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公民义务 (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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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地板踩得嘎吱作响，脸上汗津津的，一直练到我把动作记得滚瓜烂熟。然后我们就回到了厨房。德怀特喝了酒，教我对付亚瑟的小窍门，比如要如何等待时机成熟，确保只有我们两人在场，不要事先给他警告，等等。我能看出他把这些都当作我的权利和义务了。“要等待时机。”他告诉我。

那天晚上，有些客户打电话来抱怨说他们没收到报纸。德怀特接起电话，解释说这些报纸在一场搏斗中毁掉了，还补充道，他儿子杰克让这个叫盖尔的小鬼挂了彩。

我的确让他挂彩了。亚瑟的瘀青一开始并不明显，但慢慢变得严重起来，由黄色转成了紫色，最后变成乌青。他有时候死死地盯着我，仿佛知道我和别人谈论上次打架的事时没说实话。但他没有重启战火。我们都躲着对方。放暑假的时候，我们几乎都没碰过面，只有在棒球比赛和童子军会议上，才会在一堆男孩中看见对方。

然而，有一天下午，我正在送报纸，看见亚瑟在大路上朝我这个方向走来。这里离上次打架的地方不远。周围一个人也没有。我继续往前走，他也往前走，佩珀在他后面迈着小碎步。我们靠得越来越近，我太紧张了，脑子没法正常思考，只是突然想到说不定亚瑟也受到他人指点，在等待时机，准备偷袭我呢。不管怎样，我按捺得也太久了，如果德怀特在场，肯定要不耐烦。

当我们近到触手可及时，亚瑟停下来说道：“嗨。”

“嗨。”我说。

我们就站在那儿，看着对方。然后他低头望着佩珀。“你想摸摸我的狗吗？”他问。

“当然。”我单膝跪下，伸出了手。佩珀嗅了一下。

“它会说话。”亚瑟说。

“是哦，”我说，“我差点就信了你的鬼话。”

“嘿，佩珀，”他说，“树上有什么？”

它叫了两声。

“树皮<a id="jzyy_1_130" href="#jz_1_130">⁽⁵⁾</a>！”亚瑟说，“对的，佩珀。很好，佩珀，这个世界待你怎么样呀？”

它抬头看着他。

“这个世界待你怎么样呀，佩珀？”

它再次叫起来。

“粗暴<a id="jzyy_1_131" href="#jz_1_131">⁽⁶⁾</a>！宝贝真棒！”

这笑话很蠢，但我还是没憋住笑。我抚摩着毛茸茸的佩珀，它轻声哼哼着，热切地望着我，完全不记得自己之前咬过我。

斯基珀那辆车是1949年产的福特，是德怀特从马布尔芒特的一个乡巴佬那里买来的。这是为了方便斯基珀带女孩出去打猎钓鱼，不必借用德怀特的汽车，但没想到斯基珀将这辆福特放到营地边缘的铁皮波纹棚子里，开始将其肢解。我搬到奇努克住时，车已经支离破碎一年多了，六个月后，当斯基珀从康克立中学毕业时，那里还是一堆零件。

斯基珀毕业后并没有马上离开奇努克，而是在电力公司找了份兼职，并且继续住在家里，这样他就可以把所有钱都投在这辆车上了。有些晚上，我去客户那边收取订报费时，会顺路去看看这车。在家里，斯基珀几乎把我当透明人，但在棚子里，他会变得热情好客起来。他会关掉当时正在用的电动工具，将护目镜推到额头上。他拿可乐给我喝，向我介绍汽车的各种零件，还展示了他的组装计划。我点点头，仿佛真的听懂了，仿佛真的相信有一天这堆玩意儿他能靠自己组装好。

斯基珀本该在9月就到华盛顿大学上课，但他没有表现出任何要走的意思。德怀特开始数落他。他想知道斯基珀准备住在哪里，去哪里找钱来付学费。他想知道斯基珀都做了什么计划。斯基珀说他已经搞定了一切。

