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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以前，孕妇享受不到任何产科护理，这在现在简直无法想象。那个时候，女人到分娩时才第一次看见医生或助产士。所以死亡和灾难降临到母亲或新生儿身上，或同时降临到母子身上也就不足以大惊小怪了。一切看似是上帝的意愿，其实是人们无知和无视的恶果。上流社会女性怀孕时有医生探视，但这种探视更像社交拜访，而非产前保健，因为当时的医生没接受过任何产前护理培训。
产科学的拓荒人当属爱丁堡大学的J.W.巴兰坦博士（确实，医学上一些重大发现和进步似乎都出自爱丁堡大学）。1900年，巴兰坦博士写了一篇文章探讨深奥的产前病理学，并指出建立产前医院的必要性。1901年，在不具名的一千英镑捐款的资助下，辛普森纪念医院（辛普森，另一个苏格兰人，发展了麻醉学）终于设立了第一个产前保健床位。
这是人类文明史上首个产前保健床位，其意义非凡。人类此时在医药学上与时俱进，我们已经成功分离了葡萄球菌和结核菌。对心脏和血液循环系统有了一定的了解，摸清了肝、肾和肺的功能，并在麻醉学和外科手术领域突飞猛进。可似乎没人认识到产前护理对孕妇和腹中胎儿生命安全的必要性。
此情况一直持续到1911年，第一家生育诊所终于在美国波士顿正式开业。1912年，另一家生育诊所也现身澳大利亚悉尼。巴兰坦博士则等到1915年，即他那篇文章发表之后十五年，爱丁堡才出现了首家生育诊所。巴兰坦博士和其他富有远见的妇产科学家的主张遭到同僚和政客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产前护理是在浪费公共资金和时间。
与此同时，在拥有远见卓识和勇于奉献精神的女性的抗争之下，获得正规助产士培训的斗争也取得了成功。如果说巴兰坦博士在推行其主张时举步维艰，那这些女性面对的则堪称千辛万苦，反对之激烈远超想象：对其智慧、尊严和动机的冷嘲热讽、横眉冷眼、嗤之以鼻和怠慢无礼。在那个年代，女性甚至会因为坚持主张而被开除。而且，这种敌对不仅来自男性，还有女性的攻击。事实上，各护士学校护士之间的“暗算”尤其令人不齿，尽管她们还曾接受过一些助产士培训。一位“优秀”女士——圣巴塞洛缪医院的女护士长——曾这样评价积极进取的助产士们：“这群不合时宜的人，未来终将证明她们是历史的奇葩。”
医学界之所以反对，主要因为“女人们正试图对生活的方方面面过多干预”<a id="note1" data-amznremoved-m8="true" data-amznremoved="mobi7" href="#footnote1">注</a>。妇产科学家同时亦对女性的智商持怀疑态度，认为她们无法掌握分娩所需的解剖学和生理学知识，从而认定女性不适合这份工作。但你猜猜，这背后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想必你很快就猜到了，可惜没奖励：这背后的根本原因其实是钱。大多数医生在分娩时都要收取一几尼<a id="note2" data-amznremoved-m8="true" data-amznremoved="mobi7" href="#footnote2">注</a>的费用。医生中间曾流传着这样的谣言，那帮受训的助产士会抢医生的饭碗，她们分娩只收半几尼！这还得了，掏刀子和她们拼了！
19世纪60年代，据产科学会估计，英国每年大约有一百二十五万婴儿诞生，其中只有百分之十由医生接生。而根据某些研究人员的数据，这个数字甚至低到只有百分之三。也就是说，剩下的分娩，每年远超一百万名孕妇是由未经过专业培训的接生婆接生，或者根本没人接生，仅由朋友或亲戚协助而已。19世纪70年代，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在其所著的《产房笔记》（Notes on Lying－in Infirmaries）一书中，着重指出“现存医疗机构几乎没有任何形式的培训”，另外还写道：“将参与分娩的女性称为助产士<a id="note3" data-amznremoved-m8="true" data-amznremoved="mobi7" href="#footnote3">注</a>，是滑稽可笑的或是一种嘲讽。法国人、德国人甚至俄国人都认为我们的做法无异于在屠杀女人。在那些国家中，政府掌管一切，而我们则由私营企业掌管。”医生的接生费用在收入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所以对受训助产士会导致他们收入降低这种事必将横加阻拦。事实上，每天有成千上万的女人和婴儿因为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而死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