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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点也不可怜他们。我可以把他们一个一个都枪毙。”
“好啦，好啦，”达林斯基说，“你要枪毙他们，最好是在一九四一年，在你像我一样，被他们打得头也不回地逃跑的时候。”
一路上他再也没有说话。不过那个俘虏的事并没有使他一心向善。他该有的善心好像已经消耗完了。
当初他上亚什库时走过的加尔梅克草原和今天走的道路多么不同呀。
难道那是他站在沙漠的雾中，站在巨大的月亮底下，望着溃逃的红军，望着一匹匹骆驼一伸一曲的脖子，思虑着俄罗斯土地那最后的边沿上所有亲爱的软弱可怜的人们？
三 十
坦克军军部驻扎在村子边上。达林斯基的汽车来到军部的房子门前。天色已经黑下来。显然，军部来到村里才不久：有些红军士兵正在从汽车上往下卸箱子、褥垫，电话兵在架电话线。
一名站岗的士兵很不情愿地走进过道，唤了一声副官。一名副官很不情愿地走出门来，和所有的副官一样，不是看着来人的脸，而是看着肩章，说：
“中校同志，军长刚刚从旅里回来，在休息呢。您等会儿再来吧。”
“您去报告军长，达林斯基中校来了。懂吗？”来人很傲慢地说。
副官叹了一口气，朝房里走去。过了一分钟，他走出来，高声说：
“中校同志，请进！”
达林斯基上了台阶，诺维科夫出来迎接他。他们高兴地笑着，互相打量了一小会儿。
“终于见面了。”诺维科夫说。
这是一次十分愉快的重逢。
两个聪明的脑袋又像过去一样，俯在地图上面了。
“我现在前进的速度，就跟当初逃跑时一样，”诺维科夫说，“不过在这一地段，超过了逃跑时的速度。”
“这是冬天，冬天，”达林斯基说，“到夏天又会怎样呢？”
“我看没有问题。”
“我也这样看。”
让达林斯基看地图，诺维科夫觉得是一种愉快的享受。他思路敏捷，关注那些似乎只有诺维科夫能够察觉的细节，他提出的问题都是诺维科夫觉得应该考虑的……
诺维科夫放低声音，就像吐露隐秘私情似的说：
“对于进攻中坦克运动地带的侦察、各种目标指示手段的协同运用、基准点示图、相互配合的神圣性——这一切都是必须的。但是在坦克进攻地带，各兵种的战斗行动还是要听命于一个上帝，那就是坦克，我们的乖孩子T-34型坦克！”
达林斯基见过的不仅仅是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南翼活动的地图。诺维科夫从他嘴里了解到高加索战役的一些详情细节，了解到截听到的希特勒和保卢斯交谈的内容，了解到自己还不知道的弗列捷尔皮科将军的炮兵军群的运动详情。
“这已经是乌克兰了，窗外就可以看到。”诺维科夫说。
他指着地图说：
“不过我好像比别人离得近些。祖国就支持我这个军。”
后来，他推开地图，说：
“好啦，咱们别再谈战略战术了。”
“您个人的事还是没有什么进展吗？”达林斯基问道。
“大有进展！”
“怎么，结婚了吗？”
“我现在就天天在等着，她就要来啦。”
“哎呀，你这自由的哥萨克完啦，”达林斯基说，“我衷心恭喜您。可是我还没有头绪呢。”
“哦，贝科夫怎么样？”诺维科夫忽然问道。
“贝科夫嘛，没什么。现在跟着瓦图京<a id="noteBack_2" href="#note_2">[2]</a> ，老样子。”
“真够刚强，什么都不在乎。”
“应该说，像砥柱一样。”
诺维科夫说：
“好啦，见他的鬼去吧。”
他朝着旁边的屋子喊道：
“喂，维尔什科夫，看样子，你是下定了决心叫我们饿死了。你把政委叫来，我们一块儿吃饭。”
但是用不着去叫政委了，他自己来了，站在门口，用很不痛快的声调说：
“诺维科夫同志，不知怎么搞的，好像罗金冲到前面去了。瞧着吧，他会赶在咱们前头踏上乌克兰土地。”
又对达林斯基说：
“中校同志，现在就是这种时候。现在我们害怕友邻部队，胜过害怕敌军。您大概不是友邻部队的吧？不是，显然不是，您是老战友。”
“我看出来，你是真操心乌克兰问题。”诺维科夫说。
格特马诺夫把罐头朝自己面前拉了拉，故意用吓唬的口吻说：
“好哇，诺维科夫同志，不过你要注意，你的叶尼娅就要来了，我只能让你们在乌克兰土地上登记。就让中校同志做证婚人。”
他举起酒杯，用酒杯指点着诺维科夫，说：
“中校同志，咱们来为他那颗俄国心干杯。”
达林斯基动情地说：
“您说的话好极了。”
诺维科夫记得达林斯基一向对政工人员是十分反感的，就说：
“是啊，中校同志，咱们很久没见面了。”
格特马诺夫打量了一下桌上，说：
“真是没东西招待客人，只有罐头。炊事员往往还没有生起炉子，可是指挥所又得换地方了。日日夜夜在运动。您要是在发动进攻之前上我们这儿就好了。现在停一个钟头，跑一个昼夜。拼命往前跑。”
“哪怕再弄一把叉子来也好呀。”诺维科夫对副官说。
“是您不叫人把汽车上的家什卸下来呀。”副官回答说。
格特马诺夫说起他在收复的领土上经过时见到的情形。
“俄罗斯人和加尔梅克人截然不同，”他说，“有很多加尔梅克人在为德国人唱赞歌。要知道，苏维埃政权什么好处没有给他们呀？！要知道，本来是一块到处是破破烂烂的流浪汉、梅毒到处流行、到处是文盲的地方。可是你瞧，不论把狼喂得多么饱，狼还是贪恋草原。”
他对诺维科夫说：
“你该记得，关于巴桑戈夫的事，我曾经提醒过的。我这个党员的感觉果然没有错。不过你不要介意，我这不是责备你。你以为，我这一生犯的错误少吗？你要知道，民族特征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会有决定性的意义，战争的实践已经把这一点显示出来。你可知道，布尔什维克的主要老师是谁？是实践。”
“我赞成您对加尔梅克人的看法，”达林斯基说，“我不久前就在加尔梅克草原上住过，许多地方我都到过。”
他为什么说这话？他在加尔梅克走过不少地方，对加尔梅克人从来没有不好的感觉，倒是对他们的生活和习惯十分感兴趣。但是，这位军政委似乎有一股磁石般的吸引力。达林斯基随时都想赞同他的意见。
诺维科夫微微笑着看了看他，他倒是很了解政委的精神吸引力，很了解这种力量怎样吸引人对他唯唯称是。
格特马诺夫忽然很坦诚地对达林斯基说：
“我知道，您过去也曾经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不过您不要怪布尔什维克党。党也是希望为人民做好事。”
达林斯基一向认为部队中的政工人员和政委都是一团糟的，这时急忙说：
“您怎么啦，这一点难道我还不了解？！”
“是啊，是啊，”格特马诺夫说，“我们有些地方做得很不对头，但是人民会原谅我们的。会原谅的！我们的同志都是好同志，本质是不坏的。不是吗？”
诺维科夫温和地打量了一下坐在一起的人，说：
“我们的军政委好吗？”
“很好。”达林斯基肯定说。
“就是，就是。”格特马诺夫说。
三个人一齐笑起来。
格特马诺夫似乎猜到诺维科夫和达林斯基的心思，看了看表，说：
“我要去休息了，要不然白天黑夜都在运动，哪怕今天睡上一夜也好。十个昼夜没脱靴子了，就像茨冈人一样。参谋长恐怕还在睡着吧？”
“他哪儿是睡觉，”诺维科夫说，“一来到就去察看新的情况了，因为明天早晨咱们又要转移基地。”
等到只剩下诺维科夫和达林斯基，达林斯基说：
“有些事情我总是理解不透。比如，不久前我在里海附近的沙漠上，心情就特别沉重，好像眼看着就要完了。可是结果怎么样？我们能够组织起这样大的力量！非常强大的力量呀！一切都不在话下。”
诺维科夫说：
“可是我却越来越清楚、越来越多地懂得了，什么叫俄罗斯人！俄罗斯人是勇猛的，好比强悍的狼！”
“是强大的力量！”达林斯基说。“主要的是：俄罗斯人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走在了人类最前面，其余的事都是微不足道的。”
“您听我说，”诺维科夫说，“要不要我再谈谈您的工作调动问题？您能不能到我们军里担任副参谋长？咱们一块儿打打仗，行吗？”
“怎么不行？谢谢。那我给谁当副手？”
“给涅乌多布诺夫将军。这是规矩嘛：中校给将军当副手。”
“涅乌多布诺夫？战前他是在国外的吧？是在意大利吧？”
“不错。就是他。他不是苏沃洛夫，不过，总的说，还是可以共事的。”
达林斯基没有作声。诺维科夫朝他看了看。
“怎么样，事情就这样办吧？”诺维科夫问道。
达林斯基用手指头掀起嘴唇，又撑了撑腮帮子。
“您看见吗，有两个坑？”他问道。“这是一九三七年涅乌多布诺夫审问我的时候打掉了我的两颗牙。”
他们互相看了看，沉默了一会儿，又互相看了看。达林斯基说：
“他这个人当然还是精明能干的。”
“当然，当然，他总不是加尔梅克人，是俄罗斯人嘛。”诺维科夫冷笑说。忽然他高声说：“咱们来干杯，不过喝酒可要真的像俄罗斯男子汉！”
达林斯基生平第一次喝这样多的酒。不过，如果不是桌上的两个空酒瓶，旁边的人谁也不会发觉两个人喝得很猛，很带劲儿，除非注意到他们已经互相称呼起“你”。
诺维科夫不知已经是第几次斟满两杯，说：
“来，不要歇气。”
不会喝酒的达林斯基这一次连气也没有歇。他们谈起撤退，谈起战争一开始的那些日子。他们回忆到布柳赫尔和图哈切夫斯基。他们谈到朱可夫。达林斯基还说了说侦讯官在审讯中想从他嘴里得到什么。诺维科夫说到他怎样在进攻开始之前推迟几分钟出动坦克。但是他没有说在判断几位旅长的行动方面犯了错误。
他们谈起德国人，诺维科夫说，一九四一年的夏天好像锤炼了他，使他的心肠永远变硬了，可是等到押送第一批俘虏，他却下令让俘虏吃好一点儿，吩咐用汽车把冻坏和受伤的俘虏送往后方。
达林斯基说：
“刚才我和你们的政委一起骂加尔梅克人。骂得对！可惜你们的涅乌多布诺夫不在这儿。我该和他谈谈，真该和他谈谈。”
“哼，不是有很多奥廖尔人和库尔斯克人跟德国人勾结吗？”诺维科夫说。“比如做了叛徒的弗拉索夫将军，也不是加尔梅克人。我说的那个巴桑戈夫，是一位很好的军人。涅乌多布诺夫是肃反工作人员，政委对我说过他的情况。他不是军人。我们俄罗斯人会打赢的，会打到柏林，我知道，德国人再也挡不住我们了。”
达林斯基说：
“像涅乌多布诺夫，叶若夫，确实是很大的问题，不过俄罗斯现在只有一个，那就是苏维埃俄罗斯。我知道，哪怕把我所有的牙都打掉，我对俄罗斯的爱不会动摇。我至死都要爱俄罗斯。但是要我做这家伙的副手，我不干，你怎么，同志，不是开玩笑吧？”
诺维科夫又一次把两个杯子斟满，说：
“来，咱们喝。”
然后他说：
“我知道，还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我也会变得更糟。”
