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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玛初中一年级辍学，已经放了五年的羊。虽然五年过去了，她还能大段大段地背诵当年的汉语课文：“春天来了，小燕子从南方飞回来了……春雨沙沙地下……小草绿了……”还会说“黑黑的眼睛”和“蓝色的大海”这样较为复杂的汉语词组。她还会做广播体操，总是就着《黑走马》的音乐做。还喜欢让我压着腿做仰卧起坐，再做俯卧撑，立定跳远，三级跳远……温习一切学校里才有的花样。
提到学校，加玛话就多了。她说她们学校的汉语老师叫“小老师”，并问我为什么不是“大老师”（我估计姓肖）……又说这个“小老师”是粮种队（阿克哈拉村附近的一个汉族村）的，原先是卖菜的。大约生意不好，就改行教书……又怀念地说：“‘小老师’真好，经常表扬我！”我也由衷地说：“是啊，加玛是个好学生，爱学习，又爱劳动。”她听了便有些悲伤。
她说：“我放了五年羊，姐姐画了五年画。”
加玛十四岁那年，十六岁的姐姐乔里潘想去伊犁的师范学校学画画。乔里潘是这个平凡家庭的最大光荣，她从小心灵手巧，看到什么图案都能依样临摹，在亲友族人间小有声名。大家实在不忍中止她的梦想。但当时家里唯一的男孩扎达未满十岁，妹妹也还小，再没有合适的劳力了。于是加玛就辍了学，开始跟着爸爸放羊。
对此，加玛的确有些伤心，但毫无怨言。她很爱自己的姐姐和弟弟妹妹。一提到她们，就滔滔不绝历数每人的优点——姐姐画画儿好，跳舞跳得好；妹妹莎拉古丽唱歌唱得好，学习也好；弟弟最聪明，摩托车都会修……最后黯然道：就自己什么也不好，所以只好放羊……
我无从安慰，只能一个劲儿地说：“哪里，哪里！……胡说，真是胡说！……”
其实加玛远比一般的同龄姑娘聪慧。如果能一直上学的话，也会非常优秀。
加玛还告诉我，在阿克哈拉的“黑走马”宴会厅，年轻人聚会时，每人都会轮流站在麦克风前唱歌。其实那时她也非常想上去唱，却怎么也不敢，无论大家怎么怂恿都不敢。真是个自卑又胆怯的孩子……想想看，一年到头，这个姑娘能够在人群聚居地——比如阿克哈拉村——停留的时间还不到半个月。其他的日子全是沙漠戈壁、森林草野，青春只与牛羊为伴……
虽然牧羊女多得是，但像加玛这样进冬窝子放羊的年轻姑娘太少见了。
可在自己的家庭里，加玛是个自在、快乐又淘气的孩子。每天早上一醒来，就赖进爸爸妈妈的热被窝撒娇，一点儿也不像十九岁的大姑娘。夫妻俩则享受一般地对待这种撒娇，无限溺宠之。但到了劳动时分，两口子就不客气了，非常严厉。每当我看到清晨找马归来的加玛冻得脸发青，不停搓手，就很难过。可夫妻俩神情淡然，只招呼一下“来喝茶”。我简直都觉得这样的父母太狠心了！再一细想：哎，情感这个东西，只需快乐时流露一下就够了。其他时候嘛，还是节制些比较好。
年轻女孩总是勤劳又细心的。隔壁的女主人萨依娜便总是请加玛过去帮忙收拾房子。这种要求并不是指使和贪图，而是对伶俐女孩的认同，是对她的赞美。
在隔壁家喝茶时，加玛也以主人的态度为大家切馕沏茶，从不把自己当作客人杵在席间。
有了新什别克一家参与劳动，这个冬天加玛不会太忙了。于是她给自己列出以下计划：依着一个旧的花样子绣两条用来搭在壁毯上的装饰性白围巾（尽管是比照着旧样子绣的，可绣出来后明显比旧的匀净、漂亮），绣两条新毡子上的长毡条，给自己绣一套新的黑色平绒的马饰（她是大姑娘了，要体体面面地骑马出行），再绣一块四十多种颜色的十字绣，以及一块小毡垫。计划完毕，还嫌打发不完时间，可材料却不够了。她唉声叹气道：“全绣完了又该干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