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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谁与马克思一样，将生产资料的社会化看成社会主义关键的甚至是唯一的特征，那么他当然会否认纳粹主义的社会主义这一面。希特勒没有把生产资料社会化，他就不是社会主义者。这样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一切都了结了。但小心！事情没有这样简单。
有意思的是，即使今天（1978年）的社会主义国家，也都没有仅仅满足于生产资料的社会化，而是费大力气地要实现“人的社会化”，即将他们——最好从摇篮到坟墓——集体地组织起来，采取集体的、“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把他们“牢牢地束缚于一套纪律”。我们完全可以思考一番，不管马克思怎么说，这一方面或许是社会主义更主要的一面。
人们习惯于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范畴内思考。但是，更正确、也更为重要的是，把个人主义而不是把资本主义看成社会主义的对立面，因为在工业时代，某种方式的资本主义完全不可避免，就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必须积累、更新与扩展资本。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制度里，一个经理或工程师的工作与思考方式完全一样，工厂里的工作在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可避免地是异化的劳动；工人操作的机器与流水线，是属于一家私有公司，还是属于一个全民所有的联合工厂，在工作时对于这位工人来说没有什么明显的实际差别。但是，在下班以后他是否无人关心，是否在工厂门口有着一个集体——我们也可以说一个共同体——在等着他，这就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差别。换句话说，比人与劳动的异化（这在任何一个制度下的工业经济中可能都无法获得根本改变）更为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异化（隔阂）。再换句话说，如果社会主义的目标是消除人的隔阂的话，那么人的社会化比生产资料的社会化更能实现这一目标。后者或许消灭了不公平，但是，如果最近三十或四十年已经证明了什么的话，它是以效率为代价的。前者却是消除了一种隔阂，即大都市居民之间的隔阂，不过是以个人自由为代价的。因为与共同体和纪律一样，自由与隔阂是同一枚奖牌的两面。
说具体一点。在第三帝国，不属于因种族与政治原因而受排挤与迫害的绝大多数德国人，与希特勒以前的德国以及联邦德国的人们所不同的，而与民主德国的人们如出一辙的地方就在于，其生活的绝大部分是在家庭以外的，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不管是正式成员与否），实际上是在无法回避的共同体或集体中进行的。与今天（1978年）民主德国的男孩必须加入少先队一样，纳粹德国的小学生必须加入“少年民族团”；与民主德国的青年进入“自由德意志青年团”一样，纳粹德国的青年在“希特勒青年团”里获得了第二个家园，年轻力壮的男子在“冲锋队”或“党卫队”以及体育与技术团体进行军事训练，妇女在“德意志妇女协会”参加活动（民主德国的妇女则在“民族妇女同盟”参加集体活动），谁已经出人头地或想出人头地的话，那就应该入党，当年在第三帝国与今天的民主德国一样；更不用提那上百个纳粹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职业、爱好、体育、教育与业余协会了（“力量来自快乐！”“劳动之美！”）。当然，在第三帝国唱的歌和讲的话，与今天在民主德国的歌曲和发言不一样。但是，人们的活动（远足、行军、野营、唱歌与庆祝、制作、体操与射击）都没有区别，同样没有区别的是在这些共同体中生长的关怀、友情与幸福等感情。在这里，希特勒无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甚至是一个很能干的社会主义者，他强迫人们得到这种幸福。
这是幸福吗？或许那种强制也被感受为痛苦？今天（1978年）常有民主德国的人逃脱这种强迫的幸福；但当他们来到联邦德国以后，他们却同样经常抱怨无人关心他们，这是个人自由的消极面。在第三帝国大概也是这样吧。关于社会化的人还是个人生活的人更为幸福的问题，我们这里不下结论。
读者大概已经觉察到（或许因此感到诧异），我们在关于希特勒的成就的本章里，非常低调地对待价值评价。这是源于事情本身。成就本身在道德上是中性的。它们只能是优或劣的，而不是善或恶的。希特勒干了许多罪恶的事情，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将有足够的机会来谴责他。但是，人们不应该出于错误的原因谴责他（这是一个在当年带来严重后果的、今天还经常有人犯的错误）。“别把魔鬼矮化！”希特勒有他平庸与可笑的一面，低估他的诱惑总是巨大的，而它今天更大，因为他失败了。人们不应太快地被这种诱惑所俘虏。
当然，我们有理由犹豫把他称为一位“伟人”。雅各布·布克哈特曾说过，“仅仅充满力量的摧毁者完全不伟大”，而希特勒最终被证实是一个有力的摧毁者。但毫无疑问，即使在摧毁方面，他也证实自己是最大口径的大炮。没有他那完全可以说不同寻常的能力，他带来的灾难也不会那么巨大。但是人们不应忘记，他走向深渊的路上曾有过高高的顶峰。
约阿西姆·费斯特在其《希特勒传》的序言中作了一个有趣的思考试验。他写道：“如果希特勒1938年死于一次刺杀的话，那么只会有少数人犹豫把他称为德国最伟大的国家巨匠，或者德国历史的完成者。那些气势汹汹的演讲与《我的奋斗》、反犹主义以及统治世界的方案，可能作为其早期的幻想之作而被遗忘……六年半的岁月使希特勒远离这一荣誉。”费斯特在其著作的另一处又写道：“充满巨大的错误，一而再，再而三的错误，罪恶、危机、灭绝狂想、死亡的六年。”费斯特当然不认为希特勒的错误与罪行仅仅在最后六年才开始，恰恰相反，费斯特在其书中很好地突出了它们如何深深扎根于希特勒的早年。另一方面，费斯特很正确地认为，它们在其统治的第二阶段才完全发挥作用，在第一阶段被出乎意料的、对希特勒自己来说只是准备性的成就与成果所掩盖了。费斯特的以下观点也正确，即1938年与1939年之交的秋冬是希特勒一生的分水岭；到此为止，他一直是蒸蒸日上，从此以后则（他自作自受地）每况愈下。如果他当时遇刺身亡（或死于事故或心肌梗塞），绝大多数德国人肯定都会认为，他们失去了一位顶级伟人。但是，他们的想法正确吗？今天我们也会这样评价一个1938年去世的希特勒吗？
我们认为：不，理由有两个：
首先，希特勒已经于1938年决定发动战争了，而它必然会葬送他至此获得的成就。在1938年9月希特勒就打算开战了，在1945年2月波曼的笔记中他还后悔没有在那时开战：“从军事角度来看，我们想早一年开战……但是我没有办法，因为英国人与法国人在慕尼黑答应了我的所有要求。”早在1938年11月，他就在对国内新闻界主编们的讲话中承认，他前几年所有的和平许诺都是骗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