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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浑身又冰冷，又潮湿，让我把大衣脱了。出了什么事吗？”他问道。
“难道你没听到？斯大林格勒呀！巨大的胜利。德国佬被包围了。咱们走，快走。”
她帮他脱了大衣，拉着他的手进了房间。
“这儿来，这儿来，妈妈在托里亚的房里呢。”
她把门开了。柳德米拉坐在托里亚的书桌前。她慢慢朝他转过头来，又得意又伤心地朝他笑了笑。这天晚上，维克托没有把研究所里发生的事告诉柳德米拉。
他们坐在托里亚的书桌前。柳德米拉在一张纸上画包围斯大林格勒德军的示意图，向娜佳说着她对作战计划的理解。夜里，维克托在自己的房间里想：“天啊，写一份检讨书吧，大家在这种情况下不都写吗。”
二十二
墙报上出现那篇文章之后，又过了几天。实验室里的工作照常进行着。维克托有时灰心丧气，有时兴致勃勃，很带劲儿地工作，在实验室里走来走去，还不时用手指头在窗台和金属外壳上轻快地敲出自己喜欢听的声音。
他开玩笑说，看样子，在研究所里蔓延起近视流行病，很多熟人面对面遇到他，都带着若有所思的神气从旁边走过去，连招呼也不打。古列维奇老远看见维克托，也摆出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气，走到大街的另一边，在一张广告前面站下来。维克托为了看个究竟，回头看了看，这时候恰好古列维奇也回头看，他们的视线相遇了。古列维奇做出一副又惊讶又高兴的姿态，鞠了个躬，这一切都不是多么使人愉快的。
斯维琴见到维克托，打了招呼，还小心地碰了碰脚跟表示敬意，不过在打招呼的时候他脸上的表情却很不自然，就好像他在迎接不友好国家的一位大使。
维克托做了统计：哪些人不理睬他，哪些人对他点头，哪些人和他握手问好。
每天他回到家里，第一件事就是问妻子：
“有没有谁来电话？”
柳德米拉的回答一般都是：
“没有，如果不算玛利亚的话。”
她知道她说过这话后他常常问的问题，就又说：
“马季亚罗夫暂时也没有信来。”
“你瞧，”他说，“过去天天给咱们打电话的，现在不怎么打了；过去不怎么打的，现在根本不打了。”
他觉得，家里人对待他也和以前不一样了。有一次他正在喝茶，娜佳从他身边走过，也不向他问好。他厉声对她喝道：
“为什么连招呼也不打？你觉得我不是活物吗？”
显然他在说这话的时候脸上表情显得非常可怜、非常痛苦，娜佳理解他的心情，所以没有顶撞他，而是急忙说：
“好爸爸，爸爸，原谅我。”
就在这一天，他问她：
“娜佳，你还是常常和你那位大将军见面吗？”
她一声不响地耸了耸肩膀。
“我要警告你，”他说，“不许和他谈政治问题。如果在这方面出问题，就更够我受的了。”
娜佳还是没有粗暴地回答，而是说：
“你放心吧，爸爸。”
早晨，他快到研究所的时候，就开始四下里张望，时而放慢脚步，时而加快脚步。他看到走廊里没有人，便垂下头急匆匆地往前走，如果有什么地方的门开了，他的心就紧缩起来。
他终于走进实验室之后，便气喘吁吁，就好像一个士兵终于跑过炮火控制的阵地，进入自己的战壕。
有一天，萨沃斯季扬诺夫来到维克托的办公室里，说：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我和大家都请求您写一份检讨书，检讨检讨。我请您相信，这能够起作用。您想想看，就在您面前摆着大量的工作，应该说，摆着伟大的工作的时候，就在我们这学科的有生力量都指望着您的时候，忽然就这样一下子翻了车，怎么办呀！您写一份检讨书，承认一下错误吧。”
“我检讨什么？我有什么错误？”维克托说。
“哎，还不就是那么一回事儿，大家都这样做嘛，不论是在文学界，在科学界，还有不少党的领导人，还有您喜欢的音乐家们，肖斯塔科维奇也承认错误，写检讨书，检讨过之后，就没有事了，还在继续工作。”
“不过我究竟检讨什么呢？向谁检讨呢？”
“您写给院部，写给党中央。这实际上不是主要的，写给谁都行！主要的是您检讨了。比如，就写：‘我承认错误，我错了，现在认识到了，保证改正。’就写诸如此类的话，您是知道的，这都是老一套了。不过主要的是，这能管用，总是管用的！”
萨沃斯季扬诺夫那一向在笑的、快活的眼睛现在是严肃的。似乎眼睛的颜色也变了。
“谢谢，谢谢，好同志，”维克托说，“您的友情真使我感动。”
又过了一个钟头，索科洛夫对他说：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下礼拜举行学术委员会扩大会议，我认为，您一定要说一说。”
“说什么呢？”维克托问。
“我觉得，您应该解释解释，说干脆些，就是要检讨错误。”
维克托在办公室里踱起来，忽然在窗前站下来，朝院子里看着，说：
“索科洛夫同志，是不是最好还是写一份检讨书？这样比起当众往自己脸上吐唾沫，总要轻松些。”
“不，我以为，您一定要说一说。昨天我和斯维琴谈过，他向我示意，说上面，”他还含含糊糊地朝上面的门檐上指了指，“希望您在会上说一说，而不是要您写检讨书。”
维克托很快地朝他转过身来：
“我既不在会上检讨，也不写检讨书。”
索科洛夫就像一位精神病医生在和病人谈话那样，用十分耐心的语气说：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您在目前的情况下不说话，就等于有意地自杀，有可能把您的问题弄成政治问题。”
“您可知道，使我特别难受的是什么？”维克托问道。“为什么在大家都高高兴兴的胜利日子里我会遇到这样的事？哪一个狗崽子会说我公开攻击列宁主义原理，说我认为苏维埃政权完了？有人就是喜欢拣软的欺。”
“我听到过这种说法。”索科洛夫说。
“哼，去他妈的吧！”维克托说。“我不检讨！”
可是到了夜里，他一个人却躲在自己的卧室里写起检讨书。他感到羞惭，把检讨书撕碎，却马上又写起在学术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稿。他重看了一遍，用手在桌上一擂，又把发言稿撕碎。
“就这样，随它去！”他说出声来。“要怎样就怎样吧。坐牢就坐牢好啦。”
他咂摸着自己的最后决定的滋味，一动不动地坐了一阵子。然后他想出一个主意：他可以写一份检讨书的预备稿，如果他决定检讨的话，就交上去。这样不会损伤什么尊严。谁也不会看到这份检讨书，任何人看不到。
他是一个人，门也关着，周围的人都睡了，窗外静悄悄的，没有警笛声，也没有汽车声音。但是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把他压住。他感觉到它的威慑的重量，它强迫他按它的意图去想，强迫他按照它的意思写。它就在他身体内部，强迫他的心收缩，溶解他的决心，干预他对待妻子和女儿的态度，混入他的过去，混入他关于年轻时代的一些想法。他开始感觉自己是愚钝的、无聊的，常常说一些枯燥无味的啰唆话使人感到厌烦的。甚至他的著作好像也失去了光彩，蒙上一层灰土，不再使他充满了光明和欢乐。
只有不曾亲身体验过这种力量的人，见到有人屈服于这种力量，才会感到惊讶。亲身体验过这种力量的人，感到惊讶的倒是另一点：敢于发一下火，哪怕是迸出一句怨言，或者很快地做一个表示抗议的手势。
维克托写检讨书是自己留着的，他要收藏起来，不给任何人看，但是同时他心里也明白，这检讨书说不定会用得着的，还是留着吧。
早晨，他一面喝茶，一面看表：该上研究所去了。他充满可怕的孤独感。似乎今生今世再不会有谁上他家来了。要知道，没有人给他打电话，不仅仅是因为害怕。还因为他又无聊，又乏味，又无能。
“不用说，昨天也没有谁问到我了？”他对柳德米拉说过这话，便朗诵起来：“我一个人在窗前守候，看不到客人，也看不见朋友……”
“我忘了告诉你，契贝任回来了，打来电话，说希望看到你。”
“啊，”维克托说，“啊，这事儿你怎么能不吿诉我呢？”他在桌上敲起胜利的乐曲节拍。
柳德米拉走到窗前。维克托不慌不忙地踱着步子，高高的身躯，微微驼背，不时地挥两下皮包，她知道，这是他想着和契贝任见面，在考虑怎么跟他问好，和他说话呢。
这些天来，她十分心疼丈夫，为他担心，但同时也想着他的缺点，想着他的主要缺点——自私。
刚才他还在朗诵：“我一个人在窗前守候，看不见朋友……”现在他上实验室去了，实验室里有很多人，有工作；到晚上他就要去找契贝任，大概不到十二点不会回来，也不想想，她一整天会孤单单的，会一个人站在窗前，房子里空荡荡的，身边一个人也没有，她也看不到客人，看不到朋友。
柳德米拉上厨房里去洗碗。这天早晨她心里特别难受。玛利亚今天也不会打电话来，今天她要上沙鲍洛夫镇去看姐姐。娜佳的事多么使人不放心呀。她不言不语，当然也不顾禁令，仍然天天晚上出去玩儿。维克托天天操心的是自己的事，也不肯想想娜佳。
门铃响了，大概是木匠来了，昨天她和木匠约好，今天要来修托里亚房间的门。柳德米拉非常高兴：活生生的人来了。她把门开了——在幽暗的走廊里站着一个女子，头戴灰色羔羊皮帽，手里还提着箱子。
“叶尼娅！”柳德米拉叫起来。她的声音那样高，那样伤感，连她自己都很吃惊。她一面吻着妹妹，抚摩着她的肩膀，一面说：“托里亚不在了，不在了，不在了。”
二十三
浴盆里的热水细细地流着，流得很慢，只要把龙头多少一开大，水就变成凉的。浴盆上满水用了很长时间，可是姐妹俩觉得，她们见了面好像还没来得及说两句话。
后来，叶尼娅进去洗澡，柳德米拉不时走到浴室门口，问：
“喂，你在里面怎么样，要不要给你擦擦背？注意煤气炉，不要灭了。”
过了几分钟，柳德米拉用拳头敲了敲门，生气地问道：
“你在里面怎么啦，睡着了吗？”
叶尼娅穿着姐姐的毛茸茸的浴衣走出浴室。
“啊，你真是个女妖。”柳德米拉说。
叶尼娅想起来，那天夜里诺维科夫来到斯大林格勒的时候，索菲亚·奥西波芙娜就曾经管她叫女妖。
饭菜已经摆好了。
“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叶尼娅说，“坐了两天两夜没有卧铺的火车之后，在浴室里洗个澡，就好像回到了和平康乐的时期，可是在心里……”
