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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维佳，我也准备搬迁了。我带了一个枕头、几件衣服、你送给我的一个碗、一把调羹、一把小刀、两个碟子。一个人不也够了吗？我又带了几样医疗器械。带了你的信和一些照片，有去世的妈妈和达维德舅舅的照片，还有你和爸爸睡在一起的那张照片，带了普希金选集、都德的《磨坊书简》、莫泊桑的《一生》、一本小字典，还带了一本契诃夫的小说集，里面有《没意思的故事》和《黑衣教士》这两篇，这样，我的篮子就装满了。在这屋顶下，我给你写过多少信，夜晚在这里哭过多少回呀，现在我可以对你说说我的孤单了。
我向房子告别，向小园告别，在树下坐了几分钟，又向邻居告别。有些人实在奇怪。两个女邻居就当着我的面争论起谁要我的椅子，谁要我的书桌，等我跟她们告别，两个人都哭了起来。我恳求巴桑柯家的人，如果战后你来打听我的情况，请他们对你说详细一点儿，他们也答应了。最使我感动的是看家狗托比克，最后一个晚上它跟我特别亲热。
以后你要是来了，好好喂喂它，感谢它对我这样一个老婆子的亲热情谊。
等我收拾好了，就想：我怎么能把网篮提到老城呢？这时候，我的病人舒金来了。他平时愁眉苦脸，我之前觉得他是一个硬心肠的人。他帮我提东西，给了我三百卢布，并说每星期要给我送一次面包。他在印刷厂工作，因为眼病没有让他上前线。战前他在我那里看过病。以前如果有人要我说说哪些人心肠好，富有同情心，我会说出几十个名字，可是说不到他。你要知道，维佳，他来过以后，我才又感到自己是一个人，就是说，拿我当人待的不光是看院子的狗呢。
他对我说，市印刷厂里正在印通令：禁止犹太人在人行道上走；犹太人必须在胸前佩戴六角星黄色标记；犹太人不得乘车乘船，不能到澡堂洗澡，不能上医院、电影院，不准买黄油、鸡蛋、牛奶、水果、白面包、肉、除土豆以外的所有蔬菜；在市场上买东西只准许在傍晚六点以后，即在农民渐渐离开市场的时候。老城区围上铁蒺藜，不准外出，只能在监押下进行强制性劳动。如发现犹太人藏在俄罗斯人家里，罪同窝藏游击队，对窝藏者处以死刑。
舒金的丈人是农村的一位老汉，他从附近一个丘得诺夫镇上来。他亲眼看见，当地所有的犹太人都带着包袱和提包被赶进了树林，枪声和凄惨的叫喊声在树林里响了一整天。一个犹太人也没有回来。住在舒金丈人家里的德国人夜里很晚才回来，都喝得醉醺醺的，接着又喝到天亮。又喝又唱，还当着老头子的面分那些胸针、戒指、手镯。我不知道，这是偶然的一次暴行，还是也在等待着我们的厄运的前兆。
孩子呀，我前往中世纪犹太隔离区的一路上，多么伤心啊。我在城市里走着，这是我工作了二十年的地方。我们先是走在空荡荡的蜡烛街上。但是等我们来到尼科尔街上，就看到几百个人前往那被诅咒的隔离区。因为许许多多白包袱、白枕头，一条街都变白了。生病的便由人搀着。马尔古里斯大夫瘫痪的老父亲由两个人抬着。一个年轻人抱着老母亲，妻子和几个孩子背着包袱跟在后面。食品杂货店经理戈尔顿是个胖子，走得气喘吁吁，穿着皮领大衣，脸上的汗直往下流。有一个年轻人使我吃惊：他没有带东西，头抬得高高的，面前拿着打开的一本书，脸上是一副傲视一切和镇定的神气。但是跟他一起有多少吓疯了的人啊。
我们在马路上走着，许多人站在人行道上看。
有一阵子我跟马尔古里斯一家人走在一起，听到一些妇女同情的叹息声。有些人在笑穿皮大衣的戈尔顿，虽然他的样子很可怕，并不可笑。我看到许多熟悉的脸。有些人轻轻向我点头，跟我告别，有些人转过脸去。我觉得，在人群中没有完全平静的眼睛，有好奇的，有幸灾乐祸的，但是有几次我也看到哭红的眼睛。
我定神一看，看出面前有两种人。一种是穿皮衣戴皮帽的犹太男人和裹了毛头巾的女人。另一种是站在人行道上穿夏装的人。女人穿着淡颜色女衫，男人不穿外衣，有些人穿着绣花的乌克兰衬衫。我觉得，似乎太阳也不再为走在马路上的犹太人发光了，似乎他们走在寒冷的十二月的夜里。
在隔离区入口处我同送我的舒金告别，他给我指了指铁丝网边一块地方，说以后给我送东西就在那儿会面。
你可知道，维佳，我进了铁丝网，是什么样的感觉？原以为，我会十分害怕的。其实不然，在这种牲口圈里我心里倒是轻快些。决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奴性。不是。决不是。周围都是跟我相同命运的人，在隔离区里我不需要像马一样在马路上走，没有恶意的目光，熟识的人用正眼看我，而不是躲避我。在这牲口圈里，大家都带着法西斯强加给我们的标记，因此在这里这种标记并不多么刺我的心。在这儿我感到自己不是任人宰割的牲口，而是落难的人。因此我轻快些。
我跟我的同事、内科大夫施佩林一同住在一套两居室的土坯房里。施佩林有两个成年的女儿和一个十二三岁的儿子。我有时看着这孩子痩瘦的小脸和忧伤的大眼睛，看了很久。他叫尤拉，可是有两次我喊他维佳，他给我纠正：“我是尤拉，不是维佳。”
人的性格多么不同啊！施佩林在五十八岁的年纪依然充满了精力。他弄到褥垫、煤油、一大车劈柴。夜里又弄来一袋面粉、半袋豆角。他不论弄到什么，都十分高兴，就像一个新婚的男子。昨天他又挂起壁毯。他一再地说：“没什么，没什么，咱们能挨过去。要紧的是准备些吃的和烧的。”
他对我说，应当在隔离区办学校。他甚至提出要我教尤拉法语，每节课报酬一碟子菜汤。我答应了。
施佩林的胖老婆凡妮·鲍莉索芙娜常常叹气：“全完啦，咱们完啦。”可是一面这样，一面监视着大女儿柳芭，防备她抓一把豆角或者掰一块面包送给别人。柳芭是一个善良而可爱的姑娘。妈妈喜欢的小女儿阿莉娅却坏到了顶点：又厉害，又多疑，又小气；常常骂父亲，骂姐姐。战争前夕她从莫斯科到这儿来探亲，就待在这儿没有走。
我的天，这周围多么穷啊！要是有人说犹太人有钱，说犹太人总是攒着钱准备过灾难的日子，那就请他上我们旧城区来看看吧！灾难的日子来了，再没有比这更大的灾难了。要知道，在老城里不光是带着十五公斤东西搬来的人，这儿还有长久的住户，有老匠人，有工人，有护士。他们住得多拥挤呀！吃得多么坏呀！更叫人难以想象的是一座座矮矮的、破破烂烂的土坯房！
维坚卡<a id="noteBack_18" href="#note_18">[18]</a> ，我在这儿看到很多坏人——这些人又贪婪，又狡猾，甚至时时刻刻准备出卖一切投靠敌人。这儿有一个很可怕的人，名叫艾普什津，是从波兰一个小城来到我们这里的。他戴着袖章，常常跟德国人一起进行搜查，参加审讯，和乌克兰警察一起喝酒，他们派他到各家要酒，要钱，要东西。我见过他两次。这人高高的个儿，非常漂亮，穿着讲究的奶油色西装，就连缝在胸前的黄色六角星，也显得像黄黄的菊花。
不过，我还想对你说说别的事。我以往从来没感到自己是犹太人，我从小就生活在俄罗斯朋友的圈子里，我最喜欢的诗人是普希金和涅克拉索夫，在地方自治局派任医生的全俄代表大会上，我同观剧的代表一起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主演的《万尼亚舅舅》流下眼泪。当年，维坚卡，当我还是一个十四岁女孩子的时候，我们家要动身迁往南美洲。我对爸爸说：“我决不离开俄罗斯，要不然我就投河。”所以我就没有走。
在这灾难的日子里，我心中充满了对犹太民族的母爱。以前我从不曾有过这种爱。好孩子，我觉得这种爱就像我对你的爱。我常常上病人家里去，小小的屋子里往往挤着几十个人：有半瞎的老人，有吃奶的孩子，有孕妇。我习惯在人的眼睛里寻找症候，青光眼症候，白内障症候。现在我不能那样看人的眼睛了——在眼睛里我看到的只是心灵的反映。维坚卡呀，都是美好的心灵！这是悲哀而善良，苦难而乐观，屈从于强权压制而又超越了强权的心灵。维佳，这是多么刚强的心灵！
你要知道，有些老头子、老奶奶多么关心地向我问到你呀。有些人多么热心地安慰我，虽然我从来没有对他们诉过苦，虽然他们的境遇比我更惨。
有时我觉得，不是我去给人治病，而是好心的人民这个医生在医治我的心灵。为了酬谢我的治疗，他们送给我一块面包、几个葱头或者一把豆角，这是多么令人感动。
维坚卡，你要知道，这决不是出诊费！有一次，一个老工人攥住我的手，一面往我的小包里塞几个土豆，一面说：‘唉，唉，大夫，请您原谅。’我的眼里涌出了泪水。这里面有一种纯洁、善良、可亲的东西，我还不能用言语表达出来。
我不想安慰你，说我现在过得很好；我的心并没有痛得撕裂成碎片，你可能会感到吃惊。但是你不要太难受，不要以为我挨饿，这段时间我还从来没有挨过饿。还有，我也不感觉自己是孤独的。
这儿的人究竟怎样呢？好也好得使我吃惊，坏也坏得使我吃惊。人与人大不相同，虽然都经历着同样的命运。电闪雷鸣的时候，大多数人都想方设法尽量躲避大雨，但是你要知道，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一样。而且躲雨的方法也各有不同。
施佩林大夫相信，对犹太人的迫害是暂时的，是战争时期的事。像他这样的人是不少的。我看到，一些人越是乐观，器量越小，越是自私。如果在吃饭时候有人来了，阿莉娅和她妈妈都要赶紧把吃的东西藏起来。
施佩林对我态度很好，尤其因为我吃得很少，我带回来的东西总是吃不了。但是我决定离开他们，跟他们在一起很不舒服。我要另找安身的地方。一个人越是悲伤，越不指望活下去，就越是大方、善良，心肠越好。
那些命定要死的穷人、白铁匠、裁缝们，比起那些千方百计积攒吃食儿的人，要高尚得多，慷慨得多，也聪明得多。那些年纪轻轻的女教员、古怪的老教师和象棋高手施皮尔贝格、文静本分的图书馆女管理员、比小孩子还无用然而一直幻想制造土手榴弹把隔离区武装起来的工程师莱维奇，他们都是些多么古怪、多么不实际、多么可爱、多么悲伤、多么善良的人啊。
在这儿我看出来，希望几乎永远跟理智没有什么联系，希望不是出自理智，我觉得，希望出自本能。
维佳，人总是满怀希望地活着，就好像今后还要活很多很多年。无法知道这是愚蠢还是聪明，不过情形就是这样。我也服从这一规律。这里也有两个妇女从镇上来，也对我说了我的朋友舒金对我说的事。附近的德国人见到犹太人就杀，也不怜惜老弱妇孺。德国人和警察常常乘汽车来，抓几十名男子去挖土沟，过两三天，德国人把犹太人赶到土沟边，开枪屠杀，一个不留。城市周围的村镇到处出现这种掩埋犹太人的丘坟。
隔壁住着一个从波兰来的姑娘。她说，在波兰经常杀人，犹太人被杀得一个不留，只是在华沙、罗兹和拉多姆的几个隔离区里还有一些犹太人。我把这一切好好想了想，完全明白了：把我们集中在这里，不是为了像保护比亚沃维扎密林区的欧洲野牛一样把我们保护起来，而是为了便于宰杀。根据计划，再过一两个星期就轮到我们了。可是，你要知道，我虽然知道是这样，还是继续为病人看眼睛，并且说：“如果按时用药水洗眼睛，过两三个星期就会好的。”我还在观察着一个老头子的眼睛，过半年到一年就可以为他摘除白内障了。
我还在教尤拉法语，为他的发音不准伤脑筋。
在这里，德国兵常常撞进来抢东西，哨兵为了寻开心，常常在铁丝网外面开枪向孩子们射击，越来越多的人断言，我们的厄运随时会来到。
谁知，至今人们还活着。甚至不久前我们这儿还举行过婚礼。听到几十种传闻。有时，来一位邻居，高兴得喘着粗气说，我军转入反攻啦，德国佬跑啦。有时会飞来消息，说苏联政府和丘吉尔向希特勒提出了最后通牒，希特勒下令不要杀犹太人。有时又有消息说，要用犹太人交换德国战俘。
实在说，哪儿也没有像隔离区里这样多的期望。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事情，所有的事情，事情的主旨、起因总是一样的：都是为了解救犹太人。多么富有想象力的期望呀！
这些期望的来源都是一个，即求生的本能，这种本能不顾一切地否认那些一定要我们死绝的可怕的兆头。就像我，望着眼前的一切，就不相信：难道我们都是判了死刑在等死的人吗？理发匠、鞋匠、裁缝、医生、修炉匠，都在干活儿嘛。甚至还开设了小小的产科医院，说确切一点儿，是接生小屋。人们还在洗衣服，晒衣服，做饭，孩子们从九月六日起又上学了，做妈妈的又向老师打听孩子的分数了。
施皮尔贝格老头儿把几本书送去装订。施佩林家的阿莉娅每天早晨做早操，临睡前都要卷头发，跟爸爸争吵，向爸爸要两块夏装衣料。
我从早到晚都很忙，又看病，又教课，缝补衣服，洗衣服，准备过冬，往夹大衣里填棉花絮。我听着一件件犹太人遭殃的事：我熟识的一位法律顾问的妻子，因为给孩子买了一个鸭蛋，被打得失去知觉；药剂师西罗达的小孩子想从铁丝网下面钻出去，捡滚出去的皮球，哨兵开枪打穿了他的肩膀。然后是一个又一个的传闻。
终于传闻不再是传闻了。今天德国人赶着八十名年轻男子去干活儿，据说是挖土豆。于是有些人非常高兴，以为可以带几个土豆给家里人吃了。但我知道挖的是什么样的土豆。维佳，隔离区的夜晚是很特别的时间。孩子，你该记得，我常常教你对我说实话，儿子总是应该对妈妈说实话的。但是，妈妈也应该对儿子说实话。维佳，别以为你妈妈是刚强的人。我是软弱的人。我怕疼，一坐到牙科的椅子上就打哆嗦。小时候怕打雷，怕黑。老来我怕生病，怕孤独，怕我病了不能工作，成为你的负担，是你让我有这种感觉。我怕打仗。维佳，现在每天夜里我都很害怕，怕得心里直发冷。死神在等待着我。我很想向你呼救。
