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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院前一天
石柱一夜无眠。
九月二十四日接受化疗后，高烧和头痛消失，食欲增加，四肢也变得有力。九月的住院医师吴长南解释，这是因为在GDP里加了对抗肿瘤和抗病毒效果极佳的免疫新药吉舒达（Pembrolizumab）。用药后，石柱不但可以安心入眠，连忧郁的心情也随之消失。九月三十日的PCR检查结果为阴性，那天是吴长南最后一天在隔离病房上班，但他申请了延长一天。
有着宽下巴、说话总是从容不迫的长南对石柱说：“我的计划很简单。九月三十日和十月一日得出阴性结果，十月二日移到非传染病房，十月三日出院。”
“不要再抱持那些没用的期待了，你还是快离开吧。阳性、阴性来来回回的又不是一两次了，我就是个厄运缠身的人，不可能那么容易解除隔离的。”石柱反倒说服起长南来。
又过了一天，长南递上的检查结果清楚标示着负号（－）。
“我说得没错吧？明天会送你去非传染病房。”
石柱一脸的难以置信，死盯着检查结果。
“我真的可以离开这里？”
“真的，已经确定了。”
长南在“确定”二字上加重语气，但石柱还是无法百分之百相信。
“就这么简单？”
“没什么复杂的啊。”
“我在这里住了三个月。”
“住得太久了吧。”
“真是荒谬。”
“你还是不相信？”
“感觉像在做梦。”
“这是现实。”
“明天还要再做一次检查吗？又会让我陷入绝望的深渊吗……”
长南打断石柱：“这次只做两次检查。你的人生不会再有MERS检查了，我保证。”
“以后我也绝对不要再做MERS检查了。”
石柱打电话给映亚，她说的也跟长南一样。院方已经同意明天早上让夫妻俩在非传染病房见面。石柱彻夜未眠，经过昏暗的凌晨，直到整个世界迎来曙光，他都一直瞪大双眼。石柱担心万一睡着了，长南会要他再做一次检查，然后把他摇醒说：“结果是阳性！”如果可以不听到“阳性”两个字，就算要他熬十夜他也愿意。
十月二日上午九点整，隔离病房的门开了。
三个男人推着轮床走进来，他们穿着VRE隔离衣，虽然N95口罩遮住了口鼻，但石柱很快便认出他们。在前面拉轮床的是九月的吴长南，在后面推的分别是七月的权亨哲和八月的柳奈武。三位住院医师一起出现让石柱很意外，但更让他意外的是他们的服装—他们没有穿防护衣，没有戴双层手套和头罩。别说C级了，就连D级防护装备也没有穿。长南甚至还把口罩稍稍拉到鼻子下方。长南说，从九月一日开始，石柱几乎不存在MERS传染力，身为研究医学和治疗病人的医生，虽然对此无法百分之百地肯定，却能百分之九十九点九地确信。
“准备好了吗？”
“我真的可以离开这里？”
亨哲回答：“你看我们穿成这样还不相信吗？PCR检查连续两次为阴性，确定解除隔离了。今天开始你会住在非传染病房，医护人员和家属会穿这种隔离衣、戴N95口罩。虽然很不方便，但你也要戴手术用口罩。”
奈武把手术用口罩递给石柱。石柱跟三位医生一一交换眼神，用力地握了握他们的手。石柱戴上口罩，躺到轮床上。长南转头朝监视器挥了挥手。
“好了，我们要出去了。”
“很感谢你们为了我特地抽空过来，我不会忘记的。”
奈武说：“当然要来了，我们是战友啊！你能战胜MERS，我们也很高兴。真的，真的要谢谢你。”
推出隔离病房的轮床停了下来，因为后面的门关上后，前面的门才会打开。在这里，急躁是禁忌。经过一段很短的通道后，病床往左转，另一道门打开，轮床又停了下来。跟刚才一样，后面的门关上后，前面的门开了。三人熟练地推着轮床走出去。到了门外又停下来，长南拿出手机看了一眼时间。
