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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加玛已经很乖很懂事了。这些年来，她为这个家庭做出的牺牲令父母都感到愧疚。之所以逆悖女儿的意愿，不要她去上学，并非出于“舍不得一个劳动力”这么自私的原因。我想，作为父亲，居麻是希望这个女儿永远不变。他希望她能够和牧场上的大多数姑娘一样，稳稳当当地定一门亲事，就此稳稳当当地生活下去。他担忧变故，他想继续把握这个孩子，想永远保护她，照顾她，不愿她吃苦——照他看来，只有一切如故，才不会吃苦。
大女儿乔里潘曾是父亲最大的骄傲。可是每当谈到孩子们，居麻却总说：除了乔里潘不好说，其他几个孩子都是好孩子，都让人放心。见我追问，又解释道：乔里潘毕竟在外面上了五年学，有五年时间不在爸爸妈妈身边。不知道这五年令她变成了什么样子。
我见过乔里潘。当时她还很小，还没有去伊犁上学，整个寒假都在用旧毛线头拼织一幅繁复的风景画。那时她因毛线不够而发愁，而我因绣花攒了好多毛线头，便答应全送给她。她很高兴，麻花一样绞着我的胳膊不放，催我立刻带她回家去取。那时的她，像加玛一样快乐、机智又爱撒娇。现在却远离了家庭，胡乱谈恋爱，每个月的工资一分钱也存不下来。和家人团聚时，骄傲又寡言，和大家都有些生疏了。
不管怎样，加玛也一天比一天大了，迟早有一天会离开自己曾深深依赖的父母和家庭。也就这两年还能留在家里，听父母的话，帮家里的忙。那两年之后呢？等加玛离开后（或打工，或结婚），谁又来放羊？
到时剩下的两个儿女也该初中毕业了。我问居麻，继续供他们上学还是叫回家干活？
为此居麻想了好久。我都以为他不会回答了的时候，却听他突然叹道：“就看娃娃们自己咋想的吧！如果不想上学了，就回家分一份财产，参加劳动。还想上的话就上。实在没人放羊的话，就把羊全卖了，只留二十多头奶牛，回阿克哈拉定居点种地。别人种地都能过日子嘛，我为啥不能？”——而不久前，他还嘲笑农民太穷，一年到头也吃不了几次肉。
虽然居麻表示自己做了两手准备，但我知道，他已经清楚了孩子们的选择。据说小女儿非常刻苦，已经把读书当成人生的唯一出路。而小儿子则一心热爱摆弄机器，想做一个修理工。
因此，这个家庭的现状，其实完全维系在加玛一人身上……
我天天都会在自己的笔记本上记录一些内容。加玛问我写了些什么，我说：“写加玛的事。”她说：“豁切，有那么多的事？”
时间久了，大约她也有所触动，也决定写点什么。有一天轮到她放羊了，出发时找我借了一支铅笔和一张纸。等晚上赶羊回来时，纸上就写满了漂亮的阿拉伯文字。晚饭时，她认真地念给大家听。夫妻俩放下茶碗，听得津津有味。听完都说“好”，还把那张纸要去默读了一遍又一遍。我问：“写的什么啊？”居麻说：“给李娟写的信。”我一听急了，非要他翻译不可。结果这家伙只翻译了一句：“李娟在我们家的工作情况。”
我们在这片荒野上刚安定了不到一个月，加玛就要回乌伦古河畔的定居点了。因为奶奶病了，需要住院，家里的奶牛和山羊没人照料。于是地窝子里只剩我们三人了，想想都觉得寂寞啊。但加玛却显得非常高兴。大约定居点有她念念不忘的“黑走马”宴会厅吧？——有年轻人的世界，有可能前来的爱情，有打工的机遇，有改变生活的可能性……不知这个冬天，我们已经成为大姑娘的加玛苏鲁能否积攒足够的勇气，终于站出去为大家唱歌？
加玛走后我们都备感寂寞。一月初，她托兽医捎来一封信。这回居麻认真地翻译给我听了。开头第一句是：“冬窝子里的爸爸妈妈，还有李娟，你们好吗？身体好吗？”只这一句，就让人想要流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