士兵，还是挪威文具店老板，比利时律师，都喜欢接近这位老布尔什维克，常常向他求教。
有一天，苏联战俘中的头头儿叶尔绍夫少校坐到莫斯托夫斯科伊的铺上。他微微靠在莫斯托夫斯科伊身上，把一只手搭在他肩上，又快又急切地说起话来。
莫斯托夫斯科伊忽然回头看了看，切尔涅佐夫正在远处的床铺上望着他们呢。莫斯托夫斯科伊觉得，他那只好眼睛里的苦闷神情，比起打掉的眼睛留下的红红的空窟窿还要可怕。
“是啊，伙计，你是不大快活的。”莫斯托夫斯科伊心里想。但并没有幸灾乐祸的心情。
大家时时刻刻需要叶尔绍夫，这不是偶然，是有道理的。“叶尔绍夫在哪儿？没看见叶尔绍夫吗？叶尔绍夫同志！叶尔绍夫少校！叶尔绍夫说的……去问叶尔绍夫吧……”别的棚屋里的人也常常来找他，他的床铺周围总有人来来往往。
莫斯托夫斯科伊管叶尔绍夫叫“思想领袖”。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一些社会活动家都是思想领袖。还有民粹派，还有风云一时的米海洛夫斯基。在希特勒的集中营里居然也有自己的思想领袖！独眼者的孤独在这营里似乎成了悲哀的象征。
自从莫斯托夫斯科伊蹲沙皇的牢房，已经几十年过去了，而且那时候是另一个时代，是十九世纪。
现在他常常想起当年的情形，那时候因为有些党的领导人不相信他主持实际工作的能力，他非常生气。现在他感到自己是强有力的，每天他都看到，他的话不论古泽将军，旅政委奥西波夫，还是天天愁眉苦脸、忧心忡忡的基里洛夫少校，都是多么看重。
在战前，使他可以自慰的是，他一直不受重用，不用接触那些使他反感、使他愤慨的事。斯大林在党内的独断独行，对反对派的血腥镇压，对党内老干部的不尊重——这些事他都没有接触到。他非常了解、非常敬重的布哈林的被害，使他感到非常沉痛。但是他知道，在任何问题上与党对抗，就会不自觉地站到反对自己所献身的列宁的事业的立场上。有时他觉得苦恼，他怀疑：他不发一言，不站出来反对自己不赞成的事情，也许是他软弱，是他胆小怕事？战前许多事使人不寒而栗！他常常想起已故的卢那察尔斯基，他多想再看到他啊，跟他交谈是那样轻松，不等一句话说完，他们彼此很快就了解了。
现在，在可怖的德国集中营里，他感到自己有信心，有力量。只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时刻不离开他。他即使在集中营里，也无法恢复年轻时那种鲜明、完整的感情：在自己人当中是自己人，在外人当中是外人。
有一天，一位英国军官问他，在苏联不能发表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是不是影响他研究哲学。
“这对别人也许有影响。对我这个马克思主义者没什么影响。”莫斯托夫斯科伊回答说。
“我问这个问题，正因为您是一位老马克思主义者。”英国军官说。虽然莫斯托夫斯科伊听到这话心中，皱了皱眉头，他还是恰当地回答了英国人。
这也并非因为像奥西波夫、古泽、叶尔绍夫这样一些跟他十分亲近的人，有时候也使他感到很不痛快。问题在于，他感到自己心中有许多东西变得陌生了。过去在和平时期，他兴高采烈地去赴老朋友的约，聚会结束时却发现这人已变得格格不入。
但是，和今天的时代格格不入的东西就生长在他身上，已成为他自己的一部分，又该怎么办呢？……又不能跟自己决裂，不能避而不见。
他在和伊康尼科夫谈话的时候，有时会发火，很粗暴，还常常嘲笑他，管他叫脓包、孱头、蠢货、窝囊废。尽管常常嘲弄他，有时候很长时间看不到他，却又想他。
这就是在莫斯托夫斯科伊年轻时坐牢的年代和今天之间的主要变化。
在年轻时候，朋友和同志身上的一切都是可亲的，容易理解的。敌人的每一种思想、每一种观点都是格格不入，毫无道理的。
可是现在他常常在异己者思想中发现他在几十年前珍视的东西，而在朋友的思想和言谈中有时会不可理解地出现异己的东西。
“这大概是因为我在世上活得太久了。”莫斯托夫斯科伊心里想。
五
一位美国上校住在特别营区的一个小小的单间里，准许他在傍晚时候自由走出营区，给他吃的是特别伙食。据说，从瑞典方面有人来要求关照他，是罗斯福总统通过瑞典国王提出这一要求的。
有一天，上校把一大块巧克力糖送给生病的苏联少校尼科诺夫。在特别营区里，最使他感兴趣的是苏联战俘。他想和苏联人谈谈德国人的战略，谈谈战争头一年失败的原因。
他常常跟叶尔绍夫交谈，看着这位苏联少校既严肃又愉快的聪明的眼睛，忘记苏联少校不懂英文。他觉得奇怪的是，长相这样聪明的人怎么会不懂他的话，怎么会听不懂有关他们共同关心的问题的谈话。
“难道您一丁点儿也听不懂吗？”他懊恼地问道。
叶尔绍夫用俄语回答说：
“我们可敬的军士什么语言都懂，只是不懂外语。”
不过，借助微笑、眼神、拍肩膀构成的语言，再加上一二十个发音不准的俄语、德语、法语和英语单词，集中营里的苏联人还是常常跟几十种不同语言的民族的人谈谈友谊、合作、互相支持和对家庭、妻子、儿女的思念。
一些变了音的俄语、法语、英语单词，加上十来个在集中营里新出现的德语单词，足以表达简单而复杂的集中营生活中特别重要的东西。
也有一些俄语单词，如伙计、香烟、同志，是很多民族的囚犯共同使用的。有一句俄语“不行啦”是说明快要死的囚犯的状况的，已经成为大家的共同语言，所有五十六个民族的人都在使用。
大日耳曼民族带着学来的一二十个单词闯入居住着伟大俄罗斯人民的城市和乡村，于是成千上万俄罗斯农村妇女、老人和儿童跟成千上万的德国士兵用这些单词打起交道：“羊羔，老总，举起手来，母鸡，鸡蛋，完蛋。”这种交道绝不是什么好交道……
苏联战俘之间也谈不出什么好结果，有些人宁死不愿卖国，另一些人却千方百计要参加苏奸弗拉索夫的伪军。他们谈得越多，争论得越多，彼此的隔阂越大。到后来他们就不说话了，彼此越来越仇恨，越来越鄙视。
这种不言不语，被恐怖、希望和苦难连接在一起的这些混乱的人群，说着同一种语言的人们的互不理解和仇恨，正反映出二十世纪可悲的灾难之一种。
六
在下雪的日子，苏联战俘到晚上一谈起来特别悲伤。就连性格刚强、常来聚会的兹拉托克雷列茨上校和旅政委奥西波夫也愁眉苦脸，很少言语了。大家都苦闷不堪。
炮兵少校基里洛夫坐在莫斯托夫斯科伊的铺上，垂着肩膀，轻轻地摇着头。似乎不光是那黑沉的眼睛，是他整个巨大的身躯充满了苦闷。那些生存无望的癌症患者往往有这样的眼神。就连最亲近的人看到这样的眼睛，在怜惜的同时，也会想：“你顶好快点儿死吧。”脸色发黄、喜欢到处转悠的柯佳科夫指着基里洛夫，小声对奥西波夫说：
“他不是想上吊，就是想去投伪军。”
莫斯托夫斯科伊搓着长满白白的胡茬子的两腮，随口说：
“哥们儿，听我说说。真的，这样很好。难道还不明白吗？列宁缔造的国家的局面一天天叫法西斯受不了。法西斯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要么把我们吃掉，把我们消灭，要么自己完蛋。从法西斯对我们的仇恨，正可以看出列宁事业的正义性。还有一点也是很重要的。你们要明白，法西斯越是恨我们，我们越是应该相信我们是正义的。我们一定能胜利。”
他猛然转过身去对着基里洛夫，说：
“您这是怎么回事儿呀，嗯？您该记得高尔基的事。有一次他在监狱的院子里走来走去，有一个格鲁吉亚人对他喝道：‘你干吗要像挨了打的母鸡？把头抬高点儿！’”
大家笑起来。
“是的，是的，把头抬起来，”莫斯托夫斯科伊说，“你们想想看，这是伟大的苏维埃大国在捍卫共产主义思想！希特勒要较量，就让他试试吧！斯大林格勒坚持着，没有失守。战前有时候觉得，螺丝帽是不是拧得太紧、太狠啦？可是现在真的连瞎子都看清楚了：只要目的正确，一切手段都不为错。”
“是的，我们的螺丝帽拧得太紧了。这话您说得很对。”叶尔绍夫说。
“拧得还不够呀，”古泽将军说，“假如拧得再紧些，希特勒就到不了伏尔加河边了。”
“用不着我们教导斯大林。”奥西波夫说。
“好啦，”莫斯托夫斯科伊说，“要是死在监牢或者水漉漉的矿坑里，就什么也谈不到了。咱们应该想的不是这个。”
“那又该想什么呢？”叶尔绍夫高声问道。
坐在一起的人互相看了看，又朝四下里看了看，没有作声。
“唉，基里洛夫呀，基里洛夫，”叶尔绍夫忽然说，“咱们这位老人家说得很对：法西斯痛恨我们，我们应该高兴。不是我们消灭他们，就是他们消灭我们。明白吗？你想想看，进集中营找到自己人，总归是自己人跟自己人。不过就是这么回事儿。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是刚强的人，还要给德国人一点颜色看看呢。”
七
第六十二集团军司令部有一整天跟各部失去联系。许多部队的无线电接收机被炸毁；到处有电话线被炸断。
在伏尔加岸边轻轻颤动的土地猛烈震动起来的时候，人们望着流动的、碎波粼粼的河水，有时会觉得伏尔加河是不动的。这时候几百门苏联重炮在伏尔加右岸轰击。马马耶夫冈南坡的德军驻地四周飞起一团团泥土。
一团团旋转飞舞的灰土，经过重力编织的奇妙、无形的筛子，进行了筛选，沉重的土块和泥团落到地上，轻的灰尘飞向天空。被震得耳聋和眼睛发红的红军士兵每天都有好几次跟德军坦克和步兵相遇。
司令部和军队失去了联系，就觉得这一天长得叫人受不了。
为了打发这一天，崔可夫、克雷洛夫和古洛夫什么办法都想过：摆出要做事的样子，写信，争论敌军可能推进到什么地方，开玩笑，喝酒，有小菜也喝，没有小菜也喝，沉默，倾听炸弹爆炸声。铁旋风在掩蔽所周围呼啸，把一切敢于在地面上露头的活物扫倒。司令部瘫痪了。
“咱们来捉傻瓜吧。”崔可夫说着，把装满香烟头的老大的烟灰缸推到桌子角上。
就连参谋长克雷洛夫也沉不住气了。他用手指头敲着桌面，说：
“情况没有更糟的啦，像这样待下去，可别叫人家吃掉。”
崔可夫分好了牌，宣布：“红桃主牌。”可是接着就把牌掺和到一起，说：“咱们像兔子一样坐在这儿玩起牌了。不行，不能这样！”
他心事重重地坐着。他的脸显得很可怕，脸上呈现出剧烈的仇恨与痛苦表情。
古洛夫就像在预测自己的命运似的，也若有所思地说：
“是啊，这样过上一天，准会心力衰竭死去。”
过了一阵子，他大笑起来，说：
“在师里上厕所是一件极其困难的、可怕的事。有人告诉我，柳德尼科夫的参谋长一下子跑进掩蔽厕所，喊：‘乌拉，同志们，我……’他一看，他爱上的那位女医生正蹲在里面呢。”
天黑下来，德寇的空袭也停止了。一个被大炮轰鸣声和机枪嗒嗒声吓坏了的人，如果在夜间来到斯大林格勒河岸上，也许会以为，这是不怀好意的命运之神在决战时刻把他带到斯大林格勒来了，然而对于久经战阵的人来说，这时候正好刮刮胡子，洗洗衣服，写写信，参战的钳工、旋工、电焊工、钟表匠则修修打火机，修修闹钟，还用炮弹壳做油灯，从军大衣上撕下布条子做灯芯。
一闪一闪的爆炸的火光照耀着河岸的斜坡、城里的断垣残壁、一个个油桶、一座座工厂的烟囱，在这种短暂的闪光里，河岸与城市显得又阴郁又悲切。
在黑暗中，司令部的电话总机活跃起来了，打字机嗒嗒地响起来，打印出一叠叠战斗情报，小小发动机发出嗡嗡声，电报机轧轧响起来，电话员在话机里互相呼唤着，以便把通往各师、各团、各炮兵连、步兵连指挥所的线路接通。来到司令部的通信兵老气横秋地轻轻咳嗽着，联络官在向值班作战参谋汇报。
集团军炮兵司令波扎尔斯基老汉、渡河敢死队队长特卡琴柯工程兵将军、刚刚穿上草绿色士兵军大衣的西伯利亚师师长古尔捷夫、带领一师人驻扎在马马耶夫冈下的斯大林格勒本地人巴秋克中校都急着要向崔可夫和克雷洛夫汇报。在向集团军军委委员古洛夫作的汇报中，可以听到一些传遍斯大林格勒的名字，如迫击炮手别斯季尔柯、神枪手瓦西里·扎伊采夫和安纳托里·契诃夫、巴甫洛夫中士，还有第一次在斯大林格勒响起来的名字，如绍宁、弗拉索夫、布雷辛，他们在斯大林格勒的第一天就获得英雄的称誉。而在前沿阵地上，纷纷把折成等腰三角形的书信交给邮递员：“飞吧，书信，从西向东……带去我的问候，再把回信带回来……日安，噢，也许该说：晚安……”前沿阵地上在掩埋死者，死者就在掩蔽所和掩体旁边度自己长眠的第一个夜晚，同志们就在旁边写信，刮脸，吃面包，喝茶，在自制的浴槽里洗澡。