德怀特还是不肯罢休，斯基珀就礼节性地笑了笑，很无所谓的样子，继续干他自己想干的事。后来，夏天快过去的时候，汽车开始像斯基珀说的那样变得完整起来。那天晚上，他和朋友们在安装改造后的发动机，我也在棚子里看着。斯基珀新装了个赛车化油器<a id="jzyy_1_132" href="#jz_1_132">⁽⁷⁾</a>，加大了气缸，提升车子动力，还给它镀上铬。这辆车挺漂亮。斯基珀让他的朋友们用滑轮组把发动机放进去，不到一小时，车就隆隆启动了。

车身看起来完全无法修复。外壳凹陷，毫无光泽，由于斯基珀摘掉了一些装饰件，车上变得坑坑洼洼的。他把洞补上，用玻璃纤维填充凹处，涂上一层底漆，涂抹平整后，再涂上十六层太妃糖苹果色红漆。每涂完一层，他都要细细打磨，再开始涂下一层。他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等到完工之日，车身已经变成了深红色，油光发亮，就像色泽浓厚的红冰。车身线条流畅，干干净净，事实证明，他把那些装饰件摘下来是对的。

上完漆后，斯基珀给车装上了崭新的白壁轮胎，套着如镜面般闪光的铬合金轮毂盖，不是当时流行的那种带把手的轮毂盖。在两侧车门底下，他挂上了雷克铬合金排气管，排气管的末端略微弯曲，好像是为了排烟时不那么显眼。他在车前装了个重新镀铬的保险杠，在车后装了大陆式箱体——后保险杠特别长，附带内存备胎的后备厢。

车整洁得跟从没开过似的。唯一还需要整修的就是内部了。斯基珀告诉我，他手头剩的钱只够把汽车开到蒂华纳<a id="jzyy_1_133" href="#jz_1_133">⁽⁸⁾</a>，在那儿给座椅装上软垫。他要装白色的皮垫，严丝合缝，光滑平整，印制花纹。

我问他是否可以带我一起去，他说考虑考虑。

我以为他是认真的。我以为他真的会考虑带我一起去，我想不出有什么不带我去的理由，所以我认为他不会拒绝我，可以说是十拿九稳了。我仿佛真的看见自己坐在斯基珀旁边的副驾驶位上，我们俩开着这辆漂漂亮亮的红色汽车，风驰电掣，一路探险，拯救他人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们会希望我们留下来，但我们永不止步，他们望着我们在高速公路上渐渐远去，车后扬起了尘土。在我看来，墨西哥是个贫瘠的地方，默默无闻的小号手在不显眼的街头游走<a id="jzyy_1_134" href="#jz_1_134">⁽⁹⁾</a>，那里很遥远，开过去得花很长时间。

我告诉亚瑟我要走了。我还把这消息告诉了其他几个孩子，以及一些订报客户。有一天，我们正吃着晚饭，德怀特说：“嘿，先生，听说你要去墨西哥了，这是怎么回事呀？”他看着我。

珀尔说：“如果他去了，我也要去。”

母亲笑了：“墨西哥！谁说要去墨西哥？”

“他说的。”德怀特答道。

“杰克，是真的吗？”母亲问，“你跟别人说你要去墨西哥了？”

“斯基珀说我可以去。”我告诉她。

“哈？”斯基珀叫道，“我说过吗？”

我看着他，这么多天来，我第一次意识到他并没有明确同意要带我去墨西哥。“你说你会考虑考虑的。”我对他说。

“没开玩笑吧？我真的说过吗？”

我点点头。

“对不住，兄弟，”他说，“实在没办法带你去。”他肯定发现了这些话对我冲击很大，便赶紧解释，说他的朋友雷打算跟他一起出门。为了省钱，他们得在车上睡觉，这意味着车上容不下第三个人了。

“这是具有争议性的。”德怀特说。这是他喜欢重述的话之一，掷地有声，类似的还有“这是具有学术性的”。

“下次再带你去吧。”斯基珀说。

珀尔让他带顶草帽回来送给她。

“我想要响板<a id="jzyy_1_135" href="#jz_1_135">⁽¹⁰⁾</a>。”诺玛说。她扭动肩膀，唱起了《蟑螂》<a id="jzyy_2_135" href="#jz_2_135">⁽¹¹⁾</a>，直到德怀特叫她安静下来。