“你怎么忽然上莫斯科来啦？出了什么事情吗？”柳德米拉问道。
“等一会儿再说，等一会儿。”
她摆了摆手。
柳德米拉说了说维克托的情况，说了说意想不到的娜佳的可笑浪漫史，说了说一些熟人连电话也不来了，碰到维克托就好像不认识。
叶尼娅也说到斯皮里多诺夫上古比雪夫的情形。他变得又可爱又可怜了。调查小组在调查他的问题，在查清之前，不给他安排新的工作。薇拉带着小孩子住在列宁斯克，斯皮里多诺夫说起小外孙就哭。后来她又对柳德米拉讲了亨利逊老奶奶被流放的事，说沙尔戈罗茨基老头子多么可爱，里蒙诺夫怎样帮助她办好户口手续。
叶尼娅的头脑里还回旋着烟雾、车轮的轧轧声和车厢里的说话声，所以她看着姐姐的脸，感觉柔软的浴衣贴着洗得干干净净的身体，坐在又有钢琴又有地毯的房间里，确实感到奇怪。
在姐妹俩互相说的许多事情中，在今天她们高兴的事和伤心的事、好笑的事和感人的事中，总有一些已经离开人世、但永远和她们分不开的亲人和朋友。不论说到维克托的什么，总有他妈妈的影子站在他后面；说起谢廖沙，马上就会出现他进了劳改营的爸爸和妈妈；还有那个宽肩膀、厚嘴唇的腼腆小伙子的脚步声日日夜夜在柳德米拉身边响着。但是她们并没有说起这几个人。
“索菲亚·奥西波芙娜一点音信也没有，就好像沉到地里去了。”叶尼娅说。
“是姓列文顿那个女人吗？”
“是，是，就是她。”
“我不喜欢她。”柳德米拉说。她又问道：“你还画画吗？”
“在古比雪夫没画。在斯大林格勒画过。”
“你可以夸耀夸耀了，维克托在疏散时还带着你的两幅画呢。”
叶尼娅笑着说：
“这是令人高兴的。”
柳德米拉说：
“你这将军夫人，怎么不说说最要紧的？你满意吗？爱他吗？”
叶尼娅一面掩上胸前的衣襟，一面说：
“是的，是的，我很满意，我很幸福，我爱他，他也爱我……”
又用迅速的目光看着柳德米拉，补充说：
“你可知道，我为什么上莫斯科来？克雷莫夫被捕了，在卢比扬卡监狱里。”
“天啊，这究竟是为什么？他可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呀！”
“咱们的米佳呢？你那阿巴尔丘克呢？他恐怕是百分之二百的了。”
柳德米拉沉思起来，说：
“要知道，克雷莫夫真是够狠心的！他在普遍集体化时期就不同情农民。我记得我曾经问他：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呀？他回答说：都是富农，死就死吧。他对维克托很有影响。”
叶尼娅带着责备的口气说：
“唉，姐姐，你总是想起人不好的地方，而且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偏偏是在不应该说的时候。”
“有什么办法，”柳德米拉说，“我是直性子呀，就像车杠一样。”
“好啦，好啦，不过你不要因为你车杠式的美德感到骄傲。”叶尼娅说。
她又小声说道：
“姐姐，我也被传讯了。”
她从沙发上拿起姐姐的头巾，用头巾把电话机捂住，说：
“据说，可以在电话里窃听。他们还要我签了字，保证随传随到。”
“据我所知，你没有和克雷莫夫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呀。”
“是没有登记，可是没登记又怎样呢？他们审讯我，就拿我当妻子。我就对你说说吧。他们送来传票，要我带着身份证出庭。我一个一个地回想，想到大哥，想到大嫂，甚至想到你那阿巴尔丘克，所有被捕的熟人我都想到了，却怎么也没有想到克雷莫夫。是快到五点钟把我传去的。那是一个很普通的机关办公室。墙上挂着斯大林和贝利亚的大肖像。一个年轻人，一副平平常常的嘴脸，带着咄咄逼人的神气看着我，开门见山地问：‘您了解尼古拉·格里高力耶维奇·克雷莫夫的反革命活动吗？’我有好几次觉得，我从那里面出不来了。你要知道，他甚至向我暗示诺维科夫。真是个可怕的坏家伙，好像我和诺维科夫接近，为的是搜集他可能泄露的情报，然后交给克雷莫夫。我心里好像一切都变成了木头。我对他说：‘您要知道，克雷莫夫可是一个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和他在一起就像在区党委会里一样。’他对我说：‘噢，这么说，您认为诺维科夫不是苏联的人吗？’我对他说：‘你们干的事情真奇怪，人家在前方和法西斯作战，您这个年轻人却坐在后方败坏人家的名誉。’我以为他听到这话会打我耳光的，可是他有些发窘，红了红脸。总而言之，克雷莫夫被捕了。罪名有些莫名其妙——又是托洛茨基派，又是和盖世太保有秘密关系。”
“多么可怕呀。”柳德米拉说过这话，就在心里想，本来托里亚也可能被包围，可能被怀疑干这种事呀。
“可以想见，维克托听到这消息会怎样，”她说，“他现在神经紧张得可怕，总觉得会有人来抓他。他天天在回想他在什么地方，和什么人说过什么话。特别是常常想到那倒霉的喀山。”
叶尼娅目不转睛地对着姐姐看了一阵子，终于说：
“要不要对你说说，最可怕的是什么？那个侦讯官问我：‘既然您的丈夫对您说过托洛茨基称赞他的文章精彩，您怎么不知道您的丈夫是托洛茨基派？’后来我在回家的路上想起来，确实克雷莫夫对我说过：‘只有你一个人知道这话。’到了夜里，我猛然想起来：诺维科夫秋天上古比雪夫来的时候，我对他说过这话。我觉得，我简直要发疯了，我觉得太可怕了……”
“你倒霉。你就应该遇到这类的事儿。”
“为什么我就应该？”叶尼娅问道。“你也可能会有这种事儿嘛。”
“噢，不是。你丢了一个，又找一个。却要对这一个说那一个的事。”
“不过，你也和托里亚的父亲分手了呀。恐怕你也对维克托说了不少。”
“不，你说的不对，”柳德米拉用肯定无疑的语气说，“这是根本不同的两码事。”
“那又为什么？”叶尼娅问道。她看着姐姐，忽然感到很恼火。“你要知道，你说的话实在太蠢。”
柳德米拉很平静地说：
“我不知道，也许很蠢。”
叶尼娅问道：
“你没有钟吗？我要去库兹涅茨桥24号。”
她已经压不住火气，说：
“柳德米拉，你的性格很乖僻。难怪你住着四居室的一套房间，妈妈却宁愿在喀山孤单单一个人过日子。”
叶尼娅说过这两句无情的话，便懊悔说得太尖刻了，为了让姐姐能感觉到她们之间相互信任的关系还是胜过偶然的争执，就说：
“我希望相信诺维科夫。不过总是，总是……为什么这话让保安人员知道了呢？是怎么知道的呢？这可怕的一层迷雾怎么来的呢？”
她很希望妈妈在她身边。她会把头放在妈妈的肩上，说：“妈妈，我太累了。”
柳德米拉说：
“你可知道，怎么会有这样的事？你那位将军也许会把你们说的话对什么人说说，那人就记下来了。”
“是啊，是啊，”叶尼娅说，“真奇怪，这样简单的问题我竟没有想到。”
来到柳德米拉又清静又安宁的家里，她更清楚地感觉出自己内心的慌乱了……
她离开克雷莫夫时没有感觉到、没有想到的，在分离之后暗暗使他痛苦、使她不安的——尚未断绝的对他的柔情，为他担忧的心情，和他处惯了的感觉——近几个星期以来增强了，又冒出来了。
她在工作时想到他，在电车上想到他，站队买东西时也想到他。几乎每天夜里她都要梦见他，在梦里呻吟，喊叫，惊醒。
梦总是噩梦，总是梦见大火，梦见打仗，梦见克雷莫夫面临危险，而且总是无法使他脱离危险。
早晨，她在匆匆忙忙地穿衣服，洗脸，担心上班迟到的时候，她也在想着他。
她觉得她已经不爱他了。但是，难道会这样时时刻刻想着一个自己不爱的人，会因为他不幸的命运感到这样痛苦吗？为什么每次里蒙诺夫和沙尔戈罗茨基嘲笑克雷莫夫喜欢的一些诗人和艺术家，说他们平庸无才的时候，她很想看到他，抚摩他的头发，亲亲他，心疼心疼他呢？
现在她已经不记得他的思想狂热、他对被镇压者的遭遇漠不关心、他在普遍集体化时期说到富农时那股凶狠劲儿。
现在她想起的只是好的地方，只是带有浪漫色彩的事，令人感动的事，使人伤感的事。现在他征服她的力量是他的弱小。他的眼睛是小孩子的眼睛，他的笑是不知所措的笑，他的动作是笨拙的动作。
她仿佛看到他的肩章被撕掉了，胡子已经花白了，仿佛看到他夜里躺在床铺上，看到他在监狱院子里放风时的脊背……大概他在想，她本能地预测到他今天的遭遇，这就是他们分手的原因。他躺在监狱里的床上，想着她……她做了将军夫人……
她不知道：这是怜悯，是爱情，是良心，还是责任心？
诺维科夫给她寄来通行证，并且通过军用专线和空军里的一位朋友说好了，那位朋友答应用飞机把叶尼娅送到方面军司令部。领导也给她三个星期的假，让她上前方去。
她自己一遍又一遍地安慰自己说：“他会了解的，他一定会了解，我不这样不行。”她知道，她这样对待诺维科夫是很可怕的：他天天在等她。
她给他写了一封信，丝毫不隐瞒地把一切都告诉了他。她把信寄出去以后，就想，军事检察机关会看到这封信的。这一切会给诺维科夫带来非同一般的麻烦。
“不要紧，不要紧，他会了解的。”她一再地说。
不过，问题是，诺维科夫了解是会了解，可是等他了解了，就会从此和她分手的。
她是不是爱他，她爱的是否仅仅是他对她的爱？
当她想到难免要和他最后分手的时候，她感到自己就要孤孤单单，顿时觉得十分可怕，十分痛苦，十分恐怖。
是她自己，是自己心甘情愿毁掉自己的幸福，她一想到这，就觉得难以忍受。
但是当她想到，现在她已经什么也不能改变了，他们是不是彻底分手并不取决于她，倒是取决于诺维科夫，这种想法尤其使她难受。
当她对诺维科夫的想念使她觉得无法忍受、异常痛苦的时候，她就开始想象克雷莫夫的处境。想象着传她去对质……你好，我的可怜的人。
诺维科夫却是高大，强壮，肩宽腰粗，大权在握。他不需要她的支持，他自己能行。她管他叫“胸甲骑兵”。她永远也不会忘记他那英俊可爱的脸，她会永远怀念他，怀念她自己毁掉的幸福。随它去吧，随它去吧，她不怜惜自己，她不怕自己痛苦。
但是她知道，诺维科夫并不是多么刚强。有时他脸上会出现无计可施的、几乎胆怯的表情……而且她对自己也并不是那么残酷无情，对自己的痛苦并不是那么毫不在乎。
柳德米拉好像参与了妹妹的思考，问道：
“你和你那位将军怎么办呀？”
“我很怕想这一点。”
“唉，谁也无法理解你的做法。”
“我不能不这样做！”叶尼娅说。
“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实际。离了就是离了。好了就是好了。用不着藕断丝连，拖泥带水。”