八
斯大林格勒守卫者最困难的日子来到了。
在城市混战中，在进攻与反攻中，在争夺科技宫、工厂、银行大楼，在争夺地下室、院子和广场的战斗中，毫无疑问德军都占优势。
德军插进斯大林格勒南部拉普申公园、库波罗斯沟和叶尔山卡一带的楔形攻势在逐渐扩大，德军的机枪手躲在河边，向伏尔加左岸的红镇南部进行扫射。作战参谋每天在地图上改动战线的位置，看着蓝色标志不断地往前爬，苏方红线与蓝色伏尔加河之间的地带一天天在收缩，越来越狭小。
主动权，战争的灵魂，这些天一直在德国人手里。他们一个劲地在前进，不论苏军怎样发狠反击，都阻挡不住他们缓慢然而不停的前进。
德寇的飞机一天到晚在天空吼叫，用重磅炸弹在苦难的大地上打出一个个窟窿。许多人的脑子里都有一个摆脱不掉的可怕想法：明天或者一个星期之后，已经被德军进攻的铁齿咬得七扭八曲的苏军防地，会变成一条细细的线，这条线甚至会断，那又该怎么办呢？
九
深夜，克雷洛夫将军在自己的掩蔽所的床铺上躺了下来。鬓角隐隐作痛，因为接连抽了几十支烟，喉咙里火辣辣的。他用舌头舔了舔发燥的上腭，转过身朝着内壁。睡意朦胧中，往日的情景纷纷来到脑海里：塞瓦斯托波尔和敖德萨的战场，罗马尼亚步兵冲锋时的呐喊声，铺了石板、长满常春藤的敖德萨的院落和塞瓦斯托波尔的英俊的水兵。
他仿佛觉得自己又在指挥所里，彼得罗夫将军<a id="noteBack_5" href="#note_5">[5]</a> 的夹鼻眼镜模模糊糊地闪着光；闪光的镜片又变成千万闪光的碎片，又是波涛翻滚的大海，又是德军炮弹炸碎的岩石扬起的灰色尘雾，灰色尘雾在水兵和步兵头顶上飘飘荡荡，飘到萨普山顶上。
他听到海浪无精打采地拍打着潜水艇，听到潜水艇的水兵粗声粗气地叫喊：“跳！”仿佛他跳入浪涛中，但他的脚马上碰到潜水艇的艇身……于是最后看了一眼塞瓦斯托波尔，看了看天上的星星，看了看岸上的大火……
克雷洛夫沉沉入睡。梦里依然是战争的情景。潜水艇从塞瓦斯托波尔开往诺沃罗西斯克……他蜷着麻木了的腿，胸前背后出汗都湿透了，发动机的声音震得两鬓昏昏的。忽然发动机不响了，潜水艇轻轻地沉到海底。气闷得不得了，被一行行虚线似的铆钉划成许多方块的金属顶压在头上……
他听到许多声音在吼叫，听到水的拍溅声，一颗深水炸弹爆炸了，海水冲击过来，把他从床铺上冲下来。克雷洛夫睁开眼睛：四周围都是火，一股股大火经过敞开的掩蔽所门口朝伏尔加河奔去。可以听到人的叫喊声、自动步枪的嗒嗒声。
“拿军大衣，拿军大衣把头蒙起来！”
有一个不相识的红军士兵对克雷洛夫喊道，并且把军大衣递过来。但是克雷洛夫推开红军士兵，高声问：“司令员在哪儿？”他忽然明白了：这是德国人烧着了油桶，着了火的石油正朝伏尔加河涌去。
看样子，要从这奔流的火海中逃生已经不可能了。溢出的石油填满了坑坑洼洼，在交通壕中汹涌奔流。大火轰轰直响，在流淌的石油上噼啪乱飞。泥土和石头一沾到油就冒起烟来。一道道漆黑闪光的石油从被燃烧弹打穿的油库里往外直涌，像是大卷大卷的烟与火被塞进了油罐，现在都伸展开来了。
几亿年前活跃在地球上的生物，那些野蛮可怕的原始怪物，从厚厚的地层中钻了出来，狂吼怒号，它们巨大的脚掌到处奔窜，贪婪地吞食着一切。烈火窜起几百米高，在高空放出一团团可燃的气体，一闪一闪地喷射着火焰。大片的烈火是那样凶猛，气流简直来不及向燃烧的碳氢分子给氧，微微颤动的浓黑烟层把秋夜的星空和燃烧的大地阻隔开来。从下面望着这油烟滚滚的黑色的苍穹，实在可怕。
一道道火柱和烟柱拼命向上窜，有时像是发怒发威的猛兽的姿态，有时又像晃动的白杨和颤抖的山杨。黑红两色在一团团烈火中不停地旋转，就像跳舞时混在一起的、松开辫子的黑发和红发姑娘。
燃烧的石油在水面上平平地流了开去，经河水冲动，咝咝地响着，冒着烟，弯弯曲曲地流动着。
奇怪的是，这时候已经有很多战士知道怎样可以到达岸边。他们叫喊着：“这儿来，这儿来，顺这条小路！”有些人已经有两三次来到被大火包围的掩蔽所前，帮助司令部的人员逃到岸边土台上，有一小堆脱险的人就站在这里，这是涌入伏尔加河的燃烧的石油分岔的地方。
一些穿棉衣的人帮助司令员和司令部的军官们逃到岸边。这些人把他们认为已经死去的克雷洛夫将军从火里抬出来，他们眨巴了几下烧焦的睫毛之后，又穿过密密的红色蔷薇丛朝各指挥部的掩蔽所奔去。
第六十二集团军司令部人员在伏尔加河边小小的土台上一直站到早晨。大家用手护着脸，遮挡着灼热的空气，不时弹着衣服上的火星，望着司令员。司令员披着军大衣，头发从帽子底下露出来，耷拉在额头上。他皱着眉头，阴沉着脸，然而显得很镇定，好像在深思。
古洛夫环顾着站在一起的人，说：
“这么着，咱们没烧死……”他又摸了摸滚烫的军大衣纽扣。
“喂，你这位带锹的弟兄，”工程兵司令特卡琴柯喊道，“赶快在那儿挖一道小沟，要不然那个小土包上的火就要流过来啦！”
他对克雷洛夫说：
“将军同志，全都乱套啦，火像水一样流起来，伏尔加河着了火烧起来。好在没有大风，要不然咱们全烧死啦。”
当微风从河面上吹来，高大的火幕轻轻晃动、倾斜过来的时候，人们纷纷躲避燎人的火舌。有的人走到水边，用水把靴子打湿，水一到滚烫的靴筒上很快就蒸发了。有的人一声不响，拿眼睛盯着地面，有的人一个劲儿地四下里打量着，有的人为了缓和紧张情绪，开起玩笑：“在这儿不用火柴也行了，要抽烟可以向伏尔加借火，也可以向风借火。”也有人不住地抚摩自己身上，摇着头，不时试试皮带金属环的热度。
传来几响爆炸声，这是司令部警卫营掩蔽所的手榴弹爆炸了。然后机枪子弹带里的子弹嗒嗒响了起来。一发德军的迫击炮弹在烟火中呼啸而过，在远处的伏尔加河上爆炸。河岸上有几个远远的人影在黑烟中闪过，看样子，是有人想把指挥所的火引开，转眼间一切又消失在烟与火之中。
克雷洛夫凝神望着四周流动的大火，已经不回想，不比较了……德国人会不会趁大火时候发起进攻呢？德国人不会知道我军司令部现在处在什么状态，昨天的俘虏还不相信我们的司令部在右岸呢……很明显，这是个别行动，就是说，有可能待到早晨没有事儿。只是千万不要起风。
他回头看了看站在一块儿的崔可夫，崔可夫正凝视着呼啸蔓延的大火；他那沾了许多黑烟子的脸好像火烧的，又像红铜铸的。他摘下帽子，拿手捋了捋头发，这一下子就像汗淋淋的乡村铁匠了；火星在他卷曲的头发上直蹦。他仰头看看呼呼响的烟火翻腾的天空，又回头看看伏尔加河，河上缭绕盘旋的烈火中隐隐出现了黑黑的缺口。克雷洛夫不由得想，自己担心的问题，司令员也在紧张地考虑着：德国人会不会在夜间发动大规模进攻？……如果能活到早晨，司令部往哪儿安？……
崔可夫感觉到参谋长的目光，便对他笑了笑，用手在头顶上画了一个大圈子，说：
“太漂亮啦，他妈的，不是吗？”
这场熊熊大火，在伏尔加河彼岸，在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部所在的红色花园看得十分清楚，参谋长萨哈罗夫中将一收到有关大火的情报，就报吿了司令员叶廖缅科<a id="noteBack_6" href="#note_6">[6]</a> ，总指挥请萨哈罗夫亲自前往电话总机和崔可夫通话。萨哈罗夫呼哧呼哧地喘着，急急忙忙顺着小路走去。副官打着手电筒，不时地提醒说：“将军同志，小心点儿！”并且不时用手推开挡在小路上的苹果树枝。远方的火光照耀着一棵棵树干，并且变成红色的斑点落在地上。这些晃晃不定的光斑使人心中惶惶不安。四周一片寂静，只能听到哨兵低沉的喝问声，这种情形使模糊而无声的火光显得特别可怕。
来到总机所在地，女值班员望着呼哧呼哧直喘的萨哈罗夫说，无法和崔可夫联系，电话、电报、无线电话都打不通……
“跟师里联系呢？”萨哈罗夫急忙问道。
“中将同志，刚才跟巴秋克通过电话。”
“要巴秋克，快点儿！”
女值班员战战兢兢望着萨哈罗夫，已经认定这位将军厉害又暴躁的脾气马上就要发作了，忽然高高兴兴地说：
“通了，将军，请吧。”她把话筒递给萨哈罗夫。
跟萨哈罗夫说话的是师参谋长。他像电话员姑娘一样，听到方面军司令部参谋长呼哧呼哧喘粗气，听到他的严厉的声音，胆怯起来。
“你们那儿情况怎么样，请汇报一下。能跟崔可夫通话吗？”
师参谋长汇报了油库起火的情况，汇报了大火扑向集团军司令部的情形，又说，师里无法跟司令员取得联系，还说，看样子，那儿的人没有全部牺牲，因为透过烟与火可以看到有一些人站在岸边，不过，不论从陆路还是在河上驾船都无法接近他们——伏尔加河烧起来了。巴秋克已经带着师部警卫连沿着河岸朝大火奔去，试图把火流引开，帮助站在岸上的人从大火包围中冲出来。萨哈罗夫听完师参谋长的汇报后说道：
“请转告崔可夫，要是他还活着的话，请转告崔可夫……”
他没有说下去。
电话员姑娘对这样长时间的停顿感到惊异，她等待着将军嗄哑的声音再响起来，用胆怯的目光朝萨哈罗夫看了看：将军依然站着，将手帕捂在眼睛上。
这一夜，有四十名司令部的指挥员在倒塌的掩蔽所里葬身火海。
十
在油库的大火之后，克雷莫夫很快就来到斯大林格勒。崔可夫把新的指挥所安在伏尔加堤岸脚下，在巴秋克师所属一个步兵团的防地上。崔可夫来到团长米海洛夫大尉的掩蔽所，看了看这宽敞的、用许多木头撑着的土室，满意地点了点头。这位司令员看着满脸雀斑的红头发大尉悲伤的脸，很快活地对他说：
“大尉同志，你造掩蔽所没有按规格办事，造得有点像元帅府。”
于是，团部便带上那简单的几件家具，迁到下游几十米的地方；红头发的米海洛夫也依样行事，毫不客气地把自己手下的一位营长挤走了。那位营长没有了住处，却没有再去挤自己的连长，因为他们住得已经够拥挤了，只叫人在高地上新挖了一个土室。
克雷莫夫来到第六十二集团军指挥所的时候，这儿的工兵作业正在紧张地进行，挖掘司令部各部门之间的交通壕，挖掘联系政工人员、业务人员和炮兵的大小地道。
克雷莫夫见过自己的司令员两次——他出来察看工程情况。
世界上也许没有任何地方像在斯大林格勒这样认真对待建造住所的事。在斯大林格勒造掩蔽所，既不是为了暖和，也不是为了让后来人佩服。能不能见到下一个天亮，活到下一顿午饭，主要取决于掩蔽所盖板的厚度、交通壕的深度、厕所的远近以及在空中是否能看到掩蔽所。
在谈到一个人的时候，都要谈他的掩蔽所。
“今天巴秋克的迫击炮在马马耶夫冈上干得漂亮……而且，他的掩蔽所也真不错，门是橡木的，特别厚，跟国会大厦的门一样，真是个聪明人……”
有时候，会这样说一个人：
“没说的，昨天夜里他转移了，丢了主要阵地，跟下属各部失掉了联系。他的指挥所在空中能看得见，用防雨布当门，可以说只能挡挡苍蝇。真是个没用的人，我听说，他老婆在战前就不跟他了。”
跟掩蔽所和土室有关的各式各样的传闻，在斯大林格勒多不胜数。有一个故事说，罗季姆采夫的指挥部所在管道里忽然涌进了水，师部人员一齐游上岸去，有人就开玩笑，在地图上标出罗季姆采夫指挥部冲进伏尔加河的地点。有一个故事说的是巴秋克那扇出了名的门如何被打掉的。还有一个故事，说饶鲁杰夫连同他的指挥部怎么给活活埋在拖拉机厂的掩蔽所里。
斯大林格勒的堤岸上密密麻麻排满了掩蔽所，克雷莫夫觉得这就像是一艘巨大的战舰：舰舷的一侧是伏尔加河，另一侧面对着连成一片的敌方火力网。
克雷莫夫接受政治部的委托，来解决罗季姆采夫师步兵团团长与政委之间的纠纷。他在动身来罗季姆采夫师部的时候，准备先向师部的军官们作一个报告，然后就来解决这件纠缠不清的事。集团军政治部一名勤务员把他带到一个宽阔管道的石砌洞口前，罗季姆采夫的师部就在里面。岗哨通报了方面军司令部派出的这位营政委的到来，就有一个低沉的嗓门儿说：
