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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才失败的原因就在：他以为这个世界就像黄历上记载的一样，是按照精确的时间在进行着的。但这是戴上手表的人才有的想法，像我阿公、阿妈，还有武雄他们就不这么认为。说实在的，谁知道下一分钟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小时候，最令我怀念的，就是陪秀才去寄信的那一段时光。
每当秀才写好一封信的时候，总不会忘了找我一起去寄；如果我正在庙埕那边和武雄他们打干乐的话，秀才就会骑着他的大铁马咿咿歪歪地在大路当中绕圈子，直到我稳稳地抓住车后的铁架子，像只青蛙似的弹上车尾之后，秀才便会像一头干巴巴的水牛那样拱起背脊，死命地踩着踏板，往邮局的方向狂奔而去。
秀才之所以这样拚命赶路是有原因的，他要赶在邮差出现之前把信投进邮筒里去。在我们烧水沟这个地方，秀才可是少数几个戴了手表的人。那是一只铁力士的自动表，秀才没事便举起手来甩两下，然后把手腕挪近耳朵旁边倾听那滴滴答答的声音。这是秀才告诉我的，自动表里面有一个心脏，需要人不时地刺激它一下，否则便会停止跳动死翘翘了。
我敢发誓，在整个烧水沟，只有我一个人摸过秀才的手表。秀才所以会放心地让我戴他的手表，原因就在于我对手表一点好感都没有。有一次，武雄趁秀才在树下打瞌睡的时候，用树枝去勾他的表链，结果秀才像疯了似的追着他跑。那一幕情景令我印象深刻，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能够跑得比狗还快的小孩。
每次去寄信，我和秀才就会比赛谁能正确地猜中邮差出现的时间，当然，每次都是我赢，所以秀才便百思不解地、一次又一次地找我去寄信。秀才熟知邮差收信的时间，而且他还有铁力士，按照他的说法，那只“铁力克士”手表应该会为他赢得比赛才是。但是，秀才始终不知道，我可是靠我的耳朵赢他的。秀才失败的原因就在：他以为这个世界就像黄历上记载的一样，是按照精确的时间在进行着的。但这是戴上手表的人才有的想法，像我阿公、阿妈，还有武雄他们就不这么认为。说实在的，谁知道下一分钟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我从来没有把我的想法告诉秀才。一方面，因为他是长辈的关系；另一方面，只要秀才继续充满迷惑地输给我，我就有吃不完的金柑仔糖和鸟梨仔，何必多费唇舌呢？其实，邮差也是一个少数戴了手表且又守时的好人，可是，他总不可能那样准时地于某时某分某秒便出现在邮筒旁吧？我能够准确地猜中邮差出现的时间，那是因为我真真实实地“听”见他来了。
邮差和秀才一样，骑着一台破旧的大铁马，因为他一直懒得为它上点油，所以骑起来链条吱嘎吱嘎的，辨认起来一点也不困难。
从小我的听力就很好，虽然还称不上顺风耳，不过，即使隔了好几条大路，一旦有任何异状，我马上就能和凉亭仔脚的那只癞皮狗同时竖起耳朵来，用一种专注而负责的态度向远方“听”去。不是我在臭盖，这个本事，连阿公都很佩服我。还在上幼稚园之前，我便已通过了连番严格的考验。只要远远地从大路的尽头出现了一阵灰灰的人影，我一“听”就知道是办丧事的，或是办喜事的，而且屡试不爽。
这都是阿进仔的功劳。
