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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文的论点站不住脚，不仅因为它缺乏任何的内在可能性。在第三帝国的背景下，完全不可能在希特勒不知情或在违背希特勒意志的前提下进行如此大规模的行动，而恰恰是希特勒在事先就宣布，如果发生战争就意味着“犹太种族的灭绝”。而且，有希特勒与希姆莱的明确证言证明，希特勒是命令者，希姆莱是命令的执行者。在1942年（“最后解决”的第一年），希特勒不少于五次，即在1月1日、1月30日、2月24日、9月30日与11月8日，在公开场合就其诺言的实现而自我标榜。我们这里逐字逐句地引用他最后一次的言论：
你们肯定还记得那个国会会议，在那里我曾经宣告：如果犹太人幻想可以挑起一场消灭欧洲种族的国际间世界战争的话，那么结果不会是欧洲种族的灭绝，而是欧洲犹太人的灭绝。人们总是讥笑我这个预言家。当年那些讥笑我的人，他们今天有无数个已经不再笑了，而今天还在笑的人，或许不久也不会再笑了。
希姆莱也曾多次提及他参与试图灭绝犹太人的行动，但是完全以另一种语调，不是以幸灾乐祸的自我吹嘘而是自我怜悯的语调。例如在1940年5月5日他说：“你们会理解，执行这一下发给我的军令（我出于服从与完全的信仰服从并执行了这一命令），对我来说有多难。”在1944年6月22日他又说：“这是一个组织所得到的最可怕的任务与最可怕的委托——解决犹太人问题的任务。”但是，除了希特勒谁也不可能给希姆莱“委托”或下“军令”。我们几乎不再需要另外的戈培尔的证词。戈培尔在1942年3月27日的日记中提到“一种不很显眼的技术程序”（是指第一批于1942年初在卢布林安装的毒气室）：“这里使用的是一种相当野蛮的、不便详述的技术程序，犹太人自身所剩无几……元首在这里也是极端解决办法的坚定不渝的先行者与主张者。”
欧文试图证实其论点的唯一证据，是希姆莱与希特勒通话后在1941年11月30日的一个记录：“来自柏林的犹太人运输车，不消灭。”这一次，希特勒似乎命令了一个例外。而它本身证明了，“消灭”是正常情况，而且它还证明了，希特勒在实施这种屠杀行动时甚至关注具体细节。而且很容易解释，为什么从柏林运来的犹太人来得过早了——还没有轮到德国的犹太人。1941年11月，纳粹德国还忙于“消灭”波兰与苏联的犹太人，对全欧洲犹太人的“最后解决”在1942年的万湖会议上才决定，而办事必须按顺序来。毒气室与焚化炉也没有准备好。它们自1942年才逐渐投入使用。
不过，被欧文挑出来的这一段小插曲却曝光了两个值得仔细观察的奇怪细节。其一是，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在德国公共舆论中的处理；其二是，希特勒实施其从数量上来看最巨大罪行的时间计划。
如上所述，希特勒在1942年曾五次就这一罪行自我标榜，但用的只是笼统的说法。他尽可能让手下在德国保密这方面的细节，很显然是因为，他不可能得到赞成，反而会得到他不愿意看到的骚动，或许甚至引发像阻碍“恩赐死亡行动”那样的抵抗。
希特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曾两次试探德国民众针对犹太人的公开暴力行为会如何反应：第一次是1933年4月1日，由“冲锋队”进行的全德规模的对犹太人商店的封锁；第二次是1938年11月9-10日，也是全德规模的，同样是自上而下的，直到今天仍然以“帝国水晶之夜”闻名的暴行。从他的角度来看，两次试验的结果都是否定的。德国民众没有参加，相反，他们表现出许多对犹太人的同情、愤怒与惭愧，但他们的反应也不过如此。公开的抵抗没有出现，而“帝国水晶之夜”的说法，不知道为什么很快就传播开了，它恰恰表现了普通德国人鉴于1938年11月的恶行所处的尴尬境地：一方面是讽刺与拒绝，另一方面则表达了恐惧地不愿意正视根本的罪行，把整个事情降低到被打碎的玻璃窗级别的愿望。
就德国而言，希特勒以此为鉴。他没有宽恕德国犹太人一丝一毫，但是他十分细心地给予了德国大众可以故作不知，或者自欺欺人地认为一切没有那么严重的可能性。灭绝行动发生在远离德国的地方，在偏远的欧洲东部。在那里，希特勒可以得到更多的当地支持，而且自战争开始以来，屠杀反正已经是口号了。对于德国人，官方的说法是，犹太人只是被“迁居了”；希特勒甚至还让德国的犹太人尽量不直接运往灭绝营，而是先把他们运到波希米亚的大犹太居住区特雷西亚市，他们可以在那里住上一段时间，给他们的德国熟人写些明信片，然后还是被继续运往奥斯维辛。
尽管如此，在那里发生的事情，当然还是点点滴滴地传到了德国。但是，只要愿意，他可以继续不知情，或者故作不知道，也这样说服自己；绝大多数德国人都是这样的，与犹太人被“篦出来”的其他欧洲国家的绝大多数国民一样。针对此事做些什么，对于他们所有人来说，都会带来生命危险，而且他们还拖着一场战争，人们都有足够的忧虑。个人可以冒险作出的最极端的行为，是帮助自己的犹太朋友隐藏起来，这样的行动在德国也出现过，尽管没有像荷兰与丹麦那么多。在整体上阻止大屠杀这一罪行需要一次起义，但是在战争与独裁的前提下，人们怎么可能做到呢？不管怎样，希特勒的大屠杀曾促使1944年7月20日的密谋者采取行动，扮演了一个拯救尊严的角色。施韦林·冯·施瓦恩费尔德伯爵在针对7月20日密谋者的审判上被问到其动机的时候，在弗赖斯勒用吼叫打断他以前，还有时间说出“我想到了那么多的屠杀”。
针对德国人对大屠杀袖手旁观的指责，将还要长久地落在德国人身上，但这不是我们这里的话题。我们要说的是希特勒。以下是一个很耐人寻味的断定：他没有完全告知德国人他最大的罪行，因为他不信任他们。尽管进行了近十年的反犹宣传，希特勒还是不相信他们会愿意参与到对他们犹太同胞的大屠杀。他未能把他们打造成为他所想象的“主子民族”。这可能是他在战争的最后岁月越来越蔑视他们，不再寻找与他们的接触，对他们的命运越来越无所谓，最后甚至将他的灭绝意志转向他们的原因。我们将在下一章，也就是最后一章讲到这一点。
现在我们再次回到欧文为希特勒开脱的证据上，即希特勒1941年11月30日给希姆莱的不杀害当天从柏林运出的犹太人的电话指令。其日期很耐人寻味。它发生在苏联于莫斯科城前发动的让希特勒相信战争无法取胜的反攻的前五天，在他向美国宣战的前十天（这一宣战奠定了他的败局），在作出“最后解决”的、在死亡工厂屠杀包括德国与全欧洲犹太人的万湖会议召开的前五十天（至此，对犹太人的系统屠杀局限于波兰与苏联，其繁琐的方法是集体枪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