“叫他上这儿来吧，要不然还尝不到这儿的滋味呢。”
克雷莫夫在低低的拱顶下走着，感到指挥所里的人都拿眼睛看着自己，就向胖胖的团政委作了自我介绍。团政委穿着士兵棉军装，坐在罐头箱子上。
“啊，能听听报告太高兴啦，这可是好事儿，”团政委说，“要不然，我们听说，马内尔斯基，还有什么人，来到左岸，可是不打算上斯大林格勒我们这儿来呢。”
“另外，我还接受政治部主任的委托，”克雷莫夫说，“来解决步兵团团长和政委之间的事。”
“我们有过这样的事儿，”师政委回答说，“不过昨天已经解决了：有一颗一吨的炸弹落在步兵团的指挥所上，炸死十八个人，其中有团长，也有政委。”
他用坦然而随便的口气说：
“不知为什么他们一切都相反，就连外貌都截然不同：团长穿着朴素，他是农民的儿子；政委天天戴着手套，手上还戴着戒指。现在两个人躺在一块儿了。”
他是一个善于控制自己与别人的情绪而不受情绪影响的人，这时急忙换了口气，用快活的声音说：
“我们师驻守在科特鲁班山下的时候，有一次我开着自己的汽车送莫斯科来的巴维尔·费多罗维奇·尤金上前线去作报告。这位军委委员对我说：‘要是出什么差错，我砍你的脑袋！’我跟他受够了罪。一有飞机，我们马上就扎到排水沟里。我很小心，不想掉脑袋。不过尤金同志也很小心自己的性命，表现得很主动。”
听他们谈话的一些人微微笑着，克雷莫夫又感觉他的话里有令人不快的怜悯与嘲笑的意味。克雷莫夫平时跟队列指挥员的关系很好，跟参谋人员的关系也完全过得去，而跟自己的同行政工人员相处，往往感到很不痛快，常常不能以诚相见。现在这位师政委就使他很不痛快：才上前方没有几天，就自以为是老战士了，恐怕只是在战争前夕才入党的，也许还不知道恩格斯是什么人呢。
但是，看样子，克雷莫夫也有什么地方使师政委很不痛快。克雷莫夫一直有这种感觉。在副官给他安排住处的时候，请他喝茶的时候，都是这样。几乎每一个军事部门都有自己特殊的、与众不同的对人对事作风。罗季姆采夫师部里的人总是以自己的年轻将军为荣。克雷莫夫做完报告以后，大家就开始向他提问题。坐在罗季姆采夫旁边的师参谋长别尔斯基问道：
“请问，作报告的同志，同盟国究竟什么时候开辟第二战场？”
师政委半躺在紧靠管道石壁的窄窄的床铺上，坐起来用手扒了扒干草，说道：
“别着急。我更感兴趣的倒是我们的指挥部准备怎样行动。”
克雷莫夫很不高兴地瞟了师政委一眼，说：
“既然你们的政委提出这样的问题，那就不应由我来回答，应该由将军来回答了。”
大家一齐看了看罗季姆采夫。罗季姆采夫便说：
“高个子在这儿连腰都伸不直。一句话，这儿是管道。防守是可以的，再没有更大的优越之处了。从这种管道里发动进攻是不可能的。倒是希望发动进攻，可是在管道里无法调集后备兵力。”
这时候电话铃响了，罗季姆采夫抓起话筒。所有的人都朝他看了看。罗季姆采夫放下话筒，朝别尔斯基弯下身去，小声说了几句话。别尔斯基探身去拨电话，但是罗季姆采夫用手按住电话机，说：
“干吗，难道您没听见？”
在炮弹壳制的油灯那晃晃不定、烟气腾腾的灯光照耀着的管道里，在石头拱顶下，能听见很多声音。一阵一阵的机枪声在头顶上咔嗒嗒响，就像大车过桥。不时有手榴弹爆炸声。任何声音在管道里引起的共鸣声都非常响亮。
罗季姆采夫时而把这个参谋人员叫来，时而把那个参谋人员叫来，又把沉不住气的话筒拿到耳朵上。有一小会儿他注意到坐在不远处的克雷莫夫的目光，便亲切地像对自家人一样笑了笑，对他说：
“报告员同志，伏尔加的天气放晴了。”
电话不断地响起来。克雷莫夫听着罗季姆采夫在讲话，大致了解了发生的情况。年轻的副师长鲍里索夫上校走到将军跟前，俯下身对着放在箱子上的斯大林格勒地图，清清楚楚地画了一条垂直的粗粗的蓝线，穿过苏方防区的红色虚线，直到伏尔加河边。鲍里索夫用阴郁的眼睛意味深长地看了看罗季姆采夫。罗季姆采夫看见一个穿斗篷的人从幽暗中朝他走来，猛地站了起来。
看到来人的步子和脸上的表情，马上就明白了他是从哪儿来的。他浑身笼罩着一团肉眼看不见的火气，就好像在他那急急匆匆的动作中，不是斗篷在沙沙地响，而是这人浑身的电在哧啦哧啦地爆炸。
“将军同志，”他用埋怨的口气嚷道，“狗日的把我逼到冲沟里，逼到河边来啦。给我增援！”
“你要不惜任何代价把敌人阻挡住。我没有后备兵力。”罗季姆采夫说。
“是，不惜任何代价。”穿斗篷的人回答说。当他转身朝出口走去的时候，大家都看清楚了，他知道他将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就在这一带吗？”克雷莫夫指了指地图上弯弯曲曲的河岸，问道。但是罗季姆采夫没来得及回答他。管道出口处响起手枪射击声，还有手榴弹爆炸的红色火光闪了几下。尖利的指挥官的哨声响起来。参谋长跑到罗季姆采夫跟前，叫道：
“将军同志，敌人朝我们指挥所冲来了！……”
多少有点卖弄自己的镇静语调、用彩色铅笔在地图上镇定地描画战局变化的师长忽然不见了。瓦砾场和荒草沟里的战争跟铬钢、阴极灯和无线电设备息息相关的感觉消失了。这个薄嘴唇的人很带劲地高声喊道：
“喂，全师部注意！检查一下自己的武器，带上手榴弹，跟我来，把敌人打回去！”
从他的声音中，从他又快又狠地在克雷莫夫身上扫过的目光中，流露出又冷酷又厉害的要打仗的狠劲儿。一时间使人觉得，这个人的主要力量不在于他的老练，不在于他的军事知识，而在于他的残酷、剽悍的气质。
几分钟之后，师部的军官、文书、通信员、电话员慌乱笨拙地拥挤着，从师部的管道里涌了出来，跨着轻快的步子跑在前面的是罗季姆采夫，他被一闪一闪的战火照耀着，朝冲沟奔去，爆炸声、枪声、呐喊声、骂声就是从那儿传来的。
等到克雷莫夫气喘吁吁地同前面几个人一起跑到冲沟边，朝下面一看，他的颤动的心里顿时出现了一种又憎恶、又恐怖、又痛恨的感情。沟底晃动着模糊的人影，射击的火花忽明忽灭，时而亮起绿眼睛，时而亮起红眼睛，钢铁的啸声在空中一个劲儿地响着。克雷莫夫看到的仿佛是一个巨大的蛇洞，千百条被惊动的毒蛇在里面咝咝乱叫，闪动着眼睛，在荒草丛里沙沙地、飞快地乱爬。
他带着愤怒、憎恶和临阵的惊惧，开枪射击黑暗中闪动的火光和在沟坡上快速爬动的人影。
在离他几十米的地方，德国人出现在沟沿上。接二连三的手榴弹爆炸声震荡着空气与大地。德军突击队正奋力冲向管道出口。
人影和射击的火光在黑暗中闪动，呐喊声、呻吟声时起时落。好像一口巨大的黑锅在翻滚，克雷莫夫整个身心都掉进这咕嘟嘟直冒泡的滚水中。他已经不能像原来那样思索和感触了。有时他觉得他还能操纵要把他卷进去的旋涡的转动，有时他充满死的预感，仿佛这树胶似的浓浓的黑暗在往他的眼睛和鼻孔里流，已经没有空气可以呼吸，头顶上也没有星空，只有黑暗、冲沟和在荒草中沙沙乱爬的怪物。
已经无法对战况作出判断了，可与此同时他透彻明白地感觉到，自己与那些在沟坡上匍匐爬行的人们休戚相关，感到自己与他们并肩作战。罗季姆采夫就在附近，这也令他感到欣慰。
在三步之外分不清是敌是友的夜战中产生这种奇异的感觉，往往跟另一种很难理解的奇妙感觉联系着，这就是对整个战斗进程的感觉，判断战斗中双方的实力，预测战斗的进程。
十 一
一个在烟火包围中脱离了群体的战士，处于茫然状态中凭直觉对整个战斗局势的判断，往往也比在司令部对着军事地图作出的判断更准确。
在战斗发生转机的时刻，有时会出现惊人的变化，这时候一直在进攻而且似乎已到达目标的士兵张皇四顾，再也看不见跟自己一起开始向目标挺进的战友，而他一直视为单枪匹马、愚蠢孱弱、经不住打的敌人竟成了浩荡的大军，因而是不可战胜的了。这种战斗转折的时刻，参战者能清楚地感觉到，而对于那些企图从表面去预测和理解的人来说却是神秘难测的。在这样的时刻，心理和精神会发生变化：勇猛而聪明的“我们”会变成胆小而脆弱的“我”，一度被看作区区猎物的倒霉的敌人，会变成可怕而强大的“他们”。
一路勇往直前、克敌制胜的战士能理解战斗中的一切情形：这里一枚手榴弹爆炸……那儿机枪在扫射……那个躲在掩体里打枪的人就要逃跑了，他不可能不跑，因为他是一个人，是单个儿的，跟那单个儿的大炮，跟那单个儿的机枪，跟他旁边也在单独作战的士兵不是一起的；可是我——就是我们，我就是这许多展开进攻的强大步兵，我就是这整个支援炮队，我就是所有支援坦克，我就是这照亮整个战场的信号弹。可是忽然之间我成了一个人；原来分散又经不住打的敌人，如今合成一个可怕的整体，步枪火力、机枪火力、炮兵火力都成了整体，再也没有什么力量帮助我战胜这个整体。唯一的办法就是逃跑，就是把头藏起来，把肩膀、额头、下巴缩起来逃命。
在黑夜里遭到突然攻击的人们，起初感到自己弱小、孤立。但他们一旦开始瓦解汹涌扑来的敌人的力量，就会感到自己也成为一个整体，胜利的力量就在这种整体的力量中。
在对这种转变的理解中，往往就包含着使军事有资格被称为艺术的东西。
感到孤单，感到强大，从前者到后者的意识转变，在这中间不仅包含着连队、营队夜战中各种事件的联系，而且表现出军队和民族军事实力的变化。
有一种感觉是参加战斗的人几乎全部丧失的，那就是时间的感觉。一个少女在新年舞会上狂舞了一夜，说不出她在舞会上待的时间是长还是短。
一个囚犯在牢狱里蹲了二十五年，会说：
“我在牢里好像过了一万年，又好像只过了短短的几个星期。”
少女这一夜遇到许许多多转瞬即逝的事情——某处投来的目光，音乐的片断，微笑，轻轻的触碰——每一次都是那样短促，在感觉中留不下时间的长度。但这些短促的瞬间合在一起，便形成长时间的感觉，给她带来终生的欢乐。
囚犯的情形则相反，他在监狱的二十五年由许许多多长得使人难受的单位时间组成，如早点名到晚点名之间的时间，早饭到中饭之间的时间。但是这些痛苦的时间合在一起，却似乎产生了另一种感觉：因为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过得十分单调无味，时间因而简化了，缩短了……因此可以同时出现短暂的感觉和漫长的感觉，欢度新年之夜的人和在牢狱里过了几十年的人可以有相似的感觉。在两种情况下，许多事情糅合在一起，都会同时产生短暂与漫长的感觉。
一个人在战斗中体验的漫长与短暂，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变化过程。在战斗中感觉到的变异更甚，个人最初的感觉常常被扭曲、颠倒。在战场上有时候秒变得很长，小时变得很短。漫长的感觉常常来自瞬间——炮弹与炸弹的呼啸，射击与爆炸的火光。
短暂的感觉有时来自长时间的事件——冒着炮火穿过崎岖不平的田野，从一个掩体向另一个掩体匍匐前进。肉搏战则是超出时间范畴的。那时候就连清醒也是模模糊糊，结果，整体与局部叠加，变得颠倒扭曲。
在这里，局部的事态是变化无穷的。
对于战斗时间的感觉变异极大，以至于这种感觉是完全模糊的，感觉漫长的不一定漫长，感觉短暂的也未必如此。
耀眼得令人看不见的强光，漆黑得令人看不见的黑暗，呐喊，爆炸声，自动步枪的嗒嗒声……在时间的感觉被打成碎片的混乱中，克雷莫夫极其清楚地意识到：德国人被打败了，被打退了。他和并肩作战的那些文书、通讯员一样，是靠内心感觉意识到这一点的。
十 二
黑夜过去了。烧焦的荒草丛中躺着一具具死者的尸体。河水在岸边发出悲凉的叹息。看到遍布弹坑的土地，看到烧毁的房屋的残壁，使人心中无限凄怆。
新的一天开始了，战争很大方地准备着——而且大方到极点——为新的一天准备足够的硝烟、瓦砾、钢铁以及肮脏而血腥的绷带。过去的一天天也是这样。除了这弹片炸翻的大地和烈焰腾腾的天空，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了。
克雷莫夫坐在箱子上，头靠着管道的石壁，打起盹儿。