“等一下通过那道门后，就是非传染病房了。到那边以后会很吵，所以有几件事我想在这里先问问你的意见。当然，这两天也有和家属商量的机会，但还是想先听听你的想法。距离家属抵达这边，还有十五分钟。”
“好的，现在问我什么，我都会回答的。”
亨哲说：“我们有很多事想问你，可你这么一说，还真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这是复活的一天，重新复活成人类的一天，从今天开始，我也可以憧憬未来了。”
长南从口袋里取出本子，问起准备好的问题。
“你是想住一般病房呢，还是先出院回家休息几天，再来看门诊？”
“一般病房……出院、门诊……”石柱没有回答长南的问题，而是像黄牛一样开始咀嚼这几个词。他这才真切感受到自己从隔离病房出来了。“这些词真像是甘甜的蜂蜜啊……我想先回家休息，在医院待太久了。”
“好，那十月六日左右会来看门诊吗？三日出院，休息到六日上午，下午再来医院，直接去见血液肿瘤科的柳大焕教授。”
“好。”
“未来也会使用吉舒达进行GDP化疗，具体日期等出院后，再根据你的身体状况决定。”
“嗯，希望尽快治好淋巴癌。”
见石柱握紧拳头，三名住院医师也同时握紧拳头。
长南继续解释：“化疗后达到完全缓解时，会进行同种造血干细胞移植。我把目标定在年底，希望可以在圣诞节前。”
“那我要更加努力了。”
“明天出院前，院长会来病房看你，没问题吧？最后一名MERS病人出院，院方希望帮你庆祝一下，你要是觉得不方便也……”
石柱打断他：“没问题。我能战胜MERS，多亏了院长和医护人员的付出，我也很想亲自跟院长、主治医师和在这里照顾我的医生、护士道谢。”
“你能这么说，我就松了口气。明天的媒体竞争一定会很激烈，想采访你的电话已经快打爆了，你愿意接受采访吗？我觉得不用响应所有媒体，选一两家就可以……毕竟要是完全不接受采访，也怕会出现许多揣测。”
石柱可以很快决定接受治疗的时间和方法，却很难决定要不要接受采访。
“不用现在就决定吧？我跟妻子讨论一下再告诉你。”
长南回答：“没问题。还有件事要说明一下。出院后，如果出现高烧、咳嗽、呼吸困难和呕吐症状，必须立即向地区保健所或疾病管理本部通报。但如果身体出现疼痛征兆，请务必先跟我们联系。可以吗？”
“好，我会照做的。我也可以问一个问题吗？”
“请说。”
“如果今天再做一次PCR检查，你能确定还是阴性吗？”
三位住院医师都没有立刻回答，他们互看了一眼，表情变得严肃。
过了片刻，长南回答：“难以肯定。概率一半一半。同时罹患淋巴癌和MERS的病人，全世界也少见，说不定你是至今唯一的案例。检查结果可能是阴性，也可能不是，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另外一件事。”
“什么事？”
“你感染的MERS已经痊愈了，传染力不到0.01%。”
石柱开玩笑地重复完长南的话，然后说：“因为医学上不存在一百和零，你才这么说的吧？”
三人同时笑了出来。
亨哲说：“你是特殊案例，就算是阳性，也不具传染力。像你这种情况，不该只用PCR一种检查判断，而是综合各种情况制定标准。在定出新标准以前，能先让你出院，对你也是万幸。但制定新标准并不是我们这些医师的事，而是疾病管理本部和保健福祉部的功课。”
“我是特殊案例这件事，外面的人知道吗？”
长南回答：“完全不知道！只有我们三个人、负责的教授、院长及少数人知道。所以如果你出现高烧、咳嗽，要先联络我们，直接去做PCR检查恐怕只会惹出麻烦。”
“知道了。我再也不会做PCR检查了，厌恶至极。”
大家又笑了。
长南确认时间：“啊，已经过了十五分钟，我们出去吧。”