他忽然换了话题，说：
“唉，我们的事真是可怕。有时一个坦克手被打掉了脑袋，人已经死了，可是还踩着油门，坦克还在前进。一个劲儿地前进，前进！”
达林斯基说：
“我刚才和你们的政委一起骂加尔梅克人，可是我现在却一个劲儿地想着一个加尔梅克老汉。涅乌多布诺夫有多大岁数啦？上他那儿去看你们的新位置，就要跟他见面吗？”
诺维科夫慢慢地用不大听使唤的舌头说：
“我很有福气。再没有更福气的啦。”
于是他从口袋里掏出相片，递给达林斯基。达林斯基一声不响地看了很久，说：
“太美了，真没有说的。”
“美吗？”诺维科夫说。“美倒是算不了什么，像我这样爱她，倒不是因为美。”
维尔什科夫来到门口，站下来，用询问的目光看着军长。
“走开。”诺维科夫慢慢地说。
“喂，你干吗对他这样，他是想问问咱们要不要什么。”达林斯基说。
“算啦，算啦，我还会更糟，会成为下贱的人，我行，用不着教训我。你是中校，和我说话为什么称‘你’？按照军事条令应该这样吗？”
“啊，原来是这样！”达林斯基说。
“算啦，开玩笑你都不懂。”诺维科夫说。心想，幸亏叶尼娅看不见他的醉态。
“愚蠢的玩笑我是不懂。”达林斯基说。
他们表白自己的态度表白了很久，直到诺维科夫提议到新位置去用通条把涅乌多布诺夫打一顿，才算了事。当然他们哪儿也没有去，而是又喝了不少。
三十一
弗拉基米罗芙娜在一天里收到三封信：两封是两个女儿写来的，一封是外孙女薇拉写来的。
她还没有把信打开，只是从笔迹认出是谁的来信之后，就知道信里没有令人愉快的消息。多年的经验告诉她，孩子们大都不喜欢给做母亲的写信报告高兴的事。
三方面来信都请她去：柳德米拉请她上莫斯科，叶尼娅请她上古比雪夫，薇拉请她上列宁斯克。这些邀请向弗拉基米罗芙娜证实了，两个女儿和外孙女的日子都不好过。
薇拉在信里写到父亲，说党内和工作中的一些不愉快的事把他折腾得筋疲力尽。他曾经奉人民委员部的命令去古比雪夫，几天前才从古比雪夫回到列宁斯克。薇拉在信中说，父亲从古比雪夫回来，憔悴不堪，他在发电站坚持战时工作期间都不像这样憔悴。他的问题在古比雪夫一直没有解决，命令他回来，参加恢复发电站的工作，但是告诉他，还不知是否能让他留在发电站人民委员部系统。
薇拉准备和父亲一起从列宁斯克上斯大林格勒去，现在德国人已经不打炮了。市中心还没有收复。去过市内的人说，原来弗拉基米罗芙娜住的房子，只剩了骨架，房顶已经塌了。父亲在发电站住的房子还是完好的，只是石灰剥落了，窗玻璃没有了。父亲和薇拉带小孩子还可以住这所房子。
薇拉写到儿子。弗拉基米罗芙娜看着信都觉得奇怪，小丫头、小外孙女薇拉竟像个大人一样，用一个妇人，甚至是婆婆妈妈的口气写起自己的小孩子的胃病、皮疹、睡觉不安宁、新陈代谢失调。这一切薇拉应该说给丈夫、妈妈听，可是现在她却写信告诉外婆。她没有丈夫，也没有妈妈了。
薇拉提到安德列耶夫，提到他的儿媳妇娜塔莉亚，提到小姨叶尼娅，说父亲在古比雪夫曾经见到她。她没有说自己的事，好像外婆对她的事不感兴趣。
她在最后一页的空白处写道：
“外婆，发电站的房子很大，够咱们住的。我恳求您：来吧。”
薇拉在信里没有写出的，竟用这种突然呼叫的方式表现出来。
柳德米拉的信很短。她写道：
“我看不出我活着有什么意思。托里亚不在了，维克托和娜佳不需要我，他们没有我也能活下去。”
柳德米拉从来没有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弗拉基米罗芙娜明白，女儿和丈夫的关系真的出现了裂痕。柳德米拉请妈妈上莫斯科，这样写道：
“维克托一直很不愉快，可是他一向对您比对我更乐意说心里话。”
再往下是这样的话：
“娜佳现在心思深了，有什么事都不和我说了。现在这成了我们家的风气……”
叶尼娅的信却使人一点也摸不清头脑，信里都是一些含糊话，暗示有很大的麻烦和不幸。她请妈妈上古比雪夫去，同时又写着，她有急事要上莫斯科去一趟。叶尼娅还在信里对妈妈说起里蒙诺夫，说他说了不少称赞妈妈的话。她说，妈妈如果见到他，会感到高兴的，他是一个很聪明、很风趣的人，但是在信里又说，里蒙诺夫上撒马尔罕去了。简直叫人不懂：弗拉基米罗芙娜上古比雪夫，怎么会见到他？
只有一点是明白的，所以弗拉基米罗芙娜一看完这封信，就在心里说：“我的孩子是很不幸的。”
三封信使弗拉基米罗芙娜十分激动。三封信都问到她的健康，问她的房间里是不是暖和。这种关怀使她很感动，虽然她明白，年轻人没有考虑她是不是需要她们。她们是需要她的。不过，也许不是这样。为什么她不向女儿求助，为什么女儿向她求助呢？要知道，她现在孤孤单单，又老，又无家可归，儿子和一个女儿死了，谢廖沙又没有音信。她干工作越来越吃力了，心口经常作疼，头经常发晕。她甚至向厂里的技术领导人要求过，要求从车间调到实验室，她一天到晚在机器中间走来走去取检验样品，实在吃不消。下了班她要站队买东西，回到家里还要生炉子，做饭。而生活又是这样艰难，这样困苦！站队还算不了什么。更糟的是空空的店铺门前没有人站队。更糟的是，她回到家里，不做饭，也不生炉子，就饿着肚子睡到又潮湿又冷的被窝里。
周围的人日子过得都很艰难。从列宁格勒疏散出来的一位女医生，对她说过怎样带着两个小孩子在离乌法一百公里的村子里度过了一个冬天。她住在原来被划为富农的人的空房子里，窗玻璃没有了，房顶拆掉了。她天天要到六公里之外去上班，要经过树林，有时在黎明时候在树丛里会看到绿莹莹的狼眼睛。村子里的人都很穷，庄员都不愿意干活儿，说不论怎么干，反正粮食都要被弄走，因为农庄里欠的公粮总是缴不清。邻居的男人上了前线，老婆带着六个孩子在家里过吃不饱的日子，六个孩子只有一双破毡靴。女医生还对弗拉基米罗芙娜说，她买了一只母山羊，夜里有时趟着很深的雪到很远的田野里去偷荞麦，从雪底下往外扒没有收净的发霉的干草。她说，她的两个孩子因为在乡下听了不少粗野的骂人的话，也学会了骂娘，所以喀山小学的一位女教师对她说：“我第一次见到一年级学生像个醉汉一样骂娘，还是列宁格勒来的孩子呢。”
现在弗拉基米罗芙娜住在维克托原来住的小房间里。宽敞的堂屋里住的是二房东夫妇，也就是本来的租户，他们在维克托一家离开之前原是住在偏房里的。二房东夫妇是很不安生的人，常常因为家庭琐事争吵。
弗拉基米罗芙娜很生他们的气，不是因为他们吵闹得不安宁，而是因为他们向她这个遭难的苦老婆子要的房租太高，这么一个小房间，每月房租二百卢布，占她的工资的三分之一还多些。她觉得，这些人的心肠是用胶合板和白铁做成的。他们想的只是吃的和用的东西。从早到晚谈的都是素油、腌肉、土豆、在旧货市场上买的和卖的东西。夜里他们嘁嘁喳喳地说话。二房东太太对丈夫说，住在这房子里的一个做工长的邻居，从农村弄来一口袋白白的瓜子和半口袋玉米，又说今天集市上卖的蜂蜜很便宜。
二房东太太尼娜很漂亮，高高的个子，苗条的身段，灰色的眼睛。结婚之前她在工厂工作，参加过业余文艺活动，演过歌剧，也演过话剧。二房东谢苗·伊凡诺维奇在军事工厂工作，是一名锻工。年轻时候他在驱逐舰上工作过，是太平洋舰队中量级拳击冠军。现在这对夫妇当年的英姿似乎成了不可思议的了——谢苗·伊凡诺维奇早晨在上班之前就喂鹅，给小猪煮食儿，下班回来就在厨房里忙活，淘米，修鞋子，磨刀，洗瓶子，说说工厂里的司机怎样从远地的农庄里弄来面粉、鸡蛋、羊肉……尼娜就和他抢着说自己的无数病症，还说她怎样经常去找名医，说她怎样拿毛巾换豆角，说邻居一个妇女向一个疏散出来的女子买了一件马皮上衣和五个小碟子，说怎样炼猪油和混合油。
他们是不坏的人，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和弗拉基米罗芙娜谈起过战争，没有谈过斯大林格勒，没有谈过苏联情报局的战报。
他们又怜悯又瞧不起弗拉基米罗芙娜，因为女儿走后，没有了科学院的定量供应，她就经常处于半饥饿状态。她没有糖，没有油，喝的是白开水，菜汤是公共食堂的，有一回连小猪都不肯喝这种汤。她没有钱买木柴。她也没有东西卖。她的穷困使二房东夫妇感到不快。有一天晚上，弗拉基米罗芙娜听到尼娜对丈夫说：“昨天我只好给老婆子一张烙饼，当着她的面吃东西，她饿着肚子坐在那儿看着，实在叫人不舒服。”
夜里弗拉基米罗芙娜睡不好。为什么谢廖沙没有音信？她睡的是柳德米拉原来睡的铁床，似乎女儿夜间的预感和思绪都传给了她。
人多么容易死。活下来的人多么痛苦。她想着薇拉。薇拉的丈夫也许死了，也许是把她忘了，薇拉的父亲很苦恼，件件事情都不顺心……但就连死亡和痛苦都没有消除柳德米拉和维克托之间的隔阂，让他们亲密起来。
晚上，她给叶尼娅写了一封信：“我的好孩子……”可是到了夜里，她为叶尼娅难过起来：真是一个可怜的丫头，她现在日子过得多么不安宁，今后会怎么样呀。
维克托的妈妈，索菲亚·列文顿，谢廖沙……契诃夫是怎么写的：“米修斯，你在哪儿呀？”<a id="noteBack_3" href="#note_3">[3]</a>
“到十月革命节要把鹅杀了。”谢苗·伊凡诺维奇说。
“我拿土豆喂鹅，为的是把鹅杀了吗？”尼娜说。“你听我说，等老婆子走了，我想把地板漆一漆，要不然地板要烂了。”
他们总是谈这样那样的东西，他们生活的天地里充满了东西。在这个天地里没有人的感情，只有木板、铅丹、米、钞票。他们是勤劳而诚实的人，所有的邻居都说，尼娜和谢苗·伊凡诺维奇从来没有拿过别人的一文钱。但是他们既不关心一九二一年伏尔加地区的饥饿，也不关心医院里的伤兵、瞎眼的残疾人、大街上无家可归的孩子。
他们和弗拉基米罗芙娜截然不同。他们对人、对共同事业、对别人的痛苦的冷漠是自然而然的。可是她却常常想着别人，为别人操心，常常因为一些跟自己、跟家里人无关的事情十分愤怒，或者非常高兴……普遍集体化时期的事、一九三七年的事、因为丈夫而进劳改营的一些妇女的遭遇、进入收容所和保育院的失去父母的孩子们的遭遇、德国人杀害俘虏、军事上的挫折和失利，这一切都使她十分痛苦，使她不得安宁，就像她自己家里遭遇了不幸。
她这一点，不是她读过的好书教她的，也不是生活、朋友、丈夫教她的，也不是来自她出身的民意党人家庭的传统。她就是这样，不可能是另一种样子。她没有钱，到发工资还有六天。她没有东西吃。她的全部财产可以用一块手帕包起来。但是她在喀山，一次也没有想过在斯大林格勒的住宅里被烧掉的东西，没有想过家具、钢琴、茶具、丢掉的羹匙和叉子。她甚至也没有心疼被烧掉的书。
而且，她竟远离思念着她的亲人，跟志趣迥异的人住在一座房子里，这也有点儿奇怪。
在收到亲人来信之后的第三天，卡里莫夫来找弗拉基米罗芙娜。