斯基珀和我一起住在这栋房子里最小的房间。我们俩用同一张书桌、同一个梳妆台、同一个橱柜。我们的床只相距30厘米。不过，直到斯基珀出发去墨西哥了，我才意识到这地方有多逼仄。他之前占的大地盘现在空荡荡的，总在提醒着我他已经离开了，这又不免让我想到，他和他的朋友雷正在路上奔驰，像鸟儿一样自由。这么想的时候，我就感觉自己上当受骗了，被困在这小地方了。我认为斯基珀应该带我去，而不是带雷去。先来后到嘛，是我先问他的，而且说到底，我还是他弟弟呢。这对我而言挺重要的，但我发现这对他来说毫无意义。我和这个哥哥并不总是相处融洽，四年来我们甚至都很少见面，但我仍然很想念他，并开始想象他会对我多么多么好。

我也想念我的父亲。母亲从来没有向我抱怨过他，但德怀特有时候会讽刺这位沃巴克斯老爸，这位高高在上的勋爵。他想要诋毁我父亲，说他富得流油，却住得那么远，跟我毫无往来。但是，所有这些特质，就连最后一种——或者说尤其是最后一种——却让父亲变得更加有魅力了。他总是缺席，我也就永远无法发现他的缺点。我可以把他塑造成我想看到的那种形象。我可以赋予他各种优秀的品质，并想出很好的理由——甚至是浪漫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他一点都不关心我，为什么他从未写信给我，为什么他似乎忘记了我的存在。在我还懵懵懂懂时，我替他找了各种借口。后来，当我变得更加成熟时，我决定不再去想是他将我遗弃了。我去越南的时候，顺道拜访了他，返程时又跟他见了一次面，就这样跟他成了朋友。他不是什么大坏蛋——他也有自己的苦衷。说到底，只有爱哭鬼才会整天抱怨父母。

这种思维方式相当奏效，直到我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他比预产期早了三周出生，当时我不在家。我刚到医院婴儿室时，一位护士正要从他身上采血样。她找不到静脉在哪里。她不停地刺他，每一针都好像扎在我自己身上。我越来越不耐烦，她也就更加手忙脚乱，另一位护士不得不过来接手。等我终于能抱着他时，我感觉自己好像刚从狼群中把他救出来一样，我的内心开始变得柔软，比以往更强烈地体会到活着的感觉。但与此同时，我感觉到了一层阴影，略微心寒。我有点不安，我假装什么也没发生。直到那天晚上，我又体会到了这种尖锐的感觉，差点哭出声，我才反应过来这与我父亲有关，他已经过世十年了。好几天来我都处于分裂的状态，一边是被这种悲愤交加的情绪左右着，主要是感到愤怒，另一边则为儿子的出生和自我的重生感到高兴。

但该来的还是会来。小时候，我总觉得父亲是完美的。他只存在于我的梦里和回忆中。记得有一次，我去康涅狄格州拜访父亲和继母，坐在那座漂亮老房子的厨房里，看着他把一整盒武器都摆到桌上。那些都是致命的非法重武器。继母正在训他。她想知道他打算拿这些东西来干什么。他把一堆樱桃炸弹<a id="jzyy_1_137" href="#jz_1_137">⁽¹²⁾</a>推给我，说道：“炸了它们，亲爱的，炸了它们。”

自从见证斯基珀成功地对福特进行了改装，我就开始对汽车产生强烈的探索欲。我送报纸时，会想着怎么拆解我看到的那些汽车，把它以更有趣的方式重新进行组装，比如降低整个车身、加装百叶窗、降低车身前部、降低车顶和底板<a id="jzyy_2_137" href="#jz_2_137">⁽¹³⁾</a>。我阅读报纸上的二手车广告，比较了我现在赚的工资与这些车的价格之间的差距。我想象着自己拥有汽车，直接开了就走。

