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包与炸弹 Bread and Bombs (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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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于《科幻奇幻杂志》（The Magazine of Fantasy & Science Fiction）2003年4月

著 玛丽·李克特/Mary Rickert

译 时雨

玛丽·李克特于1999年发表了第一篇作品《吃蝴蝶的女孩》（The Girl Who Ate Butterflies），随后读者就经常能在《科幻奇幻杂志》（The Magazine of Fantasy & Science Fiction）上看到她的短篇小说。她的作品也出现在《科幻小说》（Sci Fiction）和选集《陌生感觉》（Feeling Very Strange）中，并曾得到星云奖提名。她的短篇集《梦的地图》（Map of Dreams）荣获威廉·L.克劳福德奖的最佳奇幻处女作奖。

李克特说，她创作这篇作品是受到了一些新闻报道的震动：空投到阿富汗的食品与炸药用的是同一种颜色的包装，饥饿的儿童一旦拾起炸弹就会爆炸。许多作者都开始创作911题材的故事，而本篇就来自李克特。

曼门斯威特赞德家的孩子很奇怪，她们从来不上学。要不是鲍比看见她们带着山羊和各种各样奇怪的摇椅搬来，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他们搬进了山坡上的那栋老房子。可那房子的窗户全破了，院子里也长满了多刺的荆棘，我们无法想象那地方怎么住人。一时间我们都想见见那家的孩子。我在学校听鲍比说，他们家有两个女儿，女孩们有烟霞般的头发和黑橄榄一样的眼睛。可她们从不来学校。

当时我们正读四年级。这个年纪的人就像大梦初醒一般，从漫长的睡眠中醒来，走进成人强加给你的世界。从前不许我们过的马路，我们偏要过；从前不许我们说的话，我们偏要说。那一年，我们惊讶地发现了许多从前不知道的事情。比如曼门斯威特赞德家那两个神秘的孩子，以及我们身体发生的变化——这些变化更令我们感到兴奋（不过有时候也很烦人）。我们从小就听父母透彻地解释这些生理问题，无一例外。丽莎·比顿还没学会说自家地址的时候，就学会说“阴道”了。拉尔夫·林斯特更是帮母亲接生了自己的小弟弟珀泰。那天晚上外面突然开始下雪，而他父亲还没赶回家。不过这些生理知识究竟有何意义，直到那一年，我们才真正有所体会。我们迎来了世界与身体的双重巨变，我们开始对熟悉的生活产生了一些陌生的感悟：原来某个朋友那么可爱，或是臭烘烘的，或是喜欢抠鼻子，或是很胖，或是穿着脏内裤，或是当他的眼睛一眨不眨地近距离盯着你时，你会突然觉得脸发烫。

等海棠开出一树亮眼的粉红，蜜蜂嗡嗡地忙碌，我们的老师格雷摩尔太太望向窗外叹气。大家前排后排地传纸条，在上面制订学校野餐时的疯狂恶作剧计划，像是如何拿水气球埋伏老师，如何朝校长身上扔馅饼。当然，这些事最终都没有发生。只有特利娜·尼德尔斯一个人觉得很失望，因为她真的以为大家会那么干。到这个岁数了，特利娜依然戴着蝴蝶结，还偷偷吮拇指，她根本就是个巨婴。

进入夏天之后，我们常常跑回家或骑车回家。路上大家高兴得大喊大叫，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都是格雷摩尔太太对着海棠树叹气时，我们想出来的好点子。这季节海棠花都谢了，又变得和平常一样不起眼。我们扔球、骑车、踩着滑板从车道上滑下去，摘花、打架、化妆，然后还得过几个小时才吃晚饭。我们看电视，以为这样就不会无聊，但不一会儿我们开始倒立着看电视，或是来来回回地换频道，或是找借口和屋子里的哪个人打一架。（我家就我一个人，无法这样放纵。）就是这时，我们都听到一阵陌生的声响——是山羊的叫声与铃铛声。在灰暗的电视房里，我们拉上窗帘，悄悄窥向昏黄的阳光。

曼门斯威特赞德家的两个女孩的衣服颜色鲜艳，像马戏团的。一个围了条紫纱巾，一个围了条红纱巾，上面还有闪烁的亮片。两人坐在木头货车上，拉车的两头山羊脖子上挂了铃铛。麻烦就是这样开始的。通讯社根本不提我说的这些事：烈焰般的海棠花、天真无邪的我们、铃铛清脆的声响。他们只报道一些叫人不开心的事情，他们说我们野蛮、没人管教、诡异。他们说我们很危险。仿佛生活是一块琥珀，我们始终悬浮在其中，生来如此；仿佛我们并不是逐渐演化成那种恐怖丑陋的模样的，也不能从中走出来（但我们确实走了出来），成为教师、舞者、焊接工、律师，还有几个人当了兵，两个人做了医生。而我，成了一个作家。

