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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酒劲都大，”杨助理说，“姐夫，闺女大了，可不能随便打！现在是新社会，打闺女犯法。”
“犯个屁的法！”曹金柱说，“自家的闺女，不听说就得打，谁能管得着！”
“姐夫，你就是嘴硬！喝醉了吧？”杨助理说，“共产党什么都怕，就是不怕你这种嘴硬的人。打人犯法，闺女也是人，打闺女就是打人，打闺女也犯法，犯了法照样用小绳绳起你来，没看电视？省长犯了法，照样上手铐铐起来，你比省长还大？臭种蒜薹的一个！”
“臭种蒜薹的怎么啦？”曹金柱气哄哄地说——听动静好像站了起来——“没有这些臭种蒜薹的，你们这些大老爷喝西北风去？还不是我们纳税养活你们，养着你们喝酒吃肉，变着法刮老百姓的油。”
“老曹，”杨助理一定站了起来，一定用筷子指着曹金柱的鼻子尖，说，“你对共产党意见不小啊！你们养活我们？屁味！老子们是国家干部，躺在树影里看蚂蚁上树，工资照发，一个子儿都不少，你们的蒜薹烂成酱我也照拿工资。”
爹说：“好喽，好喽，都是亲戚，互相担待一些，别伤了和气。”
“这是原则性！”杨助理说。
“听我老头一句话，”刘家庆说，“亲戚们聚头，不容易，国家大事与咱不沾边，不去管它，咱的事是——喝酒！”
“喝酒喝酒！”大哥说，“八舅，您多喝点。”
杨助理说：“老大，我警告你们哥俩——老二呢（出去耍了，大哥说）？噢，你们把高马打得可是不轻！”
“打死这个杂种都不解恨！”爹说。
“四叔，”杨助理说，“您也是个没脑袋的人！打人犯法！”
“他欺侮到我家门上来了！”爹说，“菊儿闹别扭就是被他调唆的。”
“毁人家婚事，也真是可恶！”刘家庆说，“宁拆三座庙，不毁一家婚。他这一插腿，差点就毁了三家婚事。”
杨助理说：“高马去告你们了，被我给诈唬住了。不管怎么说‘是亲三分向’，要是别人家，我可不管。”
“八舅，亏您照应。”大哥说。
“告诉老二，今后不要轻易打人！”
“八舅，您知道，俺兄弟俩从小老实，实在是被那小子欺负狠了，才动了手。”
“要打也不能打头，往腚上打，打暄肉！”
“八舅，您看……他还会怎么样？”
“这个嘛……”
他们都低语起来，金菊爬到窗台上，耳朵贴在窗户纸上，仔细听着。
“文玲才十七岁，登不上记……”曹金柱说。
“能不能走走后门？”
“你们这不是让我犯错误吗？”杨助理说。
“兰兰才十六，更不行。”
“文玲的户口簿能改，可是兰兰的就改不了，我们不是一个乡，我手大捂不过天来……”杨助理说。
“让孩子出来，俺跟她说几句话！”刘家庆高声说。他的舌头有点发硬。
“去叫她！”爹说，爹的舌头也有点发硬。
她赶紧从窗台上下来，躺下，扯过被单子，蒙住了头。
踢踢沓沓脚步声愈来愈近，她躲在黑暗里，浑身颤抖着。
三
转眼就到农历的八月底，爹娘和两个哥哥对她的监视渐渐松了，晚上大门不上锁了，白天也让她出门了。大哥对她加倍的好，不久前，还为她买了一双猪皮鞋。她连看都没看就把鞋扔到炕头上。
八月二十五上午，大哥说：
“妹妹，你别在家憋着啦，跟我去割豆子吧，你二哥今日给杨助理家打煤球了，我一个人忙不过来。”
金菊想了想，找了一把镰刀，跟着大哥走了。