过去你是孩子的时候，常常跑到我跟前要我保护。现在，在我脆弱无力的时刻，多么想把头藏到你的膝盖上，让你这个又聪明又有力的儿子掩护我，保护我。维佳，我不是意志刚强的人，我很软弱。常常想到自杀。但我不知道，是软弱，是刚强，还是渺茫的期望，使我没有死。
不过，不说了。我一睡着了就做梦。常常梦见去世的妈妈，跟妈妈说话。昨夜我梦见萨沙·沙波什尼科夫，梦见当年跟他一起住在巴黎的情景。但是我一次也没有梦见你，虽然我时时想着你，特别是在恐怖不安的时候。这会儿我醒来，忽然看到这顶棚，想起德国人在我们的国土上，我变成了麻风病人，就觉得我并没有醒，而是睡着了，在做梦。
可是过了几分钟，就听见阿莉娅和柳芭争论该谁去挑水，听见有人在说，昨天夜里德国人在附近一条街上把一个老汉的头打穿了。
一个熟识的师范学校女学生来找我，要我去给人看病。原来，她掩护着一位肩膀受伤、又烧伤了一只眼睛的中尉。这个可爱的、痛苦不堪的小伙子说的是口音很重的伏尔加土话。昨天夜里他钻进铁丝网，在隔离区里找到了藏身之地。他的眼睛伤得不重，经过我治疗，就不会化脓了。他讲打仗，讲我们的军队撤退，使我难过起来。他想休息几天之后，就穿过前线到那边去。有好几个小伙子要跟他一块儿去，其中一个就是我的学生尤拉。啊，维克托，我要是能跟他们一块儿走该多好呀！我能为这个小伙子出一点力，实在高兴，觉得就好像我自己也参加了反法西斯战争。
一些人给他送来土豆、面包、豆角，有一个老奶奶还给他打了一双毛线袜。
今天一整天都处于十分紧张的状态中。昨天晚上阿莉娅通过她的俄罗斯女友弄到一个在医院死去的俄罗斯年轻姑娘的身份证。到夜里阿莉娅就要走了。今天，一个熟识的农民从铁丝网外面路过，我们听他说，被派去挖土豆的犹太人挖的是一些很深的坑，在离城四俄里的地方，靠近飞机场，就在去罗曼诺夫镇的路上。维克托，你记住这个地方，将来你可以在那儿找到合葬的坟墓，妈妈就在那里面。
就连施佩林也全明白了。他一整天脸色煞白煞白的，嘴唇不住地哆嗦着，慌乱地问我：“有技术的人是不是有希望活下来？”确实有人说，在有些镇上，一些好的裁缝、鞋匠、医生没有被杀害。
到晚上施佩林还是找来一个砌炉子的老头子，在墙上打了一个隐蔽的洞，收藏粮食和盐。晚上我和尤拉一起读《磨坊书简》。你该记得，咱们一起读我最喜欢的那篇《老人们》，那时候咱们互相看看，大笑起来，两个人都笑出了眼泪。然后我给尤拉指定后天要上的功课。需要这样。但是，我看着他那悲戚的脸，看着他抄写语法章节的手指头，我的心情多么沉重啊。
这样的孩子有多少呀。聪明的眼睛，黑黑的鬈发，在他们当中，应该有未来的学者、物理学家、医学教授、音乐家，也许还有诗人。
我看着他们每天早晨去上学，那种严肃的样子，完全不像孩子，瞪得大大的眼睛里流露着悲哀的神气。有时候他们也玩起来，打打架，哈哈大笑一阵子，然而并不因此就感到快活些，倒是更觉得可怕。
大家都说，孩子是我们的未来，但是这些孩子又怎样呢？他们再也不能成为音乐家、鞋匠和裁缝了。昨天夜里，我心里非常明晰，可以想象得到，这个由长髯飘飘、心事重重的老大爷和唠唠叨叨、做得一手好甜饼的老大娘构成的熙熙攘攘的世界，一切婚嫁习俗、民谚俚语、节日欢笑，很快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战争过后生活又会沸腾起来，可是我们不会再出现了，我们消失了，就像当年的阿兹特克人一样。
向我们报告挖坟消息的那个农民还告诉我们，昨天夜里他老婆哭着说：“他们又做裁缝又掌鞋，又制皮子又修钟表，又开药铺卖药……把他们全杀了，以后怎么办呀。”
我还清楚地想象到，将来有人从废墟旁路过，可能会说：“你该记得，这儿住过犹太人，住过修炉匠鲍鲁赫；礼拜六晚上他的老婆子常常坐在长凳子上，孩子们就在她的身边玩儿。”另一个人会说：“在那棵老梨树下面常常有一位女医生，我忘记她姓什么了，她给我治过眼睛，她干完活儿以后，总是搬一张藤椅，坐在那儿看书。”会是这样的，维佳。
就好像一阵可怕的气息从脸上吹过，大家都感到死期近了。
维坚卡，我想告诉你……不，不是这个，不是这个。
维坚卡，我这封信就要写完了，就要拿到铁丝网跟前，交给我的朋友。要给这封信收尾可是不容易的，因为这是我和你最后一次谈话，等我送出这封信以后，就要准备永远离开你，你再也无法知道我死前的情形了。这是我最后的告别。在永远分离之前，在告别的时候，我该对你说点什么呢？在这些日子里，正如在一生中一样，你是我的慰藉。每天夜里我都想起你，想起你小时候的衣服、你最初读的一些小书，想起你的第一封信、你上学的第一天，我一个劲儿地在回想，从你生下来的日子到最后一次收到你的信息，六月三十日的那封电报。我一合上眼睛，就觉得似乎你在保护着我，拦挡着即将来临的灾难。等我一想起周围发生的情况，又觉得庆幸，因为你不在我身边，免于劫难。
维佳，我总是孤身一人。在失眠的夜晚我常常难过得哭起来。可是这一点谁也不知道。一想到我还能对你说说我的一生，就感到快慰。我要说说，为什么我和你爸爸离婚，为什么很多年来我一个人生活。我还常常想，等维佳知道了他的妈妈犯过错误，做过不理智的事，曾经争风吃醋，曾经跟所有的年轻人一样，会感到吃惊的。但是等不到跟你好好说一说，就要孤单单地了结此生了，这是我的命运。有时我觉得，我不应该离你这样远，我太爱你了，我以为，我这样爱你，就应该跟你在一起安享晚年。有时我又觉得，我不应该跟你生活在一起，我太爱你了。
好啦，最后……祝你永远幸福，跟你所爱的人、你周围的人、比妈妈更亲近的人在一起，永远幸福！永别了！街上传来妇女们的哭声、警察的喝骂声，可是我看着这一页页的书信，就觉得我被保护了，这苦难深重的可怕世界奈何不了我了。我怎么能结束这封信啊？孩子，哪能甘心到此结束？哪儿有人类语言，能够表达我对你的爱？吻你，吻你的眼睛，你的额头、头发。你要记住，在幸福的日子里，在痛苦的时候，都有母爱伴随着你，任何人不能把母爱杀死。我的好维佳……这就是妈妈给你最后一封信的最后一句话。活下去，活下去，永远活下去……
十 九
战争爆发前维克托从来没有想到他和母亲都是犹太人。不论在小时候还是上大学时期，母亲都没有跟他说起这一点。他在莫斯科大学的那几年里，没有一位同学、一位教授、一位班级领导跟他提过这种事儿。
战前不论在研究所还是在科学院里，从来没听到有人谈这种事儿。他从来也没有想到要跟娜佳谈谈这种事儿——对她说一说，她的母亲是俄罗斯人，父亲是犹太人。
爱因斯坦和普朗克<a id="noteBack_19" href="#note_19">[19]</a> 时代竟成了希特勒时代。秘密警察和科学昌盛同时出现。十九世纪，质朴物理学的世纪，与二十世纪相比，多么人道！二十世纪杀死了它的母亲。法西斯主义的原理和现代物理学的原理有可怕的相似之处。
法西斯主义根本没有个性的概念，没有“人”的概念，把一切看作大规模的总体。现代物理学谈的是物理个体的这种或那种总和中出现一些现象的最大与最小可能性。难道法西斯在其可怖的秘密机构中奉行的不也是量子政治和政治概率论吗？
法西斯主张消灭居民中一些阶层，消灭一些民族和种族，其根据是在这些阶层和民族中，人们进行公然和隐蔽的反抗的概率大于其他阶层和民族。只讲概率和整体。
不过，当然不能这样！毫无疑问，法西斯之所以一定会灭亡，正因为它将原子和砂石的规律应用于人类。
法西斯和人类不能共存。法西斯要是胜利了，人类将不再存在，只剩下一些实质已经改变的人形皮囊的动物。等到富于理性和良知的人类胜利了，法西斯就会灭亡，被压迫者又会重新成为人。
这不等于承认契贝任关于发面桶的说法吗？今年夏天他还和契贝任争论，反对这种说法。他觉得，那一次同契贝任谈话已经过了很长很长时间，从那个莫斯科的夏日黄昏到今天，似乎已经有几十年过去了。
似乎那不是维克托·施特鲁姆，而是另一个人走在当时的喇叭广场上，激动地倾听，信心十足地热烈地争论。
母亲……玛露霞……托里亚……
有时候，他觉得科学是欺骗，使他看不见现实生活的疯狂与残酷。
也许，科学成为可怕的时代的同伴，成为其盟友，不是偶然的。他感到多么孤独啊。没有人跟他谈谈自己这些想法。契贝任离得很远。波斯托耶夫会感到这一切很奇怪，没意思。
索科洛夫倾向于神秘主义，对于暴虐者的残酷与凌辱表现出一种奇怪的宗教式的顺从情绪。在他的实验室工作的是两位卓越的科学家，一位是实验物理学家马尔科夫，一位是又放荡又聪明的萨沃斯季扬诺夫。但是如果维克托跟他们谈这些事，他们会认为他是疯子。
他从抽屉里拿出母亲的信，又读起来。
“维佳 ，我相信我的信能到你手里，虽然我在战线这边，在围了铁蒺藜的犹太人隔离区里……孩子，哪能甘心到此结束呀？……”
仿佛一把冰冷的尖刀戳进他的咽喉……
二 十
柳德米拉从信箱里抽出一封军邮信。
她大步走进房间，把信封对着亮光，从老大的信封上撕去一条边儿。
有一刹那她觉得，从信封里抖搂出来的将是托里亚的相片：小小的，脖子还擎不住头，光着屁股躺着，两条小腿像狗熊一样盘着，撅着小嘴。
不知怎的，她似乎不是在看信，而是在专心吸取那一行行文字，那是文化不高的写信人特有的工整字体。吸着吸着，她明白了：他活着，活着！
她弄清楚了，托里亚的胸部和腰侧受了重伤，流了很多血，身体十分虚弱，自己不能写信，四个星期以来一直在发烧……可是，幸福的泪水遮住了她的眼睛，一会儿之前她还是多么绝望啊！
她走到楼梯上，看过了信的前面几行，便放心地朝柴棚子里走去。她在寒冷而幽暗的柴棚里看完了信的中间和结尾部分，这才想到，这信是临死前跟她告别。
柳德米拉把劈柴往麻袋里塞。虽然她过去常常就诊的莫斯科加加林胡同门诊所的医生嘱咐她不能举三公斤以上的东西，而且只能做缓慢而从容的动作，这一次她却像个农妇一样，哼哧一声，把满满一麻袋湿劈柴扛到肩上，一口气上了二楼。她把麻袋往地上一放，桌上的碗盏叮叮当当乱晃起来。
柳德米拉穿起大衣，裹上头巾，来到街上。
行人从她身边走过，又回过头来看她。
她穿过大街，一辆电车发出尖利的铃声，电车司机朝她扬了扬拳头。
如果向右一拐，就可以顺着一条胡同到母亲工作的工厂去。
如果托里亚死了，他的父亲也不会知道，到哪一个集中营里找他去呀，也许，他早就死了……柳德米拉朝维克托的研究所走去。走到索科洛夫家门前，顺步走进院子，敲了敲窗子，窗帘依然没有拉开——玛利亚不在家。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刚刚回自己房间了。”有一个人对她说。她也道了谢。虽然她没弄明白是谁跟她说话，是熟识的人还是不熟识的人，是男人还是女人。于是她顺着试验大厅朝前走去，大厅里像往常一样，似乎很少有人在干事情。总觉得这儿的男人或者在聊天，或者抽着烟在看书，女人总是忙活着：用烧瓶煮茶，用溶剂洗指甲，或者织毛衣。
她看到一些小东西，几十样小东西，还看到试验员卷烟用的纸。
来到维克托的工作室里，几个人大声跟她打招呼，索科洛夫快步朝她走来，几乎是跑到她跟前，摇晃着一个老大的白信封，说：
“咱们有希望啦，这是回迁的计划和安排，要咱们带着所有的东西、仪器设备和家小回莫斯科去。不坏吧？虽然日期还没有定下来。不过总是有这回事儿！”
她觉得他那喜洋洋的脸和眼睛是可憎的。难道玛利亚会这样欢欢喜喜跑到她跟前吗？不会，不会。玛利亚一下子就会明白的，看到她的脸就完全能看出来。
要是知道她在这里会看到这么多喜洋洋的脸，她肯定不会来找维克托的。维克托也是高兴的，到晚上他会把高兴带回家里去，娜佳会感到幸福的，他们就要离开可憎的喀山了。
这种欢喜是青春的鲜血换来的。所有的人，不论多少人，能抵得上这青春的鲜血吗？
她带着责难的神情抬眼望着丈夫。
他那一双会意的、充满不安神气的眼睛也望着她的一双阴沉的眼睛。
等到剩下他们两个人，他告诉她，刚才她一进来，他就知道出事了。
他看完了信，一遍又一遍地说：
“没法子呀，天啊，没法子。”
维克托穿起大衣，他们便朝门口走去。
“我今天不来了。”他对索科洛夫说。索科洛夫正跟新派来的人事处长杜宾科夫站在一起。杜宾科夫高高的个子，圆圆的脑袋，肥大而讲究的上衣裹在宽阔的肩膀上依然显得紧巴巴的。
维克托把柳德米拉的手放开一小会儿，小声对杜宾科夫说：
“我们想着手编迁回莫斯科的表单，但今天不行了，以后我再告诉您。”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不用操心，”杜宾科夫低声说，“目前还不必着急。这是将来的计划，一切草拟工作由我来干。”
索科洛夫招了招手，点了点头，维克托便知道索科洛夫已经猜到他又遇到难过的事儿了。
冷风在大街上飞驰着，卷起一股股灰尘，忽而像绳子一样滴溜溜绕圈儿，忽而一下子撒开去，就好像扔掉不能吃的发黑的粮食。冷风飕飕，树枝像敲骨头一样嘎嘎直响，电车轨泛着寒冷的青光，一派凛冽肃杀景象。
柳德米拉转过脸来。冻僵的、消瘦的脸因为痛苦显得年轻了。她朝着丈夫，用祈求的目光望着他。
他们过去养过一只猫，初次生崽就难产死了。这猫在濒死之时，慢慢爬到维克托跟前，呜咽着，瞪大发亮的眼睛望着他。可是，在这无边无涯、空荡荡的天空下，在这无情的、灰尘滚滚的大地上，又能向谁恳求、向谁祈祷呢？
“这是我工作过的军医院。”她随口说。
“柳德米拉，”他忽然说，“你上军医院去一下，可以弄清楚这封军邮信是从哪儿来的。以前怎么没有想到呀!”