“噢，噢，是要我避祸寻福吗？按这条原则做人，我不会。”
“我说的不是这个。我很尊敬克雷莫夫，虽然我并不喜欢他；你那位将军，我还从来没有见过。既然你决定做他的妻子，就要对他有责任心。你却毫无责任心。他担负着重要任务，在打仗，可是妻子却在这时候送东西给被捕的人。你可知道，这会给他带来什么后果？”
“我知道。”
“那你究竟爱不爱他？”
“你行行好，别问吧。”叶尼娅带着哭腔说，并且在心里说：“我究竟爱谁呢？”
“不，你回答我。”
“我不能不这样做，因为人不是为了快活才进卢比扬卡的大门。”
“不应当只考虑自己。”
“我考虑的就不是自己。”
“维克托也会这样考虑的。归根究底都是个人主义。”
“你的逻辑真是不可思议，我从小就觉得你很古怪。你把这叫做个人主义吗？”
“你这样又有什么用呢？你又不能改变判决。”
“比如，有朝一日把你关起来，那时候你就知道亲人能起到什么作用了。”
柳德米拉想改变话题，问道：
“你这漂泊的新娘，告诉我，你有玛露霞的相片吗？”
“只有一张。你记得吗，是在索科利尼基照的？”
她把头放在姐姐的肩上，用诉苦的语气说：
“我太累了。”
“你休息休息，睡一会儿，今天你哪儿也别去，”柳德米拉说，“我把床给你铺好了。”
叶尼娅半闭起眼睛，摇了摇头。
“不，不，不用。我是活得太累了。”
柳德米拉拿来一个大信封，把一摞照片抖落在妹妹的膝盖上。
叶尼娅翻看着照片，叫了起来：
“我的天呀，我的天呀……这一张我记得，是在别墅里照的……小娜佳多好玩儿呀……这是爸爸流放回来以后照的……米佳还是中学生呢，谢廖沙像他像极了，特别是脸的上一部分……这是妈妈抱着玛露霞，那时候我还没出世呢……”
她发现，在这些照片当中没有一张托里亚的相片，不过她没有问，托里亚的相片在哪儿。
“好啦，夫人，”柳德米拉说，“应该伺候你进餐啦。”
“我的胃口很好，”叶尼娅说，“就像小时候那样，生气不影响吃饭。”
“好啊，那就谢天谢地。”柳德米拉说着，吻了吻妹妹。
二十四
叶尼娅在贴满五颜六色的伪装纸条的大剧院附近下了无轨电车，走上库兹涅茨桥，经过美术基金会展览馆，战前这儿曾经展出她熟悉的一些画家的作品，也展览过她的作品，可是她现在从这里走过，甚至都没有想起来。
她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她的生活就像茨冈人玩的纸牌。一下子就变出了莫斯科。
她老远就看到卢比扬卡那座牢固的大楼，黑灰色花岗岩石墙。
“你好，尼古拉。”她在心里说。也许克雷莫夫已经感觉出她走近了，十分激动，却不知道为什么激动。
旧的命运成为她的新命运。似乎已经永远成为过去的，又成为她的未来。
宽敞的新接待室带有明亮的朝街玻璃窗，现在关闭着，仍然在老接待室里接待探望者。
她走进肮脏的院子，顺着一面旧墙朝半开着的接待室的门走去。接待室里一切都显得十分平常：桌子上有许多墨水印子，墙边摆着一张张木沙发，带有木板窗台的一个个小窗户，小窗户便是查询处。
似乎那座俯瞰卢比扬卡广场、斯列津巷、福尔卡索夫巷、小卢比扬卡的多层的石头大楼和这个小小的办公室没有什么联系。
接待室里的人很多，都是探望亲人的，多数是妇女，在各个窗口站着队，有的坐在沙发上，有一个老头子戴着厚玻璃眼镜在桌上填写一张表。叶尼娅看着这些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的一张张的脸，心想，他们所有的人的眼神、嘴的形态有很多相同之处，她如果在电车上、在大街上碰到这样的人，就会猜到是上库兹涅茨桥24号来的。
她向一名年轻的值班人员打听。这人穿着红军服装，不知为什么却不像红军。他问叶尼娅：“你是第一次来吧？”然后指了指墙上开的小窗户。叶尼娅站进队伍，手里拿着身份证，她的手掌和手指头都紧张得出了汗。站在她前面的一个戴圆帽的妇女小声说：
“如果在内部监狱没有，就要去马特罗斯·济什纳，然后去布特尔斯克，不过那里是在一定的日子按字母顺序接待的，然后上列弗尔托夫军事监狱，然后再到这儿来。我寻找儿子找了一个半月了。您上军事检察院去过吗？”
队伍移动得很快，叶尼娅心想，这不是好事，大概回答都是敷衍了事，很简短。但是，等到一个穿得很讲究的上了年纪的妇女走到窗口，却停顿了很久。大家小声传说着，值班人员亲自问情况去了，因为在电话里说不详细。那个妇女半侧身朝着队伍站着，眯着眼睛，那表情似乎在说，她在这儿也不认为自己和这群可怜的被捕者的亲属是平等的。
不一会儿，队伍又动起来。有一个年轻女子在离开窗口的时候，小声说：
“回答只有一句：不准送东西。”
旁边一个女子对叶尼娅解释说：
“这就是说，侦讯还没有结束。”
“那能不能见面呢？”叶尼娅问道。
“唉，您怎么啦！”那女子说，并且笑了笑叶尼娅的天真。
叶尼娅从来没有想到，人的脊背这样善于表情，这样明显地表达出人的精神状态。快要走到窗口的人们，不知为什么很特别地伸长了脖子，他们的脊背，连同那耸起的肩膀，那绷紧的肩胛骨，好像是在叫，在哭，在抽搭。
等到叶尼娅前面只有六个人了，小窗户啪的一声关上了，说是休息二十分钟。站队的人在沙发上和椅子上坐下来。
这里有母亲，有妻子；有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是一位工程师，他的妻子是对外文化协会的翻译，现在在监狱里；有一名女中学生，她的妈妈被捕了，她的爸爸在一九三七年就被判处剥夺十年通信自由；有一位瞎眼的老奶奶，是邻居领她来的，她是来打听儿子的消息；有一位外国女子，不大会说俄语，她是一名德国共产党员的妻子，身穿方格的外国大衣，手里提着一个花布提包，眼睛完全像俄罗斯老奶奶的眼睛。
这里有俄罗斯人，有亚美尼亚人，有乌克兰人，有犹太人，还有莫斯科郊区集体农庄的一名女庄员。在桌子上填表的那个老头子是季米里亚泽夫学院的教师，他上中学的孙子被捕了，显然是因为在晚会上说错了话。
在这二十分钟里，叶尼娅听到和了解了很多事情。
今天的值班员很好……在布特尔监狱不收罐头食品，一定要送大葱和大蒜——治坏血病……在这里，上星期三有一个人拿到了证件，在布特尔监狱关了他三年，一次也没有审问过，就放了……从被捕到进劳改营，一般要过一年左右……不能送好东西；在克拉斯诺普列斯宁羁押监狱，把政治犯和刑事犯关在一起，刑事犯见什么东西抢什么东西……不久前这儿来过一个妇女，她的老头子是一个很大的设计师，老头子被捕了，原来他在年轻时和一个女子有过短时间的关系，生了个男孩子，他一直付给她孩子的赡养费，可是从来没有见过那孩子，等那孩子长大成人，在前线上跑到德国人那边去了，所以设计师被判了十年徒刑，因为他是祖国叛徒的父亲……大部分是依据58-10条定罪进来的。反革命宣传罪，主要是因为瞎扯，随便发表议论……就在五一节前被捕了，一般在节日前抓人抓得特别多……这里来过一个妇女，有一个侦讯官往家里给她打电话，她忽然听到丈夫的声音……
说也奇怪，叶尼娅在这内部监狱的接待室里，倒是比在姐姐家洗过澡以后心里镇定些，轻松些。
有的妇女送的东西被收下，脸上露出幸福的神情。
有一个人用压得低低的声音在旁边说：
“他们说到一九三七年被捕的一些人的情况。都是胡乱说的。他们对一个妇女说，‘你丈夫活着，在干活儿呢。’可是她第二次来，还是那个值班的回答她说：‘你丈夫在一九三九年死了。’”
终于小窗户里面的人抬起眼睛看着叶尼娅了。这是一张普普通通的办事人员的脸，也许他昨天还在消防队办公室里工作，明天，如果上级有命令，他又会到授奖科填报表了。
“我想打听一个被捕的人——克雷莫夫·尼古拉·格里高力耶维奇。”叶尼娅说。她觉得，就连不认识她的人都会察觉，她说话的声音变了。
“什么时候被捕的？”值班人员问。
“在十一月里。”她回答说。
值班人员交给她一张查询表，说：
“您填好，交给我，不用再排队。明天来听回话。”
他在给她表的时候，又看了她一眼，这匆匆的一瞥不是普通办事员的目光，而是克格勃人员的精明和搜索的目光了。
她开始填表，手指头哆嗦着，就像刚才坐在这椅子上的那个季米里亚泽夫学院的老头子。
在和被捕人关系一栏内她写的是“夫妻”，而且用粗粗的笔划描了描。
她把填好的表交去以后，坐到沙发上，把身份证放进手提包。她从手提包的这一格又换到那一格，重放了好几次，她明白了，她是不愿意离开这些站队的人。
此时此刻她只希望一点：让克雷莫夫知道她在这里，知道她为了他已经扔掉一切，看他来了。
但愿他能知道她在这儿，在他跟前。
她在街上走着，暮霭渐渐浓了。她这一生一大半是在这座城市里度过的。但是举行画展的日子，看戏、下饭馆、别墅休养、听交响乐的日子离开她太远了，似乎她没有过过那种日子。斯大林格勒，古比雪夫，诺维科夫那好看的、有时她觉得英俊无比的脸已成为过去。剩下的只有库兹涅茨桥24号的接待室，她觉得她好像是在一个陌生城市的陌生街道上走着。
二十五
维克托一面在外间脱套鞋，和老保姆打招呼，一面看着契贝任房间的半开着的门。
老保姆伊凡诺芙娜一面帮维克托脱大衣，一面说：
“进去吧，进去吧，他在等你呢。”
“娜杰日达·菲道罗芙娜在家吗？”维克托问。
“不在家，昨天她带着侄女上别墅去了。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您不知道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了吗？”
维克托对她说：
“听说，有人叫朱可夫的司机问问朱可夫，战争什么时候结束。朱可夫坐上汽车，却问起司机：‘你能不能说说，这战争什么时候结束？’”
契贝任出来迎住维克托，说：
“老人家，不要把我的客人抢去。你请你的客人好啦。”
维克托每次到契贝任这儿来，都感到很兴奋。现在虽然他心里十分苦恼，仍然别有一种已经不习惯的轻松感。
往常维克托走进契贝任的书房，打量着一个一个的书架，总要用开玩笑的口吻说说《战争与和平》里的一句话：“噢，在写呢，没有玩。”
现在他也说：
“噢，在写呢，没有玩。”
书架上十分凌乱，很像车里亚宾斯克工厂车间里那种表面上的混乱。
维克托问：
“您的孩子们有信来吗？”
“收到大儿子的来信，小儿子在远东。”