第五道门打开，石柱听到掌声和欢呼声，他慢慢坐起身，只见映亚站在玉娜贞和陈雅凛之间。穿隔离衣、戴口罩的映亚看起来跟护士没两样。石柱泪水盈眶，张开双臂，映亚像短跑选手般冲进他的怀抱。
这是没有防护装备阻隔、扎扎实实的一个拥抱。
清晨的采访
李一花和罗惠兰次长正在公司前的咖啡厅忙着准备新闻，早上报道局的编辑会议给节目流程加入了电影介绍。为了准备内容，必须先把四部国内电影的工作人员及电影优缺点整理出来。罗次长嘴上说会自己负责，但也没有拒绝一花的帮助。导演和演员的采访片段需要有相应的补充说明，罗次长再三强调，比起记者的说明，要更凸显受访者，一花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但还是不自觉地加入许多概念说明，文字越写越长。
老手和新人磨合期也差不多一个月了。有别于罗次长的担心，一花很有干劲，采访也做得相当好。大家都夸奖她可以独当一面了，罗次长却仍不松口。
手机响起，敲打键盘的罗次长看了一眼来电显示，皱起眉头，按下通话键。
“什么事啊？我现在很忙。一花？你找她干吗？我怎么知道，一定是在哪儿忙吧。你不要无缘无故去烦不懂事的新人。你没有？多少人因为你跑来跟我哭诉啊，要我说出名字吗？社会一部部长知道你这样吗？不要老针对我们文化部！嗯？社长说的？他找一花干吗？你不是在说谎吧？知道了，我打听一下。要是为了无聊的事找一花，我可不会放过你，我什么脾气你应该知道吧。”
罗次长挂断电话，对一花说：“鲜于秉浩找你，你们在讨论什么计划吗？”
“没有啊。”
一花跟他只是在“冰屋”与其他记者一起喝过酒而已。
“去吧，他在会议室等你。你是文化部负责电影、出版和宗教的新人记者，不管鲜于前辈对你多好，也不用去帮社会一部的忙。你是哪条线的自己应该清楚吧？”
罗次长的意思是不要乖乖答应医疗记者的请求。
“请放心，回来后我会详细报告的。”
一花来到报道局公用的会议室，那是鲜于记者经常用来采访的小会议室。一花敲门后走进去，鲜于没有合上正在看的书，他抬起右手示意一花坐下。一花坐在对面，瞄了一眼书，上面有一张大地图，包括了欧洲和亚洲，欧洲是深灰色，亚洲是浅灰色，海洋没有颜色，是空白的。
“你了解黑死病吗？”
“嗯？”
“也叫作瘟疫。感染的话全身会出现黑斑，所以才有‘黑死病’这个称呼。”
“那这个地图……”
“这是十四世纪黑死病的扩散途径。如你所见，一三二〇年首次发病，一三四八年传到伦敦，一三五一年扩散到整个欧洲，大概花了三十年。黑死病沿着这个箭头蔓延，一三四七年同时传到了君士坦丁堡、巴格达和亚历山大港，沿着地中海贸易路线迅速北上。不到一年，在雅典、威尼斯相继暴发。黑死病不是一次流行的传染病，而是根据时间，间歇性反复发作的传染病。其中经常被人们议论的当属一六六五年的伦敦大瘟疫了。你听说过吗？”
“听过，虽然不记得确切年份，但知道伦敦曾暴发过大型瘟疫……”
“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我们，比起在其他时间、其他地点发生的瘟疫，更了解一六六五年发生在伦敦的瘟疫，你觉得是为什么？”
“不知道……”
鲜于记者拿起另一本书递给一花，书名是《瘟疫年纪事》（<i>A 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i>），作者是丹尼尔·笛福，他曾写过《鲁滨逊漂流记》。
“有一个叫塞缪尔·皮普斯的人，在一六六五年的伦敦经历了大瘟疫。这本书就是根据他写的日记重新创作的。多亏了这本书，让欧洲乃至全世界的人都对伦敦发生的黑死病惨况有了了解。李记者有什么想法吗？”