他看着柳德米拉上了台阶，跟值班人员交谈起来。
维克托走到角落里，后来又回到军医院门口。行人匆匆走过，大都带着网兜和玻璃罐，玻璃罐里盛着灰色的菜汤，菜汤里游荡着灰色的通心粉和土豆。
“维克托。”妻子喊他。
他从她的声音听出来，她已经镇定下来了。
“是这样的，”她说，“这是从萨拉托夫来的。不久前一位副主任医生上那儿去过。他把那儿的街道和门牌号写给我了。”
马上出现了许多事情和问题：什么时候轮船开到，怎样能买到船票，要带一些吃的用的，要借钱，要弄一封证明信。
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走的时候既没带用的，也没带吃的，甚至没带什么钱，也没有票，是趁上船时又挤又乱，挤上去的。
她带走的只是在黑暗的秋日黄昏同母亲、丈夫、娜佳分别时的印象。黑黑的波浪在舷边喧响，下游来的风吹打着，呼啸着，掀起一阵阵水珠和飞沫。
二十一
乌克兰敌占区一个州的州党委书记杰敏季·特里福诺维奇·格特马诺夫被任命为坦克军的政委，这个坦克军是在乌拉尔组建的。格特马诺夫在赴任之前，乘飞机飞往乌法，他的家小疏散在那里。同志们和乌法的工作人员都十分关怀他的家小：生活和居住条件都不坏。格特马诺夫的妻子加林娜·捷连季耶芙娜在战前因为新陈代谢不好，特别肥胖，在疏散期间还是没有瘦下来，甚至又多少胖了一些。两个女儿和一个还没有上学的儿子显得非常健康。
格特马诺夫在乌法过了五天。临走前亲友们来送别：有他的小舅子尼古拉·捷连季耶维奇，乌克兰人民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有他的老同志、基辅人马舒克，保安机关干部；有他的连襟萨盖塔克，乌克兰中央宣传部的负责干部。
萨盖塔克来时已经十点多钟，这时候孩子们已经睡了，大家说话的声音很小。格特马诺夫说：
“同志们，咱们要不要喝点儿莫斯科酒？”
格特马诺夫身上的部件都是很大的：斑白蓬松的大脑袋，额头十分宽阔，鼻子又肥又厚，手大，指头粗，肩膀宽厚，脖子粗壮。但是他作为各个粗大部件的组合体，个头儿却不大。而且奇怪的是，在他那张大脸上，特别吸引人和令人难忘的是那一双小小的眼睛：窄窄的，勉勉强强从肥厚的眼皮底下露出来。眼睛的颜色不很分明，很难断定主要是灰色还是蓝色。但是那眼睛极其敏锐、灵活，有很强的洞察力。
加林娜·捷连季耶芙娜轻快地站起她那沉重的身子，从房间里走了出来，于是男子们静了下来；不论在农舍里还是在城里的聚会，即将上酒的时候常常是这样的。一会儿加林娜就端着托盘回来了。她那一双肥胖的手居然能在短短的几分钟里打开那么多的罐头，弄来那么多餐具，使人感到奇怪。
马舒克打量了一下挂着乌克兰花布壁毯的墙壁，看了看宽大的沙发床、一瓶瓶好酒和罐头，说：
“加林娜·捷连季耶芙娜，我还记得你们家这张沙发床，你们能把这床运出来，真有两下子，可见你们有一定的组织才能。”
“你别忘了，”格特马诺夫说，“疏散的时候，我不在家。全是她一个人！”
“诸位，总不能把这沙发床留给德国人，”加林娜·捷连季耶芙娜说，“杰敏季已经完全习惯了这张沙发，从州委会一回到家，就在这上面看材料。”
“哪儿是看材料？是睡觉！”萨盖塔克说。她又到厨房里去了，马舒克故弄玄虚地小声对格特马诺夫说：
“噢嘿，我可以想象，咱们的杰敏季·特里福诺维奇将认识一位女医生，一位军医。”
“是的，会把你照顾得好好的。”萨盖塔克说。
格特马诺夫把手一摆，说：
“算啦，你们怎么搞的，我是个病人。”
“当然不是，”马舒克说，“是谁在基斯洛沃斯克夜里三点钟才回房？”
几位客人哈哈大笑起来，格特马诺夫随便然而使劲地盯了内弟一眼。
加林娜走进来，环视了一下正在笑的男子们，说：
“我刚一出门，你们就不知想什么鬼花样欺负起我的可怜的杰敏季来啦。”
格特马诺夫就往酒杯里斟酒，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吃起小菜。
格特马诺夫望了望挂在墙上的斯大林像，举起酒杯说：
“来吧，同志们，为咱们的父亲干第一杯，咱们祝他永远健康！”
他说这话是用同志式的、有点儿随便的语调。语调所以这样随便，是因为斯大林的伟大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围坐在桌旁的几个人为他祝酒，首先是因为爱戴他这样一个朴实、谦逊和关心下属的人。画像上的斯大林眯缝着眼睛，打量着满桌的酒菜和加林娜那丰满的胸脯，似乎在说：“好，同志们，我把烟斗点着，坐到你们跟前来。”
“一点不错，愿我们的父亲永远健康！”女主人的弟弟尼古拉·捷连季耶维奇说。“我们没有斯大林怎么行？”
他把酒杯端到嘴边，转头看了看萨盖塔克，看他是不是说点儿什么。但是萨盖塔克看了看画像（好像在说：“父亲呀，还有什么好说的？你什么都知道嘛。”），就把酒喝干了。大家都把杯干了。
杰敏季·特里福诺维奇·格特马诺夫是沃罗涅日州的里夫内那个地方的人，但是他多年在乌克兰做党的工作，长期跟乌克兰同志共事。和加林娜结婚之后，他在基辅的关系更巩固了，因为她有许多亲戚在乌克兰的党政机关中担任要职。
格特马诺夫一生的经历说起来相当简单。他没有参加过国内战争，宪兵没有追捕过他，沙皇的法庭从不曾把他发配到西伯利亚。他在会议和党代会上作报告通常都是念发言稿。他念得很好，通顺流畅，而且富于表情，虽然稿子不是他自己写的。当然，念发言稿很容易，因为都是用大号铅字印的，间距很大，而且斯大林的名字都是用特制的红色铅字印出的。他当初是一个精明能干、循规蹈距的小伙子，本想进工学院，但是却被调到保安机关工作，并且很快就成为区委书记的贴身警卫员。后来他受到赏识，被送到党校学习，然后分配到党的机关工作，先是在区委组织部，后来又到中央委员会的人事局。过了一年，他就成为领导干部处的指导员。一九三七年以后，他很快就做了州党委书记，就是说，成了一州之主。
他说一句话，就可以决定大学教研室主任、工程师、银行经理、工会主席、农民集体经济、剧院演出的命运。
党的信任！格特马诺夫很懂得这几个字的伟大意义。党是信任他的！他这一生尽管没有成就伟大的著作、显赫的发明、辉煌的胜仗，但他付出了巨大的、目标明确、坚持不懈的劳动，而且是如履薄冰、常常不能安眠的劳动。这种劳动的最重要和最高意义就在于，劳动是根据党的需要，是为了党的利益。对于这种劳动的最重要和最高的奖赏只有一种，那就是党的信任。
在任何情况下，不论是处理幼儿园孩子们的问题，改组大学里的生物学教研室，还是处理生产塑料品的车间占用图书馆地盘的问题，他的决定都必须符合党性精神和党的利益。领导者对一件事、一本书、一部电影的态度都必须符合党性精神，因此，不论多么困难，在党的利益与个人喜好出现矛盾的时候，他都要毫不动摇地抛弃他做惯了的事情，抛弃他十分喜欢的书。但是格特马诺夫知道，还有更高水平的党性，其实质就是：这个人根本就没有与党性精神相矛盾的爱好与志趣；对于一个党的领导者来说，一切可爱的东西与可贵的东西之所以可爱可贵，就因为它代表党性精神。
有时格特马诺夫为了符合党性精神而作出的牺牲，是很残忍、很严酷的。一旦事关党性，就应该不讲个人感情，不动恻隐之心；长辈恩师，乡里乡亲，都不必顾及。在这种情况下，不必因为一些词儿，如“背信弃义”、“不够朋友”、“害人”、“出卖”等等而感到不安。但是，党性精神一旦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就不需要牺牲了。因为一切个人感情，如爱情、友谊、同乡情谊，只要与党性精神相背，就很自然地不再存在。
党所信任的人做的劳动是默默无闻的。但这种劳动是巨大的，需要毫无保留、毫不吝啬地花费心思和精力。党的领导者不需要有科学家的才能，也不需要有作家的天赋。领导者的权力高于科学家的才能和作家的天赋。成百上千具有研究才能、歌唱才能、写作才能的人都要如饥似渴地听取格特马诺夫的指示和决定，虽然格特马诺夫不仅不会唱歌，不会弹琴，不会演戏，而且也不能鉴赏和深刻理解学术著作和诗歌、音乐、绘画作品。他的话所以具有决定性的力量，就在于党委托他代表党在文化艺术方面的利益。
一个人民的代言人和思想家，也未必拥有一个州党委书记这样多的权力。
格特马诺夫认为，“党的信任”这一概念的最深刻的实质就表现在斯大林的意见、感情和态度中。党的路线的实质，也在于斯大林对于自己的战友，对于人民委员和元帅们是否信任。
几位来客谈的主要是格特马诺夫即将担任的新的军事职务。他们知道，格特马诺夫有希望得到更重要的任命。在党内有他这样地位的人，一旦转到军事岗位，大都会成为集团军军委委员，有的甚至会成为方面军军委委员。
格特马诺夫被任命为军政委后，曾经感到不安和懊丧，还通过担任中央组织部委员的一个朋友打听，上面是不是有对他不满意的地方。结果，没有任何值得担心的事。
于是格特马诺夫为了自我安慰，开始从好的方面设想这一任命：是坦克部队决定战争的命运，坦克部队都是在主攻方向进攻。派往坦克军的不是随便什么人；宁可把有的人派往不太重要的地段，到无足轻重的集团军里去任军委委员，也不能派到坦克军里去。这说明了党对他的信任。不过他还是有些不安：要是穿上军装，对着镜子说：“集团军军委委员、旅级政工干部格特马诺夫。”那他是会挺高兴的。
不知为什么，坦克军那位上校军长最使他恼火。他还从来没见过这位诺维科夫上校，但是他所知道和打听到的有关诺维科夫的一切，他都不喜欢。
同桌共饮的几位亲戚很理解他的心情，谈他的新任命，谈的都是使他高兴的方面。萨盖塔克说，坦克军极有可能被派往斯大林格勒，斯大林格勒的方面军司令叶廖缅科将军，内战时期还在骑兵第一集团军的时候，斯大林同志就认识他了，斯大林同志常常通过高频电话同他谈话，每次他去莫斯科，斯大林同志都要接见他。不久前这位司令员到过莫斯科郊外斯大林同志的别墅，斯大林同志跟他谈了有两个钟头。在斯大林同志这样信任的人麾下作战，真是好极了。
后来又说，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a id="noteBack_20" href="#note_20">[20]</a> 同志常常提到格特马诺夫在乌克兰的工作，如果格特马诺夫到赫鲁晓夫同志担任军委委员的方面军去，那就更好啦。
“斯大林同志派赫鲁晓夫同志上斯大林格勒前线来，不是随便派的，这是举足轻重的战线，不派他又派谁呀？”马舒克说。
加林娜慷慨激昂地说：
“怎么，斯大林同志派我家杰敏季到坦克军里去，就是随便派的吗？”
“算了吧，”格特马诺夫很直率地说，“我到军里去，就好比把州委第一书记调为区委书记。没什么可高兴的。”
“不是的，不是的，”萨盖塔克很严肃地说，“这一任命表现了党的信任。这区委，不是一般的农村的区委，而是马格尼托戈尔斯克区委，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基区委。军不是一般的军，是坦克军！”
马舒克说，格特马诺夫将去担任政委的那个坦克军的军长，是不久前才任命的，以前没指挥过大部队。这是不久前到乌法来的一位前线特工处的工作人员告诉他的。
“他还对我说了一些话呢。”马舒克说。但他却不接着说下去，只是说：“不过，还用得着对您说吗，杰敏季·特里福诺维奇，您是非常了解他的，也许比他自己更了解呢。”
格特马诺夫把敏锐、精明、本来就细小的眼睛眯得更细了，肉嘟嘟的鼻孔翕动了两下，说：
“就算更了解吧。”
马舒克脸上闪过几乎觉察不出的冷笑，但桌上的人都发觉了。说来奇怪，虽然马舒克是格特马诺夫家的近亲和自家人，而且在亲戚圈子里是个谦逊、喜欢说笑的人，可是格特马诺夫夫妇听着他那柔和而委婉的声音，望着他那黑黑的、神情悠闲的眼睛和苍白的长脸，总感到有点儿紧张。格特马诺夫自己也感觉到这一点，却不觉得奇怪，他明白，马舒克是有来头的，有时连格特马诺夫都不知道的事情，马舒克却知道。
“这人怎么样？”萨盖塔克问道。
格特马诺夫用居高临下的语气回答说：
“噢，是这样的，是战争时期露头角的人，战前没什么突出的表现。”
“担任过重要职务吗？”马舒克笑着问道。
“算啦，什么重要职务，”格特马诺夫把手一挥，“不过，这人是有本事的，据说是一名很好的坦克手。军参谋长是涅乌多布诺夫将军。我跟他在十八次党代表大会上见过面。是一个精明强干的人。”
马舒克说：
“是伊拉里翁·英诺肯季耶维奇·涅乌多布诺夫吗？那不用说，先前我在他那儿工作过，后来命运把我们分开了。战前我还跟他在拉夫连季·帕甫洛维奇<a id="noteBack_21" href="#note_21">[21]</a> 的会客室里见过一面。”
“分开是分开了，”萨盖塔克笑着说，“你要辩证地对待，要看到同一性和统一性，而不是对立性。”
马舒克说：
“战争时期一切事情都很奇怪：一名上校干起军长，涅乌多布诺夫将军却成了他的下属！”
“没有作战经验，只好屈就了。”格特马诺夫说。
马舒克还是不服，说：
“笑话，涅乌多布诺夫吗，单是他的威望就够啦！他是革命前的老党员，有丰富的军事工作和国务工作的经验！有一个时期大家都推测他将担任部委委员呢。”
其余的客人也都支持他的意见。
他们对格特马诺夫的同情，这会儿用为涅乌多布诺夫抱不平的方式来表示，是非常合适的。
“是啊，战争把一切都搞乱了套啦，还是快点儿结束吧。”女主人的弟弟说。
格特马诺夫把张开手指的手掌朝萨盖塔克伸了伸，说：
“您认识莫斯科那个克雷莫夫吧？他在基辅，在中央演讲团做过国际形势报告。”
“是在战争开始前不久来的吗？那个过激分子？当年在共产国际工作过的那个人？”
“是的，就是他。我那位军长就准备跟克雷莫夫原来的妻子结婚。”
大家听到这个消息，不知为什么都感到非常好笑，虽然谁也不认识克雷莫夫原来的妻子，也不认识准备跟她结婚的军长。
马舒克说：
“噢，怪不得都说老兄神通广大。连结婚的事都知道啦。”
“可以说，精细人有精细人的本事。”尼古拉·捷连季耶维奇随口说。
“那当然……最高统帅部是不会赏识马大哈的。”
“是啊，咱们的格特马诺夫可不是马大哈。”萨盖塔克随口说。
马舒克就好像一下子来到自己的办公室里，用谈日常事务的严肃语气说：
“这个克雷莫夫过去也到过基辅，我还记得他，是个政治面貌不清的人。很久以前就跟右翼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有牵连。恐怕还没有完全搞清楚……”
他说得直接而又坦率，就好像针织厂厂长谈自己的工作或者技术学校教师讲课时那样。不过，大家都知道，他这种直爽只是表象，其实他比谁都知道什么事情能说，什么事情不能说。格特马诺夫是一个常会以自己的大胆、干脆和坦诚的言谈惊倒四座的人，可他很清楚，在兴高采烈看似随性的表象下面，隐藏着没有说出的深层的东西。
通常比别的客人更忙碌、更操心、更严肃的萨盖塔克，不希望轻松气氛遭到破坏，就用快活的语调对格特马诺夫说：
“因为他不怎么可靠，就连老婆都不跟他了。”
“如果因为那样，倒是好呢，”格特马诺夫说，“我听说，我们那位军长要娶的完全是一个乖僻的女人。”
“算啦，你真是瞎操心，”加林娜说，“最要紧的是，夫妻要有爱情。”