他听着参谋人员含糊不清的声音，听见茶碗在响——师政委和参谋长在喝茶，用带着睡意的声音说话。他们说，被俘的德国兵是一名工兵，他们的工兵营是几天之前从马格德堡空运来的。克雷莫夫脑子里闪过小时候在课本里看到的一幅图画：戴尖顶帽的赶驮人赶着两匹大屁股的肥马，两匹马拼命要把粘在一起的两个屁股蛋儿挣开。小时候这幅画在他心里引起的乏味又浮上他的心头。
“这太好啦，”别尔斯基说，“就是说，后备队到啦。”
“是啊，当然很好，”瓦维洛夫附和说，“师部要反攻了。”
这时候克雷莫夫听到罗季姆采夫低沉的声音：
“花儿，花儿，果儿结在工厂里。”
克雷莫夫似乎把所有的精力在夜战中耗尽了。要想看到罗季姆采夫，必须转过头去，但是克雷莫夫没有转头。他想：“汲干了水的井会感到自己是空的，大概就是这样。”他又打起盹儿，低沉的说话声、枪声、爆炸声汇合成一种单调的嗡嗡声。
但又有一种新的感觉进入克雷莫夫的脑际，于是他又觉得自己仿佛躺在一个房间里，百叶窗开着，他凝视着射在壁纸上的晨光的一个斑点。那斑点爬到挂镜的边棱上，像彩虹一样扩散开来。一个小男孩的心颤抖起来，一个两鬓斑白、腰间挂着沉甸甸的手枪的人睁开眼睛，四下里看了看。
一个人身穿旧军装，头戴绿星的军帽，站在管道当中，在拉小提琴。
瓦维洛夫看到克雷莫夫醒来，俯下身子，对他说：
“这是我们的理发员鲁宾契克，拉得好极啦！”
有时候有人说两句开玩笑的粗话，毫不客气地把手风琴打断；有时候有人用压倒小提琴声的高嗓门儿问：“让我说说话，好吗？”便向参谋长汇报起来，小调羹在铁茶缸里叮当响着；有人打起长长的呵欠，“啊哈哈哈哈……”就扒拉起干草。
理发员细心地注意着：自己拉小提琴是不是妨碍军官们做事，准备随时停住不拉。
此刻克雷莫夫想起了白发苍苍、身穿黑色燕尾服的捷克著名小提琴家扬·库贝利克<a id="noteBack_7" href="#note_7">[7]</a> ，为什么他觉得库贝利克也会拜倒在师部的理发员面前，自叹不如呢？为什么像小河流水一样简单的曲子，那纤细、颤抖的小提琴声，此时此刻似乎比巴赫和莫扎特更能表现出人的心灵的广度和深度？
克雷莫夫又一次感到孤独的痛苦。叶尼娅离开他了……他又一次痛苦地想，叶尼娅的出走是他一生的关键：他还在，但等于死了。她真的走了。
他又一次想，有许多可怕的、残酷无情的事应当对自己说说……不应该再羞怯，不应该再用手套捂着脸……
小提琴声似乎唤醒了他对时间的感觉。
时间好比是一方透明的境地，人在其中出现，活动，又消失得无影无踪……大批的城市在时间中出现又消失。时间把它们带来，又把它们带走。但是他头脑中出现的完全是另外一种特殊的时间概念。这种概念是说：“我的时间……不是我们的时间。”
时间进入人生，进入国土，生长在人生与国家生活中，可是等到时间离开，消失了，人还会在，国家还会在……国家还在，可是国家的时间逝去了……人还在，可是人的时间消失了。时间哪儿去了？人还在，还在呼吸，在思索，在哭泣，而时间，那唯有的、特有的、只跟他有关系的时间走了，逝去了，消失了，他还在。
最艰难的，是做时间的弃儿。不能生活在自己的时间中的弃儿，其命运是最痛苦的。谁是时间的弃儿，一下子就能辨认出来，不论是在干部处，在区党委会，在军队里的政治处，在报社，在大街上……时间喜爱的只是时间产生的那些人——自己的孩子、自己的英雄、自己的劳动者。时间永远、永远不会喜爱已逝的时间的孩子，就好比女人不爱过时的英雄，后娘不会疼爱前妻的孩子一样。
时间就是这样：不断地流逝，可依然生存着。一切都在，只有时间在不断地流逝。时间离去时多么轻盈，多么静悄。昨天你还是那样有信心，那样愉快，那样坚强，你还是时间的儿子。可是今天来了另一个时间，你还不了解它呢。
在战斗中被撕碎的时间，又从理发员鲁宾契克的小提琴里冒出来。小提琴告诉一些人，他们的时间来了，告诉另一些人，他们的时间要逝去了。
“逝去了，逝去了。”克雷莫夫想道。
他看着政委瓦维洛夫那平静而和善的大脸，瓦维洛夫不时地喝两口茶缸里的茶，用劲儿慢慢在就着香肠吃面包，他那一双令人看不透的眼睛转向管道口那个明亮的光斑。
罗季姆采夫瑟瑟缩缩地挺起披着军大衣的肩膀，带着宁静而开朗的面部表情对直地凝望着拉小提琴的人。担任师炮兵总指挥的白发苍苍的麻子上校皱着眉头，看着摆在面前的地图，因为皱眉头脸相显得似乎很凶，只有从他那忧伤而亲切的眼神可以看出来，他没有看地图，他是在听。别尔斯基飞快地写着给集团军司令部的报告；他似乎一心一意地在工作，但是他虽然在写，却歪着头，侧耳朝着小提琴。稍远处坐着不少红军战士，有通信员、电话员、文书，他们那疲惫的脸上和眼睛里露出严肃的表情，那种表情常常可以在嚼面包的农民脸上看到。
克雷莫夫忽然想起一个夏夜……年轻的哥萨克姑娘那一双大大的黑眼睛，她那火辣辣的情话……人生还是美好的！
等到小提琴一曲奏过，听到潺潺的流水声，是水在木板下流过，于是克雷莫夫觉得，他的心就像一口看不见的井，本来干了、空了，这会儿轻悄悄地流进水来。
半个钟头之后，小提琴手已经在为克雷莫夫理发了，并且用那种常常使人发笑的理发师的故意夸张的严重口气问，刮脸是不是把克雷莫夫刮疼了，又用手摸摸：两边腮是不是刮好了？在到处是灰土与钢铁的一片愁惨惨的气氛中，香水与香粉的气味显得分外不协调，分外别扭，分外凄凉。
罗季姆采夫眯起眼睛，把洒了香水和扑了香粉的克雷莫夫打量了一遍，满意地点点头，说：
“不坏，给客人理得很像样子。现在来把我修理修理。”
小提琴手那一双大大的黑眼睛充满幸福的神气。他打量着罗季姆采夫的头，抖了抖白布护巾，说：
“少将同志，两边鬓角是不是多少剪短一点儿？”
十 三
油库大火之后，叶廖缅科大将就准备动身上斯大林格勒来看崔可夫。
这一危险的行动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不过，从人心和人道的角度来说，非常需要这样做。于是叶廖缅科用了三天时间等待渡河。
红色花园里的掩蔽所明亮的四壁显得十分宁静，苹果树枝的阴影在司令员清晨散步的时刻显得异常亲切可爱。
远处的轰隆声、斯大林格勒的火光与树叶的沙沙声、芦苇的诉怨声汇合到一起。这些声音合在一起，使人说不出地难过，因此司令员在清晨散步的时候常常唉声叹气，常常骂娘。
早晨，叶廖缅科把自己要去斯大林格勒的决定告诉了萨哈罗夫，并且要他代理司令事务。
他同送早餐的女服务员开了开玩笑，批准副参谋长飞往萨拉托夫去待两天，接受了一位野战军司令员特鲁法诺夫将军的请求，答应派兵轰炸罗马尼亚人强大的炮兵中心。他说：
“好啦，好啦，我给你远程轰炸机。”
副官们都在猜，为什么司令员心情这样好。是崔可夫那边有好消息？是在高频电话中谈得非常满意？还是收到了家书？
但是这类信息通常是不会不经过副官们的，莫斯科没有和司令员通电话，崔可夫那边来的消息不是令人愉快的。
吃过早饭，这位上将穿起棉军装，便去散步。副官帕尔霍敏柯走在离他十来步远的地方。司令员像往常一样不慌不忙地走着，挠了几下大腿，又朝伏尔加河看了看。
叶廖缅科走到正在挖地槽的一些劳动营士兵跟前。这是一些上了年纪的人，后脑勺都晒成了深褐色。他们的脸上流露出忧愁和不愉快的神情。他们一声不响地干着活儿，并且很生气地望着这个胖胖的、头戴绿色军帽、站在地槽边不干事的人。
叶廖缅科问道：
“同志们，请你们说说，在你们当中谁干活儿最差？”
劳动营的士兵们觉得这个问题来得正好，他们挖土已经挖厌了。大家一齐瞟了瞟其中一个汉子，那汉子把口袋翻过来，把烟末子和面包渣子倒在手心里。
“可以说，是他。”有两个人说，并且望了望其他的人。
“是这样，”叶廖缅科严肃地说，“就是说，是这个人。他是顶不行的啦。”
那名士兵老气横秋地叹了一口气，用郑重而和善的目光从下面朝叶廖缅科望了两眼，看样子，他以为发问的人问这样的话不是为了正经事儿，而是随便问问，为了说说玩儿，为了解闷，所以就没有插嘴。
叶廖缅科又问道：
“在你们当中谁干活儿最好？”
大家指了指一个白了头发的人。那稀稀的头发护不住头，头晒成了深褐色，就好像枯草遮不住阳光，土地被晒焦了。
“就是他，特罗什尼科夫，”有一个人说，“他真卖力。”
“他干活儿干惯啦，不干活儿简直不行。”另外有人说，就好像在替特罗什尼科夫表示谦虚。
叶廖缅科把手伸进裤子口袋里，掏出明晃晃、光闪闪的金表，很吃力地弯下身去，把表递给特罗什尼科夫。特罗什尼科夫莫名其妙地望着叶廖缅科。
“拿着，这是给你的奖励。”叶廖缅科说。他依然望着特罗什尼科夫，说：“帕尔霍敏柯，你发一份奖励通报。”
他继续往前走去，听到背后乱哄哄地响起许多兴奋的声音，挖土的士兵又赞叹又欢笑，祝贺干惯了活儿的特罗什尼科夫的意外收获。
方面军司令等待渡河已经等了两天。这几天跟右岸的联系几乎断了。能够开到崔可夫那边的快艇，在一路上有限的几分钟内就被打穿六七十个洞，开到岸边时已是洒满了鲜血。
叶廖缅科很生气，很恼火。
六十二号渡口的指挥官们听到德军的炮声，害怕的不是炸弹和炮弹，而是怕司令员发火。叶廖缅科觉得，德军迫击炮、大炮、飞机的狂轰滥炸，全怪那些少校们玩忽职守，全怪那些大尉们不灵活。
夜里，叶廖缅科从掩蔽所里走出来，站在离河很近的一个沙包上。红色花园的掩蔽所里，放在方面军司令面前的作战地图，在这里仿佛能听见轰隆轰隆的响声，看到弥漫的硝烟，散发着生与死的气息。
他仿佛看到了他亲手画的前沿阵地的火力线，看到了表示保卢斯<a id="noteBack_8" href="#note_8">[8]</a> 的军队冲向伏尔加河的一个个粗大的楔形，看到了他用有色铅笔画的防御中心和火器集中地点。但是，当他看着摊在桌上的地图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有力量改变和推动战线，他能使左岸的重炮吼叫起来。在那里他感到自己是主人，是机械师。
在这里他的感觉完全不同了……斯大林格勒的火光，天空慢慢滚动的隆隆声——这一切惊心动魄，表现出不以司令员的意志为转移的巨大力量和势头。
在隆隆的炮声和爆炸声中，从工厂区传来隐隐约约的长长的呐喊声：啦啦啦啦啦……在斯大林格勒的步兵奋起反击的这种长长的呐喊声中，不光有示威的意味，也有悲伤与忧闷的意味。
“啦啦啦啦啦……”的声音在伏尔加河上扩散开去。这种战斗的“乌啦”声在夜晚寒冷的河面上、在寒冷的秋日星空下回荡着，好像渐渐失去了激昂的劲头儿，渐渐变化着，忽然在其中出现了另外的东西——不是激情，不是豪气，而是心灵的悲伤，那心灵好像在同可爱的一切告别，好像在呼唤自己的亲人醒来，从枕头上抬起头来，最后一次听听父亲、丈夫、儿子、兄弟的声音……士兵的忧伤紧紧压住上将的心。
习惯于督促作战的司令员，忽然被战斗吸引住了。他站在松散的沙上，像一个孤零零的士兵，大片的战火与轰隆声使他惊心动魄，他站着，就像成千上万的士兵站在那边的岸上那样。他觉得，领导人民战争，他的本事是不够的，他驾驭不了这场战争，指挥不了这场战争。也许，正因为有这种感觉，叶廖缅科将军在对战争的理解方面达到了最高的高度。
天快亮的时候，叶廖缅科乘快艇到达右岸。事先得到电话通知的崔可夫来到河边，注视着飞速前进的装甲快艇。
叶廖缅科缓步走下快艇，他那沉甸甸的身子压得搭在岸上的跳板一弯一弯的。他很不灵活地踩着岸边的石子，走到崔可夫跟前。
“崔可夫同志，你好。”叶廖缅科说。
“您好，上将同志。”崔可夫回答说。
“我来看看你们在这儿过得怎样。你似乎在油库大火中没有烧坏嘛。连胡子眉毛都还好好的。甚至还没有瘦呢。可见我们给你吃得还是不坏。”
“白天黑夜都坐在掩蔽所里，怎么能瘦呢？”崔可夫回答说。因为司令员说给他吃得不坏，他听到这话觉得不痛快，就回敬说：
“这算怎么回事儿，我在河岸上接待起客人来啦！”
果然，叶廖缅科听到崔可夫管他叫斯大林格勒的客人，真的生气了。等到崔可夫说“请赏光到寒舍一叙”，叶廖缅科回答说：