一花在“冰屋”时就察觉到，鲜于记者的问题总是领先一步。他总是不详细说明就直接跳到下一题，经常让后辈一头雾水，一花也是。但此时，她知道鲜于记者提出的这个问题对自己非常重要。在电视台里，没有人比鲜于记者更了解MERS。见一花答不上来，鲜于记者才稍稍坦露想法。
“最重要的是记录。你觉得今年全国流行的MERS，记录够充足了吗？一笔带过的报道倒是一堆，大部分都具有煽动性，要不就是会引发恐慌或荒诞无稽的内容。你认为这些报道里，有让经历过MERS的你满意的记录吗？”
“没有。”一花如实回答。
“那我们来做吧！”
“记录MERS？”
“对，但感染MERS的受害者的叙事是一定找不到的。”
“受害者的叙事。”一花立刻重复一遍主旨。
“不管是战争、灾难还是传染病，越是生死攸关的事件，越要有明确的叙事。目前来看，最后为MERS受害者留下记录的不是人，而是数字，都是统计数据。我们必须记录每一个受害者的个性、拥有的梦想、经历的痛苦和烦恼以及他们的为人。并且，必须将受害者叙述的事实传播到整个地球。”
“传播？”
“十四世纪，黑死病横扫整个欧洲花了三十年，但你上次提到，现在需要多久？”
看来鲜于记者对一花在“冰屋”的发言印象深刻。
“几乎可以说是同时散布到全世界。”
“没错。中世纪要利用马匹、骆驼或船做的事，现在只要飞机就可以了。你在‘冰屋’指出的问题，我想讨论得更详细一点。假如MERS病人搭乘国内班机，等于跟其他乘客处在同一空间里最短一小时、最长三四小时，这些人感染传染病的可能性极高。飞机降落后，乘客离开机场，病毒就会瞬间传播出去。不只传染病人，那些与传染病人搭乘同航班的密切接触者也会分散到全国各地。”
“的确如此。”
“看看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二〇〇三年三月，只花了一个月，SARS就遍布越南河内、加拿大多伦多、新加坡、德国法兰克福和英国曼彻斯特等地，都是经由飞机传播的。如果当时机内或机场把病人隔离起来，至少可以减少传染，被攻破机场防御的城市可说是经历了一场浩劫。你知道SARS的感染源也归在冠状病毒里吧？MERS也是冠状病毒的变种。正如SARS一样，MERS也存在扩散到全球的危险。我们虽然做好了SARS的防治，却没能阻止MERS扩散。”
一花也研究了很多信息和专业数据，以便扩充自己在“冰屋”提出的说法。
“前辈，这本书我会认真看的，也很感谢你提出一起记录的提议，但我是文化部的人。”
“我怎么会不知道你是文化部的新人，也知道你在罗次长底下吃了不少苦。”
“也不算吃苦……但不管怎样，采访和记录MERS的工作不是由前辈负责的吗？为什么找我……”
鲜于记者打断一花：“明天最后一名MERS病人出院。”
“明天！”
一花没有立刻上钩，而是等鲜于记者继续说下去，但她内心深处早已泛起波澜。三个月前，自己好不容易从深渊死里逃生，至今还有人深陷其中，痛苦万分。全世界感染MERS最久、入院接受治疗的人，他每天在隔离病房有多痛苦、多煎熬，一花比一般人了解一百倍、一千倍—永不止歇的高烧；胸口像被一块、两块、三块、四块、五块、六块、七块岩石压得发闷；仿佛登陆月球的航天员般身着防护衣、戴头罩靠近的医护人员；不分昼夜注入身体的药物。出院等于是告别所有的痛苦和恐惧，光这一点就很值得为他庆祝，但这不过是一花个人的感受罢了。报道MERS病人出院的新闻是医疗记者的工作，不是负责电影、出版和宗教的新人助理该做的事。
“可恶，也不知道他们在搞什么，竟然所有的采访都不回应。明天出院是一定要去采访的，说什么也得拿下‘最后一位MERS病人’的采访……哪怕是十分钟，不，一分钟也好，但我就是联络不上人。病人的手机关机，家属的手机开着，但就是不接，发信息也不回。不只报道局局长，连社长也很关心这件事。不管怎样，今天晚上或明天凌晨一定要采访到……你没有办法吗？”