“爱情当然是重要的，这是大家都知道，都不会忘记的，”格特马诺夫说，“不过，此外还有些东西，可惜有些苏联人忘记了。”
“这话对，”马舒克说，“不论什么，咱们都不应该忘记。”
“正因为忘记了，于是感到惊讶不解，为什么党中央不批准，为什么这样，为什么不这样。自己不珍视党的信任。”
忽然加林娜惊讶不解地拉长声音说：
“听你们谈话都感到奇怪，就好像根本没有战争，你们关心的只是那位军长要娶的是什么人，他的未来妻子原来的丈夫是谁。杰敏季，你这是准备去跟谁打仗？”
她用嘲笑的目光朝男子们看了看，她那美丽的棕色眼睛都有点儿像丈夫的小眼睛了——大概是那股锐利的神气有点儿像。萨盖塔克用忧伤的口吻说：
“怎么会忘记战争啊……从每一座农舍到克里姆林宫，到处都有我们的兄弟和孩子奔赴战场。战争，是伟大的战争，是保家卫国的战争。”
“斯大林同志的儿子瓦西里是战斗机飞行员，还有米高扬同志的儿子也在空军里作战；我听说，贝利亚同志的儿子也在前线，只是不知道在哪一兵种。伏龙芝的儿子是一名中尉，好像是在步兵里……还有，伊巴露丽的儿子牺牲在斯大林格勒城下。”
“斯大林同志有两个儿子在前方，”女主人的弟弟说，“另一个儿子叫雅可夫，是炮兵指挥员。确切地说，他是第一个儿子，瓦西里是小儿子，雅可夫是大儿子。小伙子很不幸，被俘了。”
他忽然觉得他触及了许多年长的同志认为犯禁的东西，就不再说了。
尼古拉·捷连季耶维奇想打破沉默局面，用直率和无所顾忌的口吻说：
“顺便说说，德国人还散发彻头彻尾伪造事实的传单呢，说斯大林的儿子雅可夫主动向他们提交了口供。”
但是他周围的气氛更沉闷了。他谈的事情，不论开玩笑还是当真，都不应该提及，是应该回避的。谁要是听到有关斯大林跟妻子的关系的传闻表示气愤，那么，这位好心好意的谣言驳斥者所犯的罪过，决不比谣言传播者小，因为谈这类事情就是不容许的。
格特马诺夫忽然转过脸朝着妻子，说：
“这种事儿我是不操心的，因为情况由斯大林同志掌握着，而且掌握得牢牢的，就让德国人瞎折腾好啦。”
尼古拉·捷连季耶维奇用负罪的目光接住格特马诺夫的目光。
不过，自然，这不是一些好斗的人坐到桌上来了；他们聚会，也不会因为偶然出现的尴尬局面而闹出大乱子。
萨盖塔克用和善而友好的语调说了两句，在格特马诺夫面前帮尼古拉·捷连季耶维奇打圆场：
“这话是对的，不过我们总是担心，不希望在自己的地段上出什么纰漏。”
“还有，不希望胡说八道。”格特马诺夫补充说。
他几乎直截了当地责备起来，而不是缄默不语，这说明他原谅了尼古拉·捷连季耶维奇，于是萨盖塔克和马舒克都点了点头，表示赞同。
尼古拉·捷连季耶维奇知道，这件微不足道的错事很快会被忘记的，但不会忘得十分彻底。将来一旦谈起干部情况，谈起提拔，谈起特别重要的任命，在提到尼古拉·捷连季耶维奇的名字时，格特马诺夫、马舒克、萨盖塔克都会点头的，点头是点头，但在审干人员一再查问时，会微微笑一笑，说：“也许，多少有点儿轻率。”并且用小指头尖儿表示这一点点儿。
大家心里都明白，有关雅可夫的事不会都是德国人胡编乱造的。但正因为如此，决不能涉及这个话题。
萨盖塔克特别清楚这方面的情形。他在报社工作多年，先是掌管新闻报导科，随后掌管农业科，后来又干了两年某加盟共和国报纸的总编。他认为，他的报纸的主要任务是教育读者，而不是不加分析地发布关于各种各样、常常带有偶然性的事件的乱七八糟的消息。如果总编萨盖塔克认为应当避开某一事件，认为不应当报道严重的歉收、思想不縀¯的作品、内容不健康的影片、牲畜瘟疫、地震、战列舰沉没，认为不应当看到一下子夺走成千上万人生命的海洋巨浪的力量，不应当看到煤矿的大火，那么，这些事件对于他来说就没有任何意义了，他觉得，这些事件就不应耗费读者、记者和作家的精力。有时他需要用特别的方式解释现实中这样或那样的事件，这种解释往往异常大胆、异常奇特，跟平常的观念大相径庭。他觉得，他这位总编的力量、经验、本事就在于他能够使读者接受必要的、可以达到教育目的的观点。
在大规模推行集体化时期，曾经出现极端的冒进现象。在斯大林的文章《胜利冲昏头脑》发表之前，萨盖塔克曾写文章说，在大规模开展集体化时期发生饥饿现象，是由于富农蓄意埋藏粮食，不吃粮食，因而浑身浮肿，整村整村的富农连同小孩、老头子、老奶奶蓄意死亡，是给国家抹黑。
并且接着刊登一批材料，报道集体农庄托儿所里的孩子天天喝鸡汤，吃甜饼和米粉肉饼。可是孩子们还是瘦了，浮肿了。
战争开始了，这是俄罗斯立国千余年来最残酷、最可怕的一次战争。在战争的头几个星期和头几个月里，在经受特别残酷考验的时期，战争毁灭性的火焰照亮了种种事件的真实、可悲的进程，战争决定着一切的命运，甚至党的命运。这一灾难性的时期过去了。于是剧作家考涅楚克立即就在自己的剧本《前线》中解释说，战争的失败是由于愚蠢的将军们不能执行最高统帅部的指示，最高统帅部是永远不会错的。
这天晚上，注定了不是尼古拉·捷连季耶维奇一个人经历不愉快的时刻。马舒克在翻看一本皮封面的大纪念册，在一页页硬纸上贴着不少照片。他忽然带着紧张的表情扬起眉毛，大家不由得探过身来看。这是格特马诺夫战前在自己的州委办公室里拍的照片，他坐在宽阔的办公桌边，穿着半军服式样的制服上衣，他的上方悬挂着斯大林肖像，肖像非常大，只有州委书记办公室里才能有这样大的领袖像。肖像上的斯大林的脸被红蓝铅笔涂得乱七八糟，下巴上添了深蓝色的小胡子，两个耳朵上还挂着淡蓝色的耳环。
“这孩子真胡闹！”格特马诺夫惊叫起来，像女人一样把两手一拍。
加林娜·捷连季耶芙娜十分慌乱，环视着客人们，一再地说：
“要知道，你们要知道，昨天这孩子在临睡前还说：‘我爱斯大林伯伯，跟爱我爸爸一样。’”
“这是小孩子淘气。”萨盖塔克说。
“不，这不是淘气，这是故意捣蛋。”格特马诺夫叹口气说。他用询问的目光看了看马舒克。他们两个人此刻都想起同一件事：他们的一位同乡的侄子，是个工学院的学生，在学校用汽枪射击斯大林肖像。
他们知道，那个愣头愣脑的学生是瞎胡闹，没有什么政治用心。那位同乡是农机站站长，是个好人，他请求格特马诺夫挽救他的侄子。格特马诺夫在开过州党委常委会议以后，跟马舒克谈起此事。马舒克说：
“杰敏季·特里福诺维奇，我们又不是小孩子，他是有心还是无心，这没有什么意义……可是如果我把这件事情了结了，也许明天就有人上报到莫斯科，告到贝利亚同志那儿去，说马舒克纵容姑息枪击伟大领袖斯大林肖像的分子。今天我在这办公室里，明天我就成了集中营里的灰土。您愿意承担责任吗？也会有人说您：今天射击肖像，明年射击的就不是肖像了，可是为什么格特马诺夫要同情这个小伙子，他为什么赞成这样的行动呀？怎么样？您敢承担吗？”
过了一两个月，格特马诺夫问马舒克：
“那个射击肖像的学生怎么样啦？”
马舒克用平静的目光望着他，回答说：
“不值得问啦，原来是个坏蛋，富农的孽子，他在法庭上承认啦。”
于是现在格特马诺夫用询问的目光望着马舒克，又说了一遍：
“不，这不是淘气。”
“算啦，”马舒克说，“这孩子才五岁，还是应该考虑年龄的。”
萨盖塔克说话的口气十分恳切，大家都感觉出他话里的热诚：
“说实在的，我没办法对孩子们讲原则性……应该是应该，可是于心不忍。我望着孩子们，就希望他们都好好儿的……”
大家都用赞同的目光看了看萨盖塔克。他是一个很不幸的父亲。他的大儿子维塔利在上九年级的时候，就过起花天酒地的日子，有一次因为在饭店里参加流氓活动被警察拘留，父亲只好打电话给内务部副人民委员，了结这件丑事。参加那次流氓活动的有将军和院士等名人的儿子，还有一位作家的女儿和农业部人民委员的女儿。战争时期，萨盖塔克的儿子想以志愿兵身份参军，于是父亲安排他进了两年制的炮兵学校。维塔利因为不守纪律被学校开除，并且有可能随着增补连队被送往前方。
现在维塔利在迫击炮学校学习已经有一个月了，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父亲和母亲都很高兴，并且觉得有希望了，但他们总还是有些担心。
萨盖塔克的二儿子叫伊戈尔，两岁的时候害了小儿麻痹症，就变成了残疾人。一双又干又细的腿不能走路，只有靠拐杖活动。伊戈尔不能到学校去上学，老师们就到家里来教他，他学习很用心，很勤奋。
萨盖塔克夫妇为了伊戈尔的残疾，不仅在乌克兰，而且在莫斯科，在列宁格勒，在托木斯克求遍了神经科名医。凡是国外有关的新药，萨盖塔克都通过商务代办或驻外使馆弄了来。他知道，他可能因为过分溺爱孩子受到责备。但他同时也知道，他的罪过并不是死罪。因为他看到一些州的领导干部都有很强的父子感情，也就认为新派人都是特别钟爱自己孩子的了。他知道，他为伊戈尔用飞机从敖德萨请来巫婆，通过快传邮路把远东一个老神汉的草药弄到基辅来，也都不算什么。
“我们的领袖们都是一些特殊人物，”萨盖塔克说，“我就不说斯大林同志了，他没有什么可说的，就连他的亲密战友们也都是这样……他们在这个向题上也总是把党摆在父子感情之上。”
“是的，他们都明白：不是对每个人都提出这样的要求。”格特马诺夫说，并且不指名地说了一位党中央书记严肃对待自己犯错误的儿子的事。谈话气氛忽然一变，大家亲切而随便地谈起儿女们。似乎他们的精神力量的强弱，他们能不能幸福欢乐，都取决于儿女们的脸蛋儿红与不红，儿女们是否从学校里带回好分数，是否能顺利地升级。
加林娜谈起自己的女儿：
“斯维特兰娜在四岁以前身体很不好，老是肠炎，肠炎，折腾得很瘦弱。只有一种偏方能治：吃研碎的新鲜苹果。”
格特马诺夫说：
“今天她在去上学之前对我说：‘班上同学管我和卓娅叫将军女儿。’卓娅却不在乎，笑着说：‘有什么了不起的，将军女儿是很大的光荣！我们班上的元帅女儿才真神气！’”
“你们瞧，”萨盖塔克快活地说，“他们还不满足呢。伊戈尔前几天对我说……第三书记，没什么了不起。有什么好神气的？”
米柯拉本来也可以谈谈自己的孩子的许多好笑和愉快的事，但是他知道，在萨盖塔克谈儿子的机灵和格特马诺夫谈女儿的机灵的时候，他就不应该谈自己孩子的机灵了。
马舒克若有所思地说：
“过去在农村里我们的爹跟孩子们是很随便的。”
“他们总归也是喜欢孩子的。”女主人的弟弟说。
“喜欢当然喜欢，不过也常常打孩子，我挨打挨得厉害，”格特马诺夫说，“我还记得一九一五年我去世的父亲出发去打仗时的情形。他很不简单，干到士官，得过两枚乔治勋章。妈妈为他收拾行装，把包脚布和绒衣装到背包里，又装上煮熟的鸡蛋、面包，我和妹妹躺在床上，看着父亲在黎明时候最后一次在饭桌边坐了一阵子。他给过道里的水缸里挑满了水，劈了不少木柴。妈妈后来常常提起这些事。”
他看了看手表，说：
“噢呀……”
“就是说，明天要走啦？”萨盖塔克说着，站起身来。
“七点钟的飞机。”
“从民航机场走吗？”马舒克问道。
格特马诺夫点了点头。
“这样好些，”尼古拉·捷连季耶维奇说着，也站起身来，“要不然到军用机场有十五公里呢。”
“既然去当兵，这都算不了什么。”格特马诺夫说。
他们开始告别，又嚷嚷起来，笑起来，还互相拥抱了一阵子，等到客人们穿起大衣，戴上皮帽，来到走廊里，格特马诺夫说：
“当兵的人什么都能习惯，当兵的人可以用烟暖和身子，用锥子刮脸。可是跟孩子们分离，就是当兵的也不能习惯。”
从他的声音，从他脸上的表情，从要走的客人们望着他的那种神情可以看出来，这已经不是说笑话了。
二十二
夜里，格特马诺夫穿了军装，坐在写字台边写信。妻子穿着睡衣坐在他旁边，注视着他的手的移动。他把信折叠起来，说：
“这是给区卫生局长的，如果你需要专门治疗，需要出外就诊，可以找他。具体手续由弟弟给你办，局长只是开介绍信。”
“领取限额物品委托书你写了吗？”妻子问道。
“这用不着，”他说，“你可以打电话找州委办公室主任，最好找普济琴柯本人，他会给办的。”
他把写好的一叠信、委托书、便条检查了一遍，说：
“好，该写的好像都写了。”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
“亲爱的，我真为你担心呀，”妻子说，“你这是去打仗。”
他站起来，随口说：
“你自己多保重，把孩子们照应好。白兰地放到提箱里了吗？”
她说：
“放进去啦，放进去啦。你可记得，两年前也像这样，你天不亮就给我写了不少委托信，然后飞到基斯洛沃斯克去了？”
“现在基斯洛沃斯克被德国人占了。”他说。
格特马诺夫在房里踱了一会儿，听了听，说：
“孩子们睡了吗？”
“当然，都睡了。”加林娜说。
他们朝孩子们的房间走去。奇怪的是，这两具又胖又重的身躯在幽暗中挪动起来一点声息也没有。沉睡的孩子们的头在雪白的枕头上显得格外黑。格特马诺夫细心地倾听孩子们的呼吸声。
他用手按住胸口，免得剧烈的心跳声惊醒孩子们。在这幽暗之中，他感到有一股强大而剧烈的感情，犹如利剑穿心，挂念孩子们的将来，按捺不住感伤、焦虑和怜惜。他非常想抱起儿子，抱起两个女儿，吻吻他们睡眼惺忪的脸蛋儿。他感到他的柔情是不能自制的，对儿女的怜爱是压抑不住的，这时候他心慌意乱，站在那里，尴尬，迷惘，浑身无力。
想到他即将担任的新职务，他并不害怕，也不担心。他常常改变工作，很容易找到正确的路线，正确路线也就是总路线。他知道，他在坦克军里也可以奉行这条路线。
可是，在这里，怎么能把钢铁的严厉、坚定，跟毫无规律可循的儿女情统一起来呢？
他回头看了看妻子。她站在那儿，像乡下人那样用手托着腮。她的脸在幽暗中好像瘦了，变年轻了。他们婚后第一次到海滨去，住在海边的“乌克兰疗养院”，那时候她就是这个样子。
小轿车喇叭在窗外轻轻地响了一声，这是州党委的汽车来了。格特马诺夫又转身朝着孩子们，摊开两条手臂，这一动作表示：虽然感情炽烈，但也无可奈何了。
在走廊里，他说过嘱告的话，吻别妻子之后，穿起短皮袄，戴好皮帽，站在那里，等着司机把皮箱拎出来。
“好啦。”他说着，忽然从头上摘下皮帽，走到妻子跟前，把她抱住。在这又一次、最后一次吻别中，就在外面潮湿的冷空气从半开的大门冲进来，同家里的热气混合的时候，就在毛烘烘的熟皮袄毛皮挨到香喷喷的绸睡衣的时候，他们都感觉到，他们那似乎成为一体的生活忽然分开了。他们的心碎了。
二十三
叶尼娅·沙波什尼科娃来到古比雪夫，住在一个德国老太婆家里。德国老太婆燕妮·亨利霍芙娜·亨利逊很久以前在沙波什尼科夫家做过保姆。
叶尼娅从斯大林格勒来到安静的小屋里，跟一个老太婆住在一起，觉得很稀奇；老太婆也一直流露着惊讶不解的表情，没想到一个扎两条小辫儿的小姑娘会变成一个成年的女子。
亨利逊老太婆住的是一间昏暗的小屋，这是过去一个大商人家里的女仆住的房间。现在每个房间里都住着一家人，每个房间都用屏风、布幔、毡毯、沙发靠背分成几个小小的房间，在里面睡觉、吃饭、会客，护士在里面为瘫痪的老头子打针。
一到傍晚时候，厨房里就嗡嗡地响起许多人的声音。
叶尼娅很喜欢这熏黑了屋顶的厨房，很喜欢煤油炉那黑红色的火焰。
一件件衣服晾在绳子上，身穿长衫、棉袄、制服的邻居们在绳子中间穿来穿去，菜刀、柴刀闪闪放光。妇女们弯身在木盆或脸盆里洗衣服，呼出一团团热气。巨大的炉灶从来没有生过火，瓷砖砌的炉壁又冷又白，就像在上个地质年代就熄灭了的火山那覆盖着积雪的山坡。