她见他来了，十分高兴，请他一块儿喝用野蔷薇煮的开水。
“您收到莫斯科来信很久了吗？”卡里莫夫问道。
“才三天。”
“是这样，”卡里莫夫说，并且笑了笑，“我是想问问，从莫斯科来一封信走多久？”
“您看看信封上的邮戳。”弗拉基米罗芙娜说。
卡里莫夫仔细看了看信封，忧虑地说：
“走了九天。”
他沉思起来，似乎信走得慢对他有一种特别的意义。
“据说，这是因为检查，”弗拉基米罗芙娜说，“天天信很多，无法及时检查。”
他用好看的黑眼睛朝她的脸上看了看。
“这么说，他们在那儿一切顺利，没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吗？”
“您的气色很不好，”弗拉基米罗芙娜说，“您一副病容。”
他就像否认别人的责难似的，急忙说：
“您说的不对！恰恰相反！”
他们谈起前方的战事。
“连孩子们都明白，现在战争出现了决定性的转折。”卡里莫夫说。
“是呀，是呀，”弗拉基米罗芙娜笑了笑，“现在连小孩子都明白了，可是去年夏天所有的圣人都认为，德国人一定会胜利。”
卡里莫夫忽然问道：
“您一个人过日子，大概很困难吧？我看到，您是自己生炉子。”
她沉思起来，皱起眉头，就好像卡里莫夫问的问题很复杂，一下子回答不上来。
“您是来问我生炉子是不是困难的吗？”
他摇了几下头，后来沉默了很久，一面看着放在桌上的两只手。
“最近把我传了去，询问我们在这儿聚会和谈话的情形。”
她说：
“那您干吗不说？干吗要说什么炉子？”
卡里莫夫注视着她的眼神，说：
“当然，我不能否认，我们谈过战争，谈过政治。如果说四个成年人仅仅谈电影，那是可笑的。当然，我说，我们不论谈什么，我们说的都是苏联爱国主义者该说的话。我们都认为，人民在党和斯大林同志领导下一定会取得胜利。总的来说，问的问题还不是带有敌意的。但是过了几天，我担心起来，简直睡不着觉。我仿佛觉得，维克托出了什么事情。而且，马季亚罗夫又出了一件奇怪的事。他上古比雪夫的师范学院去，有十天了。这儿的学生等着他上课，可是不见他回来，系主任往古比雪夫发了电报，可是没有回音。我夜里躺在床上，脑子里直翻腾。”
弗拉基米罗芙娜没有作声。
他小声说：
“真不得了，几个人在茶余酒后说说话儿，就要怀疑，就要传讯。”
她没有作声。他用询问的目光看了看她，恳求她说话，因为他已经把一切都对她说了。可是她没有说话，于是卡里莫夫觉得，她没有说话是要让他明白：他没有把话全说出来。
“事情就是这样。”他说。
弗拉基米罗芙娜没有作声。
“哦，我忘了，还有呢，”他说，“他，也就是那个同志，还问：‘你们谈过言论自由的问题吗？’是的，谈过这方面的问题。哦，还有，后来忽然问我，是不是认识柳德米拉的妹妹和她的丈夫，好像是姓克雷莫夫的。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维克托也从来没有对我说起过她。我就是这样回答的。后来又问：维克托是否和我个人谈过犹太人的地位问题？我问：‘为什么偏偏和我谈？’他们回答说：‘您要知道，您是鞑靼人，他是犹太人。’”
等到卡里莫夫已经告过别，穿着大衣、戴着帽子站在门口，用手指头敲着当初柳德米拉从里面抽出报告儿子受重伤的那封信的信箱。
弗拉基米罗芙娜说：
“不过，很奇怪，这跟叶尼娅有什么关系？”
当然，不用说，不论卡里莫夫，不论她，都无法回答：为什么喀山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要问住在古比雪夫的叶尼娅以及在前方的她原来的丈夫？
很多人都相信弗拉基米罗芙娜，她经常听到一些类似的事情和自我表白，很容易觉察到说话的人有话没有说完。她也不想给维克托发出警告，她知道，这没有任何用处，只能使他更加提心吊胆。她也不想猜测，是哪一个参与闲谈的人把话说出去或者告密的；想猜出这样的人是很难的，有时到末了这种事恰恰是最不受怀疑的人干的。内务部门的案子有时是在无意中酿成的，比如，因为信里一句含含糊糊的话，一句笑话，因为不小心在厨房里当着邻居的面说的一句话；这样形成的案件不算稀罕。可是，为什么侦讯员忽然向卡里莫夫问起叶尼娅和克雷莫夫？
她又是很久不能睡着。她很想吃东西。从厨房里飘来油饼香味，好像是用素油在烙土豆饼，还有洋铁盘子的叮当声，谢苗·伊凡诺维奇安静的说话的声音。天啊，她多么想吃啊！今天中午食堂里的菜汤简直是泔水汤，她没有喝完，现在觉得十分可惜。吃的念头截断别的念头，把别的念头搅乱了。
第二天早晨她来到工厂，在门口岗棚里遇到厂长的秘书，是一个上了年纪、面孔像男子似的不和善的女人。
“沙波什尼科娃同志，中午休息时候，请到我这儿来一下。”女秘书说。
弗拉基米罗芙娜很惊奇：难道厂长这样快就答应了她的请求？她在工厂的院子里走着，心中忽然出现了一个想法，随即就把这个想法说出口来：
“在喀山住够了，我回家去，上斯大林格勒去。”
三十二
战地宪兵队队长哈尔布传唤连长列纳尔德，让他到德军第六集团军司令部来。
列纳尔德迟迟未到。保卢斯新发了一道命令，严禁小汽车使用汽油。所有的汽油都归集团军参谋长施密特将军掌握。这样一来，即便死十次，都别想得到将军批的五公升汽油。现在不仅没有汽油供应士兵的打火机，也没有汽油供应军官的小汽车了。
列纳尔德只好等待司令部往城里送机要信件的汽车，一直等到晚上。
小汽车在结了冰的柏油路上奔驰着。在前沿阵地的掩蔽所和掩体之上，在无风而寒冷的空气中，飘荡着半透明的淡淡的烟气。在大路上，一群群伤兵头上裹着手帕和毛巾，朝城里走着，还有司令部从城里调往工厂去的士兵，头上也裹着毛巾，腿上还裹着破布。
司机把汽车停在路边躺着的一匹死马跟前，检查起马达来。列纳尔德看着几个胡子拉碴、面带忧虑之色的人用斧子在砍冻肉。有一个士兵爬到露出来的马的肋骨上，就像一个木匠在没有盖好的屋顶的椽子上干木匠活儿。旁边的瓦砾堆里生着一堆火，用三角架支着一口黑锅，周围站着的士兵有的戴钢盔，有的戴军帽，有的裹着棉被，有的裹着围巾，背着冲锋枪，腰上挂着手榴弹。炊事兵用刺刀不停地把从水里往上冒的一块块马肉往下按。掩蔽所顶上有一名士兵不慌不忙地在啃一块马骨头上的肉，那块马骨头很像一张特大型号的口琴。
忽然夕阳把大路和一座空荡荡的楼房照得通亮。楼房的一个个被烧空了的眼眶充满了冰冷的血，被战争的硝烟弄脏又被炮弹炸翻起来的积雪泛出金黄色，死马的黑红色腹腔也亮堂了，大路上的卷地风雪像铜蒺藜似的盘旋起来。
晚霞具有一种特性，可以揭示事物的本质，可以使视觉变为画面，变为历史，变为感情，变为命运。一片片泥污和烟熏的痕迹在即将离去的夕阳中像成百上千的人在说话，人会看到逝去的幸福、无法挽回的损失、痛心的失误，也会看到希望的永恒的美。
这是穴居时代的场面。威风一时的勇士们，民族的精英，大日耳曼的建造者们，被抛出了胜利的道路。
列纳尔德看着裹了破布的人们，凭自己的锐敏感觉理解了：理想正如这西下的夕阳，就要消失了。
如果精力极其旺盛的希特勒、掌握着最先进理论的强盛而有作为的民族，能够把这些望着煮马肉的锅上冒出灰烟的人们，带到冰封的伏尔加河的静静的岸边，来到这瓦砾场上，来到这肮脏的雪地上，来到这夕阳染红了的窗子前面，能够使他们这样乖乖地顺从，可见生命的深处有一股多么愚蠢，多么迟钝的力量……
三十三
保卢斯的司令部设在被烧毁的百货公司大楼的地下室。长官们按照既定的次序一个个来到自己的办公室，值班参谋向他们报告有关文件的内容，报告战局变化、敌军的行动。
电话机不停地发出叮铃声，打字机嗒嗒响着，司令部第二科科长申诺克低沉的笑声从胶合板的门后面传出来。来去匆匆的副官们的皮鞋依然在石板地上咯吱咯吱响着，装甲部队司令戴着单眼镜来到自己的办公室之后，走廊里依然有法国香水的气味，似乎与潮气、香烟气味、皮鞋油气味混合，又似乎没有混合。身穿皮领军大衣的集团军司令从地下办公室的狭窄通道上走过的时候，说话声和打字机声音依然会一下子停下来，几十双眼睛依然会注视着他那沉思的长着鹰钩鼻子的脸。保卢斯的日程依然像原来那样安排，依然将原来那样多的时间用于饭后抽烟，同集团军参谋长施密特将军交谈。无线电话务士官依然常常带着粗俗的傲慢神情，不顾正常的日程安排，不理睬亚当斯上校垂下的眼睛，带着希特勒的标明“亲手交接”的电报，径直走向保卢斯。
当然，表面上一切都没有变化，但实际上自从被包围的那一天起，司令部里的人的生活中发生了许多变化。
他们喝的咖啡的颜色有了变化，变化还表现在向战线西面架设的电话线，表现在新的弹药消耗标准，表现在每天都发生的“容克”运输机穿越空中封锁时着火和坠毁的可怕场面。还出现了一个新的名字——曼施坦因，这个名字在官兵们耳朵里压倒了其他的名字。
列举这些变化是没有必要的，毋须本书描述，这些变化也是显而易见的。很明显，以前吃得饱饱的人，现在常常感到饿了；很明显，以前挨饿和吃不饱的人的脸色变了，变成了土色。当然，德军司令部里的人也发生了内在的变化：高傲的、目空一切的人不再那么神气活现，好吹牛的不再吹牛，原来十分乐观的人骂起了元首，并且开始怀疑他的政策的正确性。
但是，在那些迷恋于民族国家的无人性精神，被其束缚的德国人的头脑和心灵中，还开始了特别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触及人类生活的土壤，而且触及土壤的下层，正因为这样，人们还没有明白，没有觉察到。
这种变化过程很难感觉出来，就像很难感觉出时间在移动一样。在饥饿的痛苦中，在夜晚的恐怖中，在大难临头的感觉中，慢慢地开始了人性自由的解放过程，也就是人变为人、生命战胜非生命的过程。
十二月的白昼越来越短，十七个小时的寒冷的夜晚越来越长。包围圈越来越紧，苏军大炮和机枪的火力越来越猛……啊，俄罗斯草原上的寒冷是多么严酷无情，就连习惯了寒冷、穿着皮袄和毡靴的俄罗斯人都感到难以忍受。
头顶上是寒冷而严酷的天空，天空流露着一股无情的肃杀气氛，一串串冷冰冰的星星像锡制的树挂似的，出现在冻得一动不动的天上。死去的和注定要死的人怎么会懂得，这是几千万德国人过了十年惨无人道的生活之后，开始过人的生活的最初时刻！
三十四
列纳尔德来到第六集团军司令部门前，在苍茫的暮霭中看到一名灰脸的岗哨孤单地站在傍晚时候的灰墙边，他的心就剧烈地跳动起来。等他来到司令部的地下室走廊里，他看到的一切，使他又留恋，又悲伤。
他看到一扇扇门上用哥特字体写的牌子：“第二科”、“副官处”、“科赫将军”、“德拉乌里克少校”。他听到打字机的嗒嗒声，他听到说话声，体验到一种感觉，感觉到与他熟悉、亲近的作战伙伴、党内的同事、党卫军战友们紧密相连的父子兄弟般的感情——他看到他们在夕照中——他们的命要完了。
