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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我给舅舅写了一封长信，极力形容我们在奇努克的噩梦般的生活。我感觉自己写得很逼真，但其实有点夸大其词了。在信的结尾，我恳求舅舅把我和母亲带到巴黎去。我写道，如果他肯提供一些帮助，我们很快就会在那里立足。我们会找份工作，偿还欠他的钱。我说我不知道我们还能坚持多久——一切都取决于他。我往信封上贴完邮票，便寄了出去。
我等了几天回信，后来就忘了这回事儿。
有天下午，我刚送完报纸回来，发现母亲在台阶上等着我。她说想要和我一起散散步。离房子不远处有一座横跨河流的人行桥，我们走到那里时，她停下来问我到底给她哥哥写了什么。
我说我不太记得了。
“一定写了很糟糕的事。”她说。我没回答，她继续问道：“你怎么知道他地址的？”
我说我在她书桌上看到了那封信。她摇了摇头，望向水面。“我只是想帮帮忙。”我说。
“读一读这个。”她说道，递给我一个蓝色信封。里面是斯蒂芬舅舅的回信。他对我们的悲惨遭遇表示震惊和同情，但紧接着解释说，他没办法开展我所提议的那种大型救援行动。他们那边没地方给我们俩住，找工作的机会也很渺茫。我和母亲都不会说法语，就算会说法语，也没有哪家公司愿意要我们。何况我还得上学呢。整个提议都很荒谬。
尽管如此，他和妻子仍想尽其所能帮我们一把。经过讨论，他们提出了一个计划，希望我们考虑考虑。他们认为，我应该独自去巴黎，跟他们同住，和我的表亲们一块儿上学，其中一位叫凯茜，正好与我年纪相仿，能帮我结交朋友，融入学校生活。我和他们住一起，母亲就能无后顾之忧地离开德怀特，自己去找份工作。一旦她安顿下来，真正地安顿下来——比如说一年左右——我就可以重新回到她身边。
舅舅提到他随信附了一张支票，说很抱歉无法再多给了。他希望我母亲好好考虑一下他提的计划，他似乎觉得这计划还不赖。以后他希望她最好能自己给他回信。
“你怎么看？”母亲问。
“我不知道，”我说，“巴黎。”
她说：“就想象一下。你在巴黎的感觉。”
“巴黎。”我说。
她点点头：“感觉怎么样？”
“我不知道。你呢？”
“他有些地方说得还是挺在理的。如果能在巴黎住一段时间，对你来说将是个很棒的经历。我也能缓一缓，看看这里态势如何。”
我想冷静冷静，她也想冷静冷静，可最后我们俩还是对着彼此傻笑了起来。
“千万别说关于支票的事。”母亲说。
德怀特双手赞成我去巴黎。一想到我不久就要离开，他内心变得十分柔软，开始怀念起过去。他说，战争期间的游历刷新了他的人生观。他教我如何更好地与法国人相处，并建议我面对法国人时要胸怀宽广。我听说法国人很爱吃青蛙，这也是其他国家的人都管法国人叫“青蛙佬”的原因。德怀特拿出以前在庭院拍卖会中买的那套“一战”前的英文百科全书，给我读了书里对法国展开的长篇大论——包括法国历史（政局动荡、暴君专制，浓墨重彩地书写了高卢人的阴谋和背叛）、法国文化（洋溢着高卢人的机智风趣和昂扬斗志，但大多都是陈腐肤浅的论调，毫无新意，也不信仰上帝）以及法国的民族性（某种程度上体现了高卢人的热情和魅力，但措辞过于煽情、感性，总体而言并不可靠）。
珀尔气炸了。她无法相信我居然要去巴黎生活。我表现得傲慢自大，这让她更不高兴了。对于亚瑟和其他朋友，我也摆出一副屈尊的派头，仿佛他们已经完成自己的使命，如蒸汽一般消散，成为过去式了。在学校，我获准从常规学习中抽出部分时间，来研修一系列有关法国历史、文化和民族性的“特别项目”。