有一天，送完报纸后，我将报童包折起来收好，走过通往营地外边的桥，竖起拇指求搭便车，我就这么等啊等，终于有辆车停住了。我不认识这个人——他是大坝上游的建筑工人。我坐上车，他问我要去哪儿。他补充说：“最远只能到西雅图。剩下的路你得自己走着去。”

西雅图。如果我愿意，我可以一直坐到西雅图。我说我要去康克立，这在当时看来已经够远了，可刚到马布尔芒特的时候，我就害怕起来，请求司机让我下车。过了一会儿，我又搭上另一辆便车回到了奇努克。这是我第一次搭便车。暑假的时候，我沿着山谷越走越远，搭别人的车到过康克立、伯德斯埃、范霍恩和塞德罗伍利，有一次，就在开学之前，我一直坐到了弗农山。我会在这些城镇的街道上闲逛几分钟，期待能发生点什么事，没有的话，我就会回到马路上去搭便车。等到德怀特和母亲下班的时候，我就已经到家了。从没有人发现我溜这么远。我偶尔会和亚瑟一起去，但大多数时候我都是一个人。独自一人的话，我可以更肆无忌惮地撒谎，能遇到更多的机会。我想着有一天，某个人会停下来对我说：“最远可以载你到康涅狄格州的惠尔通……”

斯基珀只离开了短短几周。他回到家里，打点行囊，第二天早上又不见人影了。在那之后，我很少见到他，只有在他回家过感恩节和圣诞节或者我们去西雅图看他的时候，才会偶尔碰上一面。他跟几个男的在小公寓里同住了几年，然后就结了婚，在电力公司新找了份工作。婚礼前的那个晚上，我和他围坐在一起。他哽咽了，我这辈子只见他哭过两次。这一次，他悲情难抑，不是因为想到自己从此失去了自由，而是因为新买的高保真音响所播放的那首歌曲——金斯敦三重奏乐队的《大沼泽地》。故事中，为争夺一个女人，那个男人在搏斗中把情敌杀死了。看到自己的所作所为，他便走到林间空地。

哪里可供人藏身，永远不被发现，

也不必惧怕狂吠的猎犬，

但他最好一路向前，不要停下，

因为如果蚊子没有围攻他，鳄鱼也会吃掉他。

那个男人不知道的是——当然他永远也不会知道了——陪审团裁定他自卫无罪。这个意外结局其实在上一小节中就有所暗示，每次唱到这里时，斯基珀都会垂下眼睛，悲伤地摇着头。

我看到他另一次哽咽，是他从墨西哥回来的时候，我们当时正在吃晚饭。外面响起了引擎声，毫无疑问是斯基珀回来了，珀尔、诺玛和我都跳了起来，跑到门外去。德怀特和母亲很快跟了出来。房子另一侧的那户家庭走到外面，其他一些邻居也走了出来，他们看到汽车，都惊得说不出话来。

这辆车看上去好像经过了喷砂处理。油漆表面坑坑洼洼，失去了光泽。轮毂盖、保险杠以及雷克排气管上的油漆也都脱落了，甚至开始生锈。看上去很惨的样子。

斯基珀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装潢完汽车后，他与雷一起奔赴恩塞纳达<a id="jzyy_1_140" href="#jz_1_140">⁽¹⁴⁾</a>，返程途中，他们遇到了沙尘暴。风沙太大了，能见范围不超过0.6米。他们不得不在路边停下，等着沙尘暴停止，一天中最好的时光就这样过去了。沙子把发动机搞得又脏又破——回家的路上，斯基珀就一直在修修补补。他开玩笑似的讲着整个过程，但其实他就快哭出来了。他一直克制着自己的情绪，可能是为了在雷面前装得若无其事，但一回到家看到家人，他就卸下了盔甲。他没有哭出声，但已经有些哽咽了。