这座住宅里住着一位上了前线的格鲁吉亚工人的家小，住着一位妇科医生、一位保密工厂的工程师、一位担任配给商店出纳员的单身老妈妈，还有一位在前方牺牲的理发员的遗孀，还有邮政总局的警卫长，在最大的房间里，也就是过去的会客室里，住的是一家门诊所的主任。
这座住宅十分宽大，就像一座城市一样；这里面甚至有自己的疯子，是一个安安静静的疯老头，眼睛像一只小狗的那样温柔善良。
大家住得很拥挤，但是互不往来，而且不太和睦，有时吵几句，有时相安无事，有时互相隐瞒自己的家事，有时又很大方地用大嗓门儿把自家生活中所有的事说给邻居听。
叶尼娅想要描绘这所房子，不是景物，也不是其中一户户邻居，而是这些人在她心中挑起的情感。
这种情感是复杂的，极难表现，就连高明的艺术家也无能为力。人民和国家的强大军事威力，与这黑黑的厨房的穷困、卑琐、飞短流长混在一起；威力无比的钢铁武器，与厨房里的一只只小铁锅、一堆堆土豆皮混在一起，于是便产生了这种情感。
表现这种情感，常常弄得线条不成线条，轮廓不成轮廓，结果变成支离破碎的形象和光点的拼凑，从这种拼凑中看不出任何意义。
亨利逊老奶奶是一个腼腆、和蔼、热心的人。她穿着白领的黑长袍；虽然总是忍饥挨饿，但她的两颊总是红红的。
她在脑海里还清清楚楚地记得一年级学生柳德米拉淘气的事情，记得小玛露霞说的一些可笑的话，还记得两岁的米佳常常戴着围兜跑到餐室里张着小手，喊：“吃唤（饭），吃唤（饭）！”
现在亨利逊老奶奶在一位牙科女医生家里做佣工，照料女医生有病的妈妈，不包住宿。女医生被市卫生局派到区里去了，要五六天才能回来，于是亨利逊晚上在她家里睡，好照应那个不久前中风之后行动不便的老妈妈。
亨利逊老奶奶完全没有财产观念。她常常对叶尼娅说对不起，请她允许自己打开通风小窗，好让她的三色老花猫进出活动。她的主要兴趣和操心事都和老猫有关系，就怕邻居欺负她的猫。
担任车间主任和工程师的邻居德拉金，常常带着不友好的嘲笑神气望着她那皱皱巴巴的脸，望着她像姑娘一样又细又直的身躯，望着她系在黑带子上的夹鼻眼镜。这个平民出身的人感到气愤的是，亨利逊老奶奶依然那样留恋过去，并且常常带着傻笑讲她在革命前怎样带着孩子们乘轿式马车在外面玩儿，怎样陪着太太上威尼斯，上巴黎，上维也纳去。她带大的许多“小家伙”成了邓尼金部下、弗兰格尔部下<a id="noteBack_22" href="#note_22">[22]</a> ，都被红军打死了，但是老太婆念念不忘的只是当年小家伙们害猩红热、白喉、结肠炎的情形。
叶尼娅对德拉金说：
“比她更厚道、更老实的人我还没有遇到过呢。您要相信，在这座宅子里，没有比她心眼更好的人了。”
德拉金带着男子汉那种放肆的、毫无顾忌的神气直盯着叶尼娅的眼睛，回答说：
“唱赞美歌吧，燕子，唱吧。沙波什尼科娃同志，为了一块居住的地方，您就卖身投靠德国人啦。”
看样子，亨利逊老奶奶不喜欢健康的孩子。她照应过一个身体十分虚弱的孩子，是一位犹太裔厂长的孩子，她对叶尼娅说得最多的就是这个孩子，还保存着他的练习本、他画的画，每次说到这个安静的小男孩的死，她都要哭一场。
她在沙波什尼科夫家做保姆，是多年以前的事了，但是她还记得所有的小孩子的名字和外号，而且一听说玛露霞已经死了，就哭了起来；她一直在用歪歪扭扭的字体给远在喀山的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芙娜写信，但是这封信怎么也写不完。
她对叶尼娅说，革命前她带的孩子，吃早饭常常是一碗很稠的肉汤和一片鹿肉。她常常拿自己的口粮喂猫，管猫叫“我的可爱的银宝贝”。老猫也非常依恋她，尽管是一个阴森而粗暴的畜生，可是一看到老奶奶，立刻就变得快活又温驯。
德拉金常常问她对希特勒是什么态度：
“怎么样，您大概很欢迎他吧？”
但是留了个心眼的老奶奶说自己是反法西斯的，并且管希特勒叫吃人魔王。
她是一个很无用的人，不会洗衣服，不会煮饭，要是到商店里去买火柴，售货员必然会在匆忙中把她一个月的糖票或肉票从供应卡上剪去。
现在的孩子完全不像她称作“和平时期”的那时候她带过的孩子。一切都变了，就连玩儿也不一样了。“和平时期”的女孩子们玩的是抛圈儿游戏，用一根根系了带的漆棍儿抛掷橡皮扯铃，玩没什么弹性的彩色皮球，皮球装在白色网兜里。今天的女孩子们打排球，游泳，冬天穿着滑雪裤打冰球，又叫又嚷，吹着口哨。
现在的孩子比亨利逊老奶奶更懂得赡养费、流产，更知道用欺骗的方法得来供应卡，知道那些为别人的妻子从前方带回奶油和罐头的上尉和中校。
叶尼娅很喜欢这位德国老奶奶回忆她的童年时代，回忆她的父亲和哥哥米佳。老奶奶对米佳记得特别清楚，他害过百日咳和白喉，她照料过他。
有一天亨利逊老奶奶说：
“我还记得我一九一七年的最后一家东家。老爷是财政部次长，他在餐室里走来走去，说：‘全完啦，庄园烧掉啦，工厂停工，通货膨胀，金库被抢光。’他们家就像现在你们家一样，一家人都跑散了。老爷、太太、小姐上了瑞士，我带大的孩子去投科尔尼洛夫<a id="noteBack_23" href="#note_23">[23]</a> 将军当了志愿军。太太哭着说：‘我们天天在告别，完啦。’”
叶尼娅凄然笑了笑，没有作声。
有一天傍晚，来了一名地段警察，交给亨利逊一张传票。这位德国老奶奶戴上绣了小白花的女帽，嘱托过叶尼娅代她喂猫，就上警察局去了，说是从警察局出来还要去照料牙科医生的妈妈，过一天才能回来。等到叶尼娅下班回来，看到屋子里空空荡荡的，邻居们告诉她，亨利逊老奶奶被警察局抓起来了。
叶尼娅去打听她的情况。警察局里的人告诉她，老奶奶将跟随运送德国人的军用列车上北方去。
过了一天，一名警察和房屋管理员来拿走了被査封的一只篓子，里面装满了破布、发黄的相片和发黄的信件。
叶尼娅找有关部门打听，怎样可以把毛围巾送给老奶奶。有一个人在小窗户里向叶尼娅问道：
“您是什么人，是德国人吗？”
“不是，我是俄罗斯人。”
“那您回家吧。不要乱问。”
“我问的是怎样送毛围巾。”
“您明白不明白？”那人在小窗户里用那样一种低声问道，叶尼娅一听那口气就怕了。
这一天晚上，她听到一些邻居在厨房里说话。他们说的是她。
有一个声音说：
“她的做法总归是不大漂亮。”
另一个声音说：
“可是依我看，她很聪明。先是一只脚插进来，然后向有关部门汇报老太婆的事，把老太婆扫地出门，现在她是房间的主人了。”
有一个男人声音说：
“算什么房间，一点点儿小屋。”
还有一个声音说：
“是呀，这种女人是不会吃亏的，跟这样的女人在一起，是不会不吃亏的。”
猫的命运是很凄惨的。它无精打采、死气沉沉地坐在厨房里，这时候一些人在争论，把它弄到哪里去。
“让这只德国猫见鬼去吧。”女人们说。
德拉金忽然声明，他要参与喂猫。但是猫离了亨利逊老奶奶之后，没有活多久。有一个女邻居，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用开水烫伤了它。猫不久就死了。
二十四
叶尼娅很喜欢她在古比雪夫的独身生活。
也许，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自由过。尽管生活艰苦，可是心里有种轻松自在。有很长时间，她没有报上户口，没领到供应卡，每天凭饭票在食堂吃一顿饭。从早晨她就想着什么时候到食堂里去领一碟子菜汤。
在这个时期她很少想到诺维科夫。她想克雷莫夫想得多些，几乎老是在想，但是这种想念的内部光强度不大。
想念诺维科夫的心情常常出现又消失，并不使她感到苦恼。
但是有一次在大街上，她老远看到一个穿军大衣的高个子军人，有一瞬间，她以为那是诺维科夫。她顿时激动得喘不上气来，两腿也软了，浑身出现了一种幸福的感觉，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过了一分钟，她明白自己看错了，马上也就忘记了自己的激动。
到夜里她忽然醒来，心想：“为什么他不写信呀？他知道我的地址嘛。”
她一个人生活，身旁既没有克雷莫夫，也没有诺维科夫，没有亲人。她觉得，这种自由的单独生活就是幸福。不过，这只是她觉得罢了。
这时候在古比雪夫有许多莫斯科的人民委员部、机关和莫斯科报社的编辑部。这是从莫斯科迁来的临时首都，有外交使团，有大剧院的芭蕾舞，有著名的作家，有莫斯科的报幕员，有外国记者。
这成千上万的莫斯科人拥挤在一个个狭小的房间里，有的住旅馆客房、有的住公共宿舍，各自干着原来的事情：各部门的负责人、各个局和各个总局的首长、人民委员，领导着属下人员，掌管着国民经济。特任大使和全权大使们乘坐豪华的汽车，拜会苏联对外政策的领导人。乌兰诺娃，列梅舍夫和米哈伊洛夫照常演出芭蕾舞和歌剧，令观众心醉入迷；美联社代表沙皮罗先生在记者招待会上向苏联情报局局长洛佐夫斯基发难；作家们在为本国和外国的报纸与电台写文章；记者们在军医院里搜集材料，写战地通讯。
但是，莫斯科人的生活在这里变得完全不同了。大不列颠王国特任全权大使的夫人克里普斯太太，每天凭饭票在旅馆食堂里吃饭，没有吃完的面包和糖块用报纸包起来，带回自己的房间；世界各个报纸和通讯社的记者们常常上市场去，在伤兵们中间挤来挤去，买本地的土烟丝自己卷烟卷，津津有味地评论烟草的味道；倒换着两只脚，站在澡堂前排长队；以慷慨闻名的作家们，在讨论世界大事和文学问题的时候，喝着土制烧酒，拿定额的面包当下酒菜。
一个个大机关挤在古比雪夫的一层层狭小的楼上；苏联各大报的领导人在家用的桌子上接见来访者，下班后孩子们就在这桌子上做功课，妇女们就在上面做针线活儿。
庞大的国家机构过起流浪生活，就出现了有趣的事情。
叶尼娅因为报户口，遇到很多麻烦。她开始在设计院工作，院长里津中校是个高高的男子，说话声音低低的、轻轻的，从接收这个没办好户口手续的工作人员的第一天起，就因为怕负责任而发愁。里津叫她上公安局去，同时给她开发了录用证书。
公安局派出所的工作人员收下叶尼娅的身份证和录用证书，叫她三天以后来听回话。
叶尼娅在约定的那一天来到昏喑的走廊里，坐在走廊里等候接待的人脸上都带着一种特别的表情，这种表情只有来公安局办理身份证和户口手续的人才会有。她走到小窗口跟前。一只涂着暗红色指甲油的女人的手把身份证递给她，一个平静的声音说：
“不予办理。”
她站进长队，等待跟户籍股股长谈一谈。站队的人在小声说着话儿，打量着在走廊里走过的一个个抹了口红、穿着棉制服和皮靴的公安局的姑娘们。有一个身穿夹大衣、头戴军帽、军装领子从围巾里面露出来的人，踏着咯吱咯吱直响的皮靴，不慌不忙地走过去，用小小的钥匙开了门上的锁，不知是英国锁还是法国锁——这人便是户籍股长格里申。接待开始了。叶尼娅发现，轮到被接待的人并没有久等之后终于轮到的欣喜，而是一面朝门里走，一面四处打量着，就好像准备在最后一分钟跑掉似的。
叶尼娅在等候接待的时间里，听了不少报不上户口的事。有些女儿在母亲家里，瘫痪的姑娘在哥哥家里，都报不上户口。有的妇女来这里看护伤残军人，也没办到户口。
叶尼娅走进格里申的办公室。他一声不响地向她指了指椅子，看了看她的材料，说：
“您这个不能办理。还有什么要说的？”
“格里申同志，”她一开口，声音就哆嗦起来，“您要知道，这段时间我一直领不到供应卡呀。”
他用一眨不眨的眼睛看着她，他那张年轻的宽大的脸流露出一种若有所思的淡漠神情。
“格里申同志，”她说，她的声音又哆嗦起来，“您设身处地想想看，怎么能这样？古比雪夫就有一条以沙波什尼科夫命名的街。那是我的父亲。他是萨乌拉的革命运动发起人之一，可你们却不准他的女儿报户口。”
他用平静的眼睛望着她；他听着她说的话。
“需要有军调令，”他说，“没有军调令我不能办。”
“我就是在军事机关工作呀。”叶尼娅说。
“从您的证件看不出是在军事机关。”
“在军事机关就行吗？”
他不情愿地回答说：
“行。”
第二天早晨，叶尼娅来到办公室，对里津说，公安局不给办户口手续。他把手一摊，用低低的细嗓门儿说：
“哎呀，真胡闹，难道他们不懂，您一开始工作，就成了我们不能缺少的工作人员，您负责的是国防性质的工作？”
“就是啊，”叶尼娅说，“他说，需要有一张证明，证明咱们的机关隶属于国防人民委员会。请您开一张证明，今天晚上我再带着证明上公安局去。”
过了一阵子，里津找到叶尼娅，用抱歉的口吻说：
“需要由公安机关发来查询公函。没有查询公函我无法开发这一类的证明。”
傍晚她又来到公安局，等着被接待。她一面痛恨自己那种讨好的微笑，一面请求格里申发函向里津查询。
“任何查询公函我都不会发。”格里申说。
里津听说格里申不肯发函，叹了一口气，沉思一会儿，说：
“就这样吧，您去要求他，哪怕打个电话向我查询也行。”
第二天傍晚叶尼娅要去见一位莫斯科来的文学家，他父亲的旧识里蒙诺夫。于是她一下班就赶到公安局去，向排队的人要求允许她进去见户籍股长，“只要一小会儿”，只提一个问题。人们耸耸肩膀，把脸转了过去，她懊恼地说：
“好吧，等就等吧，谁是最后一个？”
这一天，公安局留给叶尼娅的印象特别沉重。有一个两腿浮肿的女人在户籍股长的办公室里发起火来，高声喊：“我求求你们！我求求你们！”一个断胳膊的人在格里申的办公室里骂起娘来。接着有一个人也大吵起来，喊：“我就是不走！”不过他很快就走了。在吵闹的时候却听不到格里申的声音，他一直没有提高嗓门儿，就好像他不在，人们自己在吵，在自己吓唬自己。
她排队等了有一个半钟头。她又一面痛恨自己讨好的笑脸，痛恨自己忙不迭地说“谢谢！”（人家不过略略点头让坐），一面恳求格里申给她的领导打电话，并说，里津起初是犹豫的，说没有注明日期和盖有公章的函调，恐怕不能开具证明信，后来他好不容易同意了，他可以写证明信，但必须标明是“回答某月某日您的口头查询”。
叶尼娅把事先写好的一张纸条放到格里申面前，她在纸条上用又大又清楚的字体写明电话号码、里津的名字和父称、军衔、职务，又用小字在括号里写明，午休时间从什么时候开始，到什么时候为止。但是格里申对放在他面前的纸条连看也不看，就说：
“我不进行任何形式的查询。”
“那为什么？”她问。
“不必要。”
“里津中校说，如果连口头查询也没有，他无权开发证明。”
“他既然无权，就不开好啦。”
“可是我怎么办呀？”
“我怎么知道？”
叶尼娅见他那样平心静气，真没了主意，假如他发脾气，说她无理纠缠，她倒是轻松些。可是他半侧着身子坐在那儿，连眼皮也不动一动，一点也不着急。
许多男子在跟她交谈的时候，都会发现她很美，她也总会感觉到这一点。但是格里申看着她的那种神情，就好像看着眼睛里流泪水的老奶奶或者残废人。她一进他的办公室，就不再是人，不再是年轻女子，只是一名求告者了。
她感到自己的弱小，感到他手握强大的权柄，茫然失措了。她在大街上走着，匆匆忙忙，因为已经比约定会见里蒙诺夫的时间晚了一个多钟头，不过，匆忙归匆忙，她已经不因为这次会见感到兴奋了。她似乎还闻到公安局走廊里的气味，似乎还看到一张张等候接待的人的脸，看到暗淡的灯光照耀着的斯大林肖像，还有旁边的格里申。格里申又镇静，又坦然，掌握着钢铁般的国家大权。
里蒙诺夫高高胖胖的，老大的头，秃顶周围有一圈像年轻人一样的鬈发，他高高兴兴地迎住她。