他来到哈尔布的办公室门口，还不知道要谈的是什么，不知道这位党卫军少校是不是想和他谈自己的感受。
正如在和平时期在十分熟悉的党内工作的同事中常见的，他们并不看重军衔的高低，在彼此相处中保持着同志间的随便态度。他们见了面，一般都会一边闲聊，一边谈着工作。
列纳尔德善于用几句话说明复杂事情的实质，他的话有时会在一级级报告文稿中作长途旅行，一直到达柏林的最高层办公室。
列纳尔德走进哈尔布的办公室，简直认不得他了。列纳尔德凝视着他那胖胖的、并没有消痩的脸，一下子弄不清楚：难道仅仅是哈尔布那聪明的黑眼睛的神情发生了变化？
墙上挂着斯大林格勒地区的地图，一个炽热的、无情的红圈子围住了第六集团军。
“列纳尔德，咱们在岛上了，”哈尔布说，“围绕咱们这个岛的不是水，而是下等人的仇恨。”
他们说起俄罗斯的寒冷、俄罗斯的毡靴、俄罗斯的油脂，说俄罗斯的酒害人，本是取暖的，结果越喝越冷。哈尔布问，在前沿阵地上官兵关系有什么变化。
“如果想一想的话，”列纳尔德说，“我看不出一个上校的想法和士兵们的议论有什么不同。总的说，都是一种调调儿，没有什么乐观的。”
“各个营里在唱这种调调儿，司令部里也在唱这种调调儿。”哈尔布说。为了加强效果，又慢慢地说：“而这一合唱的领唱人便是我们的上将。”
“唱是唱，但是和以往一样，还没有人倒戈。”
哈尔布说：
“我有一点疑问，这和根本问题有关系。希特勒要第六集团军坚持，保卢斯、魏克斯、蔡茨列尔却表示要拯救官兵的性命，提出要投降。我得到命令，要我秘密地征求意见，斯大林格勒被包围的部队是不是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脱离指挥。俄罗斯人把这叫做自由行动。”
他把“自由行动”这个词儿说得很准确、清楚、漫不经心。
列纳尔德懂得问题的严重性，沉默了一阵子。然后他说：
“我想先说说个别情况。”于是他谈起巴赫：“在巴赫的连里，有一个面貌不清的士兵。这个士兵原来是年轻人取笑的对像，可是现在，从被包围的时候起，大家都跟他亲近起来，一齐看着他……我开始考虑他们这个连，考虑这个连的连长。在胜利的时候，这个巴赫是全心全意拥护党的政策的。可是现在我猜想，他的头脑里在发生变化，他在看风向了。所以我就问自己：为什么他连里的士兵和不久前他们天天取笑、又像疯子、又像小丑的一个人亲近起来？这个人在这危难时期会干出什么呢？他会把士兵们带到哪儿去呢？他们的连长又会怎样呢？”
他接着说：
“回答这一切是很难的。但是有个问题我可以回答：士兵们不会造反。”
哈尔布说：
“现在可以特别清楚地看出党的英明了。我们不仅毫不动摇地清除了人民身体上受传染的部分，也清除了表面上健康、但在困难环境中有可能腐烂的部分。各城市、部队、农村、教堂里的自由主义分子和思想敌人都已清除干净。牢骚、怪话、匿名信不管有多少，都没什么事。哪怕敌人不是在伏尔加河上包围我们，而是在柏林把我们包围，也不会有人造反！这一切我们都要感谢希特勒。还应感谢上帝，是上帝在这样的时期给我们派了这个人来。”
他听了听头顶上滚动着的低沉而缓慢的隆隆声。在很深的地下室里，无法听清，是德军的大炮在发射，还是苏联空军的炸弹在爆炸。
哈尔布等到轰隆声渐渐平息下来之后，说：
“您享受普通军官待遇，实在不应该。我把您列入一份名单，在这份名单中都是最受看重的党内朋友和保安人员，师部里会按时把机要通信文件送给您。”
“谢谢，”列纳尔德说，“不过我不希望这样，我只享受别人也享受到的待遇。”
哈尔布把两手一摊。
“曼施坦因怎么样？听说，给他供应了新的装备。”
“我不相信曼施坦因，”哈尔布说，“这方面我赞同集团军司令的看法。”
因为多少年来他说的一切都属于高度机密范围，所以很习惯地用小声说：
“我有一份名单，都是一些重要的党内朋友和保安工作人员，在必要撤离时保证在飞机上有他们的位子。这份名单上也有您。假如我不在，由奥斯津上校代理。”
他看出列纳尔德眼睛里有疑问神情，就解释说：
“可能，我要飞往德国。事情高度机密，所以既不能靠文件，也不能靠电报。”
他眨了眨眼睛，说：
“在起飞之前我要好好地喝一顿，不是因为高兴，而是因为害怕，苏联人打掉很多飞机了。”
列纳尔德说：
“哈尔布同志，我不坐飞机。我劝大家战斗到底，如果我把大家抛下，感到有愧。”
哈尔布微微欠了欠身子，说：
“我没有权利劝您不要这样。”
列纳尔德有意冲淡过分严肃的气氛，就说：
“如果可能的话，请帮助我从司令部回到团里去。因为我没有汽车。”
哈尔布说：
“无能为力！我是第一次完全无能为力！汽油在老狗施密特手里。我一点也弄不到。懂吗？我是第一次！”在他的脸上出现了朴实的、不是他自己本来的——也许正是本来的——表情，正是这种表情使列纳尔德一见面没有认出他来。
三十五
傍晚时候，天气稍微暖和了一些，下了一场雪，把战争的硝烟痕迹和泥污掩盖起来。巴赫在黑暗中巡视着前沿工事。枪响处闪烁着微弱的白光，圣诞节火花一样，白雪被信号弹映照得时而发红，时而泛出闪烁不定的柔和的绿光。
在这一阵阵的闪光中，一条条石头山岭，一个个洞穴，像冻住的波浪似的一道道断墙，新走出的许许多多羊肠小道——有去吃饭走出的、上厕所走出的、搬运弹药走出的、往后方送伤员走出的、掩埋死者走出的——这一切都显得很异常、很特别。同时一切又显得十分熟悉、平常。
巴赫来到一处地方，这地方受到苏军火力控制，一部分苏军就隐藏在一座三层楼的断墙内，现在那里面却响起手风琴声和悠扬的歌声。
墙上的豁口便是苏军前沿的观察点，可以看到一座座工厂的厂房和冰封的伏尔加河。
巴赫唤了一声哨兵，但是没听清岗哨的答话，因为这时有一颗炸弹突然爆炸，冻土块打鼓似的纷纷撞击着楼房的断墙；这是关了马达低空滑翔的苏军小飞机投下的小型炸弹。
“一只瘸腿的俄罗斯老鸹。”一名哨兵说着，指了指黑沉沉的冬日天空。
巴赫蹲下来，胳膊肘撑在一块熟悉的凸出的石头上，四下里打量了一阵子。高高的墙上晃动着淡淡的、红红的影子，这说明苏军士兵在生炉子，烟囱红了，射出暗淡的亮光。看样子，在苏军的掩蔽所里，士兵们在大吃大嚼，在热热闹闹地喝热咖啡。
在右面，在苏军战壕与德军战壕接近的地方，可以听到钢铁撞击冻土的缓慢而低沉的声音。
苏军躲在地下，缓慢然而不断地把自己的战壕向德军推移。像这样在石头般的冻土中推进，其中就有一股笨拙而强大的劲头儿。似乎是土地本身在移动。
下午，一名中士向巴赫报告说，从苏军战壕扔过来一颗手榴弹。手榴弹炸坏了连队锅灶的烟囱，把很多脏东西撒进战壕里。
快到黄昏时候，一名身穿白色小皮袄、头戴新皮帽的苏军士兵从战壕里探出身子，骂起娘来，并且威胁似的挥舞着拳头。
德国人没有开枪，他们本能地明白，这事儿是士兵自发的行动。
那名苏军士兵叫喊起来：
“喂，狗崽子们，想喝俄国酒吗？”
这时从战壕里爬出一名蓝灰色眼睛的德国兵，为了不让军官们听见，用不很大的声音喊道：
“喂，俄国人，不要照头上开枪。还要回家看妈妈呢。你把枪拿去，把皮帽子给我。”
苏军战壕里回答了一句话，而且是很简短的一句。虽然是一句俄语，可是德国人懂了，而且很生气。一颗手榴弹飞来，飞过了战壕，在交通壕里爆炸了。但是已经没有人对这感兴趣了。
中士艾捷纳乌克也把这一情况向巴赫报告了，巴赫说：
“喊就让他们喊吧。没有人跑过去嘛。”
可是这时候，这名满嘴生甜菜气味的中士报告说，士兵别津科费尔不知用什么方式和敌军交换了物品，他的口袋里有方块糖和苏军士兵的面包。他还拿了一名弟兄的刮脸刀代为交换，答应给他换一块炼油和两盒压缩饼干，说定要一百五十克炼油作为代替交换的佣金。
“还有什么好说的，”巴赫说，“马上把他给我叫来。”
可是，原来上午别津科费尔在执行上级的任务时就英勇牺牲了。
“那您想叫我怎么样？”巴赫说。“反正德国人和俄国人早就在做生意了。”
可是中士艾捷纳乌克无意开玩笑。他一九四〇年五月在法国受的伤还没有完全愈合，两个月前就被飞机送到斯大林格勒，离开了德国南部他所服务的警察营。他天天挨饿挨冻，又是虱子咬，又是担惊害怕，一点幽默感都没有了。
那边，一座座隐隐约约、在黑暗中很难看清的白色石头楼房，那是巴赫初到斯大林格勒生活过的地方。满天繁星的九月的天空，浑浊的伏尔加河水，大火之后通红的墙壁，再过去便是俄罗斯东南部的草原，那是亚洲沙漠的边界。
城市西郊的房屋沉没在黑暗中，大雪覆盖的瓦砾呈现在眼前——那就是他的生活……他为什么在医院里给妈妈写那封信？大概妈妈把那封信给古别尔特看了！他为什么要和列纳尔德交谈？
人为什么要有记忆？为什么真想一死了事，什么都不再想起？他在被包围之前不应当对人生那样认真，应当采取疯狂的醉态，应当干他在长期的困难年月里没有干过的事情。
他没有杀害过孩子，一生没有逮捕过什么人。但是他拆毁了很不牢实的保护心灵纯洁、拦阻周围黑暗的堤坝。集中营和犹太人的血朝他涌来，把他漂起，把他冲走，他与黑暗之间的界限已经没有了，他已经成为这黑暗的一部分。
他这是怎么一回事？是不足道的事，是偶然的事，还是他的心灵必然的发展？
三十六
连队的掩蔽所里很暖和。有的坐着，有的躺着，朝低矮的天花板跷着腿，有几个人睡着，用军大衣蒙着头，露着黄黄的光脚板。一名特别瘦的士兵扯着领口，用世界上所有的士兵观察自己的衬衣缝和衬裤缝都会用的仔细而又凶狠的目光打量着衣缝，说：
“你们可记得去年九月咱们住过的那个地下室？”
另一个躺着的士兵说：
“我见到你们，已经是在这儿了。”
有几个人回答说：
“可以说，那个地下室真好……那儿还有床，就像是很讲究的房间……”
“也有人在莫斯科郊外就灰心丧气了。我们却一直打到伏尔加河边。”
有一名士兵在用刺刀劈一块木板，这时他打开炉门，往火里添小木片儿。炉火照亮了他胡子拉碴的大脸，那张脸由灰灰的石头颜色变成红红的古铜色。他说：
“哼，你要知道，用不着得意，咱们是从莫斯科郊外的泥坑来到更臭的泥坑。”
放背包的黑暗的角落里响起一个快活的声音：
“现在倒是很清楚，没有更好的办法过圣诞节啦：吃马肉。”
一谈起吃，大家都活跃起来。大家争论起煮马肉怎样去掉马肉的汗臭味儿。有的说要撇掉滚汤上面的黑沫，有的说不能用大火煮，有的说要把马屁股上的肉去掉，还不能把冻肉放到冷水里，要一下子放进滚水里。
“侦察兵日子过得顶快活，”一名年轻士兵说，“他们可以搞到俄罗斯人的东西，又拿这些东西在地下室里养活自己的俄罗斯娘们儿。可是有的傻瓜还觉得奇怪，不知道为什么有些年轻漂亮的娘们儿就喜欢侦察兵。”
“我现在已经不想那种事儿了，”在生炉子的士兵说，“不知道是情绪问题，还是伙食问题。倒是希望在临死前看看孩子。哪怕看一眼也好……”
“军官们可是在想！我在住着老百姓的一个地下室里见到过连长。他在那儿就像自家人，一家人。”
