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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势迫使我多年来只讲和平。只有在不断强调德国的和平意愿与和平意图的前提下，才有可能给予德国人民作为下一步骤必要前提所需的军备。当然，那么多年所作的和平宣传也有其消极面；它很容易使许多人头脑中产生固定的印象，当今的政府与无论如何要保持和平的决策和意愿是一致的。这不仅会导致对这一制度目标的错误估计，而且，尤其会导致德意志民族被灌输了一种精神，这种精神久而久之必然会作为失败主义拿走当今政权的成就。
表达得婉转，但足够明了。说白了就是，他多年来的“和平愿望”不仅欺骗了外国，而且蒙骗了德国人。而德国人相信了他，他们修改《凡尔赛和约》的愿望得到了满足，1939年，他们不像1914年那样欢欣鼓舞地走上战场，而是怀着震惊与沮丧的心情。希特勒1933年至1938年的成就的影响，至少有一半应归功于它们是不通过战争取得的事实。如果德国人事先知道，这些成就都是为了给战争作准备——许多人或许会改变他们的想法；如果他们事后得知（历史研究难免会揭露真相）——他们真的还会把希特勒当作最伟大的德国人之一吗？
不过，值得向另一方向继续进行费斯特的思考试验：当然，当德国人在1938年秋得知希特勒突然死去的消息的时候，绝大多数德国人首先会有失去了他们最伟大的一位国家巨匠的感受。但这种感觉只会持续几个星期，因为他们随后会惊恐地发现，他们已经不再拥有一套正常运转的国家制度了，希特勒已经于1938年悄悄地把它摧毁了。
此后又怎么办呢？希特勒在1938年没有接班人，没有一部选举接班人的宪法，也没有一个机构拥有不受质疑的权利与权力来推举一位接班人。魏玛宪法早就失效了，但也没有被另一部宪法所代替。国家因此缺少推出新元首的机构。可能的几个接班候选人都以一个“国中之国”为后盾：戈林依仗着空军，希姆莱依仗着“党卫队”，赫斯依靠纳粹党（就纳粹党而言，此时人们可能会发现，它几乎与“冲锋队”一样失去了功能）；另外还有陆军，其最高将领们在1938年9月差点准备发动一场政变。总的来说是一个混乱的国家，它由希特勒个人聚合与掩盖着，在这个人离去以后，这一切将会全面暴露出来。而这种混乱是希特勒造就的，也可以说是他的成就；一项摧毁性成就，至今未被觉察，因为它最终发展成为一场更为全面的摧毁，因而不被觉察。
我们前面在观察希特勒的生涯时，已经看到了一个相当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即他让其政治时间计划服从于他个人寿命的长短。现在，我们从另一个方向碰到了一个相似的事实，即他为了个人的极权与不可替代性有意识地摧毁了国家的功能，而且是从一开始就这样。一个国家的功能建立在其宪法基础上。这部宪法可以是成文的或不成文的。第三帝国最迟自1934年秋起既没有一部成文的宪法，也没有一部不成文的宪法，它既不认可与尊重限制国家权力的国民基本权利，也没有不可缺少的、最低限度的基本法，即一套划分各个国家机关权限，并保证它们的工作有意义地融为一体的国家事务程序。相反，希特勒故意制造出一种状态，即各个独立的权力载体之间权限范围模糊、相互竞争，势力范围相互跨越，只有他自己站在所有人之上。只有这样，他才能保障自己所想得到的、向所有方向都完全不受限制的行动自由。因为他的感觉完全正确，任何一个符合宪法的秩序，也会限制权力最高的宪法机构：一个宪法国家最有权力的人，至少也会受责任范围的限制，他不可能向所有人命令所有事情；至少做好了没有他也能继续运转的准备。这两点希特勒都不想要，所以他毫无替代地取消了所有宪法。
他不愿意当国家的第一公仆，而是要当唯一的领袖，当一个绝对的统治者；而且他正确地认识到，在一个正常的国家制度中，不可能有一个绝对的统治地位，而只能在一个受控制的混乱状态之中。因此，他一开始就以混乱代替了国家。我们必须承认，只要他还活着，他就一直知道如何控制这一混乱。但他的死亡，即便在他成就的最高峰，即在1938年秋，也将会暴露他所制造的混乱，而且因此损害其身后的名誉。
另外，还存在着另一个驱使希特勒摧毁国家的原因。在仔细研究希特勒时，人们会在他身上发现一个特征，我们或许称之为对确定的恐惧，或许更确切地称为对任何终结性状态的恐惧。他似乎不仅害怕他的权力会受到一个国家秩序的限制，而且害怕一个固定的目标限制了他的意志。他继承的德意志帝国，1938年他扩大为大德意志帝国，对于他来说，从来都不是他所要巩固与保护的国家，而一直是通向一个完全不同的、更大帝国的跳板。这一帝国或许不再是一个德意志帝国，而是一个“大日耳曼帝国”，这个帝国在他脑子里连地理边界都没有确定，只有一个不断向前推移的“国防线”，或许是在伏尔加河边，或许在乌拉尔河边，或许直到太平洋为止。
当他在我们多次提及的1939年4月28日的演讲中自我吹嘘他“重新统一了有着千年历史的德意志生存空间”时，他还没有说出他的真实设想：他想要的“生存空间”在遥远的东方，而且不是历史上的，而是未来的。倒是在他那我们也已提及的1938年11月10日的演讲中，当他说到必须让德意志人民内心做好迈出“一步又一步”准备的时候，他透露了一点儿他的真实想法。但是，如果每一步都是下一步的准备的话，那么就没有必要在某一点停滞不前，将已经得到的（或者甚至是继承的）东西长期地作为国家巩固下来。恰恰相反，固定的东西必须灵活化、可移动，一切都必须是临时性的，并且从这种临时性出发完全自动地趋向不断的变化、扩大与发展。德意志帝国必须不再是一个国家，才能完全成为一个征服与侵略的工具。
在这方面，希特勒与俾斯麦之间所存在的对立可以说是最大的，俾斯麦在获得了可获得的成就以后，便成了一位和平政治家。但是，在这里，与拿破仑的比较也有借鉴意义。与希特勒一样，拿破仑作为征服者失败了，但他作为法国国家巨匠的许多成就却遗留下来了：他的伟大立法，他的教育制度，甚至他所建立的集权式的带有大区与府的国家体制今天还存在，尽管自那时以来国家形式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希特勒没有建立一个国家体制，他那让德国人长达十年倾倒、让全世界震撼的成就，只是昙花一现，已经无影无踪了，不仅因为它们最终导致了一场大灾难，而且因为它们从来就没有被赋予终结性。单作为成就，健将希特勒或许甚至比拿破仑还强大，但有一个境界他从来没有达到，那就是国家巨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