“我正怕您不来呢。”他说着，就帮叶尼娅脱大衣。他开始向她询问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芙娜的情况：“从大学时代起，我就认为您的妈妈是英勇刚强的俄罗斯妇女的典型。我在作品中经常写到她。不是写她个人，而是写她这样一种类型。”
他放低了声音，又回头朝门外看了看，问道：
“听到米佳的什么消息吗？”
然后他谈起绘画，两个人开始一起骂列宾。里蒙诺夫在电炉上煎起鸡蛋，并且说，他是国内做鸡蛋饼的能手，就连“民族饭店”的厨师都向他学习过呢。
“怎么样？”他一面请叶尼娅吃鸡蛋饼，一面很不放心地问道。又叹了一口气，说：“对不起，我就喜欢吃。”
公安局的所见所闻给她的压力多么大啊！她来到里蒙诺夫这温暖的、摆满了书籍杂志的房间里，不久又来了两个上了年纪的、通晓艺术又幽默风趣的人，可是她的一颗打着寒颤的心还一直感觉到格里申的存在。
但是自由而机智的谈话的力量也是强大的，于是叶尼娅一时间也就忘记了格里申，忘记了排队的人们一张张苦恼的脸。似乎除了谈鲁布廖夫，谈毕加索，谈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的诗和布尔加科夫的戏剧，人生再没有什么事了。
她来到大街上，马上就忘记了方才高雅的谈话。
格里申，格里申……在这座宅子里，谁也没有同她谈过是否办好户口手续的事，谁也没有要她出示盖了印记的户口登记卡。但是她已经有好几次觉得居民小组长格拉菲拉在监视她。格拉菲拉是个机敏的高鼻子女人，总是亲亲热热的，说话总是用甜甜的、透着虚伪的语调。叶尼娅每次碰到格拉菲拉，看到她那又亲热又阴沉的黑眼睛，总是感到害怕。她似乎觉得，在她不在家的时候，格拉菲拉就用配好的钥匙打开她的房门，搜查她的证件，抄录她申报户口的申请书，看她的信件。
叶尼娅尽可能悄没声地推开大门，踮着脚在走廊里走，很怕碰见居民小组长。说不定居民小组长会对她说：
“您干吗破坏法纪，要我替您担责任？”
早晨，叶尼娅来到里津的办公室，对他说了说在户籍股又碰钉子的事。
“请您帮我买一张去喀山的船票吧，要不然，也许会因为破坏户籍制度送我去开采泥炭呢。”她没再要求他开什么证明，而且说话用的是嘲笑和恼怒的口气。
这个低声细语的高大的漂亮男子望着她，因为自己的胆小怕事感到羞惭。她经常感觉到他那恋恋不舍的目光停留在她身上。他望着她的肩膀、大腿、脖子、后脑勺，而她的肩膀和后脑勺也感觉出这种火辣辣的爱恋的目光。但是，看样子，决定文件收发规则的力量是非同小可的。
下午，里津来到叶尼娅面前，一声不响地把开好的证明信放在图纸上。叶尼娅也一声不响地看了看他，眼泪不禁夺眶而出。
“我通过保密部门提了申请，”里津说，“本不抱什么希望，谁知领导一下子就批准了。”
同事们都向她祝贺，说：
“您的苦总算熬到头了。”
她来到公安局。排队等候的人都向她点头打招呼，有些人已经跟她熟识了，他们问她：
“怎么样？……”
有几个声音说：
“您进去吧，不用排队了……您这事一会儿就能办好，干吗还要等两个钟头？”
她觉得，那办公桌，那漆了仿木褐色粗花纹的保险柜也不再那样阴森、带着官气了。格里申看着叶尼娅那匆忙的手指头把所需要的证明信放到他面前，微微地、满意地点了点头，说：
“好吧，您把身份证、证明信留下，三天后在接待时间在收发室等候结果。”他的声音还是和平常一样，但是叶尼娅觉得格里申那明亮的眼睛很亲切地笑了笑。
她一面往家走，一面想，原来格里申也和所有的人一样，也会做好事，也会笑。原来他不是毫无心肝的人。她原来把这位户籍股长想得那样不好，现在她觉得不好意思起来。
过了三天，一只涂了暗红色指甲油的女人的手从小窗口里把身份证连同整整齐齐夹在里面的证明信递给她。叶尼娅看了看清清楚楚写在上面的批示：“因此人与该住处无固定关系，不予办理户口登记手续。”
“狗崽子！”叶尼娅大声叫起来。她再也忍不住，又大声叫道：“简直是捉弄人，存心折腾人，这家伙！”
她大声叫着，摇晃着不管用的证件，对着排队的人们，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但是她看到，他们都转过脸去，躲开她。一时间她心里泛起一股要拼命的情绪，绝望和发疯的情绪。一九三七年，在索科尔尼基的布特尔监狱里，许多妇女站在昏暗的监狱大厅里，排队等候探望失去通信自由的罪犯，那时候有些悲痛绝望得发了疯的妇女就是这样喊叫的。
站在走廊里的一名民警抓住叶尼娅的胳膊把她往门外推。
“放开我，别动我！”她抽出胳膊，把他推开。
“女公民，”他用嗄哑的声音说，“别叫啦，要不然会判十年徒刑！”
她觉得，民警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恻隐和怜悯的神情。
她快步朝大门口走去。大街上摩肩擦背地走着许多人，他们都办过了户口登记手续，都有定量供应卡……夜里她梦见大火，她朝一个趴在地上的伤员俯下身去，她想把他背起，并且知道这是克雷莫夫，虽然没看到他的脸。她醒来后，又惊愕，又沮丧。“他能快点儿来就好啦。”她一面穿衣服，一面想道。并且嘟哝说：“帮助我吧，帮助我吧。”她非常非常想看到的，不是夜里她要救护的克雷莫夫，而是诺维科夫，非常想看到他还是今年夏天她在斯大林格勒看到的那种样子。
像这样没有户口，没有供应卡，见了看院人、房管员、居民小组长总感到提心吊胆的日子，实在叫人受不了。叶尼娅总是趁大家都睡了才上厨房去，早晨去洗脸尽量赶在大家都醒来之前。每次邻居们跟她说话，她的声音变得温和得有些过分，极不自然，很像浸礼派修女的声音。
这天下午，叶尼娅写好了离职申请书。
她听说，在户籍股拒绝办理户口登记手续之后，来过一名民警，送来一张限三天内离开古比雪夫的批示。批示的正文中说：“破坏户籍制度者，理应……”叶尼娅不希望“理应”，要她离开古比雪夫，她就离开好啦。她一想到可以不再看到格里申，不再看到格拉菲拉和她那柔和得像烂橄榄一样的眼睛，不再苦恼，不再担惊害怕，心里马上就觉得轻松了。她不想违抗法律，她要服从法律。
等她写好了离职申请书，正要去交给里津的时候，有人叫她去接电话，是里蒙诺夫打来的。
他问她，明天晚上她是不是空闲，从塔什干来了一个人，说了一些那里的情形，挺有意思，还带来了阿列克谢·托尔斯泰的问候。于是她又感受到另一种生活的气氛。
叶尼娅尽管不准备说，可还是对里蒙诺夫说了说有关户口的事。
他听她说，也不插话，后来他说：
“竟有这种事，真有意思：古比雪夫有爸爸的街道，可是不准女儿落户口，要把女儿撵出去。有趣。有趣。”
他略作思索，又说：
“这样吧，叶尼娅，您的离职申请书今天不要交，晚上我要参加州委书记召开的会议，我把您的事情说一说。”
叶尼娅道了谢，但是她以为里蒙诺夫把话筒一放，马上就会把她的事情忘了。不过她还是没有把离职申请书交给里津，只是问他，能不能通过军区司令部给她弄一张去喀山的船票。
“这倒好办，”里津说，并且把两手一摊，“就是公安机关难说话。有什么办法呢，古比雪夫实行一套特殊的制度。他们有专门指示。”
他问她：
“今天晚上您有时间吗？”
“没空，有事。”叶尼娅生气地说。
她一面往家里走，一面想，她很快就要看到妈妈、姐姐、姐夫、娜佳了，她在喀山一定会比在古比雪夫好些。她很奇怪，为什么她这样伤心，为什么一进公安局就吓得发呆。不给办户口手续，就去它的吧……如果诺维科夫有信来，就请邻居们转往喀山去好啦。
早晨，她刚来上班，就叫她去接电话。有一个很有礼貌的声音请她上市公安局户籍股办理户口手续。
二十五
叶尼娅结识了住在这座宅子里的一位邻居——沙尔戈罗茨基。每次沙尔戈罗茨基突然转头的时候，似乎他那老大的、像雪花石膏一般的头就要从细细的脖子上掉下来，咚的一声落到地上。叶尼娅发现，老头子脸上那苍白的皮肤泛着柔和的蓝色光泽。叶尼娅很喜欢这种皮肤的蓝与眸子的蓝色冷光相搭配；老头子是高等贵族出身，她一想到恰好可以用表示高贵的蓝色来画老头子，就觉得十分好笑。
弗拉基米尔·安德列耶维奇·沙尔戈罗茨基在战前的生活不如战争时期。现在他有一些活儿干了。苏联情报局约他写一些短文，写德米特里·顿斯科伊、苏沃洛夫、乌沙科夫，写俄罗斯军人的光辉传统，写十九世纪的诗人，如丘特切夫、巴拉丁斯基……
沙尔戈罗茨基告诉叶尼娅，从母系来说，他是罗曼诺夫王朝之前一支古老的公爵世家的后裔。他年轻时在省地方自治局任职，在地主子弟、乡村教师和年轻神甫们中间鼓吹彻底的伏尔泰主义和恰达耶夫思想。
他对叶尼娅说过他同省首席贵族的谈话。是四十四年以前的事了。
“您是俄罗斯一支古老世家的代表，可是居然向庄稼汉鼓吹，说人类起源于猴子。庄稼汉会问您：大公们是不是？皇太子是不是？皇后是不是？皇上本人是不是？……”
沙尔戈罗茨基继续进行思想宣传，结果他被流放塔什干。一年后他得到赦免，于是他出国到了瑞士。在瑞士他遇到很多革命活动家。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都知道这位古怪的公爵世家后裔。他参加辩论会、晚会，和一些人谈得很愉快，但是他不赞成任何人的主张。就在这时候，他和一个犹太大学生李别茨成了好朋友，李别茨是一个留着黑色胡须的崩得<a id="noteBack_24" href="#note_24">[24]</a> 分子。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不久，他回到俄国，住在他自己的庄园里，有时在《下诺夫哥罗德报》发表历史题材和文学题材的文章。
他不善经营家产，庄园由母亲管理。
沙尔戈罗茨基是唯一一个庄园未被农民触动的地主。贫农委员会甚至分给他一大车木柴和四十棵大白菜。他整日坐在家里唯一生了炉子、装了玻璃的房间里，读书，写诗。有一首诗他还念给叶尼娅听过。这首诗题为《俄罗斯》：
放眼四望，无虑无忧。
大平原，无边无沿。
老鸦悲怆地啼叫。
玩乐。大火。隐秘。
麻木不仁。
处处别具一格。
又惊人地雄伟。
他用心地念着一个一个的字，停顿、转折处都念得很清楚，长长的眉毛扬得高高的，然而他那宽大的额头并不因为扬起眉毛而显得小些。
一九二六年，沙尔戈罗茨基讲授起俄罗斯文学史。他抨击杰米扬·别德内，赞扬费特<a id="noteBack_25" href="#note_25">[25]</a> ，参加当时非常风行的关于生活的真和美的辩论会。他声称自己反对任何国家形式，声称马克思主义是有局限性的学说，谈俄罗斯精神的可悲命运，直到又一次免费去了塔什干。他住在那里，一直不理解地理位置的转换在理论辩论中的作用。直到一九三三年底，他才得到允许迁到萨马拉他的姐姐那里去。他姐姐叶连娜·安德列耶芙娜是战前不久才死的。
沙尔戈罗茨基从来不请别人到自己屋里去。但是有一次叶尼娅到这位公爵后裔的住处看了看：书和旧报纸堆在角落里像山一样，一张张旧椅子摞在一起，几乎抵到天花板，镶了镀金框的画像摆在地板上。在蒙了红丝绒的沙发上放着一床皱皱巴巴、露出棉絮的棉被。
这是一个和善的人，在现实生活中没办法的人。通常大家都说这样的人有“孩子般的心灵、天使般的善良”。但是他可以默诵着他心爱的诗句，无动于衷地从伸手向他乞讨的饥饿的孩子或衣衫褴褛的老妪身边走过。
叶尼娅听沙尔戈罗茨基说话，常常想起自己的第一个丈夫，可是这位费特和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的一贯崇拜者与共产国际战士克雷莫夫太不相像了。
叶尼娅感到奇怪的是，克雷莫夫跟沙尔戈罗茨基老头子一样是俄罗斯人，但对俄罗斯美丽的风光，对俄罗斯民间故事和费特、丘特切夫<a id="noteBack_26" href="#note_26">[26]</a> 的诗竟毫无兴趣。克雷莫夫从小就看重的俄罗斯生活中的一切，他认为在俄罗斯头等重要的一些人物，沙尔戈罗茨基却毫不感兴趣，有时甚至有些敌视。
对于沙尔戈罗茨基来说，费特是上帝，首先是俄罗斯的上帝。对于他来说，关于好汉菲尼斯特的故事和格林卡<a id="noteBack_27" href="#note_27">[27]</a> 的组歌《彷徨》都是神奇的。而且，不管他多么赞赏但丁，他仍然认为但丁作品中没有俄罗斯音乐和诗歌那种神奇的魅力。
克雷莫夫却认为杜勃罗留波夫和拉萨尔，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恩格斯之间没什么区别。他认为，马克思高于一切俄罗斯天才人物，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毫无疑问胜过俄罗斯的音乐。也许只有涅克拉索夫是例外。他认为涅克拉索夫是全世界第一位诗人。有时叶尼娅觉得，沙尔戈罗茨基不仅可以帮助她认识克雷莫夫，而且可以帮助她看清她与诺维科夫将来的关系。
叶尼娅很喜欢跟沙尔戈罗茨基谈话。往往是从令人不安的战况谈起，然后沙尔戈罗茨基就议论起俄罗斯的命运。
“俄罗斯贵族，”他说，“是有罪于俄罗斯的，叶夫根尼娅·尼古拉耶芙娜。但他们也珍爱着俄罗斯。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不应该得到丝毫宽恕。傻瓜，蠢货，饱食终日的饭桶，拉斯普京<a id="noteBack_28" href="#note_28">[28]</a> ，米亚索耶多夫上校，椴树林荫道，逍遥自在的生活，没有烟囱的农舍，树皮鞋……一律完蛋。我姐姐有六个儿子死在加里西亚和东普鲁士，我大哥又老又病，也在战斗中牺牲了，但是历史不给他们算上这些……应该算呀。”
叶尼娅常常听他评论文学，他的观点与现在的观点完全不同。他认为费特在普希金与丘特切夫之上。他对费特熟悉的程度，自然没有一个俄罗斯人能比得上，也许费特生前能记得的关于自己的事，还没有沙尔戈罗茨基知道的多。
他认为列夫·托尔斯泰太实际了，虽然承认他有诗意境界，却不看重他。他是看重屠格涅夫的，却认为屠格涅夫是一位不够深刻的天才作家。在俄罗斯小说家中，他最喜欢果戈理和列斯科夫<a id="noteBack_29" href="#note_29">[29]</a> 。
他认为，摧残俄罗斯诗歌的祸首是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他对叶尼娅说，除了俄罗斯诗歌，他还爱三样东西：糖、太阳和睡觉。
他问道：
“我还没看到我的任何一首诗得到发表，难道我能死吗？”
有一天，叶尼娅在下班回家的路上遇到里蒙诺夫。他拄着疙疙瘩瘩的拐杖在街上走，敞着皮大衣，一条鲜艳的方格围巾从脖子上耷拉下来。这个头戴名贵的海狸皮帽的高大的人在古比雪夫的人群中显得非常奇怪。
里蒙诺夫陪叶尼娅走到门口。她请他进去喝杯茶。他凝神看了看她，说：
“好吧，谢谢，不管怎么说，为了户口的事，您应该请我喝两杯。”于是一面喘着粗气，一面上楼。
里蒙诺夫走进叶尼娅的小小的房间，说：
“唔，唔，这儿对于我这样胖大的身体来说，是很窄小的，不过，对于思想，也许是很宽敞的。”
他忽然用一种极不自然的语调和她谈起来，谈起自己的爱情理论和男女关系。