我对巴黎的印象都来自美国电影，里面每个人都戴着贝雷帽，穿着条纹针织衫，围坐着抽烟，电影的背景音还是用手风琴演奏的。我在母亲的皮雅芙<a id="jzyy_1_154" href="#jz_1_154"><sup>(16)</sup></a>唱片中也听过这种乐器声。但我不知道这是手风琴。我以为是口琴，以为在巴黎人人都会吹口琴。于是我也买了一把口琴，霍纳牌的，在路上边走边吹，心不在焉地模仿着《玫瑰人生》和电影《红磨坊》的主题曲，为自己在巴黎的新生活做准备。
按计划，我读完七年级就要前往巴黎，这样一整个暑假我都可以用来学习法语，在秋季开学之前熟悉熟悉环境。母亲为我预订了从西雅图到纽约，再转机到巴黎的飞机票。当舅舅改变主意时，她正要带我去弗农山申请护照。
他来信写道，他和妻子重新思考了一下之前的计划。如果让我离开家人，来到另一处社区和学校，重新学一门语言，来年还得再来一遍，简直是折腾。而且要熟悉像法国这样复杂的国家，一年的时间是远远不够的。还有服从权威的问题。他们了解到我不太守纪律。我连自己母亲的话都不听，自从知道自己年底要离开家了，就越发无法无天，在这种情形下，他们怎么能指望我在巴黎当个乖小孩呢？
总而言之，他们预见到了很多问题。
但他们仍想伸出援手，并相信在国外的游历、好的学校教育和纪律森严的家庭将会使我受益匪浅。因此他们提议让我跟他们住上五年，直到读完中学为止。为了确保我真正融入新家庭，他们想把我当成亲生的孩子。说白了，他们就是想收养我。他们将收养当作一切计划的前提，认为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当然了，母亲随时都能来看我，但收养必须具有法律效力，而不是摆摆样子。从此以后，我就是他们的儿子了。
他们知道这封信里的信息量有点大，我们需要好好消化一下。他们无意施压催促，但想必我们清楚，他们也需要些时间做好准备来迎接我，毕竟夏季就快到了。
我问母亲为什么要告诉他们我不守规矩。
“因为这是真的。如果不告知这一事实，就贸然把你送到那儿，这对他们来说是不公平的。”
“谢谢您嘞。那我去巴黎的计划就这样泡汤了吧。”
“不一定。”
“哦，真棒。那就让他们收养我好了。”
她叫我考虑一下。他们很慷慨，她说。他们愿意与我共享他们所拥有的一切——甚至包括他们的姓氏。
“他们的姓氏？也就是说我还得改姓吗？”
“这是个好姓氏。我以前也是这个姓。”
我问母亲她想让我怎么做，但她不告诉我。她说这是我的决定。她很少这样，面无表情的，让别人看不出她的想法。她什么也不说。就算我死死地盯着她，她也镇定自若，我无法对她连哄带骗，无法撕掉她的面具，然后傲慢地假装自己早已知道她没有说出的话。
德怀特倒是有很多要说的。得知可能不只一年内见不到我，甚至可以说永远都不会再见到我了，他便开始疯狂地诱导我，要挟我，给我洗脑。他说，如果放弃这样的机会，我将永远不会原谅自己。那如果他们要我叫他们爸爸妈妈怎么办？如果有机会住在巴黎，叫他们耶稣玛丽他都愿意。我害怕离开母亲吗？好，每年夏天他都会带她飞去巴黎，他向我保证，说话算话。还有什么问题呢？他催我快点想正经事儿，别胡说八道的。
每次别人让我好好想想时，我的大脑就会变得一片空白。但这一次我根本用不着思考，因为我早就知道答案了。我是母亲生的。我不可能变成别人的儿子。在我还小的时候，写字不利索，母亲就连续几个晚上坐在餐桌旁，手把手地教我写二十六个字母，再教我写单词和句子，直到这些书写都有了灵魂，部分来自她，部分来自我。如果没有她的陪伴，我到现在都不可能学会提笔写字。我也不可能学会游泳或者唱歌。我可以想象离开她的感觉。我知道这天终究会到来，但我绝不能称另一个人为母亲。
这些并不是我思考出来的，而是凭直觉。我还相信自己的其他直觉，譬如一听到舅舅形容他家里“纪律森严”，我就警觉起来。我一点都不喜欢这样的口吻。