“我就在这新鲜空气里待一待挺好。”
这时候，对岸的大炮隆隆地响了起来。
河岸被大火、照明弹和爆炸的火光照耀着，而且显得非常空旷。亮光时弱时强，有时雪亮雪亮的，亮得刺眼。叶廖缅科注视着到处是掩蔽所和通道的堤岸，注视着堆在水边的石头，一堆堆石头从黑暗中露出来，又轻悄而敏捷地钻进黑暗中。
有一个粗大的嗓门儿缓慢而有力地唱着：
让满腔的义愤如波涛翻腾，
这是人民的战争，神圣的战争……
因为在岸边和堤坡上都看不到人，因为周围的一切，不论大地天空，不论伏尔加河，都被火光映照着，就觉得这节拍缓慢的歌儿是战争自己唱的，不是人唱的，是那沉甸甸的歌词从人们身边滚过。
叶廖缅科因为自己被面前的情景吸引住，感到不好意思起来：他真的像是到斯大林格勒的主人这儿做客来了。他很生气，因为看样子崔可夫知道他心里惶惶不安，所以才过河来，知道这位方面军司令在红色花园的干芦苇沙沙声中散步的时候心里有多少烦恼。
叶廖缅科向遭受火难的这一方战场的主人问起后备兵力的调度、步兵与炮兵的配合和德军在工厂区的集结情况。他提问题，崔可夫回答，因为应该回答上级首长的问题。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崔可夫很想问：“历来防御都是很了不起的，但是进攻究竟怎样呢？”
可是他没敢问。叶廖缅科会以为斯大林格勒的防守者没有足够的耐心，要求卸肩上的担子。
忽然，叶廖缅科问道：
“你的父亲和母亲好像是在图拉州，住在农村里吧？”
“是住在图拉州，司令员同志。”
“老人家有信给你吗？”
“有信，司令员同志。父亲还在干活儿呢。”
他们对看了一眼，叶廖缅科的眼镜片被火光映红了。看样子，他们就要谈谈有关斯大林格勒的真正实质性问题了，这是他们两个独独需要谈的。可是叶廖缅科说：
“你大概想问我这个方面军司令经常被问到的问题——关于补充生力军和弹药的问题，是不是？”
此时此刻唯一有意义的谈话就这样一直没有开始。站在堤岸上的哨兵不时地朝下面望望。崔可夫听着炮弹的啸声，抬起眼睛，说：
“大概那个战士在想：哪儿来的这两个怪人站在河沿上？”
叶廖缅科嗯了一声，没有多理会。到了该告别的时候了。按照不成文的规矩，一个站在炮火下的首长要走，通常只是在下级一再要求他离开的时候。但是他对危险那样不在乎，就像根本没这回事儿似的，所以这些规矩也跟他无关。他毫不在乎、同时又很敏锐地随着飞过的一颗迫击炮弹的呼啸声转过头来。
“好啦，崔可夫，我该走啦。”
崔可夫注视着开走的快艇，在岸上站了一会儿。他觉得快艇后面拖着的一道白浪像一条白手绢，好像一个女子摇着白手绢向他告别。叶廖缅科站在甲板上，望着对岸。他像波浪似的在从斯大林格勒那边来的模糊的火光中悠荡着，而快艇驶过的河面似乎动也不动，像一片石板。
叶廖缅科烦恼地在甲板上踱来踱去。几十种习惯的念头出现在他的头脑里。许多新的任务摆在方面军司令部的面前。现在主要的是调集装甲部队，准备在左翼进行突击，这是最高统帅部交给他的任务。这事儿他对崔可夫一点也没有提。
崔可夫回到自己的掩蔽所，站在门口的哨兵、外室里的办事人员、应召前来的古里耶夫师的参谋长——所有听到崔可夫沉重的脚步声立即站起来的人都看出来，司令员的心情很坏。原因是不难猜想的。
因为各师兵力的消耗越来越大。因为在不断的进攻与反攻中，德军的楔形攻势不住地吞食斯大林格勒的土地。因为两个满员的步兵师最近刚从德国后方开到，集结在拖拉机工厂地区，正虎视眈眈地等待行动。
是的，崔可夫没有对方面军司令说出自己所有的烦恼、忧虑和担心的事。
但是不论崔可夫，不论叶廖缅科，当时都不知道这次会面不能令人满意的原因在哪里。主要是他们会面中有公事以外的东西，这东西当时他们两个人都不能说出口来。
十 四
十月的早晨，别廖兹金少校醒来，想了想妻子和女儿，又想了想大口径的机枪，听到他到斯大林格勒一个月来已经习惯了的轰隆声，便把士兵格鲁什科夫唤来，叫他打洗脸水。
“这水是凉的，照您以往的命令。”格鲁什科夫微笑着说。他想起别廖兹金每天早晨洗脸时的快活表情。
“老婆和女儿在乌拉尔，恐怕已经下雪了，”别廖兹金说，“她们也不给我来信，唉……”
“少校同志，会来信的。”格鲁什科夫说。
趁别廖兹金洗脸、穿衣的时候，格鲁什科夫向他汇报了这天早晨发生的一些事。
“一挺大口径机枪朝食堂扫射，把管理员打死了；二营副参谋长一出门，肩膀就被弹片打伤；工兵营弟兄们捞了不少被炸弹震昏的鲈鱼，有五公斤，我去看过；他们把鱼送给了营政委莫夫绍维奇大尉。政委同志来过，对我说，等您醒了，打个电话给他。”
“知道了。”别廖兹金说。他喝了一杯茶，吃了点牛腿肉冻，打了个电话给政委和参谋长，说要到各营里去看看，穿起军装，便朝门外走去。
格鲁什科夫把毛巾抖了抖，挂到钉子上，摸摸腰上的手榴弹，拍了拍衣兜，看烟荷包在不在，摘下挂在角落里的自动步枪，便跟着团长往外走。
别廖兹金从昏暗的掩蔽所里走出来，一遇到明亮的光线不由得眯起眼睛。一个月来已经很熟悉的情景又呈现在他的面前：一摊摊翻起的黄土，褐色的斜坡上到处是油污的帆布，帆布遮盖着一个个士兵的土室，土灶的烟囱里冒着一缕缕炊烟。上方是一座座掀去了房顶的黑黑的工厂厂房。
左边，离伏尔加河比较近的地方，是“红十月工厂”的高耸的烟囱，还有一些货车车厢拥挤在歪倒的机车旁边，就像一群发了呆的羊围着被打死的头羊。再远处是像宽花边似的已无人烟的城市废墟，秋日的天空化为无数个蔚蓝色的斑点，从一个个残破的玻璃窗口映照出来。工厂的厂房之间烟气腾腾，火光闪闪，明亮的空中一会儿响起长长的嗖嗖声，一会儿响起干巴巴的嗒嗒声，就好像工厂仍在照常开工生产。
别廖兹金细心地看了看本团三百米长的防地。防地从工人村的房屋中间穿过。他心里有种感觉，使他能够在乱糟糟的废墟和街道中分辨出来，红军战士在哪座房子里烧饭，德军士兵在哪座房子里吃腌肉，喝烧酒。
别廖兹金弯下头，骂了一句，一颗迫击炮弹在空中呼啸而过。
在对面的冲沟斜坡上，一股硝烟遮住一个掩蔽所的门口，霎时间响起剧烈的爆炸声。邻师的联络部长从掩蔽所里出来看了看。他没穿制服上衣，只穿着背带裤。他刚刚走了一步，又响起啸声，便赶紧退回去，把门关上。一颗迫击炮弹在十来米远处炸开来。巴秋克站在冲沟拐角处堤坡上一个掩蔽所的门口，看着眼前的情景。
等到联络部长又想往前走，巴秋克啊呀了一声，喊道：“炮弹！”德国人就像听到他的命令似的，又打了一发炮弹。
巴秋克发现了别廖兹金，高声喊道：
“你好，邻居！”
这样在荒凉的小路上走过，实际上是可怕的、送命的事。德国人睡足了觉，吃饱了早饭，特别有兴趣监视小路，见到什么人都打，决不心疼子弹。别廖兹金来到一个转弯处，在一堆废铁旁边站了一会儿，他看出前面一截路有危险，便说：
“格鲁什科夫，来，你头一个跑过去。”
“您怎么啦，这怎么行啊？他们的狙击手在那儿。”格鲁什科夫说。
头一个跑过危险地带，一向被认为是首长的特权。德国人往往来不及打第一个跑过的人。
别廖兹金看了看周围德国人盘踞的房子，对格鲁什科夫挤了挤眼睛，便朝前跑去。
等他跑到可以遮挡德军视线的土包跟前，背后“啾”、“啪”清清楚楚响了两声，这是德国人打了一颗爆炸子弹。
别廖兹金躲在土包下边，抽起烟来。格鲁什科夫大步快跑起来。一梭子子弹扫在他的脚下，好像一群麻雀从地上飞了起来。格鲁什科夫朝旁边一跳，踉跄一下，跌倒在地上，又跳起来，跑到别廖兹金跟前。
“差点儿叫他们扫倒。”他说。喘了几口气之后，又解释说：“我想瞅准这个时候：德国佬没打到您，一定会懊恼得抽起烟来。可是，看样子，这是一个不抽烟的家伙。”
格鲁什科夫摸了摸缝得马马虎虎的棉制服前襟，又骂了几声德国佬。
他们走近营指挥部的时候，别廖兹金问道：
“格鲁什科夫同志，什么地方伤着了吗？”
“打到我的鞋后跟，把后跟打掉啦，该杀的德国佬。”格鲁什科夫说。
营指挥部设在工厂食品店的地下室里，潮湿的空气中还有酸白菜和苹果的气味。
桌上点着两盏用炮弹壳做的高高的油灯。门口还钉着一块牌子：“买卖双方，以礼相待。”
地下室里驻着两个营指挥部，一个步兵营营部，一个工兵营营部。两位营长，鲍丘法罗夫和莫夫绍维奇，都坐在桌旁吃早饭。别廖兹金推开门的时候，听见鲍丘法罗夫很带劲儿的声音：
“我不喜欢掺水的酒，依我的口味，根本不用掺水。”
两位营长站起来，挺得笔直。参谋长把一小瓶伏特加藏在一堆手榴弹里，炊事员用身子把刚才莫夫绍维奇跟他谈过的鲈鱼挡住。鲍丘法罗夫的传令兵蹲在那儿，遵照自己的首长的吩咐正准备把唱片《中国情歌》放到留声机转盘上，也飞快地站了起来，只来得及拿下唱片，转盘依然在嗡嗡地空转。在该死的留声机转得格外起劲儿的时候，传令兵一面按照战士守则两眼向前直视着，一面用眼角捕捉鲍丘法罗夫凶狠的目光。
两位营长和一起吃早饭的其他人都深知首长们的偏见：首长们认为，营里的人要么作战，要么用望远镜观察敌人，要么对着地图考虑问题。可是人总不能二十四小时都打枪，不能二十四小时都跟上级和下级打电话，也要吃饭呀。
别廖兹金朝旁边瞟了瞟嗡嗡响的留声机，笑了笑。
“好啦。”他说。接着又吩咐：“请坐，同志们，吃你们的饭吧。”
这话可能是反话，不是他的真意。于是在鲍丘法罗夫的脸上出现了羞愧和认错的表情，因为莫夫绍维奇率领的是独立工兵营，不是直属部下，所以他的脸上只有羞愧，而没有认错的表情。他们各自的下属脸上的表情大致也可以这样分类。
别廖兹金又用极不愉快的腔调继续说：
“莫夫绍维奇同志，你们的五公斤鲈鱼在哪儿？这事儿全师都传遍了。”
莫夫绍维奇依然带着那种羞愧的表情说：
“炊事员，把鱼拿出来看看。”
炊事员在这儿是唯一在履行自己分内职责的，他直率地说：
“按大尉同志吩咐，已经照欧洲人的做法给鱼填馅，放了辣椒、桂叶，可是没有白面包，也弄不到洋姜。”
“好，知道啦，”别廖兹金说，“填馅的鱼我在一位叫萨拉·阿罗诺芙娜的女人家里吃过。说实话，我不怎么喜欢。”
地下室里的人一下子全明白了，团长压根儿就没想追究此事。
好像别廖兹金知道，鲍丘法罗夫夜里打退了德国人，天快亮的时候他被埋在土里，放《中国情歌》唱片的那名传令兵一面翻土，一面喊：“大尉同志，别泄气，一定能把您救出来……”
他好像也知道，莫夫绍维奇经常带着工兵在受坦克威胁的街道上爬，用黄土和碎砖把成棋盘状排列的反坦克地雷伪装起来……
他们的青春又高高兴兴地迎来一个早晨，又可以举起铜缸子，说：“来，祝你健康，干一杯！”又可以吃腌白菜，抽烟了……
本来嘛，什么事儿也没有。地下室的主人们只是在上级首长面前站了一小会儿，随后就请他一块儿吃起来，他们就快快活活地看着团长吃腌白菜。
别廖兹金常常拿斯大林格勒的战役跟往年的战争相比。他过去打过不少仗。他明白，他能经受得住这样的紧张状态，只是因为他心中平静镇定。战士们也正是因为这样，才能在这种似乎只能使人疯狂、使人恐怖或者使人疲惫的日子里喝菜汤，修鞋子，谈老婆，议论好的和不好的首长，做调羹……他看到，没有这种发自内心的镇定，不论在作战中多么剽悍勇猛，都不能长期经受这种紧张状态。别廖兹金觉得胆怯和怕死倒是一时的毛病，有点儿像伤风感冒，是可以治好的。
什么是勇敢，什么是胆怯，他实在说不清。战争开始的时候，有一次上级批评别廖兹金胆小，因为他自作主张带着一团人从德军火力包围中撤了出来。来斯大林格勒之前不久，他命令一位营长把人带到高地的另一面斜坡上，为的是不白白地挨德军迫击炮的打。师长却用责备的口气说：
“这是怎么回事，别廖兹金同志，原来我听说您是个勇敢而镇定的人呀。”
别廖兹金没有作声，叹了一口气。也许，这些人把他看错了。
鲍丘法罗夫有一头火红的头发，碧蓝碧蓝的眼睛。他好不容易克制着他那忽而发笑忽而又生气的习惯。莫夫绍维奇瘦瘦的，长长的雀斑脸，黑黑的头发里有几缕白发，用嗄哑的嗓门儿回答别廖兹金的问题。他掏出笔记本，画起他提出的受坦克威胁地段新的布雷方案示意图。
