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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说：“要过一阵子再给他买，就这样。”
“男孩都等不及了，罗斯玛丽。男孩需要自行车！”
母亲耸耸肩，笑容僵硬，她满腹心事的时候总这样。“我没钱买。”她轻轻地说。
“钱”这个字让周围的空气都安静下来。
然后吉尔说道：“贾德，再喝一轮吧。你去看看有没有姜汁汽水给我们这位强击手<a id="jzyy_1_64" href="#jz_1_64"><sup>(6)</sup></a>喝。”
贾德站起来，离开了房间。
吉尔说：“杰克，你想要什么样的自行车？”
“施文牌的吧，我觉得。”
“真的吗？比起英国牌子的山地车，你更喜欢施文牌的吗？”他发现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你更喜欢英国牌子的山地车？”
我点了点头。
“那就大胆说出来！我可不会读心术。”
“我更想要英国牌子的山地车。”
“对嘛，就是要这样说出来。山地车里你最喜欢哪一款？”
贾德拿来了饮料。我的这杯很苦，感觉像是冰镇果汁酒。
母亲身子往前倾，叫道：“吉尔。”
他举起手：“喜欢哪一款的，杰克？”
“兰令牌的。”我告诉他。吉尔笑了，我也笑了。
“品位不错，”他说，“追求最好的那种，就是要这样做。要什么颜色的？”
“红色。”
“红色。很好。我觉得咱们可以买一辆。贾德，你都听到了吗？要一辆自行车，英国牌子的山地车，兰令牌，红色款。”
“知道了。”贾德说。
我母亲说谢谢，但她不能收下这份礼物。吉尔说这是给我的礼物，不是给她的。她开始和他争论起来，不是做做样子，而是动真格的。吉尔完全听不进去。有那么一会儿他甚至用手捂住了耳朵。
最后她放弃了。她往后靠着椅子，喝起了啤酒。我能看出来，虽然她嘴上那么说，但其实还是挺开心的，因为这样一来，我们就不必总是为此争吵，而且说到底，她也很希望我能拥有一辆自行车。
“花生好吃吗，杰克？”吉尔问。
我说挺好吃的。
“太好了！”他说，“那太好了！”
吉尔和母亲又喝了几瓶啤酒，边喝边聊，贾德和我则看着电视播放的水上飞机预选赛。傍晚的时候，贾德开车送我们回公寓。我们没开灯，就这么躺在床上，感受微风轻拂，听着树梢在外面沙沙作响。她问我是否介意今晚独自一人待在家里。有人邀请她去共进晚餐。“跟谁一起？”我问，“吉尔和贾德吗？”
“吉尔。”她说。
“不介意。”我说。我很高兴。这样一来就能把事情搞定了。
房间里很阴暗。母亲起床洗了个澡，穿上蓝色短裙和露肩的墨西哥女式衬衣，戴上父亲为她买的那些精致的绿松石首饰，那时候战争还没爆发，他们驾车路过亚利桑那州时买了耳环、项链、沉沉的手镯和贝壳腰带<a id="jzyy_1_66" href="#jz_1_66"><sup>(7)</sup></a>。绿松石碧蓝碧蓝的，就像她的眼睛一样。她往耳朵后边、胳膊肘和手腕上都擦了些香水。她揉搓着两只手腕，又将香水涂到脖子和胸部。她从一边转向另一边，仔细端详着自己的侧面。然后又站住不动，冷静地看看自己的正面。她一边盯着镜子，一边问我她看起来如何。真的很漂亮，我告诉她。
“你总这么说。”
“嗯，我可没骗你。”
“那就好。”她说。她最后又望了眼镜中的自己，我们便下楼了。
母亲为我做饭时，玛丽安和凯茜进来了。她们让母亲转一圈看看，两人都欢呼，玛丽安把母亲从灶台旁推开，自己上阵做饭，免得母亲的衬衣沾上油污。母亲守口如瓶，不回应她们的八卦。她们笑她故作神秘，当外面鸣起喇叭声时，她们跟着她穿过走廊，为她整整衣服、理理头发，不停地叮嘱着。
“他应该来门口接她。”当她们回到厨房时，玛丽安说道。
凯茜耸了耸肩，低头看着桌子。这时候她已经怀孕很久了，可能不太确定自己是否有资格对别人的约会细节评头论足。
“他应该来门口接她的。”玛丽安又说了一次。
那天晚上，我睡得不好。母亲不在家时，我总失眠，而她已经很久没有在夜间外出了。她回来得很迟。我听见她走上楼梯，穿过走廊，在我们的房间门口停住了。门开了，又合上了。她站了一会儿，然后走到卧室里，坐在床上。她在轻声啜泣。“妈妈。”我叫道。她没回答，我就爬起来，走到她那边。“怎么了，妈妈？”她看着我，想要说些什么，又摇了摇头。我在她旁边坐下，搂着她。她喘着粗气，好像被人摁在水里一样。