惨剧发生后的那些天里，所有人都说生活被毁了，未来将支离破碎，但只有特利娜·尼德尔斯一个人坚信这一点并最终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我们其他人遭受了各种各样的谴责，但大家依然继续生活了下去。是的，确实如此。你会惊讶地发现，即使有那样一段阴暗的过去，人也可以活下去。拿钢笔的手（或是拿粉笔、听诊器、枪，碰触爱人的肌肤）与划火柴的手不一样，根本做不出那种举动，那不是一件可以原谅或治愈的事情。回首往事，告诉自己那个人就是我或者说我们，这真的是一件很奇怪的事。你还是那时的你吗？

十一岁，看着尘埃在一束直射到电视机屏幕上的阳光里懒懒地旋转、落下。铃声、山羊的叫声和一阵纯真的笑声传来，我们都跑去看货车上那两个围着彩色纱巾的女孩。山羊的蹄子慢慢站稳，木头车轮的嘎吱声响缓缓而终。我们围上去，认真打量她们的黑眼睛与姣好面庞。假如她们的体形与年纪相符，那个挂着浅笑的女孩应该是妹妹。另一个也比我们岁数小，不过至少也有八九岁。豆大的泪珠顺着她棕色的脸颊簌簌滑落。

我们在那儿站了一会儿，盯着她们，然后鲍比问：“她怎么了？”

妹妹看看姐姐，后者竭力噙住眼泪想挤出一个微笑。“没事，她总这样。”

鲍比点点头，眼角余光依然看着那个哭泣的女孩。她试着问：“你们从哪来的？”

男孩看看大家，一脸“她们在开玩笑吗”的表情。不过谁都看得出，鲍比喜欢这个梨花带雨的女孩。夕阳下，黑眼睛与睫毛闪烁着晶莹的泪光。“现在放暑假。”

一直悄悄吮拇指的特利娜问：“我能上去坐坐吗？”两个女孩欣然答应。于是她从围在前面的孩子中挤过去，爬上货车。妹妹一直微笑看着她，姐姐似乎想要忍耐，却哭得更大声。特利娜似乎也要哭出来，好在妹妹及时说道：“别担心，她就那样。”还在哭的女孩甩了一下缰绳，铃铛叮当响起来，山羊拉着货车咔嗒咔嗒地向山坡下走去。我们听着特利娜惊恐的尖叫，但我们知道其实她没事。等她们走完一圈回来，大家轮流坐上山羊货车。我们玩得不亦乐乎，直到听见父母用哨声、吼声和摔纱门的声音催我们回家。我们回家吃饭，两个女孩也准备走了。其中一个还在哭，另一个则和着铃铛声唱歌。

“我看见你和那些难民在一起玩，”母亲说，“和那些女孩在一起一定要多加小心。我不希望你进她们的房子。”

“我没去她们家。我们就是和山羊货车玩了一会儿。”

“好吧，不过记得离那个地方远点儿。她们怎么样？”

“一个经常笑，另一个总在哭。”

“不管她们给你什么，都不许吃。”

“为什么？”

“就是不行。”

“你就不能跟我解释一下为什么吗？”

“我没必要向你解释，小姐，我是你妈。”

第二天，第三天，我们都没看见那两个女孩。第四天鲍比说：“真见鬼，干脆我们去找她们吧。”他已经开始留分头，在裤子后口袋里揣梳子了。说完他便动身往山上走，但是我们谁都没跟着。

等他回来，时间已是傍晚。大家冲过去将他围住，像记者似的大声地提各种问题。“你吃那里的东西了吗？”我问，“我妈说那里的东西什么都不许吃。”

他转头盯着我看，片刻之间，我忘了他其实和我一般大，只是个孩子——除了他梳的新发型和那双蓝眼睛的凝视。“你妈妈对她们有偏见。”说完他转过身去，背对着我，把手插进口袋。他握紧的拳头张开时，露出一把鲜艳糖纸包裹着的小糖块。特利娜伸出短胖的手指从他手中捻起一颗亮橙色的糖。接着大家一阵风似的抢光了鲍比手里所有的糖。

父母又开始叫孩子们回家了。我妈站在门口，她离得很远，看不清我们在做什么。糖纸被扔得满地都是，蓝的、绿的、红的、黄的，还有橙色的。

妈妈通常不和我一起吃饭。在爸爸家时，我们会一起坐在电视机前吃饭。但妈妈说，那样做很粗俗。

“他还喝酒吗？”妈妈问。妈妈一直坚信爸爸是个酒鬼。她以为我不记得那些年的事情了：爸爸不得不提早下班，因为我给他打电话，说妈妈穿着睡衣在沙发上睡着了。爸爸寡言少语，一脸阴郁，把乱扔了一桌子的瓶瓶罐罐收进垃圾桶里。

妈妈倚着厨房的案台站着，看着我。“今天你和那些女孩一起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