“嗯？”一花惊讶地发出疑问。
病人手机关机，家属不接电话、不回信息，她怎么会有办法？
鲜于记者眼里透着怀疑，盯着一花：“你们私下不会联络吗？生病的人之间，就算不是受害者全聚在一起，也会开个秘密群组讨论些什么吧……要是能找到联络最后一名病人的渠道就好了。”
一花如实回答：“我也不知道。”
鲜于记者用指尖咚咚咚地敲着桌面，语调变得低沉、强硬：“我找你来不是想听你说不知道，社长要国民电视台拿下‘最后一名MERS病人’的独家采访。发挥一下你的实力吧！我先把他们的电话给你，不可以搞砸哟！我们采访不到的人要是别家电视台或报纸采访到了，你和我的脸可就丢大了。你不想独立吗？”
独立，就是用自己的名字报道新闻的机会。社会二部同期入社的其他三人都已经独立了。鲜于记者把金石柱和南映亚的手机号码传给一花，天南地北地扯了一堆，结果还不是把最难做的推给新人。一花迟疑着要不要打断前辈，给自己找一条后路。如果不是MERS而是其他议题，一花早就借口说要跟罗次长准备电影新闻，转身走人了。最后一名MERS病人，从七月二十八日到十月三日，独自煎熬了两个多月，一花也很想见见他。
“独立的事也不急。前辈为什么找我负责这个采访？只因为我也感染过MERS吗？”
“虽然这也是其中一个理由，但关键还是在‘冰屋’听了你的那番话。苏记者那家伙其实心肠很软，为了带你们这些实习记者，才那么严厉地教你们，不管是谁接到这工作，都会当个狠角色的。那天，苏记者说你不会来，我也觉得你不会来。伤得重，自然会害怕站出来。你却毫不在意，不但来了，还把自己与病魔搏斗的经历讲给大家听，还跟我们聊天喝酒。你完全不是苏记者评估实习情况时的那个新人。当时你为什么来的理由，我现在不想听。不过，你的那种坚强对记者来说是很好的特质。要坚守的就好好坚守，该打碎的就彻底打碎，所以我觉得你能胜任这项工作。”
打电话前，一花先搜寻了之前的新闻，确认金石柱是何时感染MERS，住在哪家医院，又转院去了哪家医院的负压隔离病房。一花用印象笔记整理出时间表和移动路线后，大吃一惊，反复确认上面的时间和地点，没想到自己和金石柱有很多重叠之处。首先，五月二十七日两个人都在F医院急诊室，在那里感染MERS。六月一日住院，六月五日得到第一次阳性反应，六月七日确诊。从六月七日到七月三日，住在F医院十三楼，随后移到十八楼。两人出现交错是在七月三日，那天金石柱被送往大学医院的负压隔离病房，而自己出院了。两人在同一个地点感染，住在同一家医院，这让一花更想采访他了。
一花打了电话，金石柱的手机依旧关机。在隔离病房也可以随意使用手机，所以一花判断他是故意躲避与外界接触，可能直到明天出院也不会开机。南映亚也不接电话，全国的报社和电视台记者一定都在拨打这个号码。一花决定先去大学医院，等到了那边再打电话，她打算彻夜守在那里。一花离开电视台时，发信息给罗次长。
—出门采访，回来后详细跟您报告。
—知道了。
一花坐在出租车里编写短信准备发给映亚，写了删，删了又重写。她按照实习时学的，用简单明了的十行字写出需要采访的理由和问题方向，但写好后又都删了，最后只写了两行：
—五月二十七日，我也在F医院急诊室感染了MERS，六月七日确诊、住院，七月三日出院。我想采访你们，我是大韩民国电视台的李一花记者。
***
十月三日凌晨两点，映亚回了短信。她同意受访，但需在变声和不露脸的前提下录像。
采访预计在清晨六点的非传染病房进行，但隔离区前挤满记者，要隐秘地进入病房都成问题。映亚又发短信说，清晨五点五十分会在主楼大厅等他们。一花和摄影师明润川在约定时间走进大厅。连接隔离区的急诊室门前也挤满记者，但主楼显得清静许多。一名年轻医生沿着手扶梯下来，穿过旋转门走到外面，又回到大厅。
