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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三个日期之间存在着一个明显的联系。只要希特勒还能像一年前在法国那样希望在苏联获得迅速胜利，他还可以希望英国的回心转意，因为英国将随之失去其“大陆宝剑”。他曾经多次说到这一点。因此，他必须保持自己与英国的谈判资格。他不能在那些国家（在那里发生的一切很快就会传到英国）以大屠杀者的形象出现。至于他在波兰与苏联干的事情，他希望只要战争在继续，就能够对外保密；而在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丹麦、挪威，包括在德国的大屠杀，则会马上在英国传开，使希特勒在那里完全失去谈判资格，正如发生的那样：“惩罚这些罪行”的新战争目标是在1942年1月宣布的。
换句话说，只有在他完全放弃与英国签订和解和约（以及与此相关的避免美国参战）希望的时候，他才能实现其多年的消灭全欧洲犹太人的愿望。他是在1941年12月5日以后才放弃了这一希望，当时苏联在莫斯科城前的进攻把他从战胜苏联的美梦中惊醒了。这对他来说应该是一个非常巨大的震撼，因为两个月前他还在公开场合宣布：“这个对手已经倒在地上，他再也不能站起来了。”在这一震撼的影响下，他“冰冷地”、“闪电般地”改换了念头：如果他在苏联不能取胜，那么（这是希特勒的结论）也就没有与英国和解的可能了。那他也可以马上对美国宣战，这显然让他（他好久未回击罗斯福的挑衅）感到了满足。于是，他还可以干一件让自己更舒心的事情，下命令在全欧洲完成“犹太人问题的最后解决”，因为他不必顾忌这一罪行在英国与美国的影响。
但是，他这样把德国的败局变得不可避免，而且在战败以后必然会举行惩罚性审判。但是他对此无所谓，他已经在前一章提及的11月27日与丹麦及克罗地亚外长的谈话中说过。他大致的意思是，如果德国不能战胜，那么它就应该灭亡，他不会为它流泪。
简言之，在1941年12月，在几天之内，希特勒在那两个不可结合的、他从一开始就追求的目标，即德国的世界霸权与犹太人的灭绝之间作出了最终抉择：他放弃了第一个目标，集中力量实现第二个目标（在11月30日，这还早了几天）。而且，为了消灭全欧洲的犹太人，这是他一直垂涎三尺的目标，他也愿意让德国承受全面战败及其一切后果。
由此，我们也可以解析在前一章不能从任何政治角度解释的他对美国的宣战：政治家希特勒在1941年12月让位给了大屠杀者希特勒。
与其以前在政治上的敏锐与果断形成鲜明对比的，希特勒在战争后期（我们在前一章因此感到困惑的）在政治上的被动与冷漠现在也可以得到解释了。他对政治（他对此曾如此富有天赋）已经不再感兴趣；对于他现在唯一追求的目标，他不需要政治。“政治？我不搞政治了。这让我好恶心。”这段（对里宾特洛甫在“元首总部”的通讯员黑韦尔说的）话虽然出自后一个时段，即1945年初；但他完全可以在1942年说出同样的话。自1941年底起，希特勒不再搞德国政治了，他只进行了屠杀与毁灭。
希特勒现在还关心的，甚至比以前更关心的，是军事作战事务。他还需要军事作战：为了赢得时间，以实施他的大屠杀，并且为了控制他找到受害者的地区。1942年以后，他的战略只是争取时间与防守空间。至迟从1943年初，希特勒再也没有作出会获得惊人的（或许能给予希特勒以外的某个人一个谈判和约机会的）单个军事胜利的建议，当他的某个将领作出此类主动行动的时候（如隆美尔1942年夏天在非洲，曼施泰因1943年初在乌克兰），他不予支持，相反他起到了阻碍作用。他对这些也不再感兴趣了。
所有迹象表明，他自1941年与1942年之交起，内心已经默认了最后的败局。不过，他在1942年11月就说出了那句著名的、因其双重意义而透露了许多含义的话：“我从来只在十二点零五分时才罢休。”至于他在那些年里，当指向德国的包围圈越来越小的时候，在他的桌边谈话中还常常表现出来的坚定的自满，有时甚至是底气十足的愉快心情，只能以他下面的想法来解释：在那段时间里，在同盟国军队向被包围与被轰炸的德国挺进的时候，他现在唯一的目标离实现也一天天接近了。在长达三年之久的每一天里，全欧洲的犹太人从他们的居室或藏身地被抓走，被运往东欧，赤身裸体地被赶进死亡工厂，在那里，焚化炉的烟囱在夜以继日地冒烟。他享受不到前十一年里的成就，不过他也容易放弃，因为他比以前更能享受一个凶手的快乐，这个凶手已经放弃了最后的顾忌，受害者就在他手中，他可以为所欲为。
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三年半的希特勒来说，战争是一场竞赛，他一直希望赢得这场竞赛。谁会最先到达目标：希特勒消灭犹太人，还是同盟国在军事上征服德国？同盟国需要三年半才到达目标；此时的希特勒，离他的目标却已经非常接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