契贝任握住维克托的手，借助默默无言的握手表达了不需要用话说的心情。老保姆伊凡诺芙娜也走到维克托跟前，吻了吻他的肩头。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您有什么新闻吗？”契贝任问道。
“我的消息，也就是大家的消息。斯大林格勒的消息。现在毫无疑问：德国佬要完蛋了。我个人却没有什么好消息，相反，全是坏消息。”
维克托对契贝任说起自己的倒霉事。
“现在朋友们和老婆都劝我检讨。把自己的正确说成错误。”
他一个劲儿地说自己的事，说了很多。一个害重病的病人，总是日日夜夜想着自己的病。
他撇了撇嘴，耸了耸肩膀。
“我常常想起咱们说过的关于发面和浮上表面的脏东西的那番话……在我周围从来没出现过这样多的肮脏东西。而且不知为什么这一切偏偏出在胜利的日子里，这就特别可恼，特别使人难以容忍。”
他看着契贝任的脸，问道：
“依您看，这不是偶然的吧？”
契贝任的脸非常奇怪：很平常，甚至很粗陋，高颧骨，翘鼻子，像一张庄稼汉的脸。尽管如此，却又十分文雅，十分清秀，伦敦的绅士开尔文勋爵都望尘莫及。
契贝任忧郁地回答说：
“等到战争结束了，咱们再说说，什么是偶然的，什么不是偶然的。”
“也许，到那时候猪都会把我吃掉了。明天就要在学术委员会会议上拿我开刀了。就是说，已经在院部和党委会上把我结果了，只是在会议上宣布一下，说这是人民的声音，群众的要求。”
维克托在和契贝任说话的时候，觉得自己很奇怪：他们谈的是维克托生活中的痛苦的事情，不知为什么心里却很轻松。
“我倒是认为，现在是用银盘子，也许是用金盘子捧着你呢。”契贝任说。
“这为什么？我把科学引进了学究式的抽象概念的泥坑，使科学脱离了实际嘛。”契贝任说：
“是啊，是啊。很奇怪！您知道，男人是爱女人的。女人是男人的人生目的，是男人的幸福、希望、欢乐。但是不知为什么男人总要隐瞒着，这种感情不知为什么成了不体面的东西，男人必须说，他和女人睡觉，是因为她给他做饭，补袜子，洗衣服。”
他把两手举在自己的面前，张开手指头。他的手也是很奇怪的：是一双像铁钳一样有力的干活儿的手，同时又很像一双贵族的手。契贝任忽然发起火来：
“可是我不害臊，我需要爱情并不是为了做饭！科学的价值就在于它为人类造福。可是我们科学院的一些家伙却奉命说：科学是实际的女佣，要依照谢尔巴科夫的家规干活儿：‘您有什么吩咐？’只能准许这样！……不对！科学发明本身有其崇高的价值！科学发明可以改善人，其作用超过蒸汽锅炉、涡轮机、航空和从诺亚时代到我们今天的全部冶金工业。改善心灵，心灵！”
“我倒是赞成您的说法，不过恐怕斯大林同志不赞成。”
“没什么，没什么。这就是事情也有另一个方面。今天麦克斯韦的抽象理论到明天会变为军用无线电呼号。爱因斯坦的引力场理论、薛定谔的量子力学和玻尔理论体系明天就成为最强大的实际力量。这是应该可以理解的。这道理极其简单，就连笨鹅都会懂得。”
维克托说：
“不过，您也曾亲身体验到，政治领导者不愿承认今天的理论明天会变为实际。”
“不，倒是有些相反，”契贝任慢慢地说，“我自己不愿意领导研究所，正是因为我知道：今天的理论明天会变为实际。可是很奇怪，非常奇怪，我原来就认为，希沙科夫会因为发现核反应过程受到提拔。而这种事没有您是不行的——说准确点儿，不是我原来认为这样，而是一直认为是这样。”
维克托说：
“我不理解您辞去研究所职务的动机。您的话我不明白。但是我们的领导向研究所提出了曾经使您担心的任务，这是很明白的。领导者往往在一些比较明显的事情上犯错误。比如伟大领袖一直在加强同德国人的友好关系，而且在战争开始前几天还用特快列车给希特勒送橡胶和其他战略原料。而在我们的事业中……伟大的政治家出错儿就更不算什么。而在我的生活中，一切都翻了个儿。我在战前的著作都是接触实际的。比如，我在车里雅宾斯克就常常上工厂去，帮助安装电子仪器。可是在战争时期……”
他带着快活而无可奈何的神气把手一挥。
“我走进了深深的密林。有时不知是害怕，还是觉得不自在。真的……我想建立核子相互作用物理学，可是这样引力、质量、时间就不存在了，而没有实体的空间也要分为两个，只有磁力意义。在我的实验室里有一个很有才能的年轻人，就是萨沃斯季扬诺夫，有一次我和他谈起我的研究。他问我这一点，又问那一点。我对他说：这还不是理论，这是提纲和一些想法。第二空间——这是方程中的指数，不是实有的。对称只是存在于数学方程中，我不知道，基本粒子的对称是否与之相符。数学答案走到了物理学前面，我不知道，基本粒子物理是否愿意挤进我的方程。萨沃斯季扬诺夫听着，听着，然后说：‘我想起大学里的一位同学，他有一次解一道方程式解乱了，就说：这不是科学，这是一群瞎子集合在荨麻地里……’”
契贝任笑起来。
“确实很奇怪，您自己无法认识到自己的数学方程在物理学方面的意义。就像有一只来自奇异国度的猫，首先出现猫的笑容，然后才出现猫本身。”
维克托说：
“可是，我的天呀，我在内心里却相信：人类生活的主轴恰恰就在这儿。我决不改变我的观点，决不后退。我从来不放弃自己的信仰。”
契贝任说：
“我知道，您离开实验室会有什么样的心情，您的数学和物理学的关系眼看着就要在实验室里显现出来。这是很痛苦的，不过我为您感到高兴，正直的心不会磨灭。”
“只要不把我磨灭掉就行啦。”维克托说。
伊凡诺芙娜送进茶来，把桌上的书推开，腾出地方。
“哦，是柠檬呀。”维克托说。
“您是贵客嘛。”伊凡诺芙娜说。
“我啥也算不上。”维克托说。
“喔，喔，”契贝任说，“干吗要这样？”
“真的，明天就要对我开刀了。我感觉到了。到后天我会怎样呢？”
他把茶杯朝自己跟前移了移，用茶匙在小碟子边上敲着自己绝望心情的进行曲，心不在焉地说：“哦，柠檬呀。”他觉得用同样的语调把这话说了两遍，感到不好意思起来。
他们沉默了一阵子。契贝任说：
“我想和您谈谈一些想法。”
“我很愿意听。”维克托心不在焉地说。
“其实，不过是空想……您知道，关于宇宙无限的概念，现在已经成了人人知道的道理。总星系总有一天会成为某一个俭省的人就着喝茶的糖块，而电子或中子则会成为人类可以纵横驰骋的世界。这已经是小学生都知道的了。”
维克托点了点头，在心里说：“的确是空想。今天老头子有点儿不正常。”同时他想象着明天会议上希沙科夫的样子。“不，不，我不去。要是去，就要检讨，或者争论政治问题，那就等于自杀……”他轻轻打了一个呵欠，想道：“这是心力衰竭。人打呵欠都是因为心脏有毛病。”
契贝任说：
“能够限制无限性的，恐怕只有上帝……因为在宇宙界限之外，必须承认有神的力量。不是这样吗？”
“是这样，是这样。”维克托说。又在心里说：“德米特里·佩特罗维奇呀，我可是没有心思谈哲学，人家要抓我坐牢了。必然的事嘛！再说，我在喀山又和那个马季亚罗夫说直话说了不少。也许也就是暗探，也许是逼着他来套别人的话。我一切都很糟糕。”
他看着契贝任，契贝任注视着他那似乎很用心的目光，继续说：
“我以为，限制宇宙无限性的界限是有的，那就是生命。这界限不在爱因斯坦的曲率范围，而是在生命的对立性和死的物质中。我觉得，可以给生命下定义为自由。生命就是自由。生命的基本原则就是自由。自由与受奴役，生命与死的物体——界限就在这里。再就是，我以为，自由一旦出现了，就开始了自己的演化。演化分两种途径进行着。人比起原生动物有更多的自由。生物世界的整个演化过程就是从自由的最小限度到最高限度的运动过程。这就是生命形式演化的实质。最富于自由的形式，便是最高的形式。这是演化的第一分支。”
维克托看着契贝任，沉思起来。契贝任点了点头，似乎是对他的用心倾听表示赞许。
“还有演化的第二条分支，我以为是数量方面的演化分支。今天，如果一个人的重量算五十公斤的话，全人类的重量就有一亿吨了。这比以前，比如说，一千年前，多得太多了。活物的量依靠死物体供应的养料会越来越多。地球会渐渐充满生物。人类住满了沙漠，住满了北极地区，就要开始进入地下，地下城市和场地的地面会越来越深。地上生活的人就要成为优越的了。然后住满一个又一个行星。如果想象到由于时间无限而生命演化不断，那么将来死物质变生命的过程会在银河系范围内进行。物质将由死的变成活的，变成自由。宇宙就活了，世界上的一切都成了活的，也就是都成了自由的。自由、生命就会战胜奴役。”
“是的，是的，”维克托说，并且笑了笑，“可以拿积分为例。”
“实质就是这样，”契贝任说，“我研究过星体演化，可是我懂得，活的黏液留下的小小灰斑都是轻易动不得的。演化的第一分支，从低级到高级，那是了不起的。将会出现具有一切天然特点的人：到处都能去，什么都知道，什么都能做得到。最近一百年内会解决物质变能的问题和创造活物质的问题。在战胜空间和取得极限速度方面也会有相应的发展。在比较遥远的将来，会朝着掌握能的最高形式，即掌握精神能的方向前进。”
维克托忽然不再觉得契贝任说的一切是空谈了。原来，他不赞同契贝任说的话。
“人能够通过仪器的显示使整个总星系的理性生物的精神活动的内容、节奏具体化。光需要几百万年才能穿越的空间，精神能霎时间就能穿越。上帝的特征——无所不在，将成为精神的成就。不过，人能够与上帝并驾齐驱之后，还不会就此停止。人要解决上帝都无法解决的问题。人要建立和整个宇宙、和另外的空间、和另外的时间的高级理性生物的联系，人类的整个历史与另外的时间相比，只是似有若无的短暂的一闪。人还要建立和微观宇宙的生命的有意识联系，微观宇宙生命的演化，在人类看来只是短短的一瞬。那将是完全消灭时间与空间障碍的时代。人类就会看不起上帝了。”
维克托点了点头，说：