他经过一花和明润川身边时，低声说：“你是李一花记者吧？”
一花和提着摄影机的摄影师跟在医生身后。医生进了电梯，明摄影师也立刻跟进去，只有一花迟疑了一下。
“李记者，怎么了？”
在摄影师的催促下，一花只好迈开脚步走进电梯。
看到一花紧闭双眼、垂着头，医生问：“你还好吗？”
一花抚着胸口：“只是觉得有点闷……”
这是感染MERS后留下的后遗症，只要搭电梯就会胸口发闷、喘不过气，所以平常不管多高的楼层，一花都走楼梯。就算走得大汗淋漓，双腿发软，也比在电梯里喘不过气要好。但今天必须隐秘地行动，只好忍着点了。幸好，电梯到了三楼就停下来，来到走廊后，一花做了一次长长的深呼吸。
医生这时才自我介绍：“我叫柳奈武，是八月负责金石柱患者的住院医师，我会带你们避开那些记者。”
“谢谢。”
“请好好为他们写报道，金先生和家属真的吃了不少苦。好了，我们进去吧。”
奈武所经之处都写着“禁止外部人员进入”，过了两道沉重的大门，又经过三段长长的走廊后，才终于抵达非传染病房的入口。等在那儿的护士递给一花和摄影师口罩和隔离衣。
奈武对着手中的对讲机说：“人带来了。”
门开了，只见映亚站在那里。奈武直接转身离开，李一花和摄影师走了进去。一花递上名片，打了招呼。
“我是联络你的记者，李一花。谢谢你们同意受访。”
映亚接过名片，还是盯着一花的脸看了半天：“你的脸色……好多了，真是万幸。”
“你……认识我？我们见过吗？”一花完全不记得映亚。
“出院那天，你不是被一名女律师扶着离开吗？七月三日，在感染科诊间外。我看到等候名单上显示‘李一花’。收到你的信息，我一下就想起来了，虽然长相记不太清楚，但看到你这张略显苍白、消瘦的脸，还是想起来了。”
一花忽然想起出院前去向感染科主治医师道谢，在走廊跟一男一女说过几句话，原来其中一个就是映亚。
“当时准备出院，精神恍惚，连走路都很吃力，喘口气都要小心翼翼的，记忆力也衰退不少。六月、七月住院时发生的事和见过的人，很多都想不起来了。”
“我理解，就连我都记不得你的脸了。那时病人和家属都处在失魂落魄的状态，怎么偏偏是我们感染了那可怕的传染病呢？我不停地埋怨，也很伤心，身心俱疲……没想到你是电视台记者，看你跟律师在一起，还以为你也是律师呢。”
“我刚当上记者，七月请了一个月病假，八月才上班。”
一花连映亚没问的也都说了。在开始采访前，身为战胜MERS的病人，一花觉得跟南映亚和金石柱有种亲近感。映亚也有同样的感受。
“虽然院方劝我们受访，但我们不想。我不想让我丈夫被大家记忆为最后一名MERS病人，我也不想细谈治疗过程中那些无关紧要的琐事。虽然拖了这么久，但他还是痊愈了，这样就够了，我不想让他无端被人说闲话。”
“我明白。”
“如果没看到你的信息，我们应该会拒绝所有采访。因为我们马上就要开始抗癌生活，虽然战胜了MERS，但还剩下淋巴癌。”
一花点点头，想到之前看到的新闻。每篇报道都不断强调病人因原有的疾病淋巴癌才延误了MERS治愈时间。
“我希望今天是最后一次讲关于MERS的事，以后在我们夫妻的对话里，会将这个词永远抹去。不知道这样讲合不合适，我觉得如果是你，至少会站在MERS病人的立场跟我们交流。”
“没错，我会站在MERS病人这边，站在受害者这边。”
“我们只有不到一个小时了，那就开始吧。”
映亚转过身，一花走进两边摆放着病床的非传染病房，只见石柱躺在最里面的病床上。摄影师举起摄影机开始拍摄。石柱靠坐在倾斜四十五度角的病床上，准备回答问题。
“我是李一花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