“把这图撕下来给我，让我好记住。”别廖兹金说。他俯到桌子上小声说：
“师长给我打过电话。集团军侦察队得到情报：德国人正在把兵力调出城区，集中兵力对付我们。坦克很多。明白吗？”
别廖兹金留心听了听附近的爆炸声，震得地下室墙壁直打颤。他笑着说：
“你们这儿还平静。在我那条冲沟里这段时间一定有三四个人从司令部里来过啦，各种各样的工作组不断地来。”
这时又一声爆炸，震得房子直摇晃，好几片石灰从天花板上落了下来。
“不错，是很平静，谁也没怎样干扰我们。”鲍丘法罗夫说。
“好就好在没人干扰。”别廖兹金说。
他很坦率地小声说着，真正忘记了他也是首长。他所以忘记，因为他做惯了下属，不习惯做首长。
“你们看，首长是怎么干的？为什么你不进攻？为什么没有占领高地？为什么有损失？为什么没有损失？为什么不汇报？为什么你睡觉？为什么……”
别廖兹金站起身来。
“咱们走，鲍丘法罗夫同志，我想看看你们的防地。”
工人村的这条街上一片凄凉景象。糊着各色花纸的房屋内墙触目皆是，花坛和菜园到处被坦克碾轧过，还有天知道为什么深秋还在开花的几株孤零零的大丽菊，都显得无限凄凉。
别廖兹金忽然对鲍丘法罗夫说：
“唉，鲍丘法罗夫同志，我老婆没有信来。我在路上碰到过她，可是现在又没有信了，我只知道她带着女儿上乌拉尔去了。”
“少校同志，会来信的。”鲍丘法罗夫说。
一座二层楼的半地下室里，在用砖头堵起来的窗户脚下，躺着一些伤员，等着到夜里往后方送。地上放着一桶水、一个茶缸，迎着门在两个窗户之间的墙上贴着一张小画《少校求婚》。
“这是后方，”鲍丘法罗夫说，“前沿阵地还在前面。”
“咱们也要上前沿去。”别廖兹金说。
他们穿过前厅，进入一个塌了天花板的房间，立刻有一种好像从工厂办公室进入了车间的感觉。空气中充满了火药令人不安的辛辣气味，子弹壳在脚下咯吱咯吱响。奶油色的摇篮里还堆着反坦克地雷。
“那座破屋昨天夜里被德国佬夺去了，”鲍丘法罗夫走到窗户跟前说道，“真可惜，那屋子挺不错，窗户朝西南，可以把我整个左翼控制在火力底下。”
在用砖堵起来、只留了窄窄的小孔的窗户旁边有一挺重机枪，机枪手没戴帽子，头上缠着肮脏的绷带，正在上弹带，一号射手露着白牙，正在吃香肠，准备过半分钟再扫射。
走过来一位中尉连长。他的军服上衣口袋里插着一枝白色的翠菊花。
“好样儿的。”别廖兹金笑着说。
“少校同志，能见到您，太好啦，”中尉说，“我昨天夜里对您说的，果然不错，他们又朝‘6-1’号房子进攻了。是九点正开始的。”他看了看表。
“团长在这儿，你向他汇报。”
“对不起，我没认出来。”中尉连忙行了一个军礼。
六天以前，敌人在该团的防区中切断了几座楼房之间的联系，并且开始按照德国人的作风认真地把这几座房子逐个蚕食。苏军枪炮的火光在一片瓦砾中熄灭，防守士兵的生命也随之熄灭。但是一座工厂楼房的地下室很深，苏联守军依然在这里抵抗。结实的墙壁没有被炮火摧毁，虽然有许多地方被炮弹打穿，被迫击炮打得坑坑点点。德国人想从空中把这座楼房摧毁，三次派鱼雷飞机来向这座楼投掷破坏力很大的鱼雷。
这座大楼各个角落都被炸毁了，但是地下室在一片瓦砾中安然无恙，守军清扫了震落的碎片，安好机枪、小炮，又开始反击。而且这座房子的位置很好，德国人还没有找到隐蔽的进攻通道。
向别廖兹金汇报的连长说：
“夜里我们曾经试着朝他们那儿去，没有成功，死了一个，两个负伤回来了。”
“卧倒！”这时观察哨的士兵厉声喊道。几个人就地卧倒。连长话还没有说完，就把两臂一挥，就像要跳水一样，扑通一声倒在地上。
啸声越来越尖利，突然变成震天动地、惊心动魄的轰隆声，爆炸发出又臭又令人窒息的气味。一根黑黑的粗木头咚的一声倒在地上，又蹦了两下，滚到别廖兹金的脚下。别廖兹金觉得炸下来的一小段木头差点儿砸在他的腿上。
他忽然看到，那是一颗没爆炸的炮弹。这一刹那间紧张情绪到了极点。
但是炮弹没有爆炸，而且那吞没天地、遮断过去、斩断未来的黑黑的阴影消失了。
连长站了起来。
“这条毒蛇。”不知是谁松了一口气，说。
另外一个人笑起来，说：
“我还以为这一下全完啦，把头都蒙上啦。”
别廖兹金擦了擦额头上忽然冒出来的汗，捡起地上的白翠菊花儿，抖了抖上面的砖瓦灰，别到中尉的上衣口袋上，说：
“算我送给你的……”
他又对鲍丘法罗夫说：
“为什么你们这儿还算平静，因为没有首长来。首长总是想向你要点儿什么：你有好炊事员，我就要你的炊事员。你有好手艺的理发员或者裁缝，我也要。什么便宜都要捞！你挖了好的掩蔽所，要让给我。你的酸白菜好吃，也要送给我。”
他忽然向中尉问道：
“为什么那俩人没到被围的弟兄们那边就回来了？”
“团长同志，他们负伤了。”
“明白了。”
“您是幸运的。”等他们从房子里走出来，穿过菜园的时候，鲍丘法罗夫说。菜园里，黄黄的土豆茎叶丛中，是第二连的战壕和一个个土室。
“谁知道我幸运还是不幸，”别廖兹金说着，跳进战壕，“在战场上嘛……”不过他说这话的口气就像在说：“在疗养院里嘛。”
“土地最能适应战争，”鲍丘法罗夫说，“土地已经习惯了。”
他又接起团长刚才的话头，说：
“别说炊事员，有时候首长连女人都要要去呢。”
整个战壕里闹腾起来，响起惊惶的呼唤声、噼噼啪啪的步枪声、短短的自动步枪扫射声和机枪扫射声。
“连长牺牲了，指导员索什金在指挥，”鲍丘法罗夫说，“这是他的掩蔽所。”
“明白了，明白了。”别廖兹金说着，朝掩蔽所半开着的门里面望了望。
在机枪旁边，红脸、黑眉毛的指导员索什金赶上他们，用特别高大的嗓门儿一个字一个字地报告说，连队现在向德国人开火，是想使他们不能集中力量向“6-1”号楼房进攻。
别廖兹金拿过他的望远镜，观察着一道道短短的射击火线和迫击炮喷出的火舌。
“瞧，三楼第二个窗户，好像有一个狙击手躲在那儿。”
他刚刚说过这话，他所指的那个窗户里闪起一阵火光，一颗子弹嗖的一声，打在战壕壁上，不偏不倚正在别廖兹金的头和索什金的头中间。
“您很幸运。”鲍丘法罗夫说。
“谁知道我幸运还是不幸。”别廖兹金回答说。
他们顺着战壕来看这个连发明的土法装置：反坦克枪用机枪脚架固定在大车轮子上。
“这是我们连的高射炮。”一个满脸灰尘和胡茬、眼神惶惶不安的中士说。
“坦克在一百米处，在那座绿顶小屋旁边！”别廖兹金用训练时的声调喊道。
中士很快地转了转车轮，反坦克枪长长的枪筒转向地面。
“德尔金那儿有一名战士，”别廖兹金说，“反坦克枪上装了狙击枪瞄准器，一天打坏三挺机枪。”
中士耸了耸肩膀。
“德尔金挺舒服，在车间里待着呢。”
他们又顺着战壕往前走，别廖兹金接着在巡视一开始就谈起的话头，说：
“我安排给她们寄了包裹，挺好的东西。可是，您瞧，老婆没有信来。老是不见回信。我甚至不知道，东西是不是寄到啦。也许，是不是病了？在疏散的时候少不了生灾害病。”
鲍丘法罗夫忽然想起，很久以前，常常有去莫斯科干活儿的木匠回到村子里，给父母、妻子和儿女带回不少礼物。他们觉得农村家庭生活的和睦和温暖比莫斯科的繁华、热闹和夜晚的华灯更有吸引力。
过了半个钟头，他们回到营指挥所，但是别廖兹金没有进地下室，就在院子里同鲍丘法罗夫告别。
“你们要尽一切可能支援‘6-1’号楼，”他说，“你们不要再派人上他们那儿去了，到夜里我们团里派人去。”
稍停，他又说：
“还有……我不喜欢你们那样对待伤员。你们指挥所里有沙发床，可是伤员却睡在地上。还有，你们也不去弄新鲜面包，大家都在吃干面包。这是第二。还有，你们的连指导员索什金醉得那样厉害。这是第三。还有……”
鲍丘法罗夫听着，感到吃惊：团长在防地上走了一下，怎么就全发现啦……还发现一名副排长穿着德国人的裤子……第一连连长手上戴着四只手表。
别廖兹金提醒说：
“德军会进攻的。明白吗？”
他朝工厂走去，已经钉上鞋后跟、缝好棉衣上绽线处的格鲁什科夫问道：
“咱们回去吗？”
别廖兹金没有回答他，只对鲍丘法罗夫说：
“打个电话给团政委，就说我上工厂第三车间，到德尔金那儿去了。”挤了挤眼睛，又说：
“给我送点儿腌白菜来，要好的。好歹我也是首长嘛。”
十 五
托里亚没有信来……每天早晨，柳德米拉·尼古拉耶芙娜·沙波什尼科娃送母亲和丈夫去上班，又送娜佳去上学。母亲第一个出门；她是有名的喀山肥皂厂化验室的化验员。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芙娜从女婿的房间门口经过的时候，往往要说说她从厂里工人嘴里听来的那句笑话：“六点上班的是主人，九点上班的是职工。”
她出门之后，是娜佳走，说准确一点儿，她不是走，而是飞跑，因为没法子叫她按时起床，她都是在最后一分钟跳起来，抓起袜子、裙子、书、练习本，一面吃早点，一面咕嘟嘟地灌茶，然后一面下楼梯，一面围围巾，穿大衣。
等到娜佳走了，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施特鲁姆坐下来吃早饭的时候，壶里的茶已经凉了，只有重新把茶烧一烧。
娜佳一说“顶好快点离开这个偏僻的鬼地方”，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芙娜就要生气。娜佳不知道，杰尔查文<a id="noteBack_9" href="#note_9">[9]</a> 当年在喀山住过，阿克萨科夫<a id="noteBack_10" href="#note_10">[10]</a> 、托尔斯泰、列宁、济宁<a id="noteBack_11" href="#note_11">[11]</a> 、罗巴切夫斯基<a id="noteBack_12" href="#note_12">[12]</a> 都在这里住过，高尔基当年还在喀山的面包店干过活儿。
“怎么这样老化，这样麻木！”弗拉基米罗芙娜说。一个老奶奶这样责备一个十几岁的少女，听起来简直觉得奇怪。
柳德米拉看出来，母亲一如过去，乐于跟人打交道，对新的工作很感兴趣。她在心里赞赏母亲这种精神力量的同时，又有另外一种感觉：在这种苦难的时候，怎么还会对脂肪的氢化作用、对喀山的街市风光和博物馆感兴趣？
有一天，维克托对妻子说起弗拉基米罗芙娜的心是年轻的，柳德米拉憋不住，回答说：
“妈妈这不是年轻，是老年人的自我中心。”
“外婆不是自我中心，她是民粹派。”娜佳说。接着又补充说：“民粹派都是好人，但不是非常聪明的人。”
娜佳发表意见都用绝对的口气，而且，大概因为总感到时间不够，常用简短的形式。如说“胡扯”只说“扯”。她经常注意苏联情报局的战报，熟悉军事动态，爱谈政治。娜佳暑假期间去了一趟集体农庄，回来之后对妈妈大谈集体农庄劳动生产率不高的原因。
她在学校的分数一向不给妈妈看，只有一次很慌乱地说：
“妈妈，我的操行得了四分。可能因为有一次数学老师叫我离开教室，我一面往外走，一面扯着嗓门儿喊‘古德——呗！’引起了哄堂大笑。”
娜佳像许多殷实家庭的孩子一样，战前根本不知道操心柴米油盐的事，自从疏散到后方，却经常谈起口粮，谈凭票供应商店的好和坏。她还知道素油比牛油好，知道每一种荞麦粉的优缺点，知道吃块糖比吃砂糖划得来。
“你听我说，”她对妈妈说，“我想好了，从今天起，你给我喝的茶里加蜂蜜，不要再往里加炼乳。我看这样对我更好，对你还是一样。”
有时娜佳愁眉苦脸，用嘲笑轻蔑的态度对待长辈，说话粗鲁。有一天，她当着妈妈的面对爸爸说：“你是个糊涂虫！”而且口气那样凶狠，弄得爸爸不知如何是好。有时妈妈看到她一面看书一面哭。她认为自己是个落后的、不走运的人，命定要过艰难、不幸的日子。
“谁也不愿意和我交朋友，我太蠢，没有人喜欢我，”有一天她在饭桌上说，“没有人会娶我。等我上完了医药专科班，就上农村去。”
“在偏僻的农村里可没有药房。”弗拉基米罗芙娜说。
