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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儿漂亮的眼里闪过恐惧、愧疚和恨意,双唇紧闭不吭声。
“听着,我是个助产士。这种事逃不过我的眼睛,我的工作就是干这个的。不过,我觉得其他人还看不出来。”
见她面色稍缓,我又问道:“你妈妈知道吗?”
女孩儿摇摇头。
“你准备怎么办?”我问道。
“我不知道。”
“你必须回家,”我说道,“伦敦是个可怕的大地方。你在这儿没法独自抚养孩子。你需要你妈妈帮你。你必须把这事告诉她。她会理解的。妈妈永远不会让女儿失望,是不是?”
“我没法回家,不可能。”女孩儿道。
我继续追问,女孩儿却再也不回答,于是我换了个问题:“你怎么来伦敦的,到底为什么来这里?”
女孩儿神情略微放松,似乎想说了。我给她要了苹果派和冰激凌。凭着女孩儿东讲一点,西讲一点,我渐渐拼凑出玛丽的故事。她轻快活泼的声音令人着迷,我甚至愿意听她说上一整夜,不管她是给我念洗衣单,还是讲述那几代不变的悲惨故事。
玛丽是五个幸存孩子中的老大,八个哥哥姐姐不幸地没能活下来。父亲是农场工人,也挖泥炭。他们住在一个被玛丽称为希林的地方。母亲为“大户人家”洗衣服,她是这么告诉我的。十四岁时,父亲在西爱尔兰的冬天死于肺炎,玛丽一家从此没了主心骨。他们住的地方附属于父亲租种的土地,因为家里儿子尚小,无人接替父亲的工作,一家人被赶了出来,从此搬到了都柏林。玛丽的母亲,一个乡下女子,从未踏出过她所长大的群山和草地,几乎无法应对外面的世界。他们寄宿在出租房里,一开始玛丽的母亲给人洗衣服,或者说试着接洗衣服的活,可穷人太多,再加上来自同样苦命女人的竞争,很快就放弃了。因为付不起房租,一家人再次被赶了出来。玛丽在工厂里找到了工作,每周工作六十个小时,报酬只是微薄的工资。她十三岁的哥哥米克,离开学校,谎报年龄在皮革厂上班。两人其实都是奴隶童工。
若不是因为母亲,两人辛苦劳动所得也许足以维持家庭生计。
“我那可怜的母亲!我恨她对我们做的事,可我又真的恨不起来。她永远也忘不了家乡的群山、广阔的天空、杓鹬和云雀的叫声、大海和夜里的静谧。”
玛丽声音突然升高,犹如管弦乐中的双簧管,发出悲伤哀怨的哭泣声。
“起初,她只喝点吉尼斯黑啤酒。‘喝了觉得好受些。’母亲这样说。然后开始喝能搞到的所有烈性发酵的黑啤酒。接着就是喝磨刀匠私酿的威士忌。我不知道她现在喝什么,很可能是烈酒和酒精。”
女老师向上报告,说玛丽家的三个小孩子旷课,回校时饿得半死,而且半裸。孩子们从母亲身边被带走,送进了孤儿院。母亲似乎根本没注意孩子不见了,她又找了一个男人。
“他们被带走也许是好事,因为我有两个小妹妹,我不想她们像我一样。”
我打了个哆嗦。我曾听关爱儿童办公室的人说过,母亲再嫁通常意味着给孩子判了死刑。
“他是个大块头儿。我从没见他清醒过。我毫无反抗之力,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他不断地扑向我,直到我都习以为常了。但当他开始随手拿东西打我和我妈妈时,我知道自己必须离开。我妈妈似乎对被痛打毫不在意,她醉得太厉害,什么也感觉不到了。可我不是。我觉得他会杀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