“德米特里·佩特罗维奇，开头我听着您的话，心里在想，我哪儿有心思听哲学议论，人家要抓我去坐牢了，还谈什么哲学。可是我一下子就忘记了科甫琴科，也忘记了希沙科夫、贝利亚同志，忘记了明天也许会把我赶出实验室，后天也许就会把我关起来。不过，您要知道，我听着您的话，不是感到高兴，而是感到失望。您把我们说得很了不起，神话中的大力士赫拉克勒斯在我们面前成了可怜的小矮子。可是就在这时候，德国人就像宰疯狗一样在杀犹太老人和孩子，我们也发生过一九三七年的事，发生过普遍集体化的事，把几百万不幸的农民流放，饥饿，人吃人……您要知道，我总觉得从前一切都单纯些，明朗些。经历了种种可怕的不幸与灾难之后，一切都变得复杂了，难以理解了。人会看不起上帝，可是能不能也看不起恶魔，战胜恶魔？您说，生命就是自由。可是在集中营里的人是不是这样想？生命遍布于宇宙之后，会不会用自己强大的力量建立奴役制，其可怕程度超过您说的对死物质的奴役？您还是告诉我，将来的人在善良方面能不能超过耶稣？这是最主要的！请告诉我，如果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人类仍然带有我们今天的刚愎自用和利己主义，包括阶级的、民族的、国家的、个人的利己主义，人类的强大将给世界带来什么？那时的人会不会把全世界变成总星系规模的集中营？就是说，就是说，请告诉我，您是否相信善良、道德、慈悲心的进化？人是不是在这方面也会进化？”
维克托很抱歉地皱了皱眉头。
“对不起，我一定要请您回答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也许比咱们谈的数学方程还要抽象。”
“这个问题并不那么抽象，”契贝任说，“因此也反映在我的生活中。我决定不参加原子裂变的研究。人类要过明智的生活，今天的善良和好心肠是不够的，您说的也是这一点。如果人一旦掌握了原子内部能量的力量，会怎么样呢？今天精神能还处在很可怜的水平。不过我相信未来！我相信，日益发展的不只是人的力量，还有仁爱心，还有人的精神。”
他看到维克托脸上的表情，感到惊讶，就沉默下来。
“我想过，想过这一点，”维克托说，“有一次我也觉得十分可怕！我们在这儿担心人类的不完美。可是，比如说，在我的实验室里，还有谁考虑这一点呢？索科洛夫吗？他有很了不起的才能，可是胆子太小，在国家的力量面前低声下气，认为一切权力都是天生的。马尔科夫吗？他完全置身于善、恶、仁爱、道德等问题之外。他有实干的才能。他解决科学问题，就像棋手研究棋局。我对您说过的萨沃斯季扬诺夫吗？他是一个招人喜欢的、很聪明、很出色的物理学家，但他又是一个所谓没有头脑的轻浮小伙子。他把一大堆相识的姑娘的游装照片带到喀山，他讲究穿戴，喜欢喝酒、跳舞。对于他来说，科学就是运动。解决问题，弄清现象，就是创运动纪录。最要紧的是，不能被欺骗和利用！可是，就连我现在也没有想这些问题。在我们的时代，从事科学研究的应当是具有伟大心灵的人，应当是先知和圣者！可是现在研究科学的却是有实干才能的人、象棋专家、运动员。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创造什么。您怎么样？可是您不过是您。柏林的契贝任就不会拒绝研究中子！那又怎么办？我呢，我又怎么样？我原来觉得一切都很简单，可是现在觉得不是这样，不是这样……您知道，托尔斯泰曾经认为自己的天才作品是无聊的游戏。我们物理学家进行创作不是靠天才，而是使出全身的力气、全部的心血。”
维克托的睫毛不住地眨巴起来。
“我到哪儿去找信心、力量、百折不挠的精神呀？”他很快地说。他的声音中出现了犹太口音。“啊，我能对您说什么呀？您懂得我现在的苦楚，现在他们整我，只是因为我……”
他没有说完，很快地站了起来，茶匙掉到地上。他哆嗦着，两只手都在哆嗦。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请您不要难过，”契贝任说，“还是来谈点儿别的吧。”
“不，不，请原谅。我要走了，我的头有点儿疼，对不起。”他开始告别。
“谢谢，谢谢。”维克托说，也不看契贝任的脸，觉得自己再也控制不住激动的心情。
维克托朝楼下走去，泪水顺着脸颊扑簌簌流着。
二十六
维克托回到家里，家里人都已经睡了。他觉得，他会在桌前一直坐到天亮，把自己的检讨书写了又写，看了又看，再考虑第一百次：明天他去不去研究所。
在长长的回家的路上，他什么也没有想：没有想在楼梯上流泪，没有想因为忽然激动起来中断了他和契贝任的谈话，没有想他的可怕的明天，也没有想揣在上衣旁边口袋里的给妈妈的信。安静的夜晚的街道使他的心情也安静下来，他的头脑空空的，好像一眼可以看透，可以穿过似的，就像夜晚的莫斯科空旷无人的林荫道。他不难过，不因为刚才流泪感到不好意思，不担心自己的命运，不盼望好的结局。
早晨，维克托朝浴室走去，可是浴室的门从里面锁上了。
“是你吗，柳德米拉？”他问道。
他听到叶尼娅的声音，啊呀了一声。
“我的天，叶尼娅，你怎么在这儿呀？”他说。因为太突然，他呆呆地问道：“柳德米拉知道你来了吗？”
叶尼娅走出浴室，他们拥抱起来。
“你气色不大好啊。”维克托说过这话，接着又说：“我这是随便说的。”
她接着就在走廊里对他说了克雷莫夫被捕的事和她来莫斯科的目的。
他很吃惊。但是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觉得叶尼娅此行尤其难得。假如叶尼娅来时喜气洋洋，一心想的是自己的新生活，他就不会觉得她这样可亲可爱了。
他和她说话，向她问这问那，一面不住地看钟。
“这多么荒唐，多么不可思议，”他说，“你倒是想想尼古拉和我谈的许多话，他常常纠正我的思想。可是你瞧！我满脑子异端邪说，却还自由自在，他这个虔诚的共产党员倒被捕了。”
柳德米拉说：
“维克托，你要注意：餐室里的钟慢十分钟。”
他嘟哝了一句，便朝自己房里走去，在经过走廊的时候，又朝挂钟看了两次。
学术委员会会议定于上午十一时开始。他虽然置身于许多习惯了的东西和书籍之中，却以超乎寻常、近似幻觉的敏锐感清清楚楚地感觉到研究所里的紧张和忙碌。十点半了。
大概索科洛夫开始脱工作服了。萨沃斯季扬诺夫小声对马尔科夫说：
“嗯，看样子，咱们的疯子拿定主意不来了。”
古列维奇挠着厚厚的后脑勺，朝窗外看了看：一部小汽车来到研究所大楼门前，希沙科夫头戴呢帽、身披长长的牧师式斗篷走出汽车。随后又有一部小汽车来到，是年轻的巴季因。科甫琴科顺着走廊走来。会议厅里已经有十五六个人，都在看报纸。他们提前来，因为知道今天的人很多，要先占一个好点儿的位子。斯维琴和研究所党委书记拉姆斯科夫带着一副煞有介事的神气站在党委会门口。白发苍苍的老院士普拉索洛夫拿眼睛朝上望着，在走廊里缓缓走着；他在这一类的会议上说话特别鄙俗。初级研究员们成群成堆地走着，闹哄哄的。
维克托看了看表，从抽屉里拿出自己的检讨书，装到口袋里，又看了看表。
他可以去参加学术委员会会议，不检讨，一声不响地坐一坐……不行……既然去了，就不能不说话，既然说话，就得检讨。可是如果不去，就把自己所有的路切断了……
别人会说：“他没有勇气……有意和群众对立……是政治上的挑战……这样一来，问题的性质就变了……”他从口袋里掏出检讨书，并没有看，马上又装进口袋里。这检讨书他反复看过几十遍了：“我认识到，我对党的领导表示不信任，这种行为不符合苏联人的行动准则，所以……还有，我在研究中没有意识到自己偏离了苏联科学的光辉道路，不自觉地对抗……”
他老是想再看看检讨书，可是他把检讨书一拿到手里，就觉得每一个字他都熟悉得不得了……共产党员克雷莫夫进了卢比扬卡监狱。他维克托又喜欢怀疑，又怕斯大林的残酷，还议论过自由，议论过官僚作风，再加上现在被看做政治问题的事，早就应该被送到科雷马去了……
最近几天他越来越害怕，似乎他就要被捕了。要知道，一般都不是开除公职就完事儿的。先是批判，然后开除，然后抓起来。
他又看了看表。这时大厅里应该已经坐满了人。大家都朝门口看着，小声说着：“维克托·施特鲁姆还没来呢……”有人说：“快到中午了，维克托还没来呢。”希沙科夫坐到主席位子上，把皮包放到桌上。科甫琴科旁边还站着一名女秘书，女秘书是拿着紧急文件来请他签字的。
维克托想到会场上几十个人焦急而不耐烦地等待着，也急得不得了。大概，在卢比扬卡监狱里，在负责他的专案的人的房子里，有些人也在等着：他怎么还没来呀？他仿佛看到中央委员会也有一个面色阴沉的人：怎么他还不来呀？他仿佛看到许多熟人都在对家里人说：“真是疯子。”柳德米拉在心里责备他：托里亚献出生命保卫国家，可是维克托竟在战争时期和国家争执起来。
过去每当他想起他和柳德米拉的亲戚中有那么多被镇压、被流放的人的时候，他总是自我安慰地想：“如果他们问我，我会说：我的亲戚不都是这样的人，还有克雷莫夫呢，他也是我的近亲，是有名的共产党员，老布尔什维克，地下工作者。”
可是现在你瞧克雷莫夫！如果那里面开始审问他，他就会想起维克托的许多牢骚怪话。不过，克雷莫夫跟他也不是那么亲近了，因为叶尼娅已经和他分手了。而且，他和他也没有说过多么危险的话，因为在战前维克托还没有什么特别尖锐的意见。啊，要是问起马季亚罗夫呢？
几十、几百种拉力、压力、推力、撞力合成一种合力，似乎要把他的肋骨折断，把他的头盖骨击碎。
什托克曼博士的话“孤独的人是刚强的”是不对的……孤独算什么刚强：他偷偷地朝四下里打量着，带着自嘲和无可奈何的表情匆匆忙忙地结起领带，把检讨书放到新礼服的口袋里，穿起崭新的黄皮鞋。
就在他穿好衣服站在桌边的时候，柳德米拉走进门来，她一声不响地吻了吻他，就出去了。
不，他不宣读自己的检讨书！他要说说心里的实话：同志们，朋友们，我听到你们的话十分难过，我十分难过地在想，在艰苦奋战取得斯大林格勒战役转折的大喜的日子里，我怎么会这样孤立，怎么会听到自己的同志、兄弟和朋友们的愤怒的谴责……我向你们发誓：我不吝惜全部心血、全部力量……是的，是的，是的，他现在知道要说些什么……快点儿，快点儿，他还来得及……同志们……斯大林同志，我有过错误，到了深渊的边沿，才看清自己的错误。他要说的是他内心深处的话！同志们，我的儿子就牺牲在斯大林格勒城下……他朝门口走去。
就在这最后一分钟里，他最后拿定了主意，剩下的只是快点儿赶到研究所，把大衣脱在存衣室里，走进会议厅，听着几十个人激动的低语声，打量着一张张熟悉的脸，说：“同志们，我请求发言，我要说说这些天来我所想的和我感觉到的……”
但也正是在这几分钟里，他动作缓慢地脱掉上衣，搭在椅背上解下领带，卷了卷，放到桌子边上，坐下来，开始解鞋带儿。
他顿时充满轻松感与清白感。他坐着，很平静地沉思起来。他不信上帝，但是不知为什么此时此刻他觉得仿佛上帝在看着他。他这一生从来没有体验过这样幸福同时又这样安宁的心情。再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夺去他的正确性了。