在斯基珀复述故事的时候，我绕着汽车转圈，看看整辆车损坏得有多严重。我打开了驾驶室的车门，把头伸进里面看。车里铺了白色地毯。座椅、侧面板、车顶和仪表盘上都包着白色皮革。光照到车里，它们看起来就像奶油一样甜腻。我坐到驾驶位，关上了门。我嗅着皮革散发出的气味。我用手指抚摩着座椅，接着把一只手放到了方向盘上，另一只手则靠着变速杆。轻轻地，这样就没人能听到我的动静，我模仿发动机的声音，手动换挡，透过覆满沙尘的挡风玻璃望着路旁树木的模糊轮廓。如果不是因为装得太夸张，我差点就相信自己是真的在开车了。

我不断长高，鞋子很快就穿不下了，仅在七年级我就换了两双鞋子。德怀特大为光火。他觉得我是故意长这么快的。他迟迟不肯给我买第三双鞋，直到我实在没法走路了，他才同意带我去买，还强调这次不会再给我买运动鞋了。要等到我不再长高了，脚的大小固定了，他才愿意和我商量买运动鞋的事儿。我想用自己送报纸存下的工资来买运动鞋，但德怀特拒绝去银行把这些钱取出来。

要不是因为要打篮球，我也不会对运动鞋这么在意。奇努克初等学校里，男孩数量很少，参赛人数远远不够，这意味着我必须参加绝大多数体育比赛，并穿上时髦的比赛服——红色缎面，带有白色条纹。我猜，如果配上棕色休闲鞋，这套赛服就会逊色不少，事实证明我是对的。

我们都是在晚上打比赛的。没人在家时，母亲通常会开车送我去，但如果她很忙，诺玛就会让鲍比·克罗开车载我去。当然了，诺玛也跟着一起去。这是他们偷偷约会的方式之一。在路上，鲍比跟我说了关于传球、射门、假动作等一些技巧。鲍比说话时，我就坐在副驾驶位上，很懂行似的点点头。鲍比曾在康克立中学打过橄榄球。他是校队的四分卫，也是队里个子最小但最厉害的球员，他比其他球员强太多了，在场上简直无人能敌。这种鹤立鸡群，让他显得既帅气又悲壮，因为你知道，他所使出的任何奇招，队友都接不上。他悄悄地把球传给中卫，可中卫是个“黄油手”，他来了个精准的长传球，结果后卫也没接住。不过，鲍比真正出神入化的是突破散开防守区的带球：急速冲刺，突然停止，从侧面绕过去，用脚跟转个身，像女孩儿似的扭动臀部，甩开穷追不舍的彪形大汉，灵活地穿来穿去，像一条鳟鱼在巨石遍布的溪流中游动。

鲍比骨架小，身材修长。他既不喝酒，也不抽烟。他像他的混血母亲那样脸窄窄的，还遗传了他内兹珀塞族血统的父亲的黑色眼睛和皮肤，据诺玛说，他父亲是约瑟夫酋长的直系后裔。鲍比没在康克立中学打过篮球，但我听取了他的建议，绞尽脑汁记住各种技巧，这样就能更好地打比赛。鲍比说话声音很轻，因而显得隐秘，甚至有点鬼鬼祟祟。

第一场比赛对阵范霍恩球队，当时我穿着休闲鞋。鲍比和诺玛在校门口把我放下，便驾车离开了。来的路上，他们俩就闷闷不乐，都快吵起来了。再过几个月，他们就要毕业了，可两人对未来的规划并不一致。

刚开始进行上篮热身训练，我就知道自己完犊子了。这鞋子是德怀特买来给我搭配学校制服和童子军制服的，鞋身重，鞋头方。我跑起来的时候，鞋子发出重重的踩踏声，光滑的新鞋底踩在清漆地板上，就好像在滑冰一样。比赛还没开始呢，我就摔倒了两次。开场跳球的时候，对方学校那群孩子早就开始嘲笑我了。我都不想上场了，但那天晚上我们队总共才五个人，我绝对不能临阵脱逃。我在球场上来回乱跑，鞋子重重地踏在地板上。有时候球会传到我手里。我运了一两次，又扔给另一个穿红衣服的队友。看到别人都跳起来时，我也跟着跳。我在场上跑来跑去的。如果猛地停下来，我就会摔倒。