“你到那个地下室里去干什么的？”
“我吗，我是送衣服去洗。”
“我曾经在集中营里当过看守。常常看到俘虏们捡土豆皮吃，还为烂白菜叶子打架。我那时候想，哼，这简直不是人。谁知我们现在也成了猪。”
堆放背包的黑暗处有一个声音像唱歌一样地说：
“从抢母鸡开的头！”
门突然开了，随着一团团潮湿的热气，出现了浑厚而响亮的声音。
“起立！立正！”
在雾气中闪过巴赫的脸，接着响起陌生的皮靴声，于是掩蔽所里的人看到了师长浅蓝色的军大衣，眯着的近视眼，戴着金戒指、用绒布擦着眼镜的苍老的白手。
他用他那不太用劲就能在练兵场上既让团长们听见又让站在左翼的普通士兵们听见的声音说：
“你们好。稍息。”
士兵们很不整齐地向他问好。将军坐到一个木箱子上，炉火黄黄的光在他胸前的黑色铁十字上掠过。
“平安夜到了，我向你们祝贺。”老将军说。
陪他来的几名士兵把一个箱子抬到炉子旁边，用刺刀把箱盖撬开，从里面拿出一株株用玻璃纸包着的巴掌大小的圣诞枞树。每一株枞树上都装饰着金线、珠子、小小的水果糖。
将军看着士兵们把玻璃纸包解开，招手把上尉叫到跟前，对他小声说了几句话，于是巴赫大声说：
“中将要我告诉你们，圣诞礼物是用飞机从德国送来的，飞行员在斯大林格勒上空受了致命伤，在皮托姆尼卡降落。等到把他从驾驶舱里抬出来，他已经死了。”
三十七
大家用手掌托着小小的枞树。小枞树到了暖和的空气里，挂起许多小小的露珠儿，顿时使地下室里充满枞针气味，驱走了那种难闻的停尸间和铁匠铺的气味——前沿阵地的气味。
坐在炉前的老将军的白头上似乎散发出圣诞节的气味。
巴赫敏感的心感觉出此时此刻的可悲与美妙。这些曾经瞧不起苏军重炮火力的人，这些凶狠、粗暴、挨够了饥饿和虱子咬、苦于弹药不足的人，不用说话一下子就明白了：他们需要的不是绷带、不是面包、不是弹药，而是这些装饰着无用的玩意儿的枞树枝儿，这些孤儿院的小小糖果。
士兵们把坐在箱子上的老将军围住。是他在夏天带领摩托化师的先头部队来到伏尔加河边。他一生时时处处都在做演员。他不仅在队列前演戏，在和司令谈话时演戏，就是在家里，和妻子在一起，在公园里散步的时候，和儿媳妇、和孙子在一起的时候，他都在演戏。夜里他一个人睡在被窝里，他的将军裤放在旁边安乐椅上的时候，他也在演戏。当然，他在士兵们面前也要演戏，当他问起他们的母亲，当他皱起眉头，当他听到士兵们的风流事儿说起粗俗的笑话，当他问到士兵们的伙食而且故作关心地舀起汤尝尝的时候，当他在尚未埋上的士兵坟前垂下严肃的头的时候，当他在新兵队列前发表格外语重心长的、慈父般的讲话的时候，他都是演戏。这种表演不仅在外部，而且发自内心，溶化在思想中、在心中。他不知道他在表演，要把他和他的表演分开是不可能的，就好比无法把盐从盐水中滤出来。他带着他的表演来到连队掩蔽所，他敞开大衣，坐在炉旁的箱子上，都是表演。他镇定而忧伤地看了看士兵们，并且向他们祝贺，也是表演。老将军从来不觉得自己在表演，一旦明白了自己在表演，就表演不成了，就从他身上脱落了，就好比冻结的盐从冷冻的水中分离了出来，剩下淡水，剩下了老年人对挨饿、受罪的人的怜悯心。坐在束手无策的不幸者中间的是一个束手无策、软弱无力的老人。
一名士兵轻轻地唱起一支歌儿：
枞树呀，枞树，
你的针叶多么绿……
有几个人跟着唱起来。针叶的气味使人心醉，儿歌的声音好像圣者的喇叭声：
枞树呀，枞树……
一股股被忘却、被抛弃的感情从海底、从冷冻的深处漂浮出来，早已不再想起的一些念头挣脱出来……
这些念头既不使人愉快，又不使人轻松。但是它们的力量是人的力量，也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力量。
大口径的苏军炮弹一个接一个沉雷般地爆炸。俄国佬有些生气，显然是猜到被包围的人在过圣诞节。谁也没有注意顶上掉下来的碎土，没有注意炉子里冒出一阵红红的火星。
急促的铁鼓声撞击着大地，大地吼叫着——是俄国佬打起了他们心爱的火箭炮。接着重机枪又嗒嗒响了起来。
老将军坐着，垂着头——这是长期生活劳累了的人常有的姿势。舞台上的灯光熄了，卸了妆的人来到灰色的白日亮光下。现在各种不同的人都一样了。不论是率领摩托化部队进行过闪电式突击的传奇式的将军，微不足道的士官，还是被怀疑有反对国家的不良思想的士兵施密特，全都一样了。巴赫心想，列纳尔德此时此刻是不会受什么影响的，他已经不可能有什么变化，他的德国的、国家的观念不可能变为人的观念了。
他转过头朝门口看了看，却看到列纳尔德来了。
三十八
连里最出色的士兵什通普弗，常常使新兵又怕又敬佩的，现在变了。他那长着一双明亮的眼睛的大脸消瘦了。军服和大衣变成了保护身体、抵挡俄罗斯寒风的皱皱巴巴的旧衣服。他不再说俏皮话，他说的笑话也不使人觉得好笑。
他比别人饿得更难受，因为他的块头大，需要量也大。
因为他天天饿得难受，所以早晨一起来就出去找东西吃。他在瓦砾堆中翻来翻去地寻找，向人讨东西吃，捡面包渣子吃，上厨房里值班。巴赫总是看到他那留神而紧张的脸色。他不仅在空闲时间，而且在作战时间也在想吃的东西，找吃的东西。
巴赫有一次朝居民的地下室走去的时候，看到一名饥饿的士兵宽宽的脊背和宽宽的肩膀。这名士兵在一块空地上翻来翻去地寻找着，这地方在被包围之前是厨房和本团供应科的仓库。他在地上捡白菜叶子，寻找和橡子一样大的冻土豆，当时因为太小没有下锅的。从石头墙后面走出一个高高的老婆子，穿着破烂的男军大衣，腰里扎着绳子，脚上穿的是穿坏了的男式足球鞋。她迎着士兵走来，凝神注视着地面，用一个粗铁丝做成的钩子在雪地上扒拉着。
他们都没有抬头，从雪地上碰到一起的影子互相看到了。
大块头德国兵抬起眼睛看着高大的老婆子，带着信赖的神气在她面前拿着一片烂了不少窟窿的云母色的白菜叶子，慢慢地，因此显得很庄重地说：
“您好，老太太。”
老婆子慢慢撩开溜到额头上的头发，用善良而聪明的黑眼睛看了一眼，很庄重地慢慢回答说：
“你好，先生。”
这是两个伟大民族的代表最高水平的会见。除了巴赫，谁也没看到这次会见，士兵和老婆子也很快忘记了这次会见。
天气暖和一些了，大片大片的雪花落到地上，落到红红的碎砖上，落到坟前十字架的横木上，落到被打坏的坦克上面，落进未掩埋的死者的耳朵眼儿里。
暖和的雪雾呈现出青灰色。大雪把空中填塞得满满的，把风挡住，把枪炮声淹没，把大地与天空连接混合成一个模模糊糊、轻轻颤动的、柔和的、灰色的整体。
雪花一片一片地落在巴赫的肩膀上，似乎是一片一片的寂静落在安静的伏尔加河上，落向死寂的城市，落向一匹匹马的骨架；到处都在下雪，不仅是在大地上，而且在星星上，整个寰宇到处都是雪。死者的尸体、武器、带脓血的破布、碎砖碎石、炸得弯弯扭扭的钢铁，全都被埋到雪底下。
这不是雪，这是时间，柔软而洁白的时间，落向人类争夺城市的战场，一层一层地往上铺，于是今天渐渐变成过去，而且在慢慢闪动的毛茸茸的雪中没有未来。
三十九
巴赫躺在印花布幔后面的一张床上，在地下室的一个很小的隔间里。一个睡着了的女人的头枕在他的肩上。她的脸因为太瘦，很像一张孩子脸，同时又像一张衰老的脸。巴赫看着她那细细的脖子和肮脏的灰色衬衣里露出来的白白的胸脯。他为了不把女子弄醒，轻轻地、慢慢地把她的松开的辫子拉到嘴唇上。头发有一股香气，有一股生气，带有弹性，而且热热乎乎的，好像有血在头发里流着。
女子睁开了眼睛。
这个讲求实际的女人有时无忧无虑，又可爱又滑头，又能忍耐又有心计，又驯顺又爱发脾气。有时她似乎很傻，很消沉，常常愁眉苦脸。有时她唱唱歌儿，她唱的俄语歌儿有时带有德国歌曲的调儿。
他没有问过她在战前是干什么的。他想来找她，就来找她。他不想和她睡觉的时候，就想不起她来，不操心她是不是能吃饱，苏联狙击手是不是把她打死了。有一次他从口袋里掏出他偶然得到的一块干饼，给了她，她十分高兴，可是后来她把这块干饼给了和她住在一起的一个老婆子。这使他非常感动。不过，他每次来找她，差不多总是忘记带点儿什么吃的东西。
她的名字很奇怪，叫季娜，不像欧洲人的名字。
季娜显然在战前并不认识那个和她住在一起的老婆子。是一个令人讨厌的老婆子，又爱说奉承话，心眼儿又坏，虚伪得不得了，酒瘾也大得不得了。这会儿她正在很有节奏地拿一根原始的木杵在木臼里捣着，在舂烧糊而且洒过煤油的黑黑的小麦。
在被包围以后，士兵们就开始常常到一些地下室里去找老百姓。以前士兵们从来不理会老百姓，现在有很多事情要到那些地下室里去办：不用肥皂而用草木灰洗衣服，把一些废渣做成吃的东西，缝补衣服。地下室里的人主要是一些老婆子。但是士兵们不光是去找老婆子。
巴赫以为，谁也不知道他上这个地下室里来。但是有一次，他正坐在季娜的床上，握着她的手，却听见布幔外面有人说德语，有一个似乎很熟悉的声音说：
“别上这布幔里面去，上尉先生在里面。”
这会儿他们在一块儿躺着，没有说话。他的一生——朋友、书籍、他和玛利亚的恋爱、他的童年、他出生的城市里的一切、他上的中学和大学、轰轰隆隆地远征俄罗斯，这一切都已失去意义……这一切成为一条道路，通向这张用烧糊的木板拼成的板床……他一想到他可能失去这个女子，就觉得十分害怕。他找到了她，他上她这儿来了，在德国、在欧洲发生的一切，都是为了他能遇到她……以前他不懂得这一点，他常常把她忘了，他觉得她可爱，正因为他和她的关系丝毫没有什么认真的成分。现在除了她，在这世界上什么都没有了，一切都沉没在雪里……只有这张很美的脸、这微微向上翻的鼻孔、奇怪的眼睛和这使人着魔的、孩子般的可怜而又慵懒的神情。她在十月间在战地医院里找到了他，步行去看他，可是他不愿意见她，没有出来和她见面。
她看到他没有喝醉。他跪下来，吻起她的手，又吻起她的脚，然后抬起头来，把额头和脸颊贴到她的膝盖上，他很快、很急切地说起话来，可是她不懂他的话，他也知道她不懂他的话，因为她只懂保卫斯大林格勒的士兵说的那种可怕的话。
他知道，这场战争使他遇到这个女子，现在这场战争就要使她和他分手，使他们永远分开。他跪着，搂住她的腿，看着她的眼睛，她听着他说得很快的话，很想明白、很想猜出他说的是什么，他是怎么一回事儿。
她从来没见过德国人的脸上有这样的表情，她原来以为，只有俄罗斯人才会有这样痛苦、这样恳求、这样可爱、这样失魂丧魄的眼神。
他在对她说，他在这地下室里，吻着她的脚，第一次不是从别人的话里，而是凭自己的心灵懂得了爱情。他觉得她比他过去的一切都可贵，比母亲、比德国、比他今后将和玛利亚过的生活更可贵……他爱上了她。国家筑起的高墙、民族仇恨、重炮的弹幕射击都算不了什么，都抵不过爱情的力量……
他感谢命运，是命运让他在死亡的前夕懂得了这一点。
她不懂他的话，只懂得德国人常说的一些要东西和骂人的话。