阿进仔是卖粉圆冰的，推着一台双轮小板车，两个大铁筒，一头放粉圆，一头放碎冰，车头杆上吊着一只小铜铃，走起来叮叮地响，清脆的铃声里还混杂了陶碗、铁匙相互碰撞、挤压的颤抖声，那声音真是哗哗地激人嘴馋。不是我在吹牛，在那个年头的炎炎夏日里，阿进仔在烧水沟可是比七爷、八爷还要神气的家伙。
而我总是整条街第一个发现阿进仔的小孩。
“阿公，我要吃粉圆冰。”
“囝仔人有耳没嘴，知呣？”
阿公斜睨着我，将手上那把锋利的剃刀自客人沾满白色泡沫的下巴移开，然后在一条黑油油的皮革上霍霍地刮了两下。
“阿妈，我要吃阿进仔的粉圆冰。”
“憨孙仔哟，哪有粉圆冰啦？”
阿妈坐在光线明亮的凉亭仔脚，一边对我说话，一边还拣着手上的四季豆，可是她没有发现，癞皮狗姆达已经高高地竖起它那一双毛茸茸的烂耳朵了。
正当阿妈还在疑惑的时候，阿进仔的铃声已缓缓地逼近，而我幼小的心灵里，也立刻浮现了一幅即将一再重演的景象：当我端着一碗甜滋滋、香 QQ 又透心凉的粉圆冰，坐在角落里的小板凳上独享时，阿公必定会从工作当中抽空回过头来，不屑地露出一副想要掩藏食欲的表情，与我四目相对。就在我圈起手臂来保护我的粉圆冰时，阿公总是吐出那一百零一句的评语：
“吃乎死卡赢死无吃！”
其实听力好又不是我的错，就像秀才老是输掉比赛也不能怪我的道理是一样的。
倚赖手表的人听力怎么会好得起来呢？
有几点我始终弄不清楚的是：秀才是谁？他住在哪里？家里还有什么人？他的钱从哪里来？为什么大家都叫他秀才？还有，为什么在这么多小孩之中，秀才偏偏挑中了我？
或许在秀才眼中，我也一样只是一堆问号而已。不过，有一点我很确定的是，秀才不一定和大人们口中所说的一样，是个成天游荡、不事生产的废人。套句阿公常常用来批评我的话，这种人只是“放鸡屎的”。意思就是说，别指望我们这种人会下鸡蛋了。
我觉得在这种恶毒的批评之中，带有很浓厚的嫉妒成分。
这种话用来教示我还勉强可以通过，用在秀才身上就太刻薄了点。
秀才可是生活得很认真的人，在烧水沟，像他这个年纪（三十？四十？或者五十？）就戴上了手表，又努力工作的人可是没几个。我说秀才工作认真可是有凭有据的，人家每隔几天就用毛笔写一封信，厚厚的一封哩！虽然我不知道信里面和信封上写的是什么（因为那时候我还不识字），可是我的眼力也是很不错的，至少我看得出来秀才的字写得很用力，也很漂亮，比阿公请算命仙仔写在价目表上的字要强得多了。
可是偏偏邮差（另外一个工作认真的人）却说，秀才不贴邮票也就算了，那些信封上的地址根本就是秀才自己发明的。“全台湾岛根本就无这个所在”，每当邮差把厚厚一叠信退还给守候在邮筒旁的秀才时，便会重复这一句话。这个时候，秀才总是低头沉默不语，把信交给我拿着，然后载我到水窟仔那边去，拿糖果给我吃。
水窟仔是位于糖厂后方铁枝路边的一个废鱼塭，四周长满了高大的芒草，从外边看不见里面原来是一个大水塘。到了水窟仔那边，秀才把铁马沿着铁枝路旁的碎石坡堆下去，然后用力扛起铁马，带着我从芒草丛的缺口钻进去，再把我们藏在鱼塭旁边的两枝竹钓竿取出来。这个时候，我就用那个捡来的凤梨罐头，从一处松软的泥土里掏挖出几条孔武有力的蚯蚓来，准备一边吃糖果，一边钓青蛙。
不是我在吹牛，钓青蛙我就比秀才厉害得多了；这样说，也不太精确，这种成绩是很难比较的，因为秀才从来就没有钓到半只青蛙过，连一次也没有。糖果也是被我一个人吃光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