我轻轻摇着她，在她耳边呢喃。我动作娴熟，很高兴能安慰到她，不是因为幸灾乐祸，而是因为感觉到她需要我，这让我觉得自己很强大。安抚她，也是在安抚我自己。
她哭累了，我就扶着她上床睡觉。她开始变得有些癫狂，哈哈大笑，嘲弄自己，直到睡着了，她才放开我的手。
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们俩都很拘束。我想问她一个问题，但还是忍住了。那天晚上，我继续憋着，但这种自控只是装装样子，我知道自己没什么意志力，最后实在是按捺不住了。
母亲正在读书。
“妈妈。”我叫道。
她抬起头。
“我的兰令山地车呢？”
她没有回答，继续看书。我也就没有再问了。
玛丽安、凯茜和母亲决定合租房子。母亲提出由她去找房源，也真的找到了。那是整个西雅图西部地区最丑陋不堪的房子。房屋侧面涂的油漆呈条纹状，原木都褪成了灰色，就像鹿茸一样。院子里的杂草都齐膝高了。屋檐凹陷下垂，仅靠高高的木梁支撑着，门前的台阶已破烂不堪。要进到屋子里，只能从后门走。房屋后面是个半倒塌的谷仓，小孩们喜欢溜到里面去，因为在那里可以捡到碎玻璃和生锈的工具来玩儿。
母亲当场就把房子买下了。价格很合理，简直像白送的，她相信那房子的潜力，这是带她看房子那人常常使用的一个词。他坚持要在晚上会面，像做贼似的带着我们穿过房子，小声地推销，说这栋房子有多么多么好。母亲眯起眼睛听他说话，摆出一副很精明的样子，表示自己没那么容易被糊弄，但她终究还是被这个人蛊惑了，以为只需稍加修整，这里就能变成一个无比温馨的家。那人用手电筒照着，母亲就在他车子的引擎盖上把合同给签了。
这条街上的其他房子都很小，要么是过分整洁的科德角式小屋，要么就是殖民地式建筑，带有修建整齐的草坪。烟囱上爬满了常青藤。每栋殖民地式建筑的门上都雕刻着一只展翅的黑鹰。街坊邻居都走到门外，看着我们搬进这屋子。他们看上去很郁闷。后来，我们才发现这栋房子原来是该地区的原始农舍，按计划是要拆除的，但房东通过损人利己的操作，在最后一小时保住了这座房子。
凯茜和玛丽安见到这栋房子时一言不发。她们佝着肩、板着脸，抬着箱子走过小径，没有左右张望。那天晚上，房间里发出砰砰巨响，她们又是摔又是拍的，大喊大叫，嘟囔抱怨。但最后，她们都磨不过母亲。在母亲看来，我们的房子和邻居的房子差不多，除了一些小瑕疵，等我们偶尔有空的时候，很容易就能拾掇好。我们给房子修修补补后，她还向我们描绘这座房子。在她的洗脑下，我们竟开始觉得必要的房屋修缮都已完成，我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将破旧老屋整修一新，然后安顿了下来。
我们搬家后不久，凯茜就生了个男孩，叫威利。威利是个小活宝。他一个人待着的时候，也像鹦鹉一样乱叫。屋子里弥漫着甜腻的牛奶味。
凯茜和我母亲在市区工作，玛丽安则留下来看管房子、做做饭菜、照顾威利。照顾我也是她的职责之一，但放学后我总和泰勒还有西尔弗他们跑来跑去，然后赶在母亲回家前一刻到家。当玛丽安问我去了哪儿时，我撒谎了。她知道我在骗她，但她管不住我，甚至无法说服母亲来管教我。母亲很信任我，她不相信纪律那套东西，她的父亲——那个“老爸”——总打骂她，她至今也没觉得这能带来什么好处。
她老爸坚信孩子不打不成才。当我母亲还在摇篮中时，他一看到她吮吸拇指，就会拍她的手。她刚学会走路的时候，她老爸为了纠正她走路稍稍内八的习惯，总逼着她像鸭子一样走路。等到开始上学，她老爸几乎每天晚上都要打她，他的理论是，无论他是否知情，她白天在学校里肯定犯过错误。他告诉她，在全家一起吃晚饭之前，他会先打她屁股，这样她就可以在吃饭时一边听他谈论股市和白宫那群傻瓜，一边反省。吃完甜点，他又要揍她一顿。然后她还不得不亲吻他，对他说：“谢谢您，老爸，多亏有您挣钱，我们才能吃上这些美味佳肴。”
我的外祖母很温柔。她试图保护自己的女儿，但她心脏不好，自身难保。每当她卧床不起时，母亲的老爸都会给她读玛丽·贝克·埃迪<a id="jzyy_1_71" href="#jz_1_71"><sup>(8)</sup></a>的作品，引导她认为痛苦都是虚幻的，都是她自己臆想出来的。周日驾车出行时，他不顾停车标志，在铁道口与火车赛跑，吓得外祖母心跳加速。有一次，他将人整个铲到了引擎盖上，还继续飞速穿过好几个街区，大喊着：“从我的车上滚下来！”