就算母亲不告诉我她的想法，不给我任何暗示，我也确信她希望我留在她身边。她装得深不可测，肯定是为了掩饰这一点。后来她承认的确如此，但或许那时候她的想法没这么简单。她应该还想着不惜一切代价保住那场婚姻。她无法接受自己的婚姻再次失败。但她可能也梦想过逃离和自由——无拘无束，身无长物，甚至连我也抛下。和别人一样，她一定也想过鱼与熊掌兼得。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座黑暗森林。
过了一周左右，我在吃晚饭的时候宣布我决定不去巴黎了。
“见鬼了才不去。”德怀特说，“你必须去。”
“他可以自己做选择。”珀尔第一次站在我这边，“不是吗，罗斯玛丽？”
母亲点点头。“那就这么定了。”
“事情还没完，”德怀特说，“还没完。”他看着我。“你为什么不去？”
“我不想改掉自己的姓氏。”
“你不想改姓吗？”
“不想，先生。”
他把叉子放下了。他的鼻孔气得都张大了。“为什么不想？”
“不知道。反正我就是不想改。”
“呸，满嘴胡言，你不是已经改过一次名了吗，没错吧？”
“是的，先生。”
“那你最好把姓也改掉，来个彻底的。”
“但这是我的姓氏啊。”
“噢，看在基督的分上。你觉得会有人在乎你姓什么吗？”
我耸了耸肩。
“不要再纠缠不休了，”母亲说，“他都已经下定决心了。”
“我们谈论的可是巴黎啊！”德怀特大喊道。
“这是他自己做的选择。”她说。
德怀特用手指戳了戳我。“你必须去。”
“他自己决定。”母亲说。
“你必须去。”他重复道。
除了亚瑟，别人对我不去巴黎这事儿并不关心。他们可能一直以为那就是我编出来的又一个故事而已。有段时间亚瑟一直叫我法国佬，后来看我提不起兴趣，他也意兴阑珊，但其实私底下我还会想象着鹅卵石铺就的街道和绿色的屋顶，想象着咖啡馆，在那里，长着一副烟嗓的女人快活地唱着歌，唱着她们对过去的选择毫不后悔。
德怀特说他曾经在火车的餐车上见过劳伦斯·韦尔克，他一直走到韦尔克身边，说他是他最喜欢的指挥，这或许是真的，毕竟他对劳伦斯·韦尔克香槟音乐的喜爱程度远超其他音乐。德怀特收集了大量劳伦斯·韦尔克的唱片。当电视上播出《劳伦斯·韦尔克秀》时，他希望我们也一起安安静静地观看，只有在中途播放商业广告期间，他才允许我们站起来。德怀特把椅子拉得离电视很近。他会俯身向前，盯着气泡在香槟乐团中升起，劳伦斯·韦尔克登上舞台向各个方向行额手礼<a id="jzyy_1_159" href="#jz_1_159"><sup>(17)</sup></a>，用他那瑞典卡祖笛<a id="jzyy_1_160" href="#jz_1_160"><sup>(18)</sup></a>似的声音讲些谦恭之语，这声音矫揉造作，令人头痛欲裂。
德怀特睁大了眼睛，欣赏小比格泰尼·利特尔那高超的演奏技艺，他能够一边弹奏拉格泰姆钢琴曲，一边转过头来看着相机。德怀特纯情地凝望着可爱的香槟女士爱丽丝·朗，她唱歌的时候，自始至终都怯生生地笑着，后来她被炒鱿鱼了，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位可爱的香槟女士诺玛·齐默尔。他得意扬扬地看着可爱的小列侬姐妹唱歌，就好像她们是自己的女儿一样。当劳伦斯·韦尔克无情地嘲笑流口水的爱尔兰男高音乔·费尼时，他也跟着哈哈大笑。乔·费尼是香槟乐团的最新成员，如履薄冰，尤其是看到爱丽丝·朗被解雇，而小比格泰尼·利特尔也被另一位拉格泰姆钢琴大师乔·安·卡索取代，乔·安·卡索使劲地敲打着琴键，就像屠夫正试图把肉捶得更加软嫩。乔·费尼唱歌时，用尽了吃奶的力气。他唱得十分投入，几近落泪，唾沫横飞。你能感觉到乔·费尼是在用生命歌唱。