“维生素缺乏症，精神上的维生素缺乏症！”他喘着粗气说。“您要知道，这是一种很强的饥饿，就像非常需要盐的公牛、母牛和麋鹿那样。我自己身上没有的，我的家里人、我的妻子身上没有的，我就在我所爱的人身上找。妻子是维生素缺乏症的根源！于是男人就渴望在自己所爱的女人身上找到几年几十年在自己妻子身上找不到的东西。您明白吗？”
他抓住她的胳膊，抚摩起她的手掌，然后又抚摩她的肩膀，摸她的脖子、脑后。
“您明白我的意思吗？”他用甜蜜的口吻问道。“非常简单嘛。精神上的维生素缺乏症！”
叶尼娅用冷笑和发窘的眼睛看着他那指甲修剪得光滑的白白的大手从她的肩膀溜到胸脯上，就说：
“看起来，维生素缺乏症不只是精神上的，也是肉体上的呢。”又用老师教训一年级小学生的口吻说：“别拉拉扯扯，真的，不准。”
他惊慌地看了看她，不过并不羞惭，倒是笑了起来。她也和他一起笑起来。
他们一面喝茶，一面谈艺术家萨里扬。沙尔戈罗茨基老头子来敲门了。
原来，里蒙诺夫早就从有些人的手稿和档案馆藏的信札中知道沙尔戈罗茨基的名字。沙尔戈罗茨基没读过里蒙诺夫的作品，但也知道他的名字。报纸列举专写历史军事题材的作家时，常常出现这个名字。
他们谈了起来，一感觉到有共同语言，便兴奋起来，高兴起来，在他们的谈话中不时出现一些名字，如索洛维约夫、梅列日科夫斯基<a id="noteBack_30" href="#note_30">[30]</a> 、罗扎诺夫、吉皮乌斯、别雷<a id="noteBack_31" href="#note_31">[31]</a> 、别尔嘉耶夫、乌斯特里亚洛夫、巴尔蒙特<a id="noteBack_32" href="#note_32">[32]</a> 、米留可夫<a id="noteBack_33" href="#note_33">[33]</a> 、叶夫列伊诺夫<a id="noteBack_34" href="#note_34">[34]</a> 、列米佐夫<a id="noteBack_35" href="#note_35">[35]</a> 、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a id="noteBack_36" href="#note_36">[36]</a> 。
叶尼娅心想，这两个人好像把早已沉没的一个书籍、绘画、哲学体系和戏剧场景的世界从海底捞了出来。
里蒙诺夫忽然把她的这一想法说出口来：
“咱们好像把早已沉没的大西洲从海底捞出来啦。”
沙尔戈罗茨基伤感地点点头，说：
“是啊，是啊，不过您是俄罗斯的大西洲的考察者，我却是大西洲的居民，跟大西洲一起沉到了大洋底层。”
“这没什么，”里蒙诺夫说，“战争已经把一些人从大西洲捞到水面上来啦。”
“是啊，”沙尔戈罗茨基随口说，“结果共产国际的创造者再也想不出别的好法子，只会重复说：俄罗斯土地是神圣的。”
他笑了笑。
“别着急，等战争胜利了，那时候国际主义者们就要说：‘我们的俄罗斯祖国是全世界的首领。’”
奇怪的是，叶尼娅感觉到，他们谈得这样热烈，这样没完没了，这样俏皮，不仅是因为高兴他们的相遇，不仅是因为找到了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她明白，他们（一个已经完全老了，一个也早已上了年纪）一直都能感觉到她在听他们说话，他们都很喜欢她。这有多么奇怪呀。还有，奇怪的是，他们谈话她一点也不感兴趣，甚至觉得可笑，可同时又并非完全不感兴趣，而是有几分愉快。
叶尼娅望着他们，心想：“了解自己是不可能的……为什么我为过去的生活这样难过？为什么我这样怜悯克雷莫夫？为什么我一个劲儿地想着他？”
就像过去与克雷莫夫来往的那些共产国际的德国人和英国人使她非常反感一样，现在沙尔戈罗茨基用嘲笑的口气说起国际主义者，她听着也很厌烦、很反感。就连里蒙诺夫的维生素缺乏论也不能帮她理清头绪。再说，这类事也跟理论无关。
她忽然觉得，她一直想着克雷莫夫，一直为他担心，仅仅是因为她在想念另一个人，但那个人她几乎完全没有想起来。
“难道我真的在爱他？”她惊讶地想。
二十六
夜里，伏尔加河上空的黑云散尽。被山谷里浓浓的夜色劈开的一座座山冈，在星空下缓缓荡漾着。
有时流星在天空划过，于是柳德米拉不出声地说：
“让托里亚活着吧。”
这是她唯一的祝愿。她对苍天再也没有别的要求了。
当年她还在数学物理系上学的时候，就在天文研究所做过计算员。那时候她听说，流星在各个月份成群地迎着地球流动，有英仙流星群、猎户流星群，好像还有双子流星群、狮子流星群。她已经忘记，在十月、十二月跟地球相会的是哪些流星群了。但是让托里亚活着吧！
维克托责怪她，说她不爱帮助人，说她对他家的人不好。他认为，如果柳德米拉愿意的话，他母亲就会跟他们住在一起，不会留在乌克兰了。
当维克托的堂兄从集中营里放出来，即将被送往流放地的时候，柳德米拉不愿意让他留宿，怕房管所知道这事。她知道：母亲至今耿耿于怀，父亲病危时，柳德米拉正住在加斯普拉休假，等她度完假赶回莫斯科，已经是下葬后第二天了。
母亲有时和她谈起米佳，为他的事情担心害怕。
“他是一个老实孩子，一辈子都是这样。居然说他从事间谍活动，说他谋杀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简直是荒唐，胡说八道！什么人要这样造谣？是什么人要陷害忠实、正直的好人？”
有一天她对母亲说：
“你不能完全为他担保。没罪的人是不会抓起来的。”
现在她想起了当时母亲看她的那种目光。
有一次她对母亲说到米佳的妻子：
“我一辈子都讨厌她，说实在的，现在我还是非常讨厌她。”
现在她也想起了母亲的回答：
“可是你要知道，做妻子的因为不检举丈夫而被判十年徒刑，这说明了什么！”
随后她又回忆起，有一次她在街上捡到一条小狗，带回家中，可是维克托不愿意收养这条小狗，她便大声对他说：“你这人真冷酷！”
他这样回答她：
“唉，我的柳德米拉呀，我不希望你年轻漂亮，只希望你的善良心肠不只是对猫和狗。”
现在她坐在甲板上，第一次不袒护自己，不责怪别人，回想着一生中听到的一次次责难的话……有一次丈夫打电话时笑着对人说：
“自从我们家养了一只小猫，我能听到妻子亲热的声音了。”
有一次，妈妈对她说：
“柳德米拉，你怎么不肯可怜乞丐呢，你想想看：这是吃不饱的人向你吃饱的人乞讨呀……”
但是她并不吝啬。她是好客的，她做的一手好菜，在朋友们中间是出了名的。谁也看不见这天夜里她坐在甲板上哭。就算她心肠硬好了，她把所学的东西全忘了，她一点用处也没有，谁也不会喜欢她了。她已经发胖，头发也灰白，又有高血压，丈夫不爱她了，所以才觉得她冷酷无情。但是只要托里亚活着就行！她准备什么都承认，家里人认为她不对的地方，她都认错、改正，只要托里亚活着就行！
为什么她一直记着自己的第一个丈夫呢？他在哪儿？怎么能找到他呢？为什么她没有给他在罗斯托夫的姐姐写信？现在想写也不行了，那里有德国人。他姐姐如果知道托里亚的情况，会告诉他的。
轮机轰鸣，甲板颤动，水花拍溅，天空的星光全混合到一起，融汇到一起，于是柳德米拉睡着了。
黎明渐渐近了。夜雾在伏尔加河上飘荡，似乎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沉没在雾中。忽然跃出一轮红日，好像又迸发出希望。蓝天倒映在水中，阴郁的秋水呼吸起来，太阳也好像在浪花上雀跃。岸坡上夜里落了厚厚的一层白霜，红色的枫树在白霜里显得分外悦目。晨风吹来，雾气消散，世界变得像玻璃一般明净剔透。不论是明亮的朝阳还是蓝天碧水，都没有一丝暖意。
大地是辽阔的，大地上的森林看去也是无边无际的，其实既能看到森林的头，又能看到森林的尾，可大地是无穷无尽的。
像大地一样辽阔、一样长久的，是痛苦。
她看到坐在一等舱里的人民委员会领导干部，穿着草绿色大衣，戴着灰色羊羔皮军帽。在二等舱里坐的是显要们的妻子和丈母娘，穿着打扮都与身份相称，似乎妻子们有妻子们的特别服饰，丈母娘和妈妈们也有自己的特别服饰。妻子们穿皮袄，戴白色长绒毛头巾；丈母娘和妈妈们穿蓝呢子皮袄，黑色羊羔皮翻领，咖啡色头巾。跟她们在一起的孩子们都流露着苦闷和不满的神情。从舱房窗户里可以看到这些乘客带了很多吃的东西。柳德米拉经验丰富的眼睛很容易看清装在各种容器里的东西。有蜂蜜，有炼过的油，装在一个个罐子坛子里，用火漆封了口的黑色大瓶里，顺着伏尔加河，朝下游而去。有些高等乘客在甲板上散步，从他们谈话的片断可以听出来，他们最关心的是从古比雪夫开往莫斯科的火车。
柳德米拉觉得，那些高等女乘客看到坐在过道里的红军士兵和尉官们，表情都很冷漠，好像她们都没有儿子和兄弟在前方。
在播送苏联情报局的晨间新闻的时候，她们并不跟那些睡眼惺忪的战士和水手一起聚在喇叭下面听，而是走来走去干自己的事情。
柳德米拉从水手们那里打听到，这艘船是包给一些党政干部及其家属的，他们要经过古比雪夫回莫斯科，军事机关命令这艘船在喀山停靠，上一部分军队和普通乘客。原定的合法乘客们大闹了一场，反对让军人上船，还打电话给国防委员会特派员。
这些开赴斯大林格勒的红军战士，竟然觉得自己挤了合法的乘客，脸上露出歉疚的神气，令人感到说不出的奇怪。
柳德米拉觉得，高等女乘客们那种心安理得的眼神特别使人难以忍受。老奶奶们把孙子唤到跟前，一面继续说话，一面很熟练地把糖果往孙子们嘴里塞。等到从船头的一个舱里走出一个穿黄鼬皮皮袄的小个子老太太，带着两个孩子在甲板上玩儿，女乘客们都慌不及待地向她鞠躬、微笑，而在那些政治活动家们的脸上则出现了亲切和诚惶诚恐的表情。
如果现在广播电台宣布开辟了第二战场，列宁格勒包围圈已经突破，他们谁也不会动一下；但如果有人告诉他们，莫斯科列车的国际车厢已经取消，一切战争大事就会被争购软卧票和硬卧票的劲头儿淹没。
真奇怪呀！柳德米拉也穿着灰羊羔皮袄，戴着长绒毛头巾，论服装也跟一等舱、二等舱的乘客差不多。不久前她也曾争着购买卧铺车票；维克托到莫斯科出差，没买到软席票，她还生气呢。
她对一位炮兵中尉说，她的儿子也是炮兵中尉，受了重伤，现在躺在萨拉托夫军医院里。她跟一个有病的老奶奶谈到玛露霞和薇拉，谈到身在沦陷区的婆婆。她的痛苦，跟这甲板上的痛苦气氛，跟那种总是牵连着军医院、前线坟地与乡村农舍、无名空地上没有门牌的棚屋的痛苦，是一样的。她离家时没有带茶杯，没有带面包；似乎她一路上不需要吃，也不需要喝。
但是，从早晨起，她在船上就非常想喝水，她知道，她要受罪了。第二天，红军战士们和船上司炉商量好，在机器舱里煮了一锅麦粒儿汤，把柳德米拉叫去，给她盛了一饭盒汤。
柳德米拉坐在空箱子上，用别人的饭盒和调羹喝起热汤。
“这汤好极啦！”一名炊事兵对柳德米拉说。因为她没有作声，炊事兵又问她：“怎么，不好吗？不是浮着一层油吗？”
红军战士请她喝汤，又希望她夸汤好喝，她可以感受到战士的大方和朴实。
一名战士的自动步枪出了毛病，弹簧塞不进去，就连带红星勋章的准尉也没办法，她却帮着把弹簧塞了进去。
柳德米拉听了几名炮兵尉官的争论，她拿起铅笔，帮他们解了一道三角公式。
解出公式以后，一名原来喊她“女公民”的中尉忽然问起她的名字和父名。到夜里，柳德米拉依然在甲板上徘徊。
河上弥漫着冰一般的寒气，下游来的狂风从黑暗中冲来。头顶上星光闪烁；高悬在她的不幸的头上的、由火与冰构成的无情的天空，既不能给人安慰，又不能使人安宁。
二十七
轮船抵达战时临时首都之前，船长接到命令，要继续往前开，开往萨拉托夫，接运萨拉托夫军医院的伤员。
坐在一、二等舱里的乘客开始准备下船了。他们把提箱、公文包拿出来，放到甲板上。
开始看到工厂的轮廓，一座座铁皮顶的楼房、棚屋，似乎船尾的水声也变了，轮机声也变得更惶惶不安了。
然后，宽阔的萨马拉河开始慢慢出现。河水有灰色的、红色的、黑色的，有时像光闪闪的碎玻璃，有时裹在一股股工厂与火车头喷出的灰烟之中。
在古比雪夫下船的乘客站到了船舷边。
下船的人并不彼此道别，也不向留下的人点头致意。他们在路上没有交朋友。
一辆“齐斯-101”牌的小汽车等候着穿黄鼬皮皮袄的老奶奶和她的两个孙子。一个穿将军呢大衣的黄脸男子向老奶奶行了一个军礼，又跟两个孩子握了握手。
过了几分钟，带着孩子、提箱和公文包的乘客们消失了，就好像本来就没有他们似的。
轮船上只剩下许多军大衣和棉军装。
柳德米拉觉得，这些人都是由共同的命运、劳动和痛苦联结在一起的，现在她在这些人当中，呼吸起来就轻松些、痛快些了。
可是，她错了。
二十八
在萨拉托夫迎接柳德米拉的是粗暴和冷酷。
她一踏上码头，就和一个身穿军大衣的醉汉相撞，醉汉打了一个趔趄之后，一把把她推开，又骂了一句脏话。
柳德米拉顺着石子铺砌的很陡的岸坡往上爬，爬了一会儿，停了下来，喘着粗气，回头看了看。那轮船在下面，在一个个灰色的码头货栈中间显得很白。轮船好像知道她在向它告别，发出低低的、断续的汽笛声，好像在说：“你走吧，走吧！”于是她走了。
在上电车的时候，一些年轻女子一声不响地拼命推挤老年人和病弱的人。有一个头戴红军帽的盲人，看样子是从军医院出来不久的，还不会摸索着单独行动，两只脚急急慌慌地倒换着，拿小棍儿在面前直捣。他像个孩子一样急切地抓住一个不怎么年轻的妇女的衣袖。那妇女把胳膊一抽，朝旁边跨了一步，钉了铁掌的靴底在石子路面上叮当响了两声。他还要去抓她的袖子，并且连忙解释说：
“请帮我上车，我是刚从军医院出来的。”
那妇女骂了一声，把瞎了眼的伤兵一推，那伤兵失去平衡，一屁股坐到马路上。
柳德米拉看了看那妇女的脸。
这种无人性的表情是从哪儿来的？来自什么？是来自她在童年经历过的一九二一年的饥荒？来自一九三〇年的大批大批的死亡？还是来自穷困艰难的生活？
那盲人愣了一会儿，然后一下子站起来，用鸟叫般的声音叫喊起来。他的帽子歪到了一边，无可奈何地摇晃着棍子，他那一双瞎眼，大概也清楚地看见了自己的窘境。
盲人拿棍子在空中敲打着，在这种乱摇乱打中，表达着他对冷酷的明眼人的世界的痛恨。人们推搡挨挤着往车上爬，他站在那里又哭又叫。柳德米拉怀着希望和挚爱，把他们联结为一个辛劳、贫穷、善良和痛苦的大家庭的这些人，就好像商量好了似的，坚决不做人道的事情。他们似乎商量好了要推翻一种说法，这种说法就是：穿油污衣裳、在劳动中弄黑了手的人，心肠必定是善良的。
柳德米拉的心触到一种令人难受的、黑沉沉的东西，就好像来到俄罗斯那数千里的贫瘠土地上，感到寒冷与黑暗，这是置身现实生活的冻土带时的无可奈何。
柳德米拉问女售票员，应该在哪儿下车。女售票员冷冷地说：
“我已经说过了。你聋了吗？”
有些乘客站在电车通道上。问他们是不是要下车，他们也不回答，像石头一样，动也不动。
过去柳德米拉曾经上过萨拉托夫女子中学初级预备班。冬天的早晨，她坐在饭桌旁，悠荡着两条腿，喝着茶，她心爱的父亲给她往热烘烘的白面包上抹奶油，灯光映照在茶炊圆圆的肚子上。她不愿意离开父亲温暖的手，不愿丢下热烘烘的面包，不愿离开热气腾腾的茶炊。似乎那时在这座城市里没有寒风，没有饥饿，没有自杀的人，医院里没有奄奄一息的孩子，只有温暖，温暖，温暖。