馆内人声鼎沸，但我特别清楚地听到一个女人的叫声，可以说是全场最尖锐的。就像那种疯狂的配景笑声<a id="jzyy_1_143" href="#jz_1_143">⁽¹⁵⁾</a>。一旦注意到了，这声音就总是萦绕在耳边。我心灰意懒，动作甚至变得更笨拙了。只要我一滑倒或摔跤，她的声音就会变得更尖更响，后来有好长一段时间，她就没停下来过，声音变得沙哑，都快喘不过来气了，丝毫不像在笑。我并不是唯一一个注意到这声音的人。体育馆里慢慢安静下来。最后，馆内只剩下她的声音在回荡着。她还在不停尖叫着。教练喊了暂停，我们就到场边擦擦汗，喝点水。看台上的观众骚动起来，都抬头望着她。她就站在看台最顶排，我以前从未见过这个女人，她膀大腰圆，戴着卷发夹，穿着紧身裤。她用手捂着脸，还在吼叫着，肩膀也跟着一抽一抽的。一个矮矮胖胖的男人脸颊涨得通红，双目低垂，正拉着她的手肘往外走。他们从最后一排走出来，下了台阶，穿过体育馆比赛场地，迈向出口，通过那女人的手指，仍然看到她在不由自主地吼叫着。

比赛继续进行，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现在人群安静了，场上几乎听不到一点声音。当对方球员抢到球时，只有零零星星的几声礼节性的加油；当他们进球时，也几乎没有掌声。整个体育馆的目光都聚焦到了我身上。我歇了歇，找到节奏，慢慢融入比赛。我仍然没法控制自己的脚，但当我摔倒时，再也没人发出嘲笑声了。现在观众都站在我这边，对方球队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打球时毕恭毕敬，仿佛欠了我们什么似的。我开始想象我在观众台上看自己打比赛，我意识到自己是多么高贵，多么勇敢，感情也受到了触动。我摔了一跤，稍微扭到了膝关节，我顺势装出跛脚的样子，赢得了大家的同情，但又不至于让裁判员叫停比赛。我在场上一瘸一拐的，对方球员也放慢了脚步，表明他们不愿乘人之危。

他们大获全胜。当蜂鸣器响起时，他们的教练冲上球场，带着球员朝我们欢呼三声。

诺玛和鲍比迟到了。他们开车进来接我时，停车场几乎空无一人。

“哪个队赢了？”诺玛问。她为我打开门，往前倾了倾身子，我挤进车里，坐到后座上。

“他们赢了。”

“下次再来。”鲍比说。

诺玛关上车门，又坐回鲍比旁边。他们互相看着对方。他挂挡启动汽车，开始慢慢开出停车场。车内又闷又热。诺玛舒展身体，摆弄着收音机，玩着鲍比脖子上的头发。她叫他鲍鲍，这是她对他的爱称，还说些话逗他笑。她声音很低，动作也慢悠悠的。我看着他们。车开动后，我就一直看着他们。我很警觉，疑神疑鬼，却不知道自己在怀疑什么。然后我突然一下就明白了。并不是思考出来的，而是生理反应提醒了我。我以前从未真正想过，他们单独相处时都做些什么。我知道他们鬼混在一起，但我以为他们就只是普通朋友。她对我是绝不可能这么亲密的。

后座一片黑暗，我身体僵直，安安静静地坐着，想象着自己痛揍诺玛，抽她耳光，辱骂她。我带走了本要送给她的蓝色敞篷车、皮草和时髦衣服。我把她赶出了豪宅。

可是我又让她回来了。我别无选择。后来，每次听到雷·查尔斯唱《我无法停止爱你》时，我都不得不停下来，悲伤一会儿。

母亲加入步枪俱乐部时，还召集了其他几位家庭妇女，日子一天天过去，更多的夫妇加入其中。俱乐部里原本都是些爱喝啤酒的懒汉，只喜欢对着罐子射击，但现在不同了。一些新会员射击起来非常认真，当别的俱乐部开始抹黑这个俱乐部时，老会员们要么变得认真起来，要么就退出俱乐部。