但是她猜到他是怎么一回事儿，她看出他的慌乱神情。这个德国军官的饥饿而轻浮的恋人带着宽容而爱怜的心情看出他的软弱。她明白，命运就要使他们分手了，她比他要平静些。这会儿她看着他的绝望神情，感觉到她和这个人的关系正在变为感情，这感情的强烈与深厚使她十分吃惊。这是她在他的声音中听出来，在他的狂吻中感觉出来，在他的眼睛里看出来的。
她带着沉思的神情抚摩着巴赫的头发。在她的机灵的头脑里却出现了一种担心的想法：这股模模糊糊的力量可别把她抓住，把她捆起来，把她害死……她的心紧张地跳着，跳着，她不想听那狡猾的、使她觉得有危险、使她害怕的声音了。
四 十
叶尼娅认识了一些新朋友，都是在监狱接待室排队的人。他们常常问她：
“您怎么样，有什么消息吗？”
她已经有了经验，所以不光是听别人劝吿，自己也说说：
“您不要担心。也许，他在医院里呢。在医院里挺好，都想离开牢房上医院里去呢。”
她已经打听到克雷莫夫就在内部监狱里。他们不肯收她送的东西，不过她没有灰心丧气，因为在库兹涅茨桥常常是这样，一次不收，两次不收，到后来他们突然会自己提出来：
“把东西交给我吧。”
她上克雷莫夫原来的房子里去过，女邻居对她说，两个多月前有两名军人和房屋管理员来过，把房门打开，拿走了很多文件和书，把门封起来，就走了。叶尼娅看着带有绳子状小尾巴的火漆印，站在旁边的女邻居说：
“不过，您行行好，千万不要说是我说的。”
等她把叶尼娅送到门口，又鼓了鼓勇气，小声说：
“他可真是一个好人呀，他是自愿上前方的。”
她在莫斯科没有给诺维科夫写信。她的心里很乱！又是怜惜，又是爱，又是后悔，又为前方的胜利高兴，又为诺维科夫担心，觉得对不起他，怕永远失掉他，又因为无可奈何感到痛苦……不久之前她还在古比雪夫，准备到前方去找诺维科夫，她觉得她和他的关系是理所当然的，是无法拆散的，就像命中注定了的。但叶尼娅怕的是，永远和诺维科夫联系在一起，就将永远和克雷莫夫分开。诺维科夫的一切有时使她觉得很陌生。她觉得他所操心的事、指望的事、他的朋友圈子全是陌生的。她觉得为他招待客人，接待朋友，和将军夫人、上校夫人们交往，是不可思议的。
她想起诺维科夫对契诃夫的《主教》和《没意思的故事》都不感兴趣。他倒是更喜欢德莱塞和福伊希特万格那些带有倾向性的小说。可是现在，当她明白她和诺维科夫的分手已成定局，她再也不会回到他身边的时候，她却觉得她在爱着他，常常想起他是怎样百依百顺，不论她说什么，他都连忙表示赞同。叶尼娅感到很痛苦：难道他的手永远不再抚摩她的肩膀，她再也看不到他的脸了吗？
她从来没遇到过刚强、决绝与人性、胆怯这样奇怪地结合到一起。她是那样爱他，他一点也没有那种残酷的狂热，他有一种特别的、通情达理和朴素的男子汉的善良。她一想到她和亲人的关系中出现了阴暗的、不纯洁的成分，马上就觉得惶惶不安。保安机关怎么知道克雷莫夫对她说的话呢？……她和克雷莫夫的关系是不可轻视的，她和他过的一段生活无法一笔勾销。
她要跟克雷莫夫一起走。就算他不原谅她，她该当永远受他的责备，但是他是需要她的，他在监狱里一直想着她。
诺维科夫和她分离会感到痛苦，但是他能撑得住。可是她却不明白，究竟怎样她心里才能平静。要是知道他已经不再爱她，已经安下心来，已经原谅了她，她心里就平静了吗？还是相反，知道他还爱她，还十分苦恼，还不原谅她，她心里就平静吗？而且对她自己来说，究竟怎样更好呢？是知道他们已永远分手，还是在内心深处相信他们还会在一起？
她给亲人造成多大的痛苦呀。难道这一切她不是为了别人幸福，而是因为自己古怪，是为了自己吗？真是个精神变态的疯子！
晚上，当维克托、柳德米拉、娜佳坐下来吃饭的时候，叶尼娅看着姐姐，忽然问道：
“你可知道，我是什么人？”
“你吗？”柳德米拉惊讶地问。
“是的，是的，我。”叶尼娅说。并且自己声明说：“我是一条小狗，女性的。”
“是小母狗吗？”娜佳快活地说。
“是的，是的，就是的。”叶尼娅回答说。
忽然大家一齐哈哈大笑起来，虽然知道叶尼娅没有心思笑。
“你们听我说，”叶尼娅说，“在古比雪夫有一回里蒙诺夫到我那儿来，对我说过婚外情是怎么一回事儿。他说，这是一种精神上的维生素缺乏症。比如说，丈夫和妻子在一起过长久了，他就会发生精神饥饿，就像老牛缺乏盐，或者像极地工作人员几年见不到蔬菜。妻子成了一个为所欲为的、专横、强硬的人，于是丈夫就开始盼望有一个亲切、温柔、百依百顺、羞涩的女子。”
“你那个里蒙诺夫是浑蛋。”柳德米拉说。
“要是一个人缺乏A、B、C、D这几种维生素，又会怎样呢？”娜佳问道。
后来，等大家都已经准备睡觉的时候，维克托说：
“叶尼娅，我们常常讥笑知识分子像哈姆雷特一样充满矛盾，讥笑知识分子多疑，不坚定。我在年轻时也很鄙视这些特点。可是现在我的看法不同了：有些人之所以能有伟大的发明，能写出伟大的作品，就因为他们不坚定和怀疑，他们做的事情不比那些宁折不弯的人少。如果有必要，他们也会赴汤蹈火，也会到枪林弹雨之下，一点也不比那些刚强的、宁折不弯的人差。”
叶尼娅说：
“谢谢，维克托，你这是说的小母狗吗？”
“就是。”维克托说。他很想对叶尼娅说一些开心的话。
“叶尼娅，我又看了看你的画，”他说，“我喜欢的是，画里有感情，要不然就会像那些左派画家一样，画里只有勇敢和革新，而没有灵魂了。”
“哦，还感情呢，”柳德米拉说，“绿色的男子，蓝色的房子。完全脱离了实际。”
“你可知道，”叶尼娅说，“马蒂斯说：‘我用绿颜色的时候，并不意味着我要画青草；我用蓝颜色的时候，并不意味着我要画天空。’颜色表现的是画家的内心感情。”
尽管维克托一心想对叶尼娅说说开心的话，可是他还是忍不住用取笑的口吻插话说：
“可是埃克尔曼却说：‘如果歌德像上帝一样创造世界，他还是把草创造成绿的，把天空创造成蓝的。’这话我听说过很多遍了，可是我对我用来创造世界的物质另有一种态度……是的，所以我知道，既没有颜色，又没有颜料，只有原子和原子之间的空间。”
但是这一类的谈话是不多的，大部分谈的是战争、检察机关……
这是很难过的日子。叶尼娅准备回古比雪夫。她的假期快完了。
她很怕向领导解释。因为她是擅自上莫斯科来的，接连好几天她天天上监狱去，而且向检察机关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写了申诉书。
她一生害怕官场，害怕写呈文，每次在换身份证之前她都睡不好觉，提心吊胆。可是近来似乎命运强迫她只能和公安局、检察机关打交道，只能和户口簿、身份证、传票、申诉书打交道。
姐姐家里有一种很不自然的安静气氛。
维克托不去上班了，经常一个人坐在自己的房间里。柳德米拉从配给商店回来，总是心情很坏，很难过，说一些熟人的家属不和她打招呼了。
叶尼娅看出来，维克托的神经十分紧张。他一听到电话铃声就哆嗦，急忙抓起话筒。在吃午饭或吃晚饭的时候常常突然打断别人的话，说：“别作声，别作声，我好像听到有人按门铃。”他便去开门，回来时很不自然地笑着。姐妹俩心里明白，为什么他总是紧张地等待着门铃响——他是怕逮捕。
“迫害恐惧症就是这样害起来的，”柳德米拉说，“在一九三七年精神病医院里住满了这样的人。”
叶尼娅看到维克托天天这样提心吊胆，所以他对她的态度就特别使她感动。有一次他说：
“叶尼娅，你记住，你住在我家，为被捕的人操心，不管人家怎么想，我一点也不在乎。你明白吗？这就是你的家！”
晚上，叶尼娅很喜欢和娜佳谈谈。
“你太聪明了，”叶尼娅对娜佳说，“你不像一个小姑娘，倒是像以前的苦役政治犯秘密团体的一名成员。”
“不是以前，而是未来的，”维克托说，“你大概常常和你那位中尉谈政治了。”
“谈又怎样？”娜佳说。
“顶好还是光接接吻。”叶尼娅说。
“我也是这样说，”维克托说，“这样总要安全些。”
娜佳确实老是想谈谈一些尖锐的问题。有时她忽然问起布哈林，有时问，列宁是不是真的很看重托洛茨基，列宁在生前最后几个月是不是很不愿意见斯大林，是不是列宁有一份遗嘱被斯大林隐藏起来，不让人民知道。当叶尼娅单独和她在一起的时候，并没有向她问起洛莫夫中尉的事。
但是，从娜佳谈政治、谈战争、谈曼德尔施塔姆和阿赫玛托娃的诗、谈自己和同伴们的聚会和谈话，叶尼娅了解了洛莫夫以及娜佳和他的关系，比柳德米拉了解的还多。
洛莫夫显然是一个很尖刻的小伙子，性格孤僻，对一切公认的、有定论的事抱嘲笑态度。他显然自己在写诗，所以娜佳受他的影响，嘲讽和蔑视别德内依和特瓦尔多夫斯基，对肖洛霍夫和奥斯特洛夫斯基不感兴趣。显然，有时娜佳耸着肩膀说的就是他的话：“革命者要么是愚蠢，要么是欺骗人。不能为虚构的未来的幸福，牺牲整个一代人的生命嘛……”
有一次娜佳对叶尼娅说：
“小姨，你可知道，老一代的人一定需要信仰一点儿什么：克雷莫夫信仰列宁和共产主义，爸爸信仰自由，外婆相信人民和干活儿的人，可是我们新一代认为这都是愚蠢的。总的说，信仰就是愚蠢。应当过没有信仰的生活。”
叶尼娅突然问道：
“这是你的中尉的哲学吗？”
娜佳的回答使她吃了一惊：
“再过三个星期，他就上前线了。从生到死——这就是他的全部哲学。”
叶尼娅和娜佳谈着谈着，不觉想起了斯大林格勒。薇拉就是这样和她谈心，薇拉就是这样谈起恋爱。可是薇拉那种单纯而分明的感情和娜佳的怅惘多么不同啊。叶尼娅那时候的生活和她今天的情形多么不同啊。那时候关于战争的一些想法和今天在胜利的日子里的一些想法多么不同啊。可是，战局变化了，娜佳说的“从生到死”并没有变化。至于一个人以前是不是喜欢弹着吉他唱歌，是不是志愿参加过伟大的建设，相信共产主义的远景，是不是读过阿年斯基的诗，不相信虚幻的后代的幸福，对于战争都无关紧要。
有一天，娜佳拿出一首手抄的劳改营歌曲给叶尼娅看。
歌里说到寒冷的船舱，说到大洋上怒吼的风涛，说到“犯人们在轮船上颠簸，紧紧拥抱，好像亲兄弟”，说到迷雾中出现了马加丹——“科雷马地区首府”。
刚来莫斯科的时候，娜佳一谈起这一类的话题，维克托就很生气，不叫她说下去。
可是在这些日子里，他有很多变化。现在他常常按捺不住，就当着娜佳的面说，看到那些歌功颂德的祝贺信，简直恶心，什么“伟大的导师，体育工作者的好朋友，英明的父亲，雄才巨擘，光辉的天才”，还有那些话，又是谦虚的，又是关心群众的，又是慈祥的，又是体察民情的。造成一种印象，似乎斯大林在耕地，炼钢，在托儿所用羹匙喂小孩子，拿机枪作战，而工人、士兵、学生和学者们只要向他祈祷就行了，并且，假如没有斯大林，整个伟大的民族就会像可怜的牲口一样死掉。
有一天维克托数了数，斯大林的名字在这一天的《真理报》上被提到八十六次，第二天他看到一篇社论中就有十八次提到斯大林的名字。
