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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玛把自己和爸爸共用的一个红脖套剪出三个洞，做成打劫帽的样子，天天戴着去放羊。即便这样，一天下来，颧骨上还是给吹得通红。她的肤色本来很白，有了这两团红，倒是分外活泼动人。可到了二月下旬，这两团红渐渐褪成了两团深红，以至成为酱色。渐渐地，整张脸都黑了。她照着镜子伤心地说：“不好！冬天不好！”
加玛变黑是因为天天在外放羊、吹风。那么我呢？每天就干些房子里的针线活，顶多出去背几袋雪，赶赶牛羊，散散步。一个冬天下来，也黑得一照镜子就伤透了心。最惨的是，还长了一把胡子。
我发现，牧业上的孩子，小的时候总是显得比实际年龄小；一旦长大了，又总显得比实际年龄大。如此缓慢的成长，如此迅速的衰老。
远不止这些，渐渐变样的还有孩子们的心。
牧民寄宿学校除了校服费，其他全免，从学习到住宿再到伙食，免得非常彻底。也就是说，送一个孩子去上学，相当于减轻了家庭的一份负担。除了像加玛这样的情况外，几乎没有孩子辍学。
但这也造成了一个后果，使孩子们和家庭，和传统生活、民族氛围隔绝开来。上学后的孩子，变化非常明显。他们一年只回一两次家，每次回家，家长都能感觉和上一次不一样了。
大家围聚一起看电视时，大人们喜欢看打打杀杀、热热闹闹的片子，孩子们却喜欢表现现代生活的时装片。
在表达惊讶、沮丧等情绪时，大家都说：“安拉！”小姑娘努滚却和汉族人一样，说：“哎呀！”
努滚还会突然来一句汉语：“笑什么笑！”发音相当标准，让人大吃一惊。肯定是脾气不好的汉语老师的口头禅。
我问孩子们长大了都想做什么。扎达说要当个修理工。几年前他只想开个修摩托车的铺子。年龄越大，野心也越大，如今想修电脑。
加玛透露，想出去打工，想穿得漂漂亮亮的走在城市的大街上，过独立、新鲜又时髦的生活。为此她努力地学习汉语。
隔壁两个孩子嘻嘻哈哈，回答不上来。不过他们聪明又快乐，乐于表现，喜欢热闹，大约也不会安心于眼下这寂寞的生活吧。
还有牧人的心。
我家在阿克哈拉生活多年，那里的井水碱化程度一年比一年严重，熬的稀饭越来越咸。加上商店多，竞争大，生意越来越难做。我和我妈一直商量着换个地方生活。不久前阿克哈拉西面三十公里处新建了一个牧民定居新村，也就是邀请我去当“村长助理”的胡木吉拉村（“沙子很多”的意思）。那里位于乌伦古河北岸，靠近几座大沙丘。据说刚刚开垦出七千多亩土地，预计迁入一百二十户人家，统一的安居房都已经盖好了。我和我妈骑摩托车过去打探了好几遍，虽然那里还没入住几家人，情形荒凉又干涸，但其他还算满意。居麻得知消息后，跑去劝我妈打消这个念头。他说，那里毕竟是一个凭空冒出的新地方，以前从来没有人在那里住过，好不好现在还说不上，还是再等两三年吧。还说：“没有草，没有水，没有电，啥也没有。去干啥呢？”
尽管如此，他自己也不是没想过定居。这家伙口口声声嘲笑农民太穷，日子狼狈又局促。有时却也会感慨地说，如果能靠种地种草料喂牛喂羊的话，不用这么搬来搬去地迁徙也挺好。
有时聊到东面沙丘上的那个铁架子。我问他，如果地下真有石油，真要开采的话，他肯定会得到牧场赔偿金的，从此就不必放羊了——这是好事吗？他说，当然是好事啊。又说，就怕开采遥遥无期，自己等不到那一天了。还说，如果有了赔偿金，就赶紧先买一辆车，在乡间跑运输。他说：“要不然咋办？打工的体力活又干不了，老了。开商店吧，又没经验。”
买汽车的确是居麻长久以来的愿望。而且，说不定车也会吸引住独子扎达，把他留在身边。
后来才知道，就算不靠开采石油的赔偿，政府退牧还草的赔偿也足够他买车过日子了。长久以来，他也一直在期待这个政策的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