演出进行到约一半时，德怀特会拿出他那把老旧的康塞尔默萨克斯，跟着电视里音乐的节奏及时切换指法。有时候，如果他过于陶醉，就会忘乎所以地狂吹乱奏，发出刺耳的声音。
诺玛从康克立中学毕业后，就搬到了西雅图。她在一间办公室工作，遇到一个叫肯尼思的男人，他开着奥斯丁希利跑车，载她去长途旅行，还想跟她结婚。诺玛老给我母亲打电话，寻求一些建议。她该怎么办呢？她仍然爱着鲍比·克罗，但鲍比一事无成。他甚至连份工作都没找到。肯尼思则野心勃勃的。但从另一个层面来看，没人会喜欢肯尼思的。他十分强势，还是个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a id="jzyy_1_161" href="#jz_1_161"><sup>(19)</sup></a>。不过这么说有点过分了。肯尼思只是性格不太讨喜而已。
后来诺玛又打电话过来，说她要嫁给肯尼思了。她不愿解释为何这么做，只说就这么定了。她想邀请肯尼思来奇努克跟家人见见面，时间定在圣诞节期间，届时斯基珀也将回家。
那一年，德怀特意气风发。他在门上挂了个花环，客厅里装饰着松树枝。圣诞节前几周，他开车载我进山里砍了棵树。那天下午我们去得很早，冷雨飘落。在树林里四处搜寻时，德怀特喝了560多毫升酒。我们在空地中央发现了一整棵漂亮的蓝色云杉，德怀特让我把树砍下来，自己则继续喝着瓶子里的最后一点酒，眯眼看着周围云雾缭绕的山峰。把树弄倒后，我们就奋力将它弄出这片密林，回到泊车的消防车道处。我们走了好长一段距离，路很不好走。德怀特跌跌撞撞地往前走时，我能听到他喘着粗气，嘟嘟囔囔。我一直在等着他吼我，但他自始至终都没骂我。他心情就是这么好，因为诺玛要回家了。
那天晚饭后，德怀特拿着一罐喷漆走进客厅，开始摇晃罐子。他十分细致周到，在使用喷漆之前，严格按照使用指南进行操作，保证将漆液充分摇匀。来回摇动罐子时，能听到里面的搅拌器咯咯作响。我和珀尔在餐桌上做功课。我们假装没有偷看他上漆。母亲不在这儿，要不然她就会质问他这是在干什么，甚至有可能阻止他这么做。
德怀特不再摇动罐子了，他把树移到客厅中央，绕着它走了两三圈。接着，他开始自上而下地给这棵树喷白漆。我以为他只是随意喷几下，当作装饰的雪花，没想到他把整棵树都喷白了——不只是树干，别的地方也都白了。松针把油漆都吸收了，又变回浅蓝色。于是德怀特又往上喷了一层漆。他整整用了三罐油漆，树才彻底变得白苍苍的。
翌日，我们装饰圣诞树时，松针已经开始脱落了。只要触碰到一根，就会掉下一大片，像瀑布一样。大家都默默无言。母亲往树上挂了几个小球，然后坐下来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树。
松针还在不断掉落，轻轻地敲打着树干周围的白绉纸。等诺玛和斯基珀到家时，树已经处于半裸状态了。他们俩是从西雅图一起开车回来的，肯尼思还得工作，不过明天他就会过来了。
诺玛一定跟鲍比·克罗说过她要回来了。那天晚餐后，他出现在我们家，显得忧郁不安，斯基珀想跟他开玩笑，他却沉默寡言。他把诺玛带到某个地方去，几小时后又开车将她送回家。但她没有立马下车。我们都坐在客厅里，看着树上闪烁的灯光，畅所欲言，就是不提诺玛和鲍比·克罗待在外面的事。小灯泡不像星星那样一颗颗交错闪烁，而是全部亮起来，如同路边酒吧的霓虹灯牌一齐明明灭灭。
我去床上躺下，突然听到诺玛进了屋子，跑到她自己的房间，哀号了很长一段时间，对此我十分震惊，预感到场面会很难堪。我听到珀尔在尽力抚慰她，随后母亲也加入其中，我听到母亲在说话，比珀尔还要低声细语，她们俩有时候轮流发言，有时候同时讲话，喃喃的声音交织在一起。斯基珀在床上翻了个身，但没有被吵醒，渐渐地，诺玛不再哭喊，我也进入了梦乡。
