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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到了都柏林，塔格和我父亲的意见一样坚决，那就是必须离开。他说，不光是他的名字被列在死亡名单上，还有我的名字，他有可能摆脱袭击自己的人，但却无法随时随处保护我的安全。他说自己确实在格伦马鲁尔那辆卡车上，按老规矩保护运往营地的供给物品，他还说，自己居然被人认了出来，运气真是糟透了，他做梦也没想到，更何况那个看见他的人也认识我和我父亲，所有的事情加在一起，结果非常可怕，他觉得我父亲说得对，对我们来说，爱尔兰到处都隐藏着危险，我们必须走，马上就走。
那天晚上，我站在都柏林城堡中自家的客厅里，紧紧地拥抱父亲。他一句话也没说。我给他看了用他给我的钱买来的船票，两张大大的、长长的船票，上面有轮船的名称，目的地是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我们的名字用墨水笔流畅、清晰地写在上面，就像你在人口普查的时候签下的名字，总会刻意写得清楚一点儿。就这样，某一个人将要搭乘某一艘轮船，离开某一段生活，进入另一段生活。
父亲把我送到都柏林城堡大门口，扶我上了出租马车，马车将把塔格和我载到都柏林北海堤。父亲用左手捂住脸，右手按着我搭在腿上的一只手，那一幕我至今还记忆犹新，这真叫人不可思议。他就这样站在那儿，透过指缝可以看见他的呼吸有些怪异。过了一会儿，他抽回自己的手，朝马车夫挥了挥。他把左手从脸上抬开。从始至终他没有说一句话。
当马车驶过女爵士街上那一盏盏混沌不明的路灯时，塔格在昏暗的马车里用胳膊搂住了我。他穿着一套粗陋的便装，看上去比做苦力的工人强不了多少。虽然我们打算在美国正式结婚，但其实我们是在那一刻真正结合在一起。当时我的心情无比沉重，没有他在身边，没有他的双臂环抱着我，我会因为恐慌和茫然而一蹶不振。
写到这里，我今天就此搁笔，擦擦餐桌，把椅子小心地靠在桌边，沏好茶，就上床去歇息了。大海的波光越过一片片马铃薯地流泻而来，倾洒在我身上，裹挟一股咸涩的味道浸润着渐渐沉入黑暗的房间，作为栖息在这一带的动物，我就把这作为日落而息的信号吧，就跟麻雀和鸻一样——这也正是我希望的。有什么东西在压迫着我的头顶，我的脚底，还有我的前胸后背。我想这种感觉大概跟高压锅里可怜巴巴的胡萝卜一样——四周一片死寂，空气中有一丝锋利的颤动，一丝刺痛的感觉，让我头发起了一阵波动，如果这是飓风季节，我可能会担心风暴来临，虽然根据这一带的特点，声势浩大的大西洋飓风等到了我们这里，只是随声附和一般，下一阵并无妨害的倾盆大雨。此刻，我的头火烧一般灼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