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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抵达加利福尼亚州的第二天，父亲就带着女友飞去拉斯维加斯了。他把钥匙留给我了，这样我就可以驾驶租来的庞蒂亚克汽车，也可以打开食品店的收银台。两周以来，我都去沙滩上来回兜风，边看电视边吃饭，还和父亲的老相识一起去看电影，他主动提出要照顾我。一天早上，我醒过来，发现这个男的正搂着我，向我吐露爱意。我把他轰出了公寓，然后打电话给父亲，父亲说如果他敢回来，就“开枪毙了那个浑蛋”。为此，他指示我去把他藏在壁橱中的0.223英寸口径的空军求生步枪拿出来。他没挂电话，等我从藏匿处取来步枪，他就开始教我组装。
那天晚上，这个男的靠在公寓门外抽泣，而我站在门内的一片黑暗中，默默地抱着步枪，不停地出汗颤抖，就像发烧了一样。
父亲到家几天之后，杰弗里也到了。父亲载我去公交车站接他，然后让我们俩在公寓门口下车，他出去买些吃的当晚饭。但他没有回来。几小时后，他的女友打来电话，说他发疯了，现在被拘留在警察那边。杰弗里去了警察局，从而确信父亲真的精神崩溃了。他同意将父亲送到比尤纳维斯塔疗养院，在那个夏季余下的时间里，每逢周日我们去看他，父亲就会变成友善待客的主人，他跟一群女性订了婚，她们的精神问题比他还要严重。
母亲看到这种情况，拒绝来与我们会合。
杰弗里在康瓦尔宇航公司工作，养活我们仨。他没有时间写小说，甚至没有时间为即将在伊斯坦布尔开展的秋季学期课程做准备。他去工作时，我就恣意妄为。他不肯让我闲着，要求我根据指定的阅读书目（如《〈鼠疫〉中的疾病隐喻》《〈俄狄浦斯王〉中的失明方式》《〈哈克贝利·费恩〉里的良知与法律》）撰写论文，来为学业做好准备。他较为成功地培养了我对姜戈·莱恩哈特<a id="jzyy_1_304" href="#jz_1_304"><sup>(1)</sup></a>和乔·维努蒂<a id="jzyy_2_304" href="#jz_2_304"><sup>(2)</sup></a>的喜爱，教会我唱他在乔特罗斯玛丽中学学的欢乐合唱团曲子，我唱低音，他唱高音。我们到现在还会唱这些歌。
我去东部上学后，母亲就在华盛顿特区找了份工作。圣诞节期间，德怀特尾随她到那里，想要把她勒死在公寓大厅里。在她休克之前，她用膝盖顶了他的下体。他大喊大叫，放开了她，随后他抢过她的钱包跑掉了。在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我正坐在房间里，读着《夏威夷》，懒洋洋地把听到的奇怪声音都当作是猫发出来的。我们周围的环境很乱，我索性就骗自己这些都不是人发出的声音。母亲跌跌撞撞地上楼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我不假思索便急匆匆跑到街上，旋即被一名便衣警察揪住，他怀疑我是另一宗罪行的嫌疑人。等我回到家，德怀特已经被捕了。他与我母亲还有两个警察站在外边，他盯着地面，警灯的影子在他的脸上闪烁。
“浑蛋。”我说，但我有点心虚，所以声音很轻。刚才我明知有人遇到麻烦，却袖手旁观。
德怀特抬起头。他看上去有点蒙，仿佛不认识我一样。他又低下了头。在他的鬈发上，融化的雪花正闪耀着。那是我见他的最后一面。根据母亲的请求，法庭勒令德怀特立即停止骚扰行为，第二天早上，警察就把他送上了前往西雅图的巴士。
我在希尔中学表现得很糟糕。我怎么可能做好呢？我什么都不懂。我太无知了，整堂课没有一个知识点是我能听明白的。老师们以为我很懒，但英语老师不这么想，他看得出来我喜欢书，可是除了从哥哥那里学来的东西以外，我没有别的什么可以和他讨论的。这位男老师成了我的朋友，他给我辅导功课，让我参演他执导的一些戏剧，他太友善了，有时候我甚至得寸进尺，可他还是对我很宽容。但很显然，大多数老师还是对我大失所望。这边要求很高，我害怕自己做不好，为了掩饰自己的恐惧，我成为学校里的野人之一，我开始喝酒、抽烟，在与鲍德温、希普利和法恩小姐一起参加的交际舞会上当个冒牌艺术家。当然这是后话了。