翌日下午，肯尼思来了，还没等到吃晚饭的时候，我们就都讨厌起这个人了。他知道我们不喜欢他，他很享受这种感觉，甚至追求这种效果。他一走出奥斯丁希利跑车，便开始抱怨这个营地太偏远了，行车不便，诺玛给他指的路线也不准确。他的语气透着挑剔和委屈，薄嘴唇上透着失望。他戴着高尔夫球帽，戴着从手腕处扣上的微孔皮手套。他一边发牢骚，一边优雅地拽松一根根指套，再摘下整个手套。他以同样的方式慢吞吞地脱下另一只手的手套，全程小心翼翼，然后转向了诺玛。“不吻我一下吗？”
她往前倾啄了啄他的脸颊，但他用手捧住她的脸，覆上双唇，吻了很久很久。显然他在跟她法式热吻。我们就站着看他们亲嘴，就像刚才到外面来欢迎他时那样傻笑着。
肯尼思狼吞虎咽地吃完了三明治，德怀特请他喝上一杯，这可犯了大忌。“哦，天哪，”肯尼思说，“我想你对我不太了解。”他说觉得自己有必要声明一下，还真的就这么做了。
“我不了解，”德怀特说，“偶尔喝杯酒，我觉得没啥坏处。”
“我敢肯定你不了解，”肯尼思说，“我敢肯定，瘾君子也会说，偶尔来一针，没啥坏处。”
他们就这样争辩起来了。我母亲介入其中，强颜欢笑，让我们别待在厨房了，到客厅去看看，她一定想着那里的圣诞树和礼物会提醒我们为何团聚在一起，唤回我们心中的温情。但肯尼思还在直抒己见，真是没完没了。最后斯基珀说：“嘿，肯尼思……你为什么不闭嘴呢？”
“你在害怕什么呀，斯基珀？”
“害怕？”斯基珀的睫毛扑动着，好像在确认这难以置信的画面。
“我跟你说这些都是因为我爱你，”肯尼思说，“但你太容易惊慌失措了，一点儿也不淡定。嘿，没必要这么害怕——我说这些都是为你好！”
“你以为自己是谁呢？”德怀特说。
肯尼思笑了。“继续，这吓不倒我。”
诺玛想要引开话题，但肯尼思能够从每句评语里找到破绽。只要他一说话，就难免和人论辩起来。如果你不认输，他就会自鸣得意地笑着，并向你表示怜悯，因为你是如此无知，误入歧途。他毫不犹豫地对我们展开了人身攻击。很快德怀特和斯基珀开始了反击，我和珀尔跟着推波助澜。侮辱肯尼思能带来极大的乐趣，想必他自己也这么觉得，言语越刻薄，越难反驳，他那苍白的脸就越兴奋泛红。听着他不停地说“如果你以为这会困扰到我，那可真是大错特错了”“不好意思，再试一次呗”以及“比这更难听的我都遇到过”，我们气得都想揍他了。
就这样争吵了好一会儿。当我们故意激怒肯尼思时，他只是诡秘地笑着，叼着一只黄木烟斗，里面没放烟草，后来他告诉我，这样做是在通过抵制吸烟诱惑来增强意志力。
诺玛沉默不语。她和肯尼斯紧靠着坐在沙发上，她盯着地板，他则心不在焉地抚摩着她的后背。他每触碰她一次，我就会感到一阵绝望。最后，母亲从厨房走进来，建议诺玛带肯尼思出去逛逛。诺玛点点头，站了起来，但肯尼思说他不想现在就离开，好戏才刚开始呢。
诺玛用恳求的双眼望着他。
他终于跟她一起出门了。他走之后，我们交换了又喜又羞的眼神。我们都沉默不安，一个接一个地溜到其他房间去。
但到吃晚饭的时候，又吵起来了。肯尼思管不住自己的嘴。就算他表面装得很安静，也好像在蓄势待发。只有电视能让他闭嘴。打开电视时，肯尼思就不说话了，静静地盯着电视，仿佛树上的猫头鹰。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母亲说服我们每个人都花些时间和他单独待会儿，增进互相了解。后来证明这是个错误的提议，有些人你最好永远都不要深交。不管是谁，只要跟肯尼思一起外出散步或者开车游玩，都会早早地返回家，以吼叫和摔门告终。多年后，母亲还告诉我肯尼思曾对她图谋不轨。
