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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两姐妹是“自由”的，她们又回到德累斯顿，回去学她们的音乐，回到大学和年轻男人那里。她们爱着她们各自的小伙儿，她们的小伙儿也以全神贯注的激情爱着她们。这两个小伙儿所想所说所写的所有绝妙事情，都是为这两个少女所想、所说、所写。康妮的小伙儿是音乐人，希尔达的恋人是学技术的。但他们干脆是为他们的少女而活着，也就是说，在他们心目中和他们精神亢奋时他们是这样想的。在其他方面，他们受到一点抵制，尽管他们自己并不知道。
在他们身上也可以看得很明显，他们都经历了爱情：也就是说，肉体上的体验。真是很稀奇古怪，它在男女身体上造成了何等微妙而不容置疑的变化：女人更花枝招展、更圆润丰盈，少女时代的清瘦变得丰满，表情不是流露出渴望就是扬扬得意；男人则更加沉静内向得多，肩膀和臀部的样子更少咄咄逼人，变得更加迟疑。
在体内实际的性快感中，姐妹俩几乎屈服在奇特的男性力量之下。但她们很快恢复过来，把性快感当作一种感觉，保持了自由。而男士们呢，因为感激她们所给予的性体验，把灵魂都交给了她们。但后来他们的样子又好像是得不偿失。康妮的情人有点儿郁郁不乐，希尔达的情人则有点嘲弄人的意思。这就是男人：忘恩负义又贪得无厌。你不占有他们的时候，他们恨你，因为你不愿意；你占有他们的时候，他们还是恨你，因为别的一些原因。或者毫无理由，除非因为他们是不知足的孩子，无论得到什么，他们都不会满意，任由一个女人会做些什么。
然而，战争到来了，在五月回过一次家之后，康妮和希尔达又赶回家去参加母亲的葬礼。1914年圣诞节前夕，她们的德国情人都死了：姐妹俩为此哭泣，对这两个小伙儿恋恋不舍，但是内心里却忘记了他们。他们不复存在。
姐妹俩住在肯辛顿她们父亲的宅子里——实际上是她们母亲的宅子，和一伙剑桥青年学生们待在一起。这些青年拥护“自由”，穿法兰绒裤子和法兰绒开领衫。他们是那种有良好教养，情感上无拘无束的人，他们说话低声细语，举止格外敏感。然而，希尔达忽然与一个年长她10岁的男人结了婚。他是这伙剑桥学生团体的老成员，是一个相当有钱的人，在政府中有个舒服的世袭职位，同时也写些哲学散文。希尔达和他住在威斯敏斯特的一所小房子里，加入到政府中那些有教养的人的社会中，这些人虽然不是头等人物，却是，或即将是，国家的真正智囊人物：他们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或者说话时显得他们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康妮在做一项和平方式的战时工作，结交了一帮穿法兰绒裤子的剑桥“刺头”，他们至今都温和地嘲弄一切。她的“朋友”是克里福德·查泰莱，一个22岁的年轻人。他本在波恩学习煤矿技术，那会儿刚刚赶回来。他以前也在剑桥学过两年，现在他在一个很棒的团里担任中尉，因此他可以更合适地穿着制服嘲弄一切了。
克里福德比康妮更属于上流社会。康妮是富裕的知识分子，而他属于贵族阶层，虽然不是大贵族，但好歹是贵族。他父亲是准男爵，他母亲是子爵的女儿。
然而，克里福德虽然比康妮出身更好，更加“上流社会”，但却以他自己的方式比康妮更狭隘更胆怯。在那个狭小的“上流社会”——土地贵族社会中，他觉得安逸，然而他对由中下层阶级和外国人组成的整个其他的大千世界感到羞怯和惴惴不安。如果必须说实话的话，那么他就是有些害怕中下层阶级的人，害怕和他不属于同一阶级的外国人。他以某种令人惊愕的方式意识到他自己的无助，其实他拥有特权给予的所有保护。这是很奇怪的，但确是我们时代的一种现象。
因此，一个像康斯坦斯·里德这样的姑娘那种独特的温柔与自信迷住了他。在纷乱的外部世界里，她远比他表现自如。
尽管如此，克里福德也是一个叛逆者：甚至叛逆自己的阶级。也许“叛逆”这个词用得过火了：太过火了。他只是碰上了年轻人反传统、反任何一种现实权威的普遍潮流。父辈人都是可笑的：他自己固执的父亲最为可笑。政府都是可笑的：我们自己这个等着瞧的政府尤其可笑。军队是可笑的，老派的将军们全都可笑，红脸的吉治纳将军尤甚。甚至连战争也是可笑的，尽管它杀了很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