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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正如哈夫纳自己所说的那样，他略去“战争罪”的目的，不是为了减轻希特勒的罪责。恰恰相反，他是为了在希特勒的独特罪行与其他“常见”罪行之间挖出一条鸿沟，是为了孤立希特勒。哈夫纳一针见血地指出，希特勒的独特罪行在于他为了个人的满足屠杀了难以计数的无辜的人们，战争只是他进行这些大屠杀的掩护工具而已。他与犯罪史上有名的“系列杀手”一样，只不过他的受害者不是数以十计，而是以几百万来计算的。希特勒就是一个刑事意义上的大屠杀者。哈夫纳的这一观点是很有说服力的。他列举了希特勒如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掩护下，先后对德国的残疾人、吉卜赛人，波兰的知识与领导阶层，苏联的战俘与平民，尤其是欧洲犹太人实施大屠杀的事实与数据。其间，哈夫纳对英国历史学家大卫·欧文（David Irving）提出的试图证明希特勒与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无关的“证据”进行了批驳。哈夫纳的批驳是有力与符合逻辑的。不过在译者看来，完全没有必要花费如此多精力去论证希特勒的罪责。除了希特勒在1939年1月在国会宣布过他将在一场新的世界大战中消灭犹太人的事实以外，我们只需看一看他在1945年4月2日给波曼的最后口授的结语就足够了——“人们将因为我灭绝了德国与中欧的犹太人而永久感谢纳粹主义。”
如果说哈夫纳在第六章里对希特勒“过于宽容”的话，那么他在最后一章“背叛”中则向希特勒提出了比别人更为严格的道德法律标准。鉴于希特勒试图把德国人民与自己一起带上死亡之路，在1945年3月19日下达了摧毁所有德意志民族赖以继续生存的物质条件的“尼罗命令”，哈夫纳确认希特勒犯下了“叛国罪”，是德意志民族的“叛国者”。尽管这种“判决”没有多少实际的法律意义，因为哈夫纳没有相应的法律资格，但是，这种视角却是非同凡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戈林等人是在由战胜国主持的纽伦堡法庭上被判处死刑的。施佩尔与赫斯等人服的是战胜国判的刑，坐的是战胜国的牢。联邦德国虽然对纳粹历史作出了越来越深刻的反思，但没有一个国家高级法院能对纳粹头目提出“叛国罪”的诉讼，并作出相应的判决。也没有人像哈夫纳那样，起码在道德法庭上宣布希特勒为“叛国者”。这是一件非常耐人寻味的事情。究其原因，可能是希特勒在其统治时期获得了至高无上的法律与道德地位。他的“领袖”地位是墨索里尼所无法比拟的。墨索里尼的上面还有一位国王，国王可以罢免他，宣布他有罪；而对于希特勒，德国人则早就失去了这一法律上的“制高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联邦德国，人们仍然没有想到在法律程序上，或是至少在道义上要夺回这一制高点。他们对“最高权威”的屈从，或起码是无奈心理，似乎仍然挥之不去。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而哈夫纳做到了这一点，再一次显示出了他那非凡的思想与精神境界。
在最后一章里，哈夫纳也提到了希特勒与德国、德国人的关系问题。他认为，希特勒没有继承什么德意志传统，更没有继承什么普鲁士传统。这些问题的答复恐怕没有这样简单。但是，哈夫纳提出的问题实在让人拍案叫绝！——“他爱德国人吗？”“他了解德国人吗？”“哪个德国人想定居俄罗斯？”确实，只要看一看今天德国人对南方的向往与对阳光的渴望，我们就可以想象，当年的德国人应该是何等的“鬼迷心窍”，竟然会追随希特勒向冰天雪地的俄罗斯进军，到那里去夺取什么“生存空间”！而又有哪一个专业历史学家会提出如此绝妙的问题呢？我们确实很难说，希特勒是无条件地爱德国人，是真正了解德国人的。正如哈夫纳所说的那样，他把德国与德国人看成了实现自己野心的工具。当他的计划失败的时候，他就像一位输掉了赛马比赛的养马人要打死自己的马一样，要用集体死刑来惩罚德国人。
五
哈夫纳的《解读希特勒》为我们解答了许多有关希特勒的问题，但遗留下来的问题仍然不少，例如：为什么希特勒的历史观、世界观、对犹太人的看法、对一个现代民族的生存基础的认识是那样的极端、片面和落后？他为什么会犯下如此令人发指的罪行？为什么他要把自己的政治角色看得那样不可替代？为什么要在被自己看成是短命的一生中实现“全部”政治计划？为什么在兼并了奥地利、获得了苏台德地区以后还要发动侵波战争、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什么在战胜法国以后还要发动侵略苏联的战争？为什么如此欲壑难填？