我们都看得出来诺玛其实并不爱肯尼思。但她还是待在他旁边，忍受他那火暴的脾气，从不说他坏话。最后，她甚至嫁给了他。在此之前，德怀特曾以自杀作为要挟来阻止她结婚。德怀特几乎每周末都开车去西雅图，有时候带上我们一起，但通常独自一人去劝诱她离开肯尼思，每次去都摆出新的理由，但从没奏效过。他会在周日深夜或周一清晨回到奇努克，由于开车时间过长，他眼球充血，疲惫而困惑，甚至都没力气闹腾了。
诺玛与肯尼思结婚后，有了孩子，搬到了博塞尔附近的联式房屋。每次我们去拜访她，她都装得高高兴兴的，从不抱怨。但她看上去脸色苍白，骨瘦如柴，再也不是以前那个懒洋洋的少女了。她的脸太苍白了，映衬得绿眼睛格外闪耀。她开始学会抽烟了——只在小露台上抽，这样肯尼思回家时就不会闻到气味——在我们拜访期间，她总说不好意思她要出去一下，然后走到露台上贪婪地抽着烟，跺跺脚，一会儿抬头望着天空，一会儿透过自动玻璃门回望我们。
大约一年后，我刚到康克立读中学的时候，就碰到了鲍比·克罗。他和其他一些人（大多数是印第安人）站在卡车旁边。鲍比的橄榄球戏法在当时还是很出名的，我觉得如果同行的两个男孩知道我和他熟识，定会对我刮目相看。于是当我们走过卡车时，我喊道：“嘿，鲍鲍，最近怎么样？”这些人安静下来，看着我们。鲍比盯着我。“你和谁说话呢？”他说。他的眼里冒着想杀人的怒火。
平安夜的时候，我们几乎都在看电视。等天黑了，德怀特就把屋里的灯关掉，这样我们就能更清楚地看到圣诞树上的灯光。中途我们去吃了个晚饭，然后又回到电视前。当《劳伦斯·韦尔克圣诞节特辑》播出时，我们呆住了，下巴也惊掉了，因为演出实在是太过精彩。香槟乐团演奏了圣诞节热门歌曲串烧，雅俗共赏，气氛活泼欢快，随后有人穿着膝裤，戴着三角帽，扮演起弗朗兹·格鲁伯，而劳伦斯·韦尔克自己则当起了吟诵者：“奥伯恩多夫小镇迎来了平安夜，雪簌簌落着，手风琴家弗朗兹·格鲁伯正拖着疲惫的步伐走向小教堂，这座小教堂不久后将名扬四海……”饰演格鲁伯的那人在教堂台阶处停下了脚步，他突然抬头，眼里闪着灵感之光，旋即冲进教堂，弹奏起《平安夜》。他反复推敲一些音符，弄好之后，就转入香槟乐团的管弦改编曲，曲子终了，乔·费尼还泪眼婆娑地来了段无伴奏清唱。
舞台切换了场景。我们发现自己置身于优雅的房间，在微光闪烁的树下，可爱的小列侬姐妹唱起了独家串烧曲。她们的脸上映照着火光。雪花缓缓飘落在她们身后的窗户上，钢琴伴奏也随之响起。她们唱到《篝火上烤着栗子》的时候，德怀特轻轻推了我一下，示意我跟他出去。他一副自鸣得意的样子。“现在是时候吃些栗子了。”他说。
那些栗子。自从我给它们剥壳储藏以来，已经快两年了。这两年来，没有人提起过它们。除了我，别人都忘记了它们的存在，我也什么都不说，因为我不想提醒德怀特再给我派活儿。
我们爬上阁楼，一直走到之前存放箱子的地方。阁楼里十分逼仄，一股霉味。我能听到下面客厅传来的微弱歌声。德怀特带路，拿着手电筒在黑暗中摸索。找到箱子时，他就停了下来，用手电筒照着。硬纸盒四周全是霉菌，盒子顶部也长满了霉菌，就像烤面包盘里的面团开始发酵一样。霉菌表面黑黑的，看上去像固体，就如花菜一般沟沟壑壑、皱皱巴巴，在手电筒的照射下闪闪发光。德怀特用手电筒照了一下箱子，又照了一下浴缸，里面那只被腌制的海狸被遗忘了两年。只剩下一团肉浆了，上面也长满了霉菌，但与栗子上的霉菌不同。这种霉菌是一簇簇白色透明的丝状物，在浴缸上方60厘米左右的高度开出一团花。就像棉花糖一样，但更松散些。当德怀特用手电筒四处照时，我看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霉菌当然是没有固定形状的，但其轮廓以某种方式还原了被腐蚀的海狸——一只蹲伏在空中的海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