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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错误”是哈夫纳对希特勒思想错误的分析批判。在德国，希特勒的政治思想在他上台之前无人重视，被看成是痴人说梦话，而在他上台之后又无人敢于质疑。在他被赶出历史舞台之后，他的思想又作为极其危险的思想毒品被封杀。一种真正学术意义上的交锋并没有进行。这其实赋予了希特勒思想本来不该占有的位置，也不能说明人们在思想上真正战胜了他。哈夫纳的论述表明，希特勒的思想体系实际上捉襟见肘、漏洞百出、不堪一击。哈夫纳的批判方法不是“打棍子”，而是心平气和地摆事实、讲道理；而且是在承认希特勒的有些思想是说得过去的前提下，“点穴”出击，直指其要害。读者的感觉是，这里是一位知识渊博、思维缜密的老教授与一位“半瓶子醋”的辍学青年在进行思想交锋，用不着两三个回合，希特勒这位“愤青”就败下阵来了。
按哈夫纳的分析，希特勒的思想体系，主要是由极端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与极端反犹主义两部分构成的。希特勒认为，所有历史事件的载体是民族或种族。历史著作是对种族生存斗争过程的叙述，所有世界历史现象只是种族自我捍卫欲望的体现。一个民族的内政的目的，就是为了保障其对外自立的力量。对外自立就意味着斗争，而斗争的形式就是战争。政治必须为战争的实施作准备。战争的目的是为了争夺生存空间，进行征服，最终获得世界统治。
哈夫纳认为，到这里，希特勒的历史理论基本上还能自圆其说。但他的“民族”与“种族”概念很混乱，两者的关系不清楚，也没有讲清楚哪些民族是所谓的“雅利安人”。哈夫纳进而指出，希特勒的历史观未免太片面了，如果说历史充满了斗争的话，那么远远不止是民族或种族之间的斗争，在阶级、国家、宗教、思想意识、王朝与政党等各种人类群体之间，也都存在着斗争。而历史的内容也不仅仅是战争，人类历史上的和平时期要比战争状态长久得多，战争总是要以缔结和约而告终。而且战争的目的，也不一定是为了争夺“生存空间”。到20世纪，所谓的“生存空间战争”在欧洲已经中止一千五百年了。近一千五百年以来，欧洲各个国家与地区的战争的目的不在于夺取生存空间，也不在于将对方驱逐或彻底消灭。希特勒践踏了欧洲文明国家战争规范的底线。希特勒对“生存空间”的痴迷，实质上说明了他对工业化以来生产力飞跃的无知。他的思维还停留在农业社会的财富概念上。在现代工业社会，国土的辽阔已经不能成为国力雄厚的标志或基础。
哈夫纳进一步指出，希特勒极端反犹主义的根本出发点也是错误的。首先，希特勒在犹太人是一个“民族”还是一个“种族”的问题上含糊不清，更多的时候是把他们当作一个“种族”。但犹太人显然不是一个“种族”，因为他们中既有白种人，又有黑种人、黄种人。犹太人有点像一个“民族”，但他们又不使用共同的语言，如德国的犹太人说德语，英美的犹太人说的是英语。而犹太人最主要的共同特征则是他们共同的宗教，因此他们是一个宗教共同体。其次，希特勒所宣扬的犹太人对白种人或德国人的威胁，也都是无稽之谈，因为欧洲的犹太人自19世纪中期起都已经融入了各自的民族国家，成为了各个国家的优秀的爱国者。在德国更是如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犹太人与德意志人肩并肩地走上了战场。直到希特勒上台，德国犹太人都深深地爱着他们的“德意志祖国”。希特勒关于世界犹太人阴谋统治世界，而且行将实现这一“阴谋”的观点，也不符合事实。由于犹太教内部的矛盾以及现代各种矛盾的影响，当时犹太人正处在其历史上最为虚弱、最为分裂的时期。当希特勒对他们进行大屠杀的时候，他们连起码的自卫能力都没有。他们像绵羊走向屠宰场那样顺服地走向了集中营。所以，哈夫纳认为，希特勒屠杀的不是什么威胁人类的“怪物”，而是一群手无寸铁的人。
在毫不费力地“解构”了希特勒的思想体系以后，哈夫纳在“失策”一章中又向希特勒的政治决策开刀了。哈夫纳认为，希特勒上台后同时追随着两个政治目标：一个是建立德国在欧洲的霸权地位，另一个是消灭犹太人。这本身就是一个失策，因为两个目标相互阻碍。如果希特勒只追求德国的欧洲霸权，那么他就应该团结包括犹太人在内的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如果不是他的反犹政策把杰出的犹太科学家驱逐到了美国，那么第一个发明原子弹的国家就不是美国，而会是德国。仅此一项，就会在德国争夺欧洲乃至世界霸权的过程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但是，这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被他赶到了敌对方。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失策。