如果我认真学习，还能考个马马虎虎的分数，但只要我一放松，成绩就一塌糊涂。每当我感觉自己成绩要下滑时，就会变得惊慌失措，胡作非为，给自己惹一堆麻烦。我被记的过失分经常是全班最高的。当我周围的男孩都在教堂里打盹时，我学伊斯兰教徒祈祷，祈祷我会以某种方式再次振作起来，这样就可以继续留在这个我偷偷深爱的地方。
学校很有耐心，但并非毫无底线。最后一年，我把钱都败光了，然后被勒令退学。母亲来火车站接我，带我去了钢琴酒吧，里面全是穿着尼赫鲁夹克的男人，在那里，她允许我喝酒喝到醉。她想让我知道她一点都不生气，她觉得我撑得比她想象中的还要久。她刚在白宫对面的教堂里找到了一份好工作，因此她很想庆祝一番。“那儿的视野比肯尼迪那儿的视野还要好。”她对我说。
在我之后，没过几周，我最好的朋友也被踢出了学校，我们俩的愤怒终于爆发了。我暴跳如雷，搞得自己筋疲力尽。然后我就去参军了，我为此感到宽慰，仿佛回到了家里似的。我很高兴能重新过上这般井然有序的生活，由制服、军衔和武器所构成的生活。一到那儿，我就感觉自己长途跋涉便是为了抵达此处，或许还可以进行自我救赎。如果能打仗就好了。
千万不要瞎祈祷。
当我们还很稚嫩懵懂的时候，我们坚信追求梦想是每个人的权利，全世界都得为我们让道，堕落和死亡是逃兵才干的事儿。我们无知又恶毒地坚信，在所有人之中，我们是受特殊眷顾的，我们能永远这么初生牛犊不怕虎。
这种自信在某些时刻会变得尤其闪耀。当我和查克离开西雅图，踏上漫长的返程时，我感觉前途一片光明。我刚刚销赃了。我的钱包里塞满了钞票，虽然后来的某天晚上我会在打牌时把钱输光，但当时我确信这笔钱能当好几个月的盘缠。几周后，我就要去加利福尼亚州与父亲和哥哥会合。我到那儿之后不久，母亲也会加入我们。我们会再次团圆，一切都按部就班。
过完暑假，我就会去东部的一所贵族学校上课，在那里我将取得优异的成绩，担任游泳队队长，大家都欢迎我踏入这个伟大的世界，这是我的梦想，我的权利。在这个世界里，只有我想不到的，没有我做不到的。在这个世界里，我唯一的任务就是挑三拣四。
查克也自我感觉良好。他的后备厢里不再放着枪支了。他摆脱了蒂娜·弗拉德，摆脱了监狱，不久之后就要摆脱我了。虽然我们之间的友谊早已消失，但我们都有快乐的理由，可以幻想我们依然是朋友。我们跟着收音机唱起歌来，分饮了查克带来的一瓶“加拿大俱乐部”。电台主持人正在播放两三年前的歌曲，一听就让人感伤。离西雅图越远，我们就唱得越大声。我们毕竟还是乡巴佬，而对于乡巴佬而言，城市之旅最关键的就是出城的那一刻，城市在后面闭合，就好像没及时逮住猎物的陷阱。
夜色朦胧，看不到月亮。农舍的窗户透出柔和而昏黄的灯光，就像在水底似的。我们路过农田，路过森林，随后沿着河流上游进入山区。我高傲地望着这片乡村，虽然这地方没能留住我，但我允许自己对它保留一些温情。我当时并不知道，“家”这个词会永远浸染上此地的回忆。
随着车的爬升，空气变得越来越清新，温度越来越低。道路沿着河流蜿蜒行进，急转弯一个接一个。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月亮了，一弯银月在上方的黑色树梢间摇摇晃晃。查克的广播电台总是收不到信号，最后他关掉收音机，我们唱了一会儿巴迪·霍利的歌。唱腻了，我们就唱赞美诗。一开始，我们唱着《我独自来到花园里》《古旧的十字架》和其他一些安静的曲子，只是为了试试嗓子，渐渐融入气氛。后来，我们就唱起了喧闹的曲子，就快把车顶掀翻了。我们带着敬意，用力地唱着，身体左右摇摆，唱到复调时，肩膀上下抖动。唱诗间隙，我们会拿起瓶子喝酒。我们的声音十分洪亮。那个夜晚很适合唱歌，我们使劲地唱啊唱，仿佛我们已经被拯救了似的。
<a id="jz_1_304" href="#jzyy_1_304">(1)</a>姜戈·莱恩哈特（Django Reinhardt，1910—1953），原名让·莱恩哈特，法国吉卜赛裔，著名的爵士吉他手和作曲家。
<a id="jz_2_304" href="#jzyy_2_304">(2)</a>乔·维努蒂（Joe Venuti），意裔美国人，被称为爵士小提琴之父，是最早一批在爵士乐中使用弦乐器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