两个月没出屋，田野里大变了样。高粱穗子正在晒米，呈暗红的颜色；玉米干了缨；豆叶一片苍黄。天蓝地远，小周山宛若一柄残缺的倒扇，黛青在田野的尽头。窝来鸟在半天里呼哨着，声声凄凉，使她心口痛疼。
大哥弯腰割豆，那条瘸腿怪模怪样地拖拉着，她不忍心看。这条瘸腿与她的命运紧密相连，在两个月的禁闭生活中，她多次梦到这条瘸腿压在自己胸脯上，使她呼吸紧迫，从梦中惊醒，醒来就满眼是泪。
与她家豆地毗邻着的，是高马家的玉米地。玉米已经成熟了，还没有收。高马！高马你到哪里去了……她想起去年夏天的情景：高马身材健壮高大，吹着口哨，大大咧咧地走过来，说了几句话，就帮助自己收割小麦。他的声音模样如在眼前。想着想着，她的心脏又哆嗦起来。大哥和二哥用小板凳打击高马脑袋时发出的沉闷而潮湿的声响在耳边回旋着，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她无法想象一贯和颜悦色的大哥竟会那般狠毒。
“妹妹，你要是嫌累，就到地头上歇着去，哥一个人慢慢干。”
大哥的脸抽搐着，眼角上布满深皱纹，眼珠是灰白的，显得又呆又钝。但他的呆钝表情后隐藏着一种她能够感受到但用语言表达不出的东西，就像他拖拉着的那条瘸腿。它布满伤疤，发育不全。它是不幸的，不幸使人怜悯；它又是丑陋的，丑陋令人厌恶。她对待大哥的感情就像对待大哥的瘸腿的感情一样，时而怜悯时而厌恶。怜悯加厌恶，厌恶加怜悯，她被这矛盾的感情纠缠着。
高马的玉米田里的玉米叶子嚓啦嚓啦响着，一阵清凉的风袭过来，先吹拂着她的头发，继而又灌进衣领，凉爽了她的全身。
对高马的思念使她不敢看那块玉米田。对高马的思念使她迫切地想看那块玉米田。风不停息，玉米田喧嚣不安，已经枯萎了的玉米缨和半枯萎的玉米秸秆已经不能像它们年轻时那样随风起伏。那时，碧绿的叶片像柔软的绸带飘扬着，汇成一方清凉的绿浪；那时，她和高马躺在地上，仰脸看着头上的叶片和叶片缝隙中的蓝天白云，心中有幸福又有忧伤……想到这情景她就想哭。现在它们笔直地站着，风只能使它们的身体颤抖，而不能使它们起伏摇摆了。
枯黄的豆叶也唰唰地响着，有几片还在地上翻滚。干硬的豆荚扎得她的手痛。她看看因两个月不干活而变得细嫩了的手，叹了一口气。这叹气的宗由连她自己也搞不清楚。她感觉到大哥斜着眼看过来，对大哥的厌恶增加，对高马的思念也增加了。她机械地割着豆子，镰刀下蹦出一只灰黄的野兔。它只有拳头般大，有两只漆黑的眼珠。小野兔跑得很慢，她扔下镰刀，跑两步，小野兔龟缩起来，耳朵紧贴在背上，好像害怕。她蹲下，用一只手捂住它。当她的手捏住它的耳朵时，一种极其温柔的同情心冲击着她。它的耳朵是那样娇嫩，好像两片半透明的花瓣，她担心捏碎了它的耳朵，便把它捧在手里。它的温暖柔软的肚皮接触着她的手掌，它的笨拙的嘴巴畏畏缩缩地嗅着她的手掌外侧，她被深深地感动了。
“找根绳拴起来吧，没准能养活。”大哥在身旁说。
她在兜里摸着，想找块东西拴它，没有，她失望地往地上看。大哥从鞋上解下一根鞋带，也不说什么，就拴住了野兔的腿。拴得很紧，野兔的腿蹬崴着。她出神地看着连结在大哥瘸腿上那只脚，脚背上覆盖着黑灰，像涂了一层漆般发亮。大哥拿走野兔，把它拴在高马家地边上的一株粗壮的玉米上。大哥还用镰刀砍了一根没有棒子的“孤寡”玉米秸子，剥掉青皮，嚼着秸秆，吮吸着甜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