他想起妈妈。也许，当他不由自主地改变主意的时候，妈妈在他跟前。因为在这之前一分钟，他还真想去做违心的检讨呢。当他下决心做出最后决定的时候，没想到上帝，也没想到妈妈。但是上帝和妈妈是和他在一起的，尽管他没有想到。
“我心里坦然，我很幸福。”他想。
他又想象起会议的情形，想象着很多人的脸，仿佛听到发言者的声音。
“我心里多么痛快，多么舒畅呀。”他又想道。
他好像从来没有这样认真思索过自己的一生，这样认真想过亲近的人，从来没有这样认真来了解自己和自己的命运。柳德米拉和叶尼娅走进他的房里。柳德米拉看见他脱了外衣，只穿着袜子，敞着衬衣领口，不禁像个老奶奶似的啊呀叫了一声。
“我的天，你没有走呀！那现在会怎么样？”
“我不知道。”他说。
“不过，也许还不迟吧？”她说。然后看了看他，又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是成年人啊。可是，你在决定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应当考虑的不光是自己的原则。”
他没有作声，后来叹了一口气。
叶尼娅说：“姐姐！”
“噢，好吧，好吧，”柳德米拉说，“听天由命吧。”
“是的，柳德米拉，”维克托说，“所以咱们还要慢慢走着瞧呀。”
他用手捂住脖子，笑着说：
“对不起，叶尼娅，我没系领带。”
他看着柳德米拉和叶尼娅，觉得他现在才真正懂得，生活在人世上是多么不容易、多么不可轻视的事，和亲人的关系有多么重要。他明白了，生活会照常进行下去，他又可以发火，可以为琐碎事操心，可以生妻子和女儿的气了。
“好啦，我的事谈够了，”他说，“叶尼娅，咱们来下下棋，你可记得，那次你一连赢了我两局？”
他们把棋摆好，维克托是白棋，第一步走的是王侧小卒。
叶尼娅说：
“尼古拉用白棋往往都是先走王棋旁边的卒子——啊，今天上库兹涅茨桥，不知道会给我什么回话呀？”
柳德米拉弯下身，把便鞋推到维克托脚底下。他也不看，想把脚插进鞋里，柳德米拉带着抱怨的意味叹了一口气，便跪到地上，把便鞋给他穿到脚上。他吻了吻她的头，漫不经心地说：
“谢谢，柳德米拉，谢谢。”
叶尼娅还没有走第一步，就摇了摇头。
“哼，我真不懂。托洛茨基问题是老问题了。一定是出了什么事儿，可是什么事儿呢？”
柳德米拉一面摆正白棋，一面说：
“昨天夜里我几乎一夜没有睡。那样忠实、思想水平那样高的共产党员呀。”
“昨天夜里，你可算睡得很好，”叶尼娅说，“我醒了好几次，你都是在打呼噜。”
柳德米拉生气了：
“胡说，我简直都没有合眼。”
像是在回答那个让她自己不安的问题，她对丈夫说：
“没关系，只要不逮捕，就没关系。如果什么都不给你，我不怕，咱们可以卖东西，可以上别墅去，我到市场上去卖草莓。我还可以到中学里去教化学。”
“别墅不会再让住了。”叶尼娅说。
“难道你们不明白，尼古拉什么罪也没有？”维克托说。“不是那种人。”
他们面对棋盘坐着，看着棋子，看着只走了一步的唯一的一个小卒，说着话儿。
“叶尼娅，好妹妹，”维克托说，“你是凭良心行事。要知道，这是一个人最可贵的东西。我不知道生活会带给你什么，但我相信，你现在所作所为对得起良心。我们最大的不幸，就是我们所作所为不凭良心。我们说的，不是我们所想的。感觉是一样，做的却是另一样。你该记得，托尔斯泰说到死刑，说过：‘我不能沉默！’可是在一九三七年处死成千上万无辜的人的时候，我们却沉默。沉默还算好的呢！还有不少人闹闹哄哄大加赞扬呢。在普遍集体化的可怖时期，我们也沉默。我以为，我们还谈不上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仅仅是在于重工业。社会主义首先要有凭良心的权利。剥夺人的凭良心的权利，是非常可怕的。如果一个人能够凭良心行事，会感到十分幸福的。我替你高兴。你是凭良心行事的。”
“维克托，你不要像佛陀一样说教了，不要把糊涂人弄得更糊涂，”柳德米拉说，“良心有什么用？断送自己的幸福，让一个好人痛苦，这又对克雷莫夫有什么好处？我不相信，等到把他放出来，他会有什么幸福。在他们分手的时候，他是好好儿的嘛。她的良心是对得起他的。”
叶尼娅拿起王棋，在空中转悠了几下，看了看贴在棋子底下的呢子，又放回原处。
“姐姐，”她说，“还能有什么幸福。我想的不是幸福。”
维克托看了看表。他觉得钟表的表盘很平静，长短针似乎带着睡意，十分安宁。
“这会儿他们在那儿讨论得正带劲儿呢。在拼命地批判我呢，不过我既不气，又不恼。”
“要是我，就打那些不要脸的家伙的嘴巴，”柳德米拉说，“一会儿管你叫科学的希望，一会儿照你吐唾沫。叶尼娅，你什么时候上库兹涅茨桥？”
“四点钟。”
“我给你做午饭，吃了再去。”
“今天咱们午饭吃什么？”维克托说。又笑着补充说：“两位女同胞，你们可知道，我对你们有什么要求？”
“知道，知道。你是想干你的事情。”柳德米拉说着，站了起来。
“要是别人，在这样的日子，早气得发疯了。”叶尼娅说。
“这是我的软弱，不是刚强，”维克托说，“昨天契贝任和我谈了很多科学上的问题。可是我另有看法，另有一种观点。就像托尔斯泰那样：他怀疑，感到苦恼，不知道文学对人是否有用，不知道他写的书对人是否有用。”
“哼，你要知道，”柳德米拉说，“你想在物理方面写出《战争与和平》，还早着呢。”
维克托感到十分尴尬。
“是的，是的，柳德米拉，你说得很对，我是胡乱说说。”他嘟哝说，并且不由自主地用责备的目光看了看妻子：天哪，就是在这样的时候，还要着重指出我说的每一句错话呀。
他又剩了一个人。他看起昨天他做的记录，同时在想今天的事情。
为什么柳德米拉和叶尼娅离开他的房间，他就舒畅了？有她们在场，他产生了一种感觉，感觉到自己是虚伪的。他提议下棋，他表示希望干事情，其中都有虚伪性。显然，柳德米拉管他叫佛陀，正是感觉出这一点。而且他在赞美良心的时候，也感到他的声音有虚伪、不自然的意味。他怕别人怀疑他是自我欣赏，就尽可能说一些很平常的话，但是这样故意表示平常，就像在讲道台上布道一样，也有其虚伪性。
有一种模模糊糊的不安使他放不下心来，他不明确：他缺少什么。
他几次站起来，走到门口，倾听柳德米拉和叶尼娅说话的声音。
他不想知道他们在会议上说些什么，不想知道谁的发言特别激烈和凶狠，不想知道他们做了什么样的决议。他要给希沙科夫写一封短短的信，说他病了，最近几天不能上研究所去。以后就不需要这样解释了。能做到的，他总是想尽可能做到。其实，已经没用了。为什么近来他这样怕逮捕？他没干什么坏事呀。他只是随口乱说。而且，其实没说什么了不起的坏话。他们是知道的。但是心里还是惶惶不定，他忍不住朝门口看了看。也许，他是想吃饭？大概，今后不能享受按级别供应了。也不能进高级食堂了。外室里响起轻轻的门铃声，维克托急忙跑出去，朝着厨房高声说：
“柳德米拉，我去开门。”
他把门开了。在幽暗的外室里，玛利亚的一双惶惶不安的眼睛看着他。
“啊，就是的，”她小声说，“我就知道您不会去。”
维克托帮她脱大衣，他的手感觉到传到大衣领子上的她的脖子和后脑勺的温暖，这时他忽然领悟到：他刚才就是在等她的，因为预感到她要来，所以他倾听，并且一再地朝门看。
他明白这一点，因为他一看到她，马上就感到轻松和很自然的喜悦。每次他在傍晚带着沉重的心情从研究所回来，惶惶不安地打量着行人，注视着电车和公共汽车窗外一张张女人的脸，他就是希望遇到她。每当他回到家里，问柳德米拉：“有谁来过吗？”他就是想知道她是不是来过。早就是这样了……她来了，他们说话，开玩笑；她走了，他似乎就把她忘了。当他和索科洛夫说话的时候，柳德米拉说她问候他的时候，她都会出现在他的头脑中。似乎除了他看到她的时候和说她是多么可爱的女子的时候，她都不存在。有时，为了逗引柳德米拉生气，他还说她的好朋友没有读过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的作品。
他和她在逍遥公园散过步。他看着她，觉得很愉快；他很喜欢她能很快地明白他的话，一听就懂，从来不会理解错；她听他说话时那种孩子般的倾注神情，使他很感动。后来，他们分手，他就不想她了。后来他走在大街上，又想起她来，后来又忘了。
现在他感觉到，她本来一直和他在一起，只是他觉得好像她不在罢了。在他没有想着她的时候，她也和他在一起。他看不见她，他没有想起她，可是她依然和他在一起。他无意去想她，就感觉她不在；却不知，即使在不想她的时候，也总是因为她不在而心神不宁。可是这一天，当他对自己、对和他一起生活而又各有各的生活的人了解得特别深刻的时候，他凝视着她的脸，明白了自己对她的感情。他看着她，感到高兴：那种经常使人惆怅的她不在的感觉一下子消失了。他因为有她和他在一起，感到轻松起来，他不再下意识地感觉她不在了。他近来总是感到自己孤单。他在和女儿、和朋友、和契贝任、和妻子说话的时候，都觉得自己孤单。可是他只要一看见玛利亚，孤单就消失了。
而且这一发现并没有使他吃惊，这是很自然的、无可争辩的。可是在一个月前，两个月前，在喀山的时候，他怎么不明白这简单又无可争辩的事呢？
所以很自然，当他今天特别强烈地感觉到她不在的时候，他的感情就要从深处涌到表面上来，让他意识到它的存在。
因为无论如何对她是无法隐瞒的，所以就在外室里，他带着一副愁容望着她说：
“我一直以为，我像狼一样饿了吧，就一个劲儿地朝门口看，是不是马上来叫我吃饭。谁知我是在等待：玛利亚是不是来了！”
她什么也没有说，就好像没有听见，便走了进来。
她和初次见面的叶尼娅一起坐在沙发上，维克托把目光从叶尼娅脸上移到玛利亚脸上，又移到柳德米拉脸上。两姐妹多么美呀！这一天柳德米拉的脸特别好看。有损她的美的阴沉表情不见了。她的一双明亮的大眼睛露出温柔而惆怅的神气。叶尼娅撩了撩头发，显然是感觉出玛利亚在看她。玛利亚说：
“对不起，不过我没想到一个女子有您这样美，我从来没看到像您这样的容貌。”
她说过这话，脸红了一下。
“玛利亚，你再看看她的手，”手指头柳德米拉说，“还有脖子，还有头发。”
“还有鼻子眼儿，鼻子眼儿。”维克托说。