母亲在射击比赛中表现不错。她喜欢当赢家。获胜之后，她兴高采烈的。她的射击服上满是徽章和绶带，但德怀特的外套上却啥也没有，因为他总是败北。他声称自己买的雷明顿狙击步枪平衡性太差。他又买了一把，可那把也不好使，于是他又买了第三把。他依旧打偏，但这并非练得太少的缘故。他每周都会花两三个晚上在俱乐部练习，还把我们家长长的走廊当作空发练习场地。他将靶子固定在一端门上，然后从另一端瞄准，手臂跨进枪背带里，脸颊靠在枪柄旁。吸气，呼气，开枪。吸气，呼气，开枪。当我送完报纸回家时，老是发现德怀特举着新枪管对着我，他这样做违背了武器使用法规，就算枪里头没子弹也不能这样对着人呀，真是令人发指，在我走出射程范围之前，他丝毫没有要把枪放下的意思。

当俱乐部在其他小镇举行比赛时，德怀特还会带上我和珀尔一起去。这些比赛的结果都是一样的：母亲赢了，德怀特输了。他假装不在乎，但开车回家的路上，他就开始生闷气了。他沉着脸，噘着下唇，脑袋耷拉着。珀尔和我在后座上一言不发，如果我俩有谁突然忘乎所以地哼起了歌，或者说了些话，德怀特就会怒吼起来，母亲便不得不说些安慰的话。他开始非难她，说据他了解，他还算是一家之主吧，但不知她是否另有备胎。

“德怀特……”她说。

“德怀特。”他学着母亲说话，但模仿得十分拙劣。

就这样，在我们到达马布尔芒特之前，他不停地抱怨，说她无视他与她这种带着拖油瓶的女人结婚所做出的牺牲，更不用提还得忍受我这个骗子、小偷和娘娘腔了。如果母亲反驳几句，他就指责她不忠；如果她不吭声，他就愤愤自语。只有看到了马布尔芒特小酒馆，他才会安静下来。

他驶入停车场，踩下刹车，滑过松散的砾石。他下了车，又将头伸回车里，给我们下了最终判决，然后“砰”地关上车门。母亲跟我和珀尔在车里坐了一会儿，她面无表情地望着小酒馆。她从来不哭。最后她下了车，也进了酒馆。

我的确是个骗子。就算周围的人都知道我的底细，我还是忍不住会编些自我介绍，有时候是兴之所至，有时候是因为之前的版本失灵了。我也的确是个小偷。德怀特说我是小偷，是因为我未经允许就私自拿了他的猎刀，仅此而已。但其实我偷的东西可不少。最开始，我从住在单身公寓的订报客户家里偷糖果。这些人家里大多都放着糖果。我就养成了坏习惯，常常在这家拿一块，在那家再拿一块。后来我还从他们那里偷钱。我本来只偷些零钱，用来买可乐和冰淇淋，但慢慢地我偷起了五十美分硬币，甚至美元钞票。我把这些钱都藏在某个营房底下的弹药箱里。

我打算等偷到足够的钱就逃离这儿。我准备不择手段地除掉德怀特。我甚至想过杀了他，在他故意刁难我母亲的某个晚上，把他毙了。

有时候，我听到德怀特又开始责骂母亲了，我就把温彻斯特步枪拿下楼，但他只是惹人厌烦，并没有做出什么危险的举动。她不尊重他，她瞧不起他。都是我们毁了他的幸福生活。她以为她是谁啊？……我想毙了他，主要是为了让他安静下来。

德怀特称我为骗子和小偷并没有错，但这些指控伤不了我，因为我从来不这么看自己。不过，他的另一项指控深深刺痛了我——他居然说我是娘娘腔。我最好的朋友是个彻头彻尾的娘娘腔，我担心其他人会因为我们的友谊而认为我也是个娘娘腔。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我总是习惯性地在背后嘲笑亚瑟，模仿他讲话和走路的样子，甚至泄露他的秘密。我还跟别人打架。我没有再和亚瑟搏斗，但别人侮辱我的时候，我也学着像他一样歇斯底里地发疯。我知道被打几次不会死，而打我的人——就连德怀特——也会在打架后的几天内给予我一定的尊重。当然，这也让其他男孩学会了三思而后行，懂得为自己的话负责。