撇开其反犹政策的负面影响不说，希特勒在其追求德国的欧洲霸权的过程中也犯了严重的错误，两次葬送了本来已经到手的果实。第一次是在1938年9月的《慕尼黑协定》之后。当时英、法已经把东欧作为德国的势力范围交给了希特勒。他完全可以静下心来，逐步构建与巩固德国在东欧的霸权地位。但希特勒还是不满足，偏偏要发动侵略波兰的战争，迫使英、法向德国宣战。第二次是在1940年6月德国战胜法国之后。希特勒又一次获得了可以“见好就收”的机会，而且这一次是建立德国在苏联以西的全欧洲霸权地位的机会。但这一次机会又被希特勒扔掉了。他偏偏要发动针对苏联的“生存空间战争”。回顾起来，对苏战争本身就基本上决定了希特勒将以失败者被载入史册，因为苏联的人口、国土与资源等方面的实力都远远超过了德国。别说他没有攻克莫斯科，即便攻克了莫斯科，他也无法结束这场与幅员如此辽阔的国家的战争。
而希特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犯下的最为明显、最为严重、最为愚蠢，因而也是最难以解释的决策错误，则是他1941年12月11日在日本偷袭珍珠港几天后对美国的宣战。当时，德国对莫斯科的进攻已经失败，苏联红军的猛力反攻给德军带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开战以来的第一次大战败，获得侵苏战争胜利的希望已经泡汤了。而在这种绝境下，希特勒还向强大的美国宣战，给了罗斯福求之不得的公开对德作战的理由。这不是给自己“灾上加灾”吗？希特勒图的是什么呢？哈夫纳作出了种种猜测，但仍然不得其解，最后的猜测是“破罐子破摔”：既然不能作为最伟大的征服者与胜利者，那就至少作为最大灾难的制造者被载入史册吧！
在译者看来，希特勒大概没有想那么多。他的这一决定是在日本向美国开战的“鼓舞”下作出的，也是希望日本能够再接再厉，进一步牵制与削弱美国的力量。当然，他是“昏头”了，如果他还曾“理智”过的话，因为对美国宣战最终将意味着美军在欧洲大陆的登陆，意味着德国将在美、苏夹攻下成为瓮中之鳖，毫无逃脱失败命运的可能。但希特勒当时没有也不愿意想到这一点，即便想到也会觉得这应该是猴年马月的事，到那时不知又会出现多少扭转战局的机会。不管怎样，纵观希特勒的重大错误决策，我们可以看得出，与俾斯麦不同，希特勒确实缺乏“见好就收”的素养。在他完全能够掌握自己命运的时候（1938年与1940年），他自动放弃了这些机会，因为他必须实现其宏大无比的“生存空间”计划。而当他在1941年冬还有可能收拾残局、控制损失的时候，他也放弃了这样的机会。他已经不再考虑如何收场了，也没有办法收场了。他只考虑在不能赢得“生存空间战争”的前提下，加紧实现他的另一目标——消灭犹太人。
当然，哈夫纳在本章中的某些论述不是我们所能接受的。例如，为了说明希特勒在1940年是如何轻率地放弃了已经到手的欧洲霸权地位，哈夫纳认为，当时苏联以西的欧洲大陆国家已经基本接受了德国的霸权地位，只等着希特勒做好安抚与善后工作了。在此之前，哈夫纳还认为，希特勒让德国统治欧洲的目标不一定是错误的。欧洲如果要维持其统一与世界霸权地位，保住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就应该接受德国的霸权地位。因为，与1945年以后由美、苏瓜分的欧洲相比，1940年由希特勒德国独霸的欧洲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它毕竟没有分裂，而且还没有失去其殖民地。在这里，哈夫纳就显现出其局限性了。耐人寻味的是，当年希特勒手下的许多保守派也是这样想的。他们原则上赞成希特勒的德国夺取欧洲霸权的计划，但反对希特勒的冒险行为，认为这会让德国全盘皆输。哈夫纳的想法与当年保守派的想法有点相似。在哈夫纳对希特勒失策的批评中，我们似乎能够听到德国保守派对希特勒冒冒失失地葬送德国已经到手的欧洲霸权地位的扼腕叹息；而欧洲其他国家的利益、世界其他地区的殖民地国家的利益，哈夫纳就不管了。
希特勒的罪行，可以说是恶贯满盈、罄竹难书。给他列出一条又一条罪状并不难，难的是提出一条足以置之道德死地的罪行。在第六章“罪行”中，哈夫纳也就此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他认为，希特勒的主要罪行不在于他发动了侵略战争，以及在战争中犯下了所谓的“战争罪”。因此，哈夫纳对1945年至1946年战胜国主持的“纽伦堡审判”颇有看法，因为它没有揭露希特勒的真正罪行。他甚至认为，不应该对发动战争大惊小怪，进攻性战争历史上有、现在有，将来也不可避免。唯一能够消灭战争的工具是一个世界国家，而要想实现世界国家，除了一场成功的征服战争别无他途。这些我们就很难苟同了。且不说一个世界国家可不可取，就是一个世界国家也不会永久消灭战争，也会爆发内战，而实现一个世界国家的途径，也未必就只有战争这一条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合国与各种世界组织的发展，欧洲的和平统一，特别是长达七十年的世界和平状态的（总体来说）成功维持，都证明了战争不是和平的必经之路。哈夫纳是一个保守的现实主义者，也可以说是一个“历史主义者”，他不相信未来能够超出历史的范围。他未免太悲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