“关于嫁人的问题，你的估计过分悲观啦，”爸爸说，“近来你出挑得越来越好看啦。”
“算啦。”娜佳说着，狠狠地看了爸爸一眼。
夜里，妈妈常常看到，娜佳纤细光洁的手臂从被窝里伸出来，手里拿着诗集。有一天，娜佳用提包从科学院供应商店领回两公斤奶油和一袋大米，说：
“很多人，包括我在内，都是一些卑鄙下贱之徒，才用这种办法弄吃的。爸爸拿学问换黄油，也是没出息。就好像病人、没文化的人和没力气的孩子都应该过吃不饱的日子，因为他们不懂物理，或者不能超额百分之二百完成生产计划……只有上等人才能吃奶油。”
吃晚饭的时候，她又用挑畔的口气说：
“妈妈，给我两份蜂蜜和奶油，因为我早晨起晚了没吃到。”
娜佳有很多地方像爸爸。柳德米拉发现，最容易使丈夫生气的，正是女儿跟爸爸相像的一些地方。
有一天，娜佳简直像是模仿爸爸的口气，说起波斯托耶夫：
“骗子，饭桶，滑头！”
爸爸生气地说：
“你这个没出校门的中学生，怎么敢这样说一个院士？”
但是柳德米拉还记得，维克托上大学的时候，说到很多有名的院士，就说：“小人，饭桶，官迷，软骨头！”
柳德米拉明白，娜佳不会过得多么痛快，她的性格太古怪、孤僻，太不合群了。
娜佳走后，便是维克托喝茶，吃早点。他斜着眼睛看着书，嚼也不嚼就往下吞，脸上露出愚笨、惊愕的神情。他用手指头去摸茶杯，眼睛也不离开书本，说：
“要是行的话，给我倒一杯热点儿的。”
她熟悉他的一切动作：有时挠头，有时撅嘴，有时歪着脸剔牙，这时她便说：
“天啊，维克托，你什么时候去把牙齿治一治？”
她知道，他挠头、撅嘴，是在考虑自己的论文，完全不是因为头皮或者鼻子发痒。她知道，如果她说“维克托，你根本听不见我对你说的是什么”，他仍然会侧眼看着书，说：“我全能听见，还可以重复一遍：维克托，你什么时候把牙齿治一治？”然后又露出惊愕的神情，吞东西，像神经病人一样愁眉苦脸，这一切将意味着，他在评审一位熟悉的物理学家的论文的时候，有些地方他赞成，有些地方他不赞成。然后他会一动不动地坐上很久，然后开始频频地点头，不知为什么带着一副温顺的神情，像老年人那样的苦闷神情——害脑肿瘤的病人的脸上和眼睛里常常有这样的表情。柳德米拉又猜道：维克托是在想母亲。
当维克托在喝茶，思考自己的论文，唉声叹气，流露出苦闷神情的时候，柳德米拉望着她吻过的那双眼睛，她梳理过的那一头鬈发，那曾吻过她的嘴唇，那眉毛、睫毛，那一双手，她修剪过指甲的细细的手指头，嘴里说着：
“唉，你这个邋遢鬼！”
她知道他的一切，知道他临睡前爱在床上读儿童书刊，熟悉他去刷牙时脸上的表情，记得他穿着礼服，做有关中子辐射的报告时响亮而微颤的声音。她知道他喜欢乌克兰甜菜芸豆汤，知道他爱在梦中轻声呻吟，不住地翻身。她知道他的皮鞋后跟坏得多快，衬衫袖子脏得多快。她知道他爱睡两个枕头，知道他在穿过城市广场时提心吊胆。她知道他的皮肤气味，知道他袜子上的窟窿是什么样子。她知道他在饿了等着吃饭的时候爱哼哼小曲儿，知道他脚拇指上的指甲的形状，知道他两岁时母亲唤他的小名。她熟悉他沙沙的脚步声，知道他上高年级预备班时跟他打架的孩子们的名字。她知道他爱嘲笑人，爱逗弄托里亚、娜佳和同志们。就连现在，心情几乎总是十分沉重的时候，他逗她说，她的好朋友玛利亚·伊凡诺芙娜·索科洛娃读书太少，有一次在谈话时把巴尔扎克说成福楼拜。
他很擅长逗柳德米拉，她一听就要生气。现在她果然恼火了，言辞反驳，替女友辩护：
“你总是笑话跟我要好的人。玛利亚有自己的爱好，她不需要读很多书，她常常能感觉出书上说的事。”
“那当然，当然，”他说，“她相信《马克斯和莫里茨》是法朗士写的。”<a id="noteBack_13" href="#note_13">[13]</a>
她知道他的音乐爱好，知道他的政治观点。她有一次看到他哭。她看到过他发疯似的撕自己身上的衬衣，一条腿被长衬裤绊住，只用一条腿蹦到她面前，举起拳头，做出要打人的样子。她看惯了他耿直无所畏惧的性格，熟悉他在灵感上来时的样子。她见过他朗诵诗歌，也见过他喝泻药。
她感到，丈夫现在对她有气，虽然他们的关系表面上一如往常。但是，已经有了变化，变化只有一点：他不再同她谈自己的论文了。他跟她谈朋友们的来信，谈食品与日用工业品定量供应。他有时也谈起研究所和实验室的事，谈工作计划的讨论情况，说说同事们的情形：萨沃斯季扬诺夫喝了一夜酒，一到研究所就呼呼大睡；试验员在墙根下煮土豆；马尔科夫准备进行一系列新的试验。
但是，他的论文，他的心事，以往只跟柳德米拉一个人谈的心事，现在缄口不言了。
他曾经对柳德米拉说，他把自己未考虑成熟的一些设想的笔记念给几个最要好的朋友听，第二天他就有一种不愉快的感觉，觉得写那篇论文没有意思了，很怕再去碰。
他只对一个人可以倾吐自己的疑虑，念片断的笔记，说出大胆而过于自信的设想，事后不会感到任何不快。这个人就是柳德米拉。
现在，他跟她也不再谈了。
现在，他在苦闷的时候，就指责柳德米拉，从中寻求解脱。他经常一个劲儿地想着母亲。想着以前从来不曾想过、如今法西斯使他不能不想的问题：想到自己的犹太血统，想到母亲是犹太人。
他在心里责怪柳德米拉，怪她对待他的母亲太冷淡。有一天他对她说：
“假使你跟母亲的关系能处得好，她会跟咱们一起住在莫斯科的。”
可她在心中数了数维克托对待托里亚粗暴的、不对头的地方。不用说，这类的事是不少的。
她一想起来心里就恼火，他对待她前夫的儿子那样不公道，把托里亚看得那样坏，那样不肯原谅他的缺点。可是娜佳又暴躁、又懒、又邋遢、又不愿意帮妈妈料理家务，他都可以原谅。
她想起维克托的母亲，她的境遇是很糟的。但是，维克托怎么能要求柳德米拉对安娜·谢苗诺芙娜好呢？要知道安娜·谢苗诺芙娜对待托里亚也不好。她每次来信，每次到莫斯科，都让柳德米拉觉得受不了。总是娜佳，娜佳，娜佳……娜佳的眼睛像维克托……娜佳兴趣广泛，娜佳机灵，娜佳喜欢动脑筋。安娜·谢苗诺芙娜疼爱儿子与溺爱孙女融为一体。可托里亚就连拿叉子的姿势也跟维克托不一样。
而且，很奇怪，近来她比过去更多地想起自己的第一个丈夫，也就是托里亚的父亲。她很想找到他的亲人，找到他的大姐，他们见到托里亚的眼睛，一定会十分高兴，阿巴尔丘克的姐姐一定会认出托里亚的眼睛、他弯弯的大指头、宽宽的鼻子是弟弟的眼睛、手和鼻子。
正如她不愿想起维克托对待托里亚的种种好处一样，她原谅了阿巴尔丘克一切坏的方面，就连他把她和吃奶的孩子扔掉，不准托里亚姓他的姓阿巴尔丘克，她也原谅。
上午柳德米拉一个人在家里。她盼望有这样的时刻，家里人常常打搅她的思绪。世界上的一切事情，战争，姐妹们的命运，丈夫的论文，娜佳的性格，母亲的健康，她对伤兵的怜惜，对在德国俘虏营中牺牲者的悼念——这一切都产生于她对儿子的思念，归根结底都是由于她为儿子担心。
她觉得，母亲、丈夫和女儿的感情是用另一种矿石熔炼成的。她感到，他们对托里亚的挂念和爱都不深。对她来说，整个世界就是托里亚；对他们来说，托里亚只是世界的一部分。
一天天过去，一个星期一个星期过去，托里亚没有信来。
每天电台广播苏联情报局的战报，每天报纸都满载战争消息。苏联军队不断撤退。战报和报纸上经常提到炮兵。托里亚就在炮兵部队。托里亚没有信来。
她觉得，只有一个人真正了解她的痛苦，就是索科洛夫的妻子玛利亚。
柳德米拉不喜欢同教授夫人们交往，她一听到她们谈丈夫的学术成就，谈服装，谈家里的保姆，心里就有气。但是，因为腼腆的玛利亚那温和的性格跟她的性格相反，因为玛利亚对待托里亚的态度使她很感动，所以她很喜欢玛利亚。
她跟玛利亚谈起托里亚比跟丈夫和母亲谈起来更随便，而且每次谈过之后心里都会轻松些，安宁些。尽管玛利亚几乎每天都要上她家来，然而她总是感到奇怪，为什么她的好朋友这么久没来，她不时地朝窗外望着，盼着玛利亚那瘦瘦的身影和好看的脸蛋快点儿出现。
托里亚还是没有信来。
十 六
弗拉基米罗芙娜、柳德米拉和娜佳都坐在厨房里。娜佳不时把练习本上的纸撕下来，揉一揉，丢进炉子里，奄奄一息的红红的火苗就会旺一会儿，炉子里满满一大堆维持不久的火苗。弗拉基米罗芙娜侧眼看着女儿，说：
“我昨天上一个化验员家里去，天啊，她家又穷，住得又挤，又没有东西吃，咱们家就像皇上过的日子了；她家来了一些街坊，闲谈起来，谈起在战前顶喜欢什么：有的说喜欢小牛肉，有的说喜欢腌黄瓜肉汤。那个化验员姑娘却说，她顶喜欢解除警报的信号。”
柳德米拉没有作声，娜佳却说：
“外婆，咱们家在这儿已经有好多好多朋友啦。”
“可是你一个也没有。”
“没有倒也好。”柳德米拉说。“维克托现在常常上索科洛夫家去。那儿常常聚集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人。我真不明白，维克托和索科洛夫跟这些人会一连扯上几个钟头……拿黄烟熏喉咙怎么也熏不厌。怎么一点不心疼玛利亚·伊凡诺芙娜，她还需要休息呢，可是有他们在那儿，她既不能躺一躺，又不能坐一坐，而且挨够了烟熏。”
“我很喜欢那个鞑靼人卡里莫夫。”弗拉基米罗芙娜说。
“那是一个讨厌的家伙。”
“妈妈跟我一样，她谁也不喜欢，”娜佳说，“就喜欢玛利亚阿姨。”
“你们都是怪人，”弗拉基米罗芙娜说，“你们有你们在莫斯科的生活环境，这种环境你们带到这儿来啦。在火车上，在俱乐部和戏院里，找不到你们圈子里的人——不是一个圈子，而是圈子套圈子，你们的朋友都是和你们在一个地方盖有别墅的一些人，这是我在叶尼娅那儿就观察到的……你们可以根据非常微小的特点判断是不是自己圈子里的人：‘哼，她真浅薄，连布洛克的诗都不懂；他真落后，连毕加索的画都不喜欢……哼，她居然送给他玻璃花瓶，太不雅致了……’不过维克托是民主派，他瞧不起一切陈腐的玩意儿。”
“瞎扯，”柳德米拉说，“这跟别墅有什么相干！那些粗俗的小市民，有别墅还是没别墅，跟他们没什么可交往的，讨厌。”
弗拉基米罗芙娜发现，女儿越来越容易向她发火了。
柳德米拉对丈夫提意见，教导娜佳，批评她的过错，也原谅她的过错，溺爱她，又不承认溺爱她。柳德米拉觉得母亲对她这些做法始终持保留态度。母亲没挑明自己的态度，但这种态度是存在的。有时维克托跟岳母交换一下眼色，他的眼睛里便流露出好笑和会意的神情，就好像他事先就跟岳母谈过柳德米拉性格的古怪了。他们谈没谈过，都没什么意义，问题在于家庭中出现了一种新的东西，这种东西本身的存在，改变了以往的家庭关系。
维克托有一天对柳德米拉说，如果他处在她的位子上，就让母亲当家做主，让她觉得自己是主人，不是客人。
柳德米拉觉得丈夫的话不是真心实意的，她甚至以为，他是想特别显示他对岳母的真心实意和与众不同的态度，好让柳德米拉很自然地想到她对婆婆的冷淡。
她有时因为丈夫爱孩子，特别因为他爱娜佳，产生嫉妒心。如果坦白对他说出这一点，那是好笑的，也是不好意思的。但现在不是嫉妒。怎么能承认，哪怕对自己承认，母亲无家可归，来到她家里栖身，惹她生气，使她感到是负担呢？而且这种气愤是很奇怪的，这种气愤和爱、和孝心一同存在，因为如有必要，她可以把最后一件衣服脱给母亲，跟母亲分食最后一块面包。
弗拉基米罗芙娜有时忽然感觉到，她很想无缘无故地哭上一场。有时她想死，想晚上不回家，在同事家的地板上过夜，有时忽然想收拾收拾，上斯大林格勒去，去找谢廖沙、薇拉和斯捷潘·费多罗维奇。
弗拉基米罗芙娜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赞成女婿的意见和做法，柳德米拉却几乎总是不赞成。娜佳发现这一点，就对爸爸说：
“妈妈欺负你，你找外婆说说去。”
这会儿弗拉基米罗芙娜就说：
“你们俩过得像猫头鹰一样阴沉惨淡。但维克托是个正常的人。”
“这都是空话，”柳德米拉皱着眉头说，“等到了回莫斯科的日子，您和维克托就快活了。”
弗拉基米罗芙娜忽然说：