我母亲独自与她老爸生活在一起。她开始上中学时，他就强迫她穿灯笼裤——那种粉色花边丝绸灯笼裤。在去中国的邮轮上，他买了好几条，这种灯笼裤当时在传教士妻子中很流行。他软磨硬泡让她抽烟，这样她就不会吃太多东西了。他们去餐馆时，他只允许她吃面包充饥。他禁止她和男孩们出去玩。但男孩们不会轻言放弃。一天晚上，有几个男孩把车停在她家门前，唱起了《落基山脉的春天》。他们喊道：“晚安，罗斯玛丽！”把她老爸气得够呛。他挥动着11.43毫米口径的海军手枪跑到了街上。他们飞快地开着车离开了，她老爸朝着后座上的男孩开了几枪，男孩及时躲开了，有两发子弹嵌入了他头顶的金属车壳里。我的外祖母昏倒了，他们不得不给她喂洋地黄<a id="jzyy_1_72" href="#jz_1_72"><sup>(9)</sup></a>。
她老爸不肯就此罢休。第二天早上，他全副戎装，在学校停车场走来走去，仔细查看哪辆汽车上有弹孔。
外祖母去世几个月后，我母亲就离开了，当时她还是个小女孩。但她老爸在她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其一，她对暴君般的男人总是出奇地顺从，无法反抗，近乎瘫痪。其二，矛盾的是，她对于胁迫他人的行为深恶痛绝。她从不打我。有那么几次，她试图揍我，但还是下不了手，我就嬉皮笑脸地走开了。她甚至无法抬高音量，让自己的话听起来更有说服力一些。她不愿与我这样相处，也不认为我需要教训。
玛丽安则不这样认为。有几个晚上，我听到她俩因为我吵起来了，玛丽安咄咄逼人，母亲则安静温柔。“这个年龄的男孩子都是这样的。”她说。她认为我会长大懂事的，我一直是一个好男孩。
万圣节那天，我、泰勒还有西尔弗在学校食堂里砸破了几扇窗户。翌日，两名警察来到学校，从教室里叫了几个声名狼藉的男孩出去谈话。没人怀疑我们，甚至没有人怀疑是泰勒干的，他可是有破窗前科的人。之所以没人盯上我们，是因为比起那群打架顶嘴的刺儿头，我们显得温和无趣。
那天快放学时，校长在广播里宣布已锁定犯罪团体。但是，在逮捕之前，他还是想给这些人一个自首的机会。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们仨都避免看着彼此。我们知道这是引蛇出洞，得亏我们一整天都待在同一间教室里，否则这把戏就奏效了。我们之间毫无信任可言，一旦起了疑心，以为我们中有人先行坦白了，大家就会忙不迭地投降。
我们躲过了一劫。过了一周，我们看完电影后，又回学校打破了几扇窗户，这时候突然听到一辆车驶入了停车场，我们吓得坐下不动，引擎运转了几分钟后，车又开走了。
警察的介入不但没让我们收手，反而令我们更加得意扬扬。我们变得自以为是，甚至狂妄自大起来。我们打破了窗户。我们砸碎了路灯。看到汽车停在斜坡上，我们就把车门打开，松开手刹，让它们撞到下方的汽车。我们把一袋袋屎丢在门阶上燃烧，屋主们本该将火扑灭，但他们并没有这样做；相反，当袋子燃烧时，他们面带疲倦地等待着，只是偶尔抬头查看窗户，可能感觉到我们在那儿偷窥。
我们在夜里干尽坏事，白天也不肯收手，我们所到之处，总会传来玻璃破碎、小猫哀嚎和金属摩擦的声音。
我们还偷东西。刚开始，这只不过是我们每天必做的坏事之一，对于泰勒和西尔弗来说，这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但对我而言，偷窃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为了不让泰勒和西尔弗看出来我一本正经，我装出一副轻描淡写的样子——我是一个小偷，而且我自认为我是个技艺高超的小偷。我在折扣商店的过道内慢慢寻觅目标，在折叠刀和模型车旁徘徊，装得若无其事，比无辜的人看起来还要更无辜，我猜呀，这位偶尔瞥我一眼的女售货员，肯定觉得我是个诚实的年轻人，绝对没看出来我是个小毛贼。后来我终于动手偷了一次，没被抓住，我认为这是因为我太机灵了，而不是因为这些女人站了一天，懒得和一个扒手纠缠，不想惹来一串麻烦：先是他那假惺惺的愤怒，然后是他的恐惧、他的哭泣、从天而降抓个正着的商场经理、随之而至的警察和书面材料，还有这一切结束时空落落的感觉。
我把偷的东西都藏了起来。偶尔我会把它们拿出来放在手里翻来转去，呆呆地望着。出了商店，这些东西对我就没什么吸引力了，除了那些折叠刀，我把小刀向树抛去，刀片就折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