她的大姐索菲亚死于喉炎，就葬在这里的坟地。妈妈给大姐取名索菲亚，为的是纪念因为谋刺沙皇而被处死的女革命家索菲亚·里沃菲娜·佩罗夫斯卡娅。爷爷好像也葬在这里的坟地。
她来到一座三层的学校大楼跟前，这就是托里亚所在的军医院。
门口没有岗哨。她觉得这是好兆头。她感觉到医院里的空气，气味是那样浓重，就连冻得要死的人也不会喜欢这里的温暖，宁愿离开这里再上寒冷的地方去。她从厕所旁边走过，门口还挂着过去的牌子：“男生厕所”、“女生厕所”。她经过走廊，厨房里的气味朝她扑来。她又往前走，透过蒙了一层水汽的玻璃看到院子里堆着不少长方形的棺材。她又像在家里拿着未打开的信那时候一样，心想：“天啊，万一已经死了呢。”可是她放大了步子又朝前走去，走上灰灰的地毯，从一个个床头小柜和她所熟悉的天门冬和蓬莱蕉中间穿过，来到一个门口，门口挂着“四年级”的牌子，并排挂着手写的牌子：“病历室。”
柳德米拉抓住门把手。阳光穿过乌云，射在窗户上，四周一下子都亮了。过了几分钟，爱说话的管理员一面在被阳光照得亮闪闪的长匣子里翻着病历卡，一面对她说：
“噢，噢，就是说，沙波什尼科夫，阿……哦……阿纳托里·维……噢……您很幸运，没有碰到我们的警卫长。不脱大衣，他要是看见了，够您受的……噢，噢……就是说，沙波什尼科夫……就是，就是，就是他，中尉，不错。”
柳德米拉看着他的手从长长的胶合板匣子里抽出卡片，她似乎站到了上帝面前，等候上帝告诉她是死是活，可是她一时之间呆住了，弄不清她的儿子是死了还是活着。
二十九
柳德米拉来到萨拉托夫的时候，给托里亚做过上一次手术，即第三次手术之后，已经过了一个星期。做这次手术的是二级军医麦捷尔。手术又复杂，时间又长。托里亚有五个多钟头处在全身麻醉状态中，两次静脉注射安眠朋钠。军医院的军医和医科大学的临床医生中，都没有人在萨拉托夫做过类似的手术，只见过文字材料，美国一份军事医学杂志在一九四一年发表过类似手术的记载。
因为这项手术特别复杂，在做过例行的X 光检查之后，麦捷尔医生曾经和托里亚进行过长时间的、坦率的交谈。他向托里亚解释了重伤之后在他机体内发生的病理变化的性质。同时医生也坦率地说了手术中可能出现的危险。他说，会诊的医生的意见并不一致，老医师罗季奥诺夫就反对这次手术。托里亚向麦捷尔医生提了两三个问题，略作思索之后，就在X 光室里表示同意做手术。为这次手术做准备，用了五天时间。
手术从上午十一点开始，到下午四点多钟才结束。在做手术的时候，军医院院长、军医季米特鲁克也在场。在场观察手术的医生们都认为，手术做得非常漂亮。
麦捷尔医生在手术台边当机立断，正确地解决了事先未料到的以及文字记录中不曾提到的难题。
手术时病人的状况是令人满意的，脉搏正常，没有减弱。下午两点钟左右，已经不年轻的、胖大的麦捷尔医生感觉体力不支，只好暂停几分钟。内科医生给他注射了一针戊酸薄荷脑脂，之后麦捷尔医生再也没休歇，一直把手术做完。可是，手术结束后不久，托里亚刚刚被送进隔离病房，麦捷尔医生就心绞痛发作，情况很严重。只有一再地注射樟脑剂，服用硝化甘油，到夜里才把心绞痛压下去。显然，心绞痛是神经紧张和健康欠佳的心脏超负荷工作引起的。
值班护士捷连季耶娃遵照指示观察托里亚中尉的病情。克列斯托娃医生走进病房，摸了摸尚处在昏迷状态的托里亚的脉搏。病人的情况很好，克列斯托娃对护士说：
“麦捷尔把沙波什尼科夫中尉救活了，可是麦捷尔自己差点儿送命。”
护士捷连季耶娃说：
“噢嘿，万一光是中尉托里亚活下来，那才够受呢！”
托里亚呼吸几乎没有声音。他的脸一动也不动，细细的手臂和脖子就像是小孩子的，苍白的皮肤上还保留着战地作业和草原行军中晒黑的痕迹，就像隐隐约约的影子。托里亚的状况介乎昏迷和睡梦之间：一方面是麻醉药的力量尚未完全消退，一方面是体力和精力受到巨大消耗。
托里亚迷迷糊糊地吐出一些不相关的词儿，有时也说出连贯的句子。捷连季耶娃觉得他好像很快地说了一句：
“你没看到我这个样子，太好了。”
说过这一句以后，他不作声了，两个嘴角耷拉下来，就好像他在昏迷中不出声地哭了。
晚上八点左右，他睁开眼睛，并且很清楚地说要喝水，护士一见这情形，非常高兴，非常惊讶。她告诉他，他现在不能喝水，又告诉他，手术十分成功，完全可以复原。她问他感觉如何，他回答说，背部和腰侧都不怎么疼痛。
她又试了试他的脉搏，往他的嘴上和额头上敷了湿毛巾。
这时候卫生员麦德维杰夫走进病房，说外科主任普拉托诺夫医生打电话找护士捷连季耶娃。捷连季耶娃来到值班室里，拿起话筒，向普拉托诺夫汇报说，病人已经醒了，就一个经过大手术的病人来说，情况完全正常。
护士捷连季耶娃要求派人接替她，她要上市军委会去，因为给她丈夫的领款证的地址写错了。普拉托诺夫答应让她去，但叫她继续观察一会儿，等会儿普拉托诺夫亲自来接替她。
护士捷连季耶娃回到病房。病人依然躺着未动，还是她离开时那个样子，但脸上的痛苦表情不那么强烈了：嘴角抬上去了，脸色平静，似乎在笑。看样子，一直很痛苦的表情使托里亚的脸显得苍老，现在这一副笑脸使护士捷连季耶娃感到吃惊：那瘦小的脸，那苍白而饱满、微微撅起的嘴唇，没有一丝皱纹的高高的额头，似乎不是属于一个成年人，甚至也不属于一个大孩子，而是属于一个小孩子的。她问他感觉如何，他没有回答，看样子，是睡着了。
捷连季耶娃又看了看他脸上的气色，有点儿不放心。她抓起他的手，没有摸到脉搏，手只是多少有一点儿热乎，这是勉强能感觉到的余热，就好比前一天生的炉子，早已熄灭，但到早晨还保留着一点儿微热。
尽管护士捷连季耶娃一直生活在城市里，可是她跪了下来，为了不惊动活着的人，轻轻地、像农村妇女那样哭号起来：“我们的亲人呀，最最心爱的人呀，你怎么就走了呀？”
三 十
军医院里已经知道沙波什尼科夫中尉的母亲来了。接待死者母亲的是军医院政委、营级政委希曼斯基。他是一个漂亮男子，听口音可以知道他是波兰出生的。他皱着眉头等待柳德米拉到来，他以为她必然要流泪，也许还会昏过去。他用舌头舔着刚长出来的胡子，为死去的中尉、为死者的母亲难过，并且因此也生起中尉和他妈妈的气：如果每一个死去的尉官的妈妈都需要接待，神经怎么能受得了呀？
希曼斯基请柳德米拉坐下，在开始谈话之前，先递给她一杯水。于是她说：
“谢谢您，我不渴。”
她听他谈了手术前会诊的情形（这位政委认为没必要说有一人曾经反对做手术），谈了这次手术的困难，谈了这次手术进行得很好；又说，医生们认为，对于沙波什尼科夫中尉这样的重伤，应该做这种手术。他说，沙波什尼科夫死于心脏麻痹，经过三级军医鲍尔德廖夫病理解剖，得出结论：这次突然变化，医生是无法预测，也无法排除的。
接着政委又说到，军医院来的病人成百上千，可是很少有人像沙波什尼科夫中尉这样受到医护人员喜爱。他又自觉，又文雅，又有礼貌，总是不好意思提什么要求，怕麻烦医护人员。
希曼斯基说，一个做妈妈的，养育出这样一个忠诚无私地把生命献给祖国的儿子，应当感到自豪。
然后，希曼斯基问她，对医院领导有没有什么要求。
柳德米拉说，占用政委不少时间，请多原谅，接着她从小包里抽出一张纸，念起自己的要求。
她要求把儿子的埋葬地点告诉她。
政委一声不响地点了点头，并在小本子上记下来。
她希望和麦捷尔医生谈一谈。
政委说，麦捷尔医生听说她来了，也很想和她见见面。
她要求见见护士捷连季耶娃。
政委点点头，又在小本子上记了一下。她要求把儿子的遗物给她，作为纪念。
政委又记了记。
然后她要求把她给儿子带来的礼物转送给别的伤员，接着就把两罐鲱鱼罐头和一包糖果放到桌子上。
她的眼睛和政委的眼睛相遇。政委的眼睛遇到她那蓝蓝的大眼睛的光芒，不由得眯缝起来。
希曼斯基请柳德米拉第二天上午九点半到医院来，她所有的要求都不成问题。
政委看了看已经关上的门，看了看柳德米拉要求转送其他伤员的礼物，他摸了摸自己手上的脉搏，没有找到脉搏，就把手一挥，喝起水来，这水便是开始谈话前请柳德米拉喝的那一杯。
三十一
似乎柳德米拉没什么空闲时间。夜里她在大街上走来走去，在公园里的长椅子上坐了坐，到车站里面暖和了一阵子，就又迈着郑重其事的快步子在空荡荡的大街上来来回回地走。
她所要求的事，希曼斯基全给办了。
上午九点三十分，护士捷连季耶娃来见柳德米拉。
柳德米拉请她说说她所知道的有关托里亚的一切。
柳德米拉穿上罩衫，和捷连季耶娃一同登上二楼，从她儿子当时进手术室经过的走廊走过，在一个单间病房的门前站了一会儿，看了看这天上午空出来的病床。护士捷连季耶娃一直走在她旁边，用手帕揩着鼻子。柳德米拉又下到一楼，捷连季耶娃便和她分开了。不久，接待室里进来一个人，白头发，胖大的身子，黑黑的眼睛下面有两个黑黑的圈儿。麦捷尔医生浆过的白罩衫跟他那黑黑的脸和睁得老大的黑眼睛相比，显得很白很白。
麦捷尔对柳德米拉说了说，为什么罗季奥诺夫教授反对做这次手术。柳德米拉想问的事，他似乎全猜到了。他对她说了说手术前他和托里亚谈的话。他很理解柳德米拉的心情，一丝不苟、毫不隐瞒地讲了一遍手术过程。
然后他说，他对中尉托里亚有一种特殊感情，几乎是一种父爱。在这位医生低沉的声音中，有一种碎玻璃碴一样的声音又尖细又悲戚地响起来。她第一次看了看他的手，那是一双很特别的手，似乎不是长在这个眼神悲戚的人的身上的。那手粗大而沉重，手指头黑黑的，粗实有力。
麦捷尔把一双手从桌上抽回去。他似乎在念她心中的想法，说：
“能做的事，我全做了；但结果是，我的手加快了他的死亡，而没有战胜死亡。”他又把一双手放到桌子上。
她明白，麦捷尔说的一切都是事实。他说的有关托里亚的每一句话，她都非常希望听，但每一句都让他痛苦又难受。可是，他这些话里还有一种很难受的沉重感。她觉得，麦捷尔医生希望和她见面不是为了她，而是为了他自己。这使她心中对麦捷尔产生了不好的感觉。
在麦捷尔医生要走的时候，她说，她相信他为了挽救她的儿子，能做的事全做了。他沉重地喘了一口气。她感觉到，她的话使他轻松了。这样她又明白了，他因为感到自己有权从她嘴里听到这样的话，所以希望和她见面，于是和她见面了。
她带着责备的意味在心里想道：“难道还要从我这里得到安慰吗？”
麦捷尔走后，柳德米拉便朝戴皮帽的警卫长走去。他向她行了一个军礼，用嗄哑的声音报告说，政委指示用小汽车把她送到安葬的地方去，小汽车还要等十分钟才来，因为有人用车到票证发放处送文职人员名单去了。中尉托里亚的东西已经收拾好了，最好是从坟地回来后再带走。
柳德米拉提出所有的要求全做到了，而且一丝不苟，不打折扣，就像执行军令一样。不过，从政委、护士、警卫长对她的态度中可以感觉出来，这些人也想从她这里得到宽恕和安慰。
政委因为医院里常常死人，感到自己有责任。在柳德米拉来医院之前，他并没有为此感到不安。医院嘛，总是要死人的，尤其是在战争时期。医疗服务工作的组织安排，并未引起上级领导的责难。经常使他受批评的是政治工作做得不够，没有很好地报导伤员的顽强精神。
部分伤员不相信战争能胜利，还有一部分政治落后的伤员，对集体农庄制度抱有敌对情绪，恶意攻击，他跟这些斗争不够坚决。在医院里还有一些伤员传播军事机密的事件。
军区卫生部政治处曾经把希曼斯基叫了去，告诉他，如果特别处再次汇报说医院思想混乱，就要把他调到前方去。
现在政委见到死去的中尉的妈妈，感到非常羞愧，因为昨天死了三名伤员，可是昨天他还洗了淋浴，让炊事员用炖好的酸白菜给他做了可口的下酒菜，喝了从市商业局弄来的一小桶啤酒。护士捷连季耶娃见到死去的中尉的妈妈也感到羞愧，因为她的丈夫是军事工程师，在集团军参谋部工作，没有上过前方，她的儿子比托里亚还大一岁，却在飞机工厂设计处工作。警卫长羞愧的是，他是一名基干军人，却在后方医院工作，他还把一匹上等的华达呢衣料和一双精制的毡靴寄回家，可是死去的中尉留给妈妈的只有棉军装。
经管死去伤员的殡葬事务的司务长，厚嘴唇，大耳朵，他在陪同柳德米拉前往坟地的时候，也感到羞愧。棺材都是用薄薄的废木板钉成的。死者只穿着内衣入殓。普通士兵的棺材排得十分拥挤，都成为合葬的坟墓。坟上的墓碑都是未刨光的木牌，文字写得歪歪扭扭，而且是用容易褪色的颜料写的。当然，师卫生营里的死者都是直接埋进坑里，连棺材都没有呢，木牌上的字是用变色铅笔写的，一下雨就冲掉。还有那些死在战斗中，死在森林里、沼地上、山沟里、旷野上的人，还常常得不到安葬呢，埋葬他们的往往是沙土、枯叶、风雪。
但是，当这位妇女跟他一起坐在汽车里，问他怎样安葬死者，问他是不是合葬，给死者穿什么服装，在坟地上是否致悼词的时候，他还是因为棺材木料太差而感到羞愧。
他感到不好意思，还因为他在出来之前曾跑到军需仓库一个朋友那里去，喝了一小罐加水的药用酒精，还就着大葱吃了一块面包。使他感到难为情的，是汽车里充满了他呼出来的酒气和大葱气味，可是，不论他多么难为情，不呼吸是不行的。
他愁眉苦脸地望着挂在司机前面的反光镜。在这四四方方的小镜子里映照出司机那一双带笑的、使司务长感到惭愧的眼睛。
“司务长，你喝醉啦！”司机那一双年轻而快活的眼睛不客气地说。
所有的人在牺牲了儿子的母亲面前都感到羞愧，而且，不论人类历史多么长久，想对她说明自己无愧，都是徒然的。
三十二
劳动营的士兵们正从卡车上往下卸棺材。他们不声不响，不慌不忙，可以看出他们干这种活儿已经熟练和习惯了。一个人站在车斗里，把棺材推到边沿上，另一个人用肩膀接住，往外一拖，又一个人不声不响地走过来，用肩膀接住棺材的另一边。他们咯吱咯吱地踩着上了冻的土地，把棺材抬到宽大的合葬坟里，贴着坟坑的边放好，又回到卡车跟前。等到卸空了的卡车回城里去了，士兵们便在墓穴旁的棺材上坐下来，拿出一叠废纸和一丁点儿烟丝卷烟卷儿。
“今天好像空闲些。”一个士兵说着，用装配得很好的打火家什打起火来——细绳的火绒塞在铜弹壳里，火石嵌在里面。这个士兵把火绒摇了两下，就冒出烟来。
“司务长说，今天就一汽车，再没有了。”另一名士兵说着，喷了一大口烟，抽起烟卷儿。
“那咱们可以封坟啦。”
“过一会儿当然好些，他还要拿名单来，要检查。”另一名没抽烟的士兵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块面包，打了打灰，又轻轻吹了吹，便吃起来。
“你跟司务长说说，让他给咱们发铁钎。这地冻了好几尺厚，明天还要挖新坟，像这样的地用铁锹能挖得动吗？”
刚才在打火的那一名士兵，用手叭叭拍了两下，把木头烟嘴里的烟灰拍出来，又轻轻地拿烟嘴在棺材盖上敲了敲。三个人都没有说话，好像在听什么。什么声音也没有。
“听说，要给劳动营发干粮了，是真的吗？”吃面包的士兵说。他把嗓音放得很低，为的是不打搅棺材里的死者，知道他们对这些话不感兴趣。
另一个抽烟的士兵把烟灰从长长的芦苇烟嘴里吹出来，又对着亮光朝烟嘴里看了看，摇了摇头。
还是没有什么声音。
“今天天气不坏，就是有风。”
“听，汽车来了，这一下子咱们要干到中午了。”
“不对，这不是咱们的大汽车，是小汽车。”
从小汽车里走出他们熟悉的司务长，接着出来的是一位戴头巾的妇女。他们朝铁栏杆那边走去，在上个星期之前都是在那里埋死人，后来因为已经没有地方，就不在那里挖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