“怎么，你们拿我当一匹卡巴尔达马呀？”叶尼娅说。“我可不爱听这些。”
“马儿不喜欢这马料。”维克托说。虽然这话的意思不太明确，还是引起了笑声。
“维克托，你是想吃饭了吧？”柳德米拉说。
“是的，是的，不，不。”维克托说。他看到玛利亚的脸又红了。就是说，她听见他在外室里说的话了。
她坐在那里，像只麻雀，灰灰的，瘦瘦的，凸出的不高的额头上面是梳得整整齐齐的、像人民教师一样的头发，穿着肘部补过的针织上衣，维克托却觉得她说的每一句话都充满智慧、善意和文雅意味，每一个动作都显得很优雅、很温柔。
她没有说起学术委员会的会议。她问到娜佳的事，她向柳德米拉借托马斯·曼的《魔山》，向叶尼娅询问薇拉和她的小孩子，还问弗拉基米罗芙娜从喀山的来信说些什么。
维克托没有一下子就明白，玛利亚找到的是唯一正确的谈话方法。她似乎在强调，没有什么力量能够使人不能继续做人，最强大的国家也不能闯进父子、兄弟姐妹的圈子，在这不愉快的日子里，她就这样来赞美和她坐在一起的人，因为国家未能闯进他们的圈子，他们就有权不谈外部强加给他们的一切，而是谈内部实有的情形。
她的估计是对的。在她们谈论娜佳和薇拉的小孩子的时候，他一声不响地坐着，感觉他心中点燃起来的火光又平和又温暖，既不摇晃，又不会熄灭。
他感觉到，玛利亚的魅力征服了叶尼娅。柳德米拉上厨房里去了，玛利亚也去帮她忙活。
“多么可爱的人呀。”维克托若有所思地说。
叶尼娅用讥笑的口气唤他道：
“维季卡，听见没有，维季卡？”
他听到这意外的称呼，愣住了。已经有二十多年，没有人唤他的小名了。
“这位太太像猫一样爱上你了。”叶尼娅说。
“简直是胡扯。”他说。“而且为什么说是太太？她最不像太太了。柳德米拉没有一个女性朋友，可是她和玛利亚实在要好。”
“你和她怎么样？”叶尼娅用讥笑的口气问。
“我是说真的。”维克托说。
她看到他生气了，就微微笑着，看着他。
“叶尼娅，你懂吗？你别胡扯。”他说。
这时候娜佳来了。她站在外室里，急急忙忙地问道：
“爸爸去作检讨了吗？”
她走进房里。维克托把她抱住，亲了亲。叶尼娅眼里闪着泪花，打量着外甥女。
“呀，她身上连一滴我们斯拉夫人的血都没有，” 她说，“纯粹是个犹太姑娘。”
“是爸爸的基因呀，”娜佳说。
“娜佳，你是我的宝贝儿，”叶尼娅说，“外婆就喜欢谢廖沙，我就喜欢你。”
“没关系，爸爸，我们能养活你。”娜佳说。
“这我们是谁？”维克托问道。“是你和你那位中尉吗？你放学回来，洗洗手去吧。”
“妈妈和谁在那儿说话？”
“和玛利亚阿姨。”
“你喜欢玛利亚阿姨吗？”叶尼娅问道。
“依我看，她是世界上最好的人，”娜佳说，“我假如是个男人，一定会娶她。”
“她很善良，是天使吗？”叶尼娅用讥笑的口吻问道。
“怎么，小姨，您不喜欢她吗？”
“我不喜欢圣女，在她们的圣洁中往往隐藏着歇斯底里，”叶尼娅说，“我认为她们还不如明目张胆的坏蛋。”
“歇斯底里？”维克托问。
“维克托，我发誓，这是一般说说，我不是说她。”
娜佳上厨房里去了，叶尼娅又对维克托说：
“我在斯大林格勒的时候，薇拉有一位中尉。现在娜佳也来了一位中尉。来了，又会消失的。他们是多么容易牺牲呀。维克托，这有多悲惨呀。”
“叶尼娅，好妹妹，”维克托问道，“你当真不喜欢玛利亚吗？”
“我不知道，不知道，”叶尼娅急忙说，“有的女人有这样的性格，好像是一种顺从的、善于自我牺牲的性格。这种女人不会说：‘我和男人睡觉，因为我喜欢这样。’而是说：‘这是我的义务，我可怜他，所以牺牲自己。’这些女人睡觉，和好，分手，都是因为她们自己愿意，但她们说的完全是另一样：‘这是需要的，是义务，出自良心，我离开了，我做了牺牲。’可是她什么都没有牺牲，她所做的是她愿意的，而且最可恶的是，这些女人还当真相信自己有牺牲精神。我顶讨厌这样的女人！你知道这是为什么？我常常觉得，我自己就好像属于这一类。”
吃过午饭之后，玛利亚对叶尼娅说：
“叶尼娅，如果您愿意，我可以和您一块儿去。在这方面我有很痛苦的经验。再说，两个人在一起总要轻松些。”
叶尼娅有些发窘，就回答说：
“不，不，多谢了，这种事就需要单独去做。在这方面的痛苦，无法和任何人分担。”
柳德米拉侧眼看了看妹妹，好像是要向她说明她和玛利亚之间的私房话，说道：
“玛利亚觉得你不喜欢她，心里很不是滋味。”
叶尼娅什么话也没有说。
“是的，是的，”玛利亚说，“我感觉出来了。不过请您原谅我说出这话。这都是傻话。您哪有心思想到我。柳德米拉不应该说。现在这么一来，就好像我一定要您改变印象。我不过随便说说。没有什么用意。”
叶尼娅连自己也意想不到的十分真诚地说：
“您怎么啦，您很可爱，您说到哪儿去啦。我是心情很乱，请您原谅吧。您真的很好。”
然后，她很快地站起来，说：
“哦，就像妈妈常说的，我的孩子们：‘我该走了！’”
二十七
大街上行人很多。
“您不急着回家吧？”维克托问。“是不是咱们再上逍遥公园去？”
“您怎么啦，现在已经到了下班时间了，我要在丈夫回家前赶回去。”
他以为她会请他上家里去听索科洛夫说说学术委员会会议情形的。可是她没有作声，他便感到怀疑，是不是索科洛夫怕和他见面。她急着回家，使他很不高兴，不过这完全是自然的嘛。他们路过一个街心公园，离这里不远便是通向顿斯科伊修道院的大街了。她忽然站住，说：
“咱们坐一小会儿，然后我上电车。”
他们一声不响地坐着，但是他感觉出她的激动。她微微偏着头，看着维克托的眼睛。
他们还是没有作声。她的嘴紧紧闭着，但是他似乎听到了她的声音。一切都很清楚，都很明白了，就好像他们彼此都说过了。而且说话又能说什么呢？
他明白，现在出现了非同一般的严重局面，他的生活会出现新的烙印，他会有痛苦的内心慌乱。他不希望给别人造成痛苦，最好永远没有谁知道他们的爱情，也许他们彼此也不会说起。可是也许……不过，现在发生的事，他们的痛苦和愉快，他们是无法互相隐瞒的，这就会带来不可避免的重大变化。现在发生的一切取决于他们，同时好像这已经发生的事是命中注定了的，他们已经无法违抗了。他们之间发生的一切都是事实，自然而然的事实，并非取决于他们，就像白天的亮光不取决于人一样，同时这一事实却不可避免地产生虚假、伪装，产生对待最亲近的人的残酷心肠。要避免这种虚伪和残酷，就取决于他们，只要躲开自然而明亮的光就行。
有一点他是十分清楚的：在这样的时刻，他心里永远不能平静。他将来不论怎样，心里是永远不会平静的。不论他把对他身旁女子的感情隐藏起来，还是让感情冲出来成为他的新的命运，他都不会平静。不论把对她的爱化为长期的思念，还是和她亲近而引起良心上的痛苦，他都不能平静。
可是她还在一个劲儿地看着他，流露着无比幸福而又无比绝望的神情。瞧，他在冲突中没有弯腰，靠很大的狠劲儿坚持住了，可是在这儿，在这长椅子上，他多么软弱，多么无助。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她说，“我该走了，我丈夫等着我呢。”她握住他的手，说：“咱们今后别再会面了，我已经向丈夫保证不再和您见面。”
他感到心里十分慌乱，就像心脏病人要死的时候那样，由不得人的心跳就要停止了，整个世界开始摇晃，开始翻倒，大地和天空就要消失了。
“玛利亚，这为什么？”他问道。
“我丈夫要我保证今后不再和您见面，我就向他做了保证。这当然很不好，可是他现在心情是这样，他有病，我很担心他的生命。”
“玛利亚。”他说。
在她的声音中，在她的脸上，有一股不可动摇的力量，就像最近和他发生冲突的那股力量。
“玛利亚。”他又说。
“我的天，您也明白，您也看出来，我不隐瞒，为什么要全说出来。我不能，不能呀。我丈夫够苦了。您一切都知道。您要记住，柳德米拉也够苦的了。这是不可能的。”
“是的，是的，我们没有这样的权利。”他一再地说。
他的帽子掉到地上，大概有些人在看着他们。
“是的，是的，我们没有这样的权利。”他又说了一遍。
他吻了吻她的手。当他把她冰凉纤细的手指握在手里的时候，他觉得，使她决定不和他见面的不可动摇的力量，是和软弱、顺从、老实无用联系着的……
她站起来，走了，连头也不回。他却坐着，在想，他这是第一次正视自己的幸福、自己的生活的光明，可是这一切离开他，远去了。他觉得，刚才他吻过手的这个女子，本来可以代替他的一切的，代替他一生所想的、所希望的一切：科学，荣誉，名望。
二十八
学术委员会会议之后，第二天，萨沃斯季扬诺夫给维克托打来电话，问他身体怎么样，问柳德米拉身体好不好。
维克托问起会议的情形，萨沃斯季扬诺夫回答说：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不想使您不痛快，事实上，比我原来预料的更卑劣。”
维克托想：“难道索科洛夫发言了吗？”他又问道：
“做出什么决议吗？”
“很厉害的决议：认为根本不必请院部研究今后的问题……”
“懂了。”维克托说。虽然他早就相信会做出这样的决议，但还是因为意外有些慌乱。“我什么罪也没有，”他想道，“不过还是会叫我坐牢的。那里面知道克雷莫夫没有罪，可是把他关起来了。”
“有人表示反对吗？”维克托问。电话线送来了萨沃斯季扬诺夫没有说出口的难为情。
“没有，维克托·帕夫洛维奇，似乎是一致通过，”萨沃斯季扬诺夫说，“您没有来，对您是很不利的。”
萨沃斯季扬诺夫的声音不太清楚，显然他是在公用电话亭里打电话。
这一天，安娜·斯捷潘诺芙娜也给他打来电话，她已经被解除职务，不上研究所去了，所以不知道学术委员会会议的事。她说，她要上穆罗姆的姐姐家去住两个月，并且请维克托去作客，那股亲切情谊很使维克托感动。
“谢谢，谢谢，”维克托说，“如果上穆罗姆的话，那就不是去玩儿，而是到师范学校去教物理了。”
“天啊，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她说，“您怎么会这样呀，我真难受，这都是因为我呀。我哪儿值得呀。”
看样子，她把他说的关于师范学校的话当作对自己的责备。她的声音也不太清楚，显然她也不是在家里打电话，也是用公用电话。
“难道索科洛夫发言了吗？”维克托自言自语地一遍又一遍问。
很晚的时候，契贝任打来电话。这一天，维克托就像害重病的病人一样，只是在别人谈起他的病的时候，他才有劲头儿。显然，契贝任感觉出这一点。