哈夫纳的著作虽然没有回答所有问题，但对某些问题还是提供了许多启示。看来，希特勒的症结在于其早年的经历，而其早年辍学的负面影响极大。这不仅使他失去了继续学习系统知识的机会，也给他在职业与社会上的失败以及一路蛮干的行为模式埋下了伏笔。残缺不全与囫囵吞枣的自学知识，对犹太人的疯狂仇恨，构成了希特勒世界观与人生观的要素。早期一事无成的失败经历，又使他产生了极大的权力、成就与价值饥饿。在个人生活的各方面都是一片空白的背景下，政治成为了他生活的替代品，也是他汲取自我价值感、成就感的唯一源泉。20世纪初蓬勃崛起的德意志帝国，成了他获得自豪感与价值感的来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终于使他“报国有门”，得到了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但德国的战败又剥夺了这一难得的“幸福时刻”，所以，他决意要“再来一次”。20世纪30年代初，德国的经济与政治危机给他提供了可乘之机。德国内部以及国际力量的“配合”，让他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成功。我们只要看一看他在其顶峰时期（1939年4月28日）的自我吹嘘就可以明白，当时的希特勒是如何陶醉在自我成就感与价值感之中：
我克服了德国的混乱，重建了秩序，大大提高了我们国民经济所有领域的生产……我成功地将那些让我们揪心的七百万失业者一个不剩地投入了有益的生产……我不仅在政治上统一了，而且在军事上武装了德意志民族，我还试图将那个在其448个条款中包含着对民族与人们最恶意的强奸的条约一页一页地撕毁。我让1919年那些被夺走的省份重新回归帝国，我把几百万从我们怀抱中夺走的、十分痛苦的德意志人重新召回了家乡，我重新统一了有着千年历史的德意志生存空间，我在做到所有这些的时候，尽量不流血，不给我的民族与其他民族带来战争的灾难。我在二十一年前还是一位我民族的无名工人与士兵，依靠我自己的力量做到了这些……
但他的成就与价值饥饿感，在一开始就已经发展到了贪得无厌的病态地步，它需要一个至高无上的绝对领袖地位，以及一场战胜苏联的“生存空间战争”，才能够得到满足。所以，他不可能在1938年10月或者1940年6月“见好就收”。这就决定了他必然失败的命运。换句话说，就像一个饥饿者因不能停止进食而被“撑死”那样，希特勒是让他的个人成就与价值饥饿感给“撑死的”。他是“牛”死的。
只有到了最后，当希特勒下令将德国变为一片焦土，要以集体死刑来惩罚德意志民族的时候，他一生真正的追求才露出“庐山真面目”。他不是无条件地服务于德意志民族，而是把德意志民族看成实现本人世界观与成就和价值感的工具。原则上来说，这一工具也完全可以是另一个民族。被许多人忽视的是，希特勒的世界观到了最后还是有所变化的。苏联战胜德国的事实，让他改变了德意志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民族的看法。他也不再把斯拉夫人看成是“劣等民族”了。相反，他“公正”地认为，德意志民族已经被证明为劣等民族，应该消亡，未来只属于“东方民族”，也就是他以前看不起的斯拉夫人。因他曾错误地认为，“东方大国行将倒塌”，他才发动了这场“生存空间战争”。现在，他看到自己错了。几千万人的生命，换来的也就是这一点思想上的“进步”。
对于他个人来说，他最在乎的个人价值此时无疑也降到了最低点。自杀也就理所当然了。希特勒自杀，不仅是为了逃脱惩罚，也不仅是因为他对自我最终得出了无价值的结论，而且还是他挽救其生命价值的最后举动。他怕在被活捉后受到嘲弄，或者在死后像墨索里尼那样被抛尸街头。更重要的是，他的世界观、政治纲领与个人能力神话都彻底破灭了。他如何面对德国人对他的质问？于是他“赖账溜了”，还捞了个“宁死不屈”的好名声。可以说，他的计划似乎得逞了。他确实给人类出了一道如何战胜他的幽灵的难题。而哈夫纳的《解读希特勒》，则是人类与希特勒幽灵交战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一个重大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