“你可知道，我的好女儿，等到能够回莫斯科的那一天，我就不跟你们走了，我要留在这儿，我到莫斯科你们家里住着不舒服。你明白吗？我要劝叶尼娅搬到这儿来，或者我上古比雪夫，住到她那儿去。”
这在母女关系中是非常难堪的时刻。积压在母亲心中的不痛快，在她拒绝去莫斯科的话中一下子全表露了出来。柳德米拉心中的不痛快，这一下子也清楚了。但是柳德米拉委屈起来，就好像她一点也没有对不起母亲的地方。
弗拉基米罗芙娜望着柳德米拉痛苦的表情，也觉得内疚。夜里她想谢廖沙想得最多，有时想起他怎样发火，怎样争吵，有时想象着他穿起军装的样子，他的眼睛大概更大了，因为他可能消瘦了，两个腮瘪了下去。她对谢廖沙有一种特别的感情，因为他是她那个不幸的儿子留下的孩子。儿子也许是她在世界上最最钟爱的人……她有时对柳德米拉说：
“你别为托里亚那么难过吧，你要知道，我为托里亚担心也不次于你。”
在这番话里面有虚假的，与她对女儿的爱不相称的成分——她并不怎样为托里亚担心。就是这会儿，两个人都坦率到极点，却又害怕自己的直率，不承认自己的直率。
“《真诚可贵，互爱更重要》——这是奥斯特洛夫斯基又一部剧作。”娜佳说。
弗拉基米罗芙娜很不痛快，甚至带着一种恐惧的心情看了看这个十年级中学生：她自己还没有理解到的，这个中学生却理解到了。
没多久，维克托回来了。他用自己的钥匙开了门，一下子就来到厨房。
“可喜的意外，”娜佳说，“还以为你要在索科洛夫家里待到很晚呢。”
“啊，都在家里，都在炉子跟前，我很高兴，太妙啦，太妙啦。”他说着，把手伸向炉火。
“把鼻子揩一揩，”柳德米拉说，“有什么妙的，我真不懂！”
娜佳扑哧一笑，学着妈妈的语调说：
“喂，把鼻子揩一揩，你没听见吗？”
“娜佳，娜佳。”柳德米拉用警告的口气说。她不跟任何人分享教训丈夫的权利。维克托说：
“是的，是的。风太冷啦。”
他朝房间里走去，从开着的门里可以看到，他在书桌旁坐了下来。
“爸爸又在书的封面上写字了。”娜佳说。
“这不是你管的事。”柳德米拉说。又向母亲解释起来：“他为什么这样高兴？是因为我们都在家吗？他的心理是：如果有谁不在家，他会担心的。现在他还有问题要考虑，没有担心的事来分他的心了，所以他高兴。”
“轻点儿，要不然咱们当真要妨碍他了。”弗拉基米罗芙娜说。
“恰恰相反，”娜佳说，“要是大声说话，他根本就不注意，要是轻声细语，他就会走过来问：‘你们这是说什么悄悄话儿？’”
“娜佳，你说你爸爸，就像一位导游解说动物的习性。”柳德米拉说。
她们同时大笑起来，并且互相看了一眼。
“妈妈，您怎么能这样冤枉我？”柳德米拉说。
弗拉基米罗芙娜一声不响地抚摩了几下她的头。
然后他们就在厨房里吃饭。维克托觉得，这天晚上厨房里的温暖具有一种特别美妙的气氛。
他的生活基调一如既往进行着。近来他一直想把实验室中的一些彼此矛盾的试验结果弄明白。他坐在饭桌旁，有一神奇怪而幸福的急切感，他的手指头因为想去拿铅笔而急得哆嗦起来。
“今天的荞麦饭真好。”他用调羹敲着空碟子说。
“这是有所指吧？”柳德米拉问道。
他把碟子推到妻子跟前，问道：
“柳德米拉，想必你记得蒲劳脱的假说<a id="noteBack_14" href="#note_14">[14]</a> 吧？”
柳德米拉莫名其妙地拿起调羹。
“那是关于元素起源的。”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芙娜说。
“噢，我记得，”柳德米拉说，“一切元素来源于氢气。不过，这跟荞麦饭有什么关系？”
“荞麦饭？”维克托反问道。“蒲劳脱的情形是这样的：他说出相当准确的假说，是因为当时在测定原子量方面存在着很大的错误。如果当时能够像杜马和斯塔斯<a id="noteBack_15" href="#note_15">[15]</a> 那样准确地测定了原子量，他就不会假设许多元素的原子量是氢的若干倍了。他之所以说对了，是因为他的错误。”
“可是，这究竟跟荞麦饭有什么关系呀？”娜佳问道。
“荞麦饭？”维克托惊异地问道。等他想起来，便说：“跟荞麦饭没什么关系……要弄清荞麦饭很难，要研究清楚，需要一百年。”
“这是你今天的报告的题目吗？”弗拉基米罗芙娜问道。
“不是，是随便说说，不是做什么报告，没什么用意。”
他捕捉到妻子的目光，感觉出来：她是明白的，明白他又一心一意想他的论文了。
“怎么样？”维克托问道。“玛利亚·伊凡诺芙娜来过吗？也许对你讲过巴尔扎克的作品《包法利夫人》吧？”
“去你的吧！”柳德米拉说。
夜里，柳德米拉一直等着丈夫跟她谈他的学术论文。但是他没有谈，她也什么都没有问。
十 七
维克托觉得十九世纪中期物理学家的想法太天真，亥姆霍兹<a id="noteBack_16" href="#note_16">[16]</a> 的观点太天真，他把物理学的任务归结为研究仅仅由于距离不同而产生的吸力和推力。
力场是物质的灵魂！能源波与物质微粒的联系与统一……光粒度……是光滴簇射还是闪电式波？
量子理论提出以新的定律（即概率定律）代替有关物理个体的一些定律；这是一些特殊统计学的定律，这种统计学抛弃个体概念，只承认总体。维克托觉得十九世纪的物理学家很像是一些染了胡子、身穿硬领硬袖口服装、聚集在台球桌周围的人。这些好深思的男子手拿尺子和怀表，皱着浓浓的眉毛，在计算速度与加速度，测量活跃在绿绒世界空间中的有弹性的小球的质量。
但是，用金属棒测量好的空间、用精密的怀表测定的时间忽然开始变异、拉长和收缩。空间与时间的稳定，不是科学的可靠基础，而是禁锢科学的牢狱。严厉审判的时刻来临了，几千年来的真理被宣判为迷误。真理就像在蚕茧里一样，在由来已久的偏见、谬误和失误中沉睡了许多世纪。
世界已是非欧几里得时代，世界的几何特点已经是用质量及其速度来表示了。世界一旦被爱因斯坦从绝对时间与空间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科学就以空前的高速度发展起来。
两股潮流：一股潮流是探索宇宙，另一股潮流是深入探索原子核的奥秘，这两股潮流各自朝前奔驰，而彼此又不失去联系，虽然一股潮流在秒差距世界中奔跑，另一股则以毫微米为计算单位。物理学家对原子核的研究越深入，越能明白星体发光的规律。在遥远星系的光谱中观察到红移现象，才产生了宇宙在无垠的空间渐渐扩散的概念。但是，只要认定空间是有限的、透镜状的，而且被速度和质量所扭曲，就可以设想是银河系之外的空间本身在扩张。
维克托毫不怀疑：世界上没有人比科学家幸福……有时候，比如早晨上班的路上，在晚上散步时，或者今天夜里这样思考自己的论文的时候，他充满了幸福、宁静、欣喜的感觉。
使银河系充满微弱的星光的力量，是在氢变为氦的过程中释放出来的……
战前两年，两个年轻的德国人用中子分裂了重原子核，苏联物理学家在自己的研究中用另外的办法得到了相似的结果，忽然体会到十万年前穴居的人类第一次生起火堆时的心情……
不用说，在二十世纪，物理学决定着主要方向……就像在一九四二年，斯大林格勒已成为世界大战各条战线中的主攻方向。
但是，在维克托·施特鲁姆身后，紧紧跟随着他的是怀疑、煎熬和不信。
十 八
维佳<a id="noteBack_17" href="#note_17">[17]</a> ，我相信我的信能到你手里，虽然我在战线这边，在围了铁蒺藜的犹太人隔离区里。你的回信我是永远收不到的，我要死了。我希望你能知道我最后一些日子的情形，带着这种希望我会更轻松地离开人世。
维佳呀，真正了解人是很难的……七月七日，德国人进了城。在市公园里，无线电在广播最新的消息，我给病人看完病以后从门诊部出来，站下来听一听，女播音员在用乌克兰语播送一篇评论战事的文章。我听到远处的枪声，接着就有一些人从公园里跑过去，我便朝家里走去，感到惊讶不解，为什么我没有听到空袭警报笛声。我忽然看到一辆坦克，并且有人喊：‘德国佬打进来啦！’
我说：“别制造慌乱！”前一天我还去找过市苏维埃秘书，问他什么时候撤离，他生气地说：“这事儿还早得很，我们连名册还没造呢。”总而言之，是德国人来了。整个夜里，邻居们互相串来串去，最安静的是我和小孩子们。我打定主意：大家怎样，我就怎样。起初我很害怕，知道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多么想再看你一眼，吻吻你那额头和眼睛，可是后来我想，你在安全的地方，这是幸运。天快亮的时候，我睡着了。等我醒来，感到非常苦恼。我在自己的屋里，在自己的被窝里，可是感到自己犹如身在异国，孤孤单单，举目无亲。在苏维埃政权年代里我忘记了自己是犹太人，这天早晨，又使我想了起来。德国人站在汽车上到处大喊大叫：“打倒犹太佬！”
接着，有些邻居也叫我想起这一点。门房的老婆站在我窗前对一位女邻居说：“谢天谢地，这一下犹太佬完啦。”这是怎么回事儿呀？她的儿子娶的还是犹太女人，这个老奶奶常常去看儿子，还对我夸过她的孙子呢。
还有一个女邻居，是个寡妇，有一个六岁的女儿阿列娜，一双很美的蓝眼睛，过去我在给你的信里提到过的；她来到我这里，对我说：‘安娜·谢苗诺芙娜，请您把东西搬出去，今天晚上我搬到你屋里来。’‘好，我搬到你屋里去。’‘不，您搬到厨房后面那个小贮藏室里去。’
我没有同意。那个小贮藏室既没有窗户，又没有炉子。
我上门诊所去了。等我回来，一看：我的房门被砸开了，东西被扔到小贮藏室里。女邻居对我说：“我把沙发床留在我这儿了，反正您的新房间放不下。”
很奇怪，她还是职业学校毕业的，她去世的丈夫是一位会计，是一个很好、很老实的人。她说：“您是黑人口了。”那口气好像是在说：这对她是有利的。可是她的阿列娜整个晚上都坐在我这儿，我给她讲故事。这是我的新居，她不肯回去睡觉，是妈妈把她抱走的。后来，我们的诊所又开了，我和另一位犹太医生被解职了。我要求付给我本月的工资，可是新的所长对我说：“您在苏维埃政权下干的，让斯大林付给您工资吧，您可以写信到莫斯科向他要去。”护士玛露霞搂住我，小声哭起来：“天啊，您怎么办呀，你们怎么办呀。”特卡乔夫大夫也握了握我的手。我不知道，是幸灾乐祸，还是怜悯一个要死的浑身癞皮的老猫，那目光使人受不了。没想到我会有这一天。
有很多人使我吃惊。不光是没有知识、没有文化、得罪过的人。就像一位退休的七十五岁的老教师，过去常常问起你，要我转达他的问候，说你是“我们的光荣”。可是在这些可恨的日子里，他一见到我就转过脸去，连招呼也不打了。后来有人告诉我，他在警备司令部召开的大会上说：“空气清洁了，没有大蒜气味了。”他干吗要这样，这些话有损他的声誉。在那次大会上，有多少人在诽谤犹太人啊……不过，维佳，你自然会想到，不是所有的人都去参加那次大会。很多人没有去。你要知道，在我的印象中，从沙皇时代起，反犹太主义是跟“米哈伊尔天使长同盟”的克瓦斯爱国主义联系着的。在这儿我看到，那些叫喊把犹太人赶出俄罗斯的人，在德国人面前低声下气，奴颜婢膝，随时准备以三十个德国银币的代价把俄罗斯卖掉。郊区有些坏人来抢房子，抢衣服被褥；当年霍乱暴动时有些人杀死医生，大概就是这样的。有一些没骨气的人，对一切坏事都唯唯称是，生怕有人怀疑他们反对当局。
朋友们不断跑来报告消息，他们的眼睛像疯子的眼睛，人好像在迷迷糊糊的说胡话的状态中。出现了一句很奇怪的常用语：“转藏东西。”似乎藏在邻居家要保险些。我觉得转藏东西就像做游戏。
很快就贴出勒令犹太人搬迁的通告。只准许带十五公斤的东西。墙上到处张贴着黄色的通告：“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五日下午六时以前，所有居民必须迁往老城区。”不搬迁者，格杀勿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