他抱怨非法的逮捕，抱怨没有自由，抱怨任何一个没有什么文化而有党证的领导人都认为自己有权指挥科学家和作家们，有权评价他们的高低，教导他们。
他产生了一种新的心情。对于国家发怒的歼灭性力量，他越来越害怕，越来越感到孤独、可怜，像小鸡一样软弱无力，感到大祸临头，因而有时产生一种绝望，一种生死由命、听之任之的心情。
早晨，维克托跑到柳德米拉的房间里，柳德米拉看到他脸上那种兴奋和欢喜的表情，简直不知如何是好，因为在他脸上出现这种表情太不平常了。
“柳德米拉，叶尼娅，咱们又踏上乌克兰的土地了，刚才广播的！”
下午，叶尼娅从库兹涅茨桥回来，维克托看了看她的脸，就像早晨柳德米拉问他那样向她问道：“怎么啦？”
“把东西收下了，把东西收下了！”叶尼娅连说了两遍。
就连柳德米拉也明白，转交的东西和叶尼娅附上的信对于克雷莫夫将意味着什么。
“死者要复活了。”她说。接着又说：“恐怕，你还是爱他的，我没见过你这样的眼神。”
“你要知道，我大概是疯了，”叶尼娅小声对姐姐说，“要知道我这样高兴，一方面是因为克雷莫夫能够收到我的东西，另一方面因为今天我明白了：诺维科夫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干卑鄙的事情。你懂吗？”
柳德米拉十分生气，说：
“你不是疯了，你比疯了还坏。”
“维克托，我求求你，给我们弹一支曲子吧。”叶尼娅恳求说。
在这一段时间里，他从来没有弹过钢琴。但是现在他不推却，拿来乐谱，给叶尼娅看了看，问：
“就这一支，好吗？”
柳德米拉和娜佳一向不喜欢听音乐，便上厨房里去了，维克托就弹起来。叶尼娅听着。他弹了很久。弹完一曲，他没有说话，也没有看叶尼娅，后来又弹起另一支乐曲。有时候她觉得，维克托在哭泣，可是她看不到他的脸。门忽然一下子开了，娜佳叫道：
“快打开收音机，有命令！”
钢琴声停了，响起钢铁般洪亮的声音，此刻正是播音员列维坦在播音：“我军发动强攻，收复了这座城市和重要的铁路枢纽站……”然后列举了在战斗中表现特别出色的一些将军和部队，列举的第一个名字是集团军司令托尔布欣。列维坦那兴奋的声音忽然说：“还有诺维科夫上校统率的坦克军……”
叶尼娅轻轻地“啊”了一声，后来，等到播音员用深沉而动情的声音说“为祖国独立和自由而牺牲的英雄永垂不朽”，她已经哭了起来。
四十一
叶尼娅走了，维克托家里只剩下一片忧伤气氛。
维克托常常一连几个钟头坐在书桌旁，一连几天不出家门。他很害怕，似乎到街上他就会遇到特别使人不快的、敌视他的人，会看到他们那杀气腾腾的眼睛。
电话铃完全哑了，如果两三天中有一次电话铃响，柳德米拉就说：
“这是找娜佳的。”
确实不错，是打给娜佳的。
维克托不是一下子就明白他的事情的严重性的。最初几天他甚至感到很轻松，因为他可以安安静静地坐在家里，置身于他心爱的书中，看不到那些不怀好意的、阴沉的眼睛。
但是家里的安静很快就使他难受起来，这种安静不仅使他苦恼，而且使他惶惶不安。实验室里怎么样了？研究进行得怎样？马尔科夫在干什么？他一想到实验室里正需要他，他却坐在家里，就觉得十分着急。但是，反过来想，想到实验室里没有他照样很好地在干着，他也十分难受。
柳德米拉在街上遇到疏散中的女友斯托伊尼科娃，是在科学院机关工作的。她对柳德米拉详细地说了说学术委员会会议的情形，因为她自始至终担任会议记录。
最主要的是，索科洛夫没有发言！他没有发言，尽管希沙科夫对他说：“索科洛夫同志，我们想听听您的意见。您和施特鲁姆在一起工作多年。”他回答说，夜里他的心脏病发作过，说话很困难。
但是很奇怪，维克托听到这个消息并没有丝毫感到高兴。
代表实验室发言的是马尔科夫。他说话比别人有分寸，不说是政治问题，主要是说维克托的脾气不好，甚至还提到他的才气。
“他不能不发言，他是党员嘛，不发言不行，”维克托说，“不能怪他。”
但是大多数发言都是很可怕的。科甫琴科似乎把维克托说成是骗子和坏蛋。他说：“这个施特鲁姆不来开会，太不像话了，我们要换一种方式和他说话，看样子，他就希望这样。”
白发苍苍的普拉索洛夫，就是曾经把维克托的著作与列别杰夫的著作相提并论的那位，说：“某些人围绕着施特鲁姆的可疑的空论，发动了一场无耻的叫嚣。”
物理学博士古列维奇的发言也很恶劣。他说，他曾经过高估计维克托的著作，是犯了很大的错误，并且暗示说维克托有民族偏执性，说，在政治上糊涂的人在科学上必然也糊涂。
斯维琴把维克托称作“可敬的”，并且援引了维克托说过的话，即：物理学是统一的，不分美国物理学、德国物理学、苏联物理学。
“是有这么一回事儿，”维克托说，“不过在会上引用私人之间说的话，就等于告密。”
使维克托吃惊的是，皮敏诺夫也在会上发了言，虽然他已经和研究所没有关系，没有人迫使他发言。他检讨说，他过高地估价了维克托的著作，而没有看到著作的缺陷。这实在是令人吃惊的。因为皮敏诺夫说过，维克托的著作挑起他祈祷的心情，说他能够有助于这一著作的出现，感到无限幸福。
希沙科夫说的不多。研究所党委书记拉姆斯科夫提出决议方案。决议是很严厉的，要求院部清除腐烂部分，保护健康的集体。特别令人气愤的是，决议中只字不提维克托·施特鲁姆的科学成就。
“总归索科洛夫的表现还是十分正派的。可是究竟为什么玛利亚不和咱们来往了呢，难道他这样害怕吗？”柳德米拉说。
维克托什么也没有说。
真奇怪！他没有生任何人的气，虽然他没有耶稣那样宽恕一切的度量。他没有生希沙科夫的气，也没有生皮敏诺夫的气。他也不恼恨斯维琴、古列维奇、科甫琴科。只有一个人使他十分生气，使他气得难受，气得发胀，他一想到他，就浑身发热，连气也喘不过来。似乎一切反对维克托的残酷无情、不公正的事都是来自索科洛夫。索科洛夫怎么能不准玛利亚上维克托家里来！多么胆怯，多么无情，多么卑鄙，多么下贱！
但是他却不敢对自己承认，他所以这样懊恼，不仅是认为索科洛夫对不起他，也因为他暗暗感觉到自己也对不起索科洛夫。
现在柳德米拉常常谈起生活方面的事。
多余的住房面积、房管所要的工资证明、食品供应卡、划定供应的新食品店、新的季度的限额供应卡、过期的身份证和换身份证时必须出具的机关证明——这一切都是柳德米拉日日夜夜操心的事。还有，到哪儿去弄钱来过日子？
以前维克托常常很带劲儿地开玩笑：“我要研究研究家庭的理论问题，成立一个家庭实验室。”但是现在没有什么好笑的了。他这个科学院通讯院士拿到的津贴勉强可以偿付住房、别墅租金和水电煤气费。况且，他充满了孤独感。
可是，总得过日子。
到高等学校去教书，他也不行了。一个在政治上有污点的人不能再接触青年人了。
上哪儿去呢？他因为在科学界有相当的地位，也无法去做卑微的工作。任何一个干部见到一个科学博士要干技术编辑或中学物理教员，都会“啊嘿”一声，不给办手续。
当他一想到自己的研究完了，想到自己的穷困，想到受人支配、受人欺凌，觉得特别难受的时候，就在心里想：“还不如快点儿坐监狱呢。”可是那样柳德米拉和娜佳就没有人管了。她们还要过日子。还说什么上别墅采草莓来卖呀！人家就要把别墅收回了。因为到五月里就要办理续租手续了。别墅不是科学院的，而是政府部门的。他因为马虎没有及时交租金，本想把拖欠的租金和上半年的预付金一把交齐。一个月之前这点儿钱在他算不了什么的，现在这数目就使他觉得可怕了。
上哪儿去弄钱？娜佳还需要一件大衣呢。
去借债？可是，没有还债的指望，不能借债。
变卖东西？可是，在战争时期谁又买瓷器，买钢琴？而且也舍不得，柳德米拉很喜欢她收藏的瓷器之类，就连现在，托里亚牺牲之后，她有时还欣赏欣赏这些东西。
他常常想，还不如上兵役局去，放弃科学院的免征权，去要求当一名士兵，上前线去。
他一想到这里，心里就平静下来。
可是接着又出现了焦虑和痛苦的想法。柳德米拉和娜佳怎么过呢？去教书？把房子交出去？他马上就想到房管所和民警。夜间搜捕，罚款，记录。房屋管理员、地段民警督察、区房产科监察、人事处女秘书，对于一个老百姓来说，这些人有多么厉害，多么威风，多么了不起。一个失去依靠的人，会感到连坐在票证科的小姑娘都是一种强大的、不可动摇的力量。
维克托在整个一天里都觉得恐惧，无能为力，绝望。但是他的心情不是始终一样的，不是毫无变化的。一天中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恐惧，不同的苦恼。早晨起来，刚刚出了暖和的被窝，当窗外还是寒冷而朦胧的晨曦的时候，他就像一个孩子遇到巨大的力量袭来，感到有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情，很想钻回被窝里，蜷起身子，皱紧眉头，一动不动。
上午，他思念他的研究工作，特别想上研究所去。这时他觉得自己成了没有人要的人，成了无用、无能的人。
似乎国家一发怒，不仅能够剥夺他的自由、他的安宁，而且能够剥夺他的智慧、他的才华、他的自信心，把他变成一个又呆、又笨、又灰沉的人。
快到吃午饭的时候，他有了精神，高兴起来。可是一吃过午饭就苦恼起来，愚钝，沉闷，什么也不想。
等到暮色渐浓，恐怖也随之渐强。他现在很怕黑暗，就像石器时代的野人进入了黑沉沉的密林。恐怖越来越剧烈，越来越厉害……维克托思前想后，往事今朝一齐涌来。残酷无情、不肯饶人的死神在窗外黑暗中等待着。外面就会响起汽车声，马上就会响起门铃声，房子里马上就会响起皮靴声。无处躲藏。突然，又来了一种发狠又痛快的冷漠心情，一切都无所谓了！
维克托对柳德米拉说：
“沙皇时代那些叛乱的贵族倒是快活。失宠之后就坐上马车，离开京城，到奔萨的领地上去！在那儿可以打猎，可以在农村寻欢作乐，有邻居，有花园，写写回忆录。可是，你们这些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试试看：两个星期的审查和鉴定往密封的档案袋里一装，想打扫院子都没有人要你。”
“维克托，”柳德米拉说，“咱们能过得去！我可以缝衣服，在家里给人家做活儿，可以绣手帕，还可以去做试验员。可以养活你。”
他吻了吻她的手。她不明白，为什么他的脸上出现了负疚和痛苦的表情，他的眼睛里出现了诉苦和祈求的神情……维克托在房间里踱着，小声唱着古老的情歌：
……他孤单单，无人相伴……
娜佳听说爸爸想当志愿兵上前线，说：
“我有一个女同学叫托尼娅·科干，她爸爸当了志愿兵。他是古希腊学科的专家，进了奔萨的一个预备团，分派他在那儿打扫厕所。有一天连长来上厕所，他因为近视把脏东西扫到连长身上，连长照他的耳朵打了一拳，把鼓膜都打破了。”
“那有什么，”维克托说，“我不把脏东西扫到连长身上就是了。”