德怀特指控我这样那样，都是为了给我下定义。这些定义起的作用是他万万没想到的。他怎么说，我就怎么反着干。在过去，即使没做错事，我也总觉得自己一定犯了什么罪。现在我真的做了亏心事，反倒无所谓了。

我和珀尔在车上等着时，故意惹得对方心烦意乱。珀尔哼哼唧唧的。这不是在哼曲子。它没有任何旋律或节奏，只是不断重复，我则把指关节掰得咔咔作响，以此来惹她恼火，我们俩都一样幼稚。咔咔。咔咔。

就这样过了好一会儿。如果感到无聊了，我就下车沿着马路散步，走得不远不近，刚好可以看到小酒馆，而珀尔又看不到我，我希望她以为自己被遗弃了，从而惊慌失措。我站在路边，竖起衣领，双手插在口袋里，看着来往车辆的灯光。我想象自己是个流亡的杀人犯，是个等着寂寞女子来热情相拥的浪子……

当我对此也感到厌倦时，就回到汽车上。现在我也感到寂寞了，想要找人聊天，但明面上，我和珀尔是互相厌恶的。我们俩坐在各自的角落里，望向窗外，直到我忍无可忍，然后我会往前倾，打开收音机。珀尔警告我不要这样做，但她只是说说而已。她和我一样也很想听广播。我们俩都是美国音乐台和本地西雅图电台的狂热粉丝。她在家里会看这些节目。我送报的时候，会在沿途的小孩家里和他们一起看这些节目，听完一首歌，我就赶紧冲到下一个客户家，奔跑着把报纸举过头顶甩出去。

我知道这些曲子的歌词。珀尔也知道。车里一片黑暗，音乐流淌着，我们忍不住跟着唱起来，一开始各唱各的，后来就唱到一块儿去了。珀尔歌喉不佳，但我从未因此嘲笑她，否则就好像嘲笑她是个秃头一样无耻下流。再说了，我们心爱的这些歌曲对嗓音要求并不高，重要的是掌握时机，唱得抑扬顿挫。珀尔懂得这些，她会伴唱，会和声。要唱好和声，就得靠得很近，从对方的点头、突然眯起的眼睛和吸气中得到暗示，要顺利唱完，就必须微笑。没有办法不微笑。有些歌我们合唱起来很好听——《理解他就是去爱他》《我的幸福》《布鲁先生》以及埃弗利兄弟的大部分歌曲——我们像唱给彼此听似的，全程面对面微笑着。

直到德怀特从小酒馆里走出来。我们就关掉收音机，缩回各自的角落。德怀特向汽车走来，母亲在后面几步远的地方跟着他，双臂交叉着，眼睛盯着地面。她现在看上去可不像个赢家。德怀特身上有波旁威士忌的味道。母亲站在车外。她说除非德怀特给她钥匙，否则她不会上车的。他就坐在那里不动，过了一会儿她进来了。他把车开出停车场，母亲咬着下唇，看着面前的路。

“拜托了，德怀特。”她说。

“拜托了，德怀特。”他模仿道。

当我们进入第一个弯道时，我感觉珀尔手指都快掐进我小臂的肉里去了。

“拜托了，德怀特。”我说。

“拜托了，德怀特。”他说。

他载着我们急速转弯，悬崖下边就是河流，轮胎呼啸着，大灯一会儿照到悬崖，一会儿照回道路，我们越哀求他开慢点，他就故意开得越快，只有在太靠近悬崖时，他才会稍稍放慢车速，笑一笑，表明他并不害怕。

只有我一个人在家时，我就会去窥探大家的私事。有一天，我在母亲的书桌上发现了一封信，是她那住在巴黎的哥哥斯蒂芬写来的。整封信都在描述巴黎这座城市和住在那里的乐趣。我读了好几遍，抄下薄薄的蓝色信封上的地址，再将其放回抽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