“难道索科洛夫发言了吗？他发言了吗？”维克托问过柳德米拉。但是她当然也和他一样，不知道索科洛夫是否在会上发过言。
在他和与他接近的一些人之间出现了一层迷雾。
萨沃斯季扬诺夫显然是害怕说出维克托想知道的事，不愿意成为他的情报员。他大概在想：“维克托遇到研究所的人，会说：‘我已经全知道了，萨沃斯季扬诺夫已经详详细细地把一切都向我报告了。’”
安娜·斯捷潘诺芙娜是很亲热的，不过在这种情形下她应该上维克托家里来，不应该只是打个电话。
维克托以为，契贝任也应该提出和他一起到天体物理研究所工作，哪怕谈谈这个问题也好。
“他们使我不痛快，我也使他们不痛快，还不如不打电话呢。”他想道。
但更使他不痛快的，是那些根本不给他打电话的人。
一整天他都在等古列维奇、马尔科夫、皮敏诺夫的电话。
后来他又生起安装设备的技师和电工们的气。
“这些狗崽子，”他想道，“他们是工人，有什么可怕的？”
想到索科洛夫，实在无法容忍。是他不准玛利亚给他维克托打电话！谁都可以原谅，不论老熟人、老同事，甚至亲戚，都可以原谅。就是不能原谅这个朋友！一想到索科洛夫，他就十分恼怒，气得不得了，气得连气也喘不上来。同时，他想到自己对朋友不忠，便不知不觉为自己对朋友不忠寻找起辩护的理由。
他由于冲动，给希沙科夫写了一封完全不必要的信，要求把研究所领导的决定告诉他，并且说，因为有病，近日内不能上研究所去工作。
第二天一整天都没有听到电话机铃声。
“好吧，反正是要坐牢的。”维克托想道。他想到这一点并不觉得痛苦，似乎倒是可以得到安慰。就好比生病的人，一想到“好吧，生病就生病吧，反正人总是要死的”，就能得到安慰。他对柳德米拉说：
“唯一能给咱们带来消息的人，就是叶尼娅了。虽然消息都是来自内部监狱接待室。”
“现在我相信，”柳德米拉说，“索科洛夫一定在会上发过言。要不然无法解释，为什么玛利亚不来电话。她知道他发了言，不好意思打电话。不过，到白天等他去上班了，我可以给她打电话。”
“无论如何不要打！”维克托大声说。“你听着，柳德米拉，无论如何不要打！”
“我干吗要管你和索科洛夫关系如何？”柳德米拉说。“我和玛利亚有我们的关系。”
他无法给柳德米拉解释，为什么她不能给玛利亚打电话。他一想到柳德米拉不了解底细，无意中成为他和玛利亚联系的桥梁，便觉得惭愧。
“柳德米拉，现在咱们和人们的联系只能是单方面的。如果一个人坐了牢，他的妻子只有在人家叫她去的时候，才能去。她自己没有权利说：我想上你们家去。丈夫低下了，妻子也就低下了。咱们进入了新的一个时期。咱们再也不能给任何人写信，只能回信。咱们现在也不能给任何人打电话，只能在人家给咱们来电话的时候，拿起话筒。咱们见了熟人，也不能首先打招呼，也许，人家不愿意和咱们打招呼。如果人家和我打招呼，我也不能首先开口说话。也许人家认为可以和我点点头，但是不愿意和我说话。让人家先说，我就回答人家的话。咱们已经进入碰也不能碰的贱民阶层。”
他沉默了一会儿，又说道：
“不过，我们这些不能碰的人也算幸运，常规之中也有例外。也有一两个人——我说的不是自家人，如你妈妈、叶尼娅——不能碰的人对他们是可以充分信任的。不必等待他们发出允许的信号，就可以给他们打电话，写信。比如契贝任！”
“你说得很对，维克托，完全正确。”柳德米拉说。她的话使他吃了一惊。不论在哪一方面，她已经很久没有承认他正确了。“我也有这样的朋友，就是玛利亚！”
“柳德米拉！”他说。“柳德米拉！你可知道，玛利亚已经向索科洛夫做出保证，不再和咱们见面了？这么着，你就去吧，给她打电话吧！喂，打呀，打呀！”
他摘下话筒，递给柳德米拉。
这时候他的感情的小小的一角浮起希望，希望柳德米拉真的打打电话……哪怕是柳德米拉能听到玛利亚的声音也好呀。
但是柳德米拉说道：“啊呀，原来是这样呀。”就把话筒放下了。
“怎么叶尼娅还不回来呀？”维克托说。“患难使我们更加亲密。我觉得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可爱。”
等到娜佳回来，维克托对她说：
“娜佳，有些话我和你妈妈说过了，妈妈会对你详细说说的。在我已经变成可怕的东西的时候，你不能上波斯托耶夫家、古列维奇家和其他一些人家去。所有这些人首先会想到你是我的女儿，我的女儿，我的女儿。你是什么人，明白吗？是我家的一员。我坚决要求你……”
他事先料定她会说什么，料定她会反驳，会生气的。娜佳举起一只手，打断他的话。
“是的，我看到你没有去参加那些造孽的人的会，就全明白了。”
他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看着女儿，后来用好笑的口吻说：
“我希望这些事不影响你的中尉。”
“当然不会影响。”
“怎么？”
“不影响就是不影响，你会明白的。”
维克托看了看妻子，看了看女儿，朝她们伸过手去，握了握手，便走出了房间。在他的这一动作中，包含着那样多的慌乱、歉疚、软弱、感谢、挚爱，以至于母女俩挨在一起站了很久，没有说一句话，也没有互相看一眼。
二十九
自从战争开始以来，达林斯基第一次走进攻的道路，他在追赶向西挺进的坦克部队。在雪地里，田野上，道路两旁，到处是烧毁和打坏的德军坦克、大炮、圆头的意大利载重汽车，到处是德国人和罗马尼亚人的尸体。
死亡与严寒为观看者保留着敌军覆灭的场面。混乱、惊慌、痛苦——这一切都印在雪上，凝冻在雪里，在冰雪中保留着机器和人在大路上仓皇奔逃的最后挣扎和绝望情景。
甚至炮弹爆炸的烈火与硝烟，烟气腾腾的篝火，也印在雪上，成为一个个乌黄色斑点、一片片黄色和褐色冰凌。
苏联部队向西挺进，一群群俘虏向东移动。
罗马尼亚人穿的是绿色军大衣，戴的是高高的羊皮帽。他们显然不像德国人那样怕冷，达林斯基看到他们，不觉得这是打垮的军队的士兵，觉得这是一大群一大群疲惫无力的、饥饿的农民，戴着演戏用的皮帽。大家都在嘲笑罗马尼亚人，但是对他们却没有仇恨，而是用一种怜悯和鄙视的目光看待他们。后来他看到，大家对意大利人更没有什么仇恨。
使人仇恨的是匈牙利人、芬兰人，尤其是德国人。
德国俘虏的样子是最糟的。
他们的头上和肩膀都裹了破棉被。他们的腿从靴子以上都裹了破布片和麻袋片，用铁丝和绳子捆着。
不少人的耳朵、鼻子、脸上都有冻成疮的黑斑。腰上挂的饭盒叮当响着，像是戴着镣铐。
达林斯基看着一具具顾不得羞臊露出瘪下去的肚子和生殖器的尸体，看着一张张被草原冷风吹得通红的押队战士的脸。看着雪野上被打得歪七扭八的德军坦克和汽车，看着冻僵的死人，看着被押着向东走去的人们，产生了一种复杂而奇怪的感情。
这是报应。
他想起一些故事，说德国人怎样讥笑俄罗斯农舍的寒碜，带着厌恶而惊讶的表情打量小孩子的摇篮、炉灶、瓦盆、木桶、墙上的画、黏土捏的花公鸡，打量那些看到德国坦克就逃走的孩子们出生和成长的可亲可爱的天地。
汽车司机用好奇的口吻说：
“您瞧，中校同志！”
四个德国士兵用军大衣抬着一个士兵。从他们的脸和绷紧的脖子可以看出来，他们不要多久也会倒下去的。他们摇来晃去地走着。他们裹的破布脱落到脚上，雪粒子击打着他们失神的眼睛，冻僵的手指头死死抓住军大衣的边儿。
“德国佬完蛋啦。”司机说。
“这可不是我们请他们来的。”达林斯基阴沉地说。
可是过了一会儿，一种幸福感一下子向他袭来：在茫茫的雪雾中，在没有开垦的草原上，一队队苏军坦克向西开去，是T-34型坦克，又凶猛，又快，又坚固……
一个个坦克手头戴黑色盔形帽，身穿黑色小皮袄，从舱口里探出半个身子，朝外张望着。他们在辽阔无垠的草原上，在茫茫雪雾中奔驰，身后留下一团团模模糊糊的雪的浪花——幸福和自豪的感觉使他激动得喘不过气来……
炼成了钢铁的又威风又沉痛的俄罗斯向西奔去。
在进一个村子的时候出现了阻塞。达林斯基下了汽车，从排成两排的汽车和盖了帆布的火箭炮旁走过去……一群俘虏正跨过这条道路朝大路上去。从小汽车上走下来一位上校，头戴银灰色羊羔皮帽。能戴这种帽子的，要么是集团军司令，要么和前方军需官十分要好。上校看着俘虏。押队士兵朝俘虏们吆喝着，挥舞着自动步枪。
“快点儿，快点儿，快走！”
有一道无形的墙把俘虏和汽车司机、红军战士隔开，有一种比草原酷寒更厉害的酷冷使眼睛不能对着眼睛。
“长尾巴的，小心点儿，小心点儿。”有一个笑着的声音说。
有一个德国兵爬着过大路。露出一团团棉花的破棉被拖在他身后。他急急忙忙地爬着，不停地倒动着胳膊和腿，连头也不抬，好像在闻脚印子。他朝着上校爬来，站在旁边的司机说：
“上校同志，他会咬您的，真的，他专门瞄着您。”
上校朝旁边跨了两步，等德国兵爬到他跟前，他用靴子一踢。这不太用劲儿的一踢，足可压倒俘虏兵那麻雀一般的力气。俘虏兵的胳膊和腿都伸开了。
他从下面朝踢他的人看了看：在他的眼睛里，就像要死的羊的眼睛里那样，没有责难的神情，甚至也没有痛苦，只有温顺。
“还爬呢，哼，还想侵略呢。”上校一面说，一面在雪上擦着靴底。
在观看的人群里掠过一阵轻轻的笑声。
达林斯基感觉他的头脑一阵迷糊，感觉到已经不是他自己，而是他又认识又不认识的另一个人，一个什么也不含糊的人在支配着自己的行动。
“上校同志，俄罗斯人不打倒下的人。”他说。
“依您看，我是什么人，不是俄罗斯人吗？”上校问。
“您是恶棍。”达林斯基说。他看到上校朝他走来，就抢在上校发火和威吓之前，高声说：“我姓达林斯基！达林斯基中校，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部作战科监察员。我对您说的话，我愿意在方面军司令面前，面对军事法庭再说一说。”
上校恨恨地对他说：“好吧，达林斯基中校，您等着瞧吧。”便朝一旁走去。
几名俘虏把躺在地上的俘虏拖到一边。很奇怪，不论达林斯基把脸转向哪一边，他的眼睛总是和挤成一堆的俘虏们的眼睛碰到一起。好像他有什么东西吸引着他们。
他慢慢朝汽车走去，听到有一个讥笑的声音说：
“德国佬有了卫士啦。”
不久达林斯基又上了车往前走，迎面又有一群群穿灰衣的德国俘虏和穿绿衣的罗马尼亚俘虏走来，常常影响汽车开动。
司机侧眼看着达林斯基抽烟时抖动的手指，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