现在维克托跟娜佳说话，就和跟大人说话一样了。他对女儿似乎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好过。近来她一放了学就马上回家，这使他很感动，他认为这是她不希望让他担心。和爸爸说话的时候，她那一向带有讥笑神气的眼睛里出现了新的神气——严肃而温柔的神气。
有一天晚上，他穿起大衣，朝研究所走去。他很想朝自己的实验室的窗户里看看：里面的电灯是不是亮着，是不是有人在上夜班，也许，马尔科夫已经完成设备安装了吧？但是他没有走到研究所，怕碰见熟人，便拐进一条巷子，拐弯朝家里走。巷子里很黑，空荡荡的。他忽然感到十分幸福。雪花，夜晚的天空，寒冷的新鲜空气，脚步声，黑郁郁的枝丛，木头小房窗户里透过伪装窗帘射出来的细细的一缕灯光——这一切都十分美好。他呼吸着夜晚的空气，他在安静的小巷里走着，谁也看不到他。他还活着，他还是自由的。他还要什么，幻想什么呢？他来到家门口，幸福感就消失了。
起初几天，他紧张地等着玛利亚到来。一天天过去，玛利亚没有给他来过电话。他的研究，他的名声，他的安宁，他的自信心，一切都被剥夺了。难道也把他最后的庇护所——爱情，夺走了吗？
有时他灰心绝望，用手抓住自己的头发，好像他看不见她就没法活下去。有时他嘟哝说：“这有什么，这有什么，这有什么。”有时他自己对自己说：“现在谁还喜欢我呀？”
可是在他绝望的深处还有一个小小的光明点——就是他和玛利亚保持着心灵的纯洁。他们很痛苦，但是没有给别人造成痛苦。但是他明白，他的一切想法，哲学上的想法，平静的想法，恼恨的想法，都不能回答他心中出现的问题。
他生玛利亚的气，他嘲笑自己，他悲伤地听天由命，他想着对柳德米拉的责任，想着如何对得起良心——这一切都只不过是为了战胜他的绝望。每当他想起她的眼睛、她的声音，他就苦恼得不得了。难道他再也看不到她了？
当他感到分手不可避免，感到失落得难以忍受的时候，他就不顾内心的羞愧，对柳德米拉说：
“你知道，我一直在担心马季亚罗夫，不知道他会不会出什么事儿，不知道是不是有他的消息。你打电话问问玛利亚，好吗？”
最奇怪的也许是他还在继续进行研究。他研究是在研究，可是苦恼、不安、痛苦并没有停息。研究不能帮助他战胜苦恼和恐惧，研究没有成为他的精神良药，他并非希望通过研究忘却难受的念头，忘却心灵的绝望。研究比药物的力量更强大。他还在研究，因为他不能不研究。
四十二
柳德米拉对维克托说，她遇到房管员，他请维克托上房管所去一趟。
他们就猜因为什么要叫他去。因为住房面积超标？换身份证？兵役局要检查？也许，有人报告了叶尼娅没有登记就在这里住过？
“你当时就该问一下，”维克托说，“那样咱们就用不着在这里费脑筋了。”
“是的，当时应该问，”柳德米拉也说，“可是我慌了，因为他说，叫你丈夫上午来吧，反正他现在不上班了。”
“啊，天呀，他们已经全知道了。”
“管院子的，开电梯的，邻居家的保姆，都在看着嘛。有什么奇怪的？”
“是的，是的。你可记得，战前来过一个年轻人，带着红红的小本子，要你向他报告，有谁上邻居家来过？”
“我怎么不记得，”柳德米拉说，“我不客气地大声骂了他一句，他只在门口说了一句‘我以为你很有觉悟呢’，就走了。”
这件事柳德米拉说过很多遍。他平时听她说的时候，总要插话，为的是让她说简单些，可是现在他一再要求她说说详细情形，再不催她。
“你听我说，”柳德米拉说，“也许，是因为我在市场上卖了两块桌布？”
“我认为不是。如果是那样，就不会单单叫我去，也应该叫你去。”
“也许，是要你签什么字？”柳德米拉犹犹豫豫地说。
他的心绪异常阴沉。他一直想着他和希沙科夫、和科甫琴科谈的话，他说的话太危险了。他想起在大学里的时候，那时候他说话太随便了。他和米佳争论过，和克雷莫夫争论过，虽然有时他也赞成克雷莫夫的观点。可是他这一生从来没有敌视过党，敌视过苏维埃政权。忽然他想起他在某地、某时说过的一些特别尖锐的话，不觉浑身都凉了。可是克雷莫夫这个坚定的、坚持思想原则的共产党员，这个狂热的信徒，从来不怀疑什么的，却被逮捕了。他和马季亚罗夫、和卡里莫夫说过那么多离经叛道的话，又会怎样呢？多么奇怪呀！
通常一到傍晚，黑暗渐渐来临的时候，他就战战兢兢地想到可能要逮捕他，而且恐惧感越来越强，越来越厉害，越来越使他受不了。但是等到他觉得完蛋已成了定局，他就一下子快活起来，轻松起来！哼，去他的吧！
一想到他的研究成果得到的不公正待遇，似乎他就要发疯了。但是当他一想到他又笨又蠢，想到他的研究不过是对现实世界的粗野、无味的嘲弄，思想不再是思想，而成为一种活着的感觉时，他就愉快起来。
现在他甚至根本不再考虑检讨自己的错误。他是渺小可怜的，是无知的，检讨也不会有什么改变。谁也不要他。不论检讨不检讨，愤怒的国家都把他看得一文不值。
在这段时间里，柳德米拉变化得很厉害。她已经不在电话里对房管员说：“请您马上给我派一个修理工来。”不再到楼梯上去检査：“这是谁又把垃圾倒在洞口外面？”她穿衣服有点儿不正常，摸到什么穿什么。有时到配给商店去买素油，毫无必要地穿起名贵的皮大衣；有时扎起灰色的旧头巾，穿起战前就想送给电梯女工的大衣。
维克托看着柳德米拉，心里想着他们两个再过十年、十五年，会是什么样子。
“你可记得，在契诃夫的《主教》里，母亲放牛，对一些妇女说，她的儿子当年做过主教，可是很少有人信她的话？”
“我读过已经很久了，那还是在小时候，不记得了。”柳德米拉说。
“那你要再读一读。”维克托很生气地说。
他一直因为柳德米拉不喜欢契诃夫而生她的气，他怀疑，契诃夫有很多小说她没有读过。
可是很奇怪，很奇怪！他越是不行，越是没有办法，越是接近于精神上的全熵状态，他在房管员眼里，在票证科小姑娘、户籍员、办事员、试验员、科学家、朋友们的眼里，甚至在亲人们的眼里，甚至也许在契贝任的眼里，也许在妻子的眼里，越是不值钱，可是在玛利亚眼里却越是可贵，越是可亲。他们没有见面，他却知道，却感觉出这一点。他每遇到新的打击，新的凌辱，他都要在心里问她：“玛利亚，你看见我了吗？”
他就这样和妻子坐在一起，和她说着话儿，想的却是她不知道的心思。电话铃响起来。现在电话铃声只能引起他们的惊慌，就好比在夜里收到报告祸事的电报。
“哦，我知道，他们说过要给我打电话，谈谈做临时工的事。”柳德米拉说。
她拿起话筒，眉毛扬了起来，她说：
“他就来。”
“找你。”她对维克托说。
维克托用眼睛问：“是谁？”
柳德米拉用手捂住话筒，说：
“是一个不熟悉的声音，我想不起来啦。”
维克托接过话筒。
“请吧，我听着呢。”他说，一面看着柳德米拉问询的眼睛，在小桌上摸到铅笔，在一小片纸上写了几个歪歪斜斜的字母。柳德米拉没有注意他在做什么，慢慢画了一个十字，然后又给维克托画了一个十字。他们没有说话。
他仿佛听到：“……现在苏联各广播电台联播……”
这声音极像一九四一年七月三日向人民、军队和全世界说“同志们，兄弟们，朋友们……”的声音，现在这声音只对这握着电话筒的一个人说：
“您好，施特鲁姆同志。”
此时此刻，得意、软弱、害怕被什么流氓捉弄的心情、写好的检讨书、履历表、卢比扬卡广场的楼房……这一切一切念头，念头的片断、感情的片断全都混合到一起，搅成了一团。
出现了一种极其明朗的命运已定的感觉，同时又夹杂着一种失去分外可亲、分外动人的极好的东西的悲伤心情。
“您好，斯大林同志。”维克托说。
他感到吃惊，不大相信这是他在电话里说这种不可思议的话。
“您好，斯大林同志。”
总共在电话里谈了两三分钟。
“我认为，您的研究方向是很有意义的。”斯大林说。
他的声音很缓慢，带有喉音，带有用声音强调的表现力，似乎是有意这样，这声音非常像维克托在收音机里听到的那种声音。维克托有时候为了好玩儿，在自己家里模仿这种声音。在代表大会上听过斯大林的讲话或者被召见过的人也常常这样模仿他的声音。
难道是有人作弄他？
“我对自己的研究是有信心的。”维克托说。
斯大林沉默了一会儿，大概是在考虑维克托的话。
“在这战争时期，您是不是感觉缺乏外文资料，仪器设备是否齐全？”斯大林问道。
维克托用自己也意想不到的真挚口吻说：
“非常感谢，斯大林同志，研究工作条件完全正常，很好。”
柳德米拉在旁边站着，好像斯大林能看见她，她在听说话。
维克托朝她摆了摆手，意思是：“坐下，怎么不害臊……”可是斯大林又沉默了，在考虑维克托的话，后来说：
“再见，施特鲁姆同志，祝您研究顺利。”
“再见，斯大林同志。”
维克托放下话筒。他们面对面坐着，还像几分钟之前说起柳德米拉在市场上卖掉两块桌布时那样。
“祝您研究顺利。”维克托忽然用很重的格鲁吉亚口音说。
屋里的餐柜、钢琴、椅子依然没有变化，两只没有洗的碟子依然像刚才谈房管员时那样，摆在桌子上。这样没有变化，真不可思议，使人无法理解。因为一切都变了，一切都翻了个儿，他们的命运完全不同了。
“他对你说的是什么？”
“没什么特别的，他是问，是不是因为缺乏外文资料影响我的研究。”
维克托尽量装出平静和无动于衷的神气说。
他因为自己一时竟有这样强烈的幸福感，觉得很难为情。
“柳德米拉，柳德米拉，”他说，“你想想看，我没有检讨，没有低头，也没有给他写过信。他是自己，自己打电话的！”
真是不可思议！这件事的威力无比巨大。难道是他曾经日夜焦灼不安，睡不着觉，填履历表时发呆发愣，抓住自己的头发，思索在学术会议上对他的批判，回想自己的过错，在心里检讨、求饶，等待逮捕，想着自己的穷困，提心吊胆地想着如何跟身份证管理员和票证科的小姑娘打交道？
“我的天啊，天啊，”柳德米拉说，“托里亚再也不会知道这种事儿了。”
她走到托里亚的房间门口，把门开了。
维克托拿起话筒，又把话筒放下。
“万一是有人开玩笑呢？”他说着，走到窗前。
从窗子里可以看到空荡荡的大街，有一个穿棉袄的女人走过去。
他又走到电话机跟前，弯起手指头在话筒上敲了敲。
“刚才我的声音怎么样？”他问。
“你说得很慢。你要知道，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我一下子就站了起来。”
“是斯大林嘛！”
“也许，真是开玩笑呢？”
“瞧你说的，谁敢开玩笑？开这种玩笑起码要判十年徒刑。”
不过一个钟头之前，他还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哼唱戈列尼谢夫–库图佐夫的情歌“他孤单单，无人陪伴”呢。
斯大林打的电话呀！在莫斯科一年当中也只有一次或两次传说着：斯大林给电影导演多夫任科打电话了，斯大林给作家爱伦堡打电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