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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也许是这样。”卡西哈哈大笑起来,虽然满腹愁苦。
有时候,到了夜晚,从远处湖边的工厂飘来浓重的烟雾,这一群群不速之客浩浩荡荡涌到高地上来拜访我们,把新鲜空气驱逐到别处。湖水本身升腾起的大雾也是一样。隆冬季节,一切美好的东西全都冻结起来,足足有七重之深,这一年日子变得寒冷难耐,你会觉得永远也不会有冰消雪融的一天。接下来,整个地区从寒冬的束缚中松弛下来,进入春天的怀抱,缩头缩脑挤作一团的树木突然变成了一千个花枝招展的小姑娘,金黄色的头发系着丝带,一排又一排花朵绽放的树木摇曳生姿,把五颜六色涂抹在天空上。
记不清是在什么时候,我斗胆往都柏林给安妮寄了封信,只是告诉她我一切都好,不必担心。我还给了她一个邮箱号码,以便让她给我寄来回信。还好,我收到了一封写在蓝条信纸上的来信,我感觉自己都能说得上来她是在哪家商店买的信纸。她的字迹歪歪扭扭,就像一队蚂蚁在行进道路上碰到了阻碍。她的字里行间充满了温暖的亲情,但她也不得不告诉我父亲已经去世了。她说,父亲死在巴尔廷格拉斯乡间的家里,离世的时候非常平静,只是神志“有点儿恍惚不清”。父亲弥留之际她没能守在旁边。她说,父亲被安葬在医院的小墓园里,埋在几棵美国梧桐树下,上面立了一块简陋的石碑,因为父亲只有一点儿可怜的养老金,再没有别的钱能拿来体面地安葬他。这封信让我心里充满了伤感。在我看来,父亲的死非常令人悲哀。我还记得,当我坐下来读那封信的时候,感觉在自己身上发生了一件无比重大的事情,感觉自己背负着一个巨大的责任,却又无法承担,因为我不幸流落在外。
不幸背井离乡。
写信。名字,邮戳,地址。不怀好意的眼睛。
时隔不久,就发生了一件事情,让我不由得怀疑自己写信回去是不是犯了个愚蠢的错误。
贝洛太太每天都打发我上街去买她列在单子上的食品。春去秋来,年复一年,我反反复复跑了那么多趟,自己想起来都觉得简直不可思议。
她家的宅子坐落在街道尽头,路在这里到了终点。经常会有不知道的人一路驾车进来,结果不得不开到最高处的小斜坡上掉头,贝洛太太家的大门就在斜坡上。这里的每座宅子都有马车房和让生意人停放车辆的地方,人行道上看不到多少汽车,所以,这天我拎着几个沉甸甸的袋子走回家,发现路边的泥地上停着一辆破旧的汽车,就在林荫道尽头那几棵老橡树底下。有个男人斜靠在那辆破车上。我不知道他一直在干什么,但我感觉到,他一发现我从远处走来,便匆匆忙忙旋动门把手,坐进汽车里,砰的一声关上了松松垮垮的车门。接下来,在我走回家的一路上,他没再朝我看一眼,而是把脸转向那几棵低矮的老橡树,做出一副全神贯注的样子,很让人怀疑。我哆里哆嗦地来到大门前,拉开沉重的门闩,把巨大的铁门推开一个可以让自己挤进去的小缝,他还是没有把头转向我。
我看见他做了个小动作,把手伸向旁边的座位。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动作让我如此惊骇,恐惧横冲直撞而来,就像一大群老鼠闯进温室里。我想,这个时刻终于来了,他会转过身,钻出汽车,把枪对准我,我将要应声毙命。我把身体的全部重量死死地压在大门上,刚才推开的那个小小的缝隙只能容我一人通过,却仿佛要用一生一世才能合拢。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有多么不堪一击,任何一个人有多么不堪一击,脆弱的血肉之躯,一颗子弹可以轻而易举地洞穿。我拼命用力关上那扇大门,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做,他有可能从车里跳出来,朝我连发十几枪。我为什么没有像发疯一般奔逃?人类的大脑实在不是一架合乎常理的机器。
老橡树下晦暗一片。六月的阳光十分慷慨,把手指伸进干巴巴的树叶丛中,这让树下的阴影显得更加浓重。莫名其妙的是,我用极慢的动作合拢大门,站在那里,回头张望。我闪过一个念头——这是夺去塔格性命的那个人吗?突然之间,我满脑子里装的都是塔格。塔格的一切一切,他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他怎样活在我的记忆里,这些所思所想抹去了我此时此刻的恐惧。我胸中只是激荡着对塔格的爱。
我拎在手里的大包小包掉到了地上,我甚至都没有察觉到。我站在大门外,包里的食品杂货滚落在我脚边,大概是胡萝卜、糖、咖啡一类的东西。那个男人钻出汽车,站在树荫里。他头上那顶看上去又干又硬的帽子给他的脸孔和眼睛又笼上了一层阴影。我随即说了一句没头没脑的话,就连现在也摸不着头脑。
“是我吗?”我问道。我只说了这么一句话。我以一种异乎寻常的耐心等待对方回答。我看不清他的脸,但我能感觉到他在望着我。我记得清清楚楚,那天我穿着自己唯一的一条夏天的裙子,裙子上遍布着橄榄的果实和枝叶图案。卡西非常喜欢那条裙子,虽然它只是从匈牙利市场上买来的便宜货。然而,就在他望着我的时候,我感觉自己仿佛是赤身裸体,就像上学的时候我经常做的一个梦——梦见自己正坐在教室里上课,低头一看,发现自己竟然忘了穿衣服。我浑身上下很不自在,一下子变得笨手笨脚。我不知道怎样描述那种感觉。我觉得自己好像就要死在他面前。
如果他手里真的有枪,也并没有朝我射击,我也看不清楚他到底有没有枪。他突然一转身,钻进那辆破破烂烂的汽车里。他把车开走的时候,我看见车后是一块田纳西州1923年颁发的车牌照,虽然我为自己的惊慌失措羞愧得无地自容,但还是清楚地记住了这个车牌号。他一定开着那辆福特T型老爷车在深山老林里折腾了只不过七八年,结果就成了现在这副模样。我的胳膊仿佛没了知觉,几乎连地上的大包小包都拾不起来。用卡西的话来说,是我采办来的伙食。
可我还是回到了房子里,试图让自己恢复常态,平心静气地去干活儿。我觉得,我就是没有带着脑袋走进厨房,贝洛太太也不会感到有什么异样。也许她是个什么都不会察觉到的女人。我在厨房里碰上她甚至有些吃惊,因为一天里的这个时候她很少到厨房来,通常是待在自己的卧室里,把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可是,这一天她整个下午都和卡西待在厨房,为一场慈善募捐宴会做了三个蛋糕。这样一来,我一直等到晚上才有机会把所发生的一切告诉卡西。话一出口,我就像一瓶塞子没拧紧的汽水,没完没了地往外冒泡。事情已经过了一段时间,足以让我充分地思前想后。晚餐我连一丁点儿也没碰,一口也吃不下。我就像本笃会修女一样沉默不语。这根本不像是我,因为不管生活中发生了什么事,卡西和我都喜欢一吐为快,跟对方噼里啪啦地说上一阵子,引得两个人哈哈大笑。平日里,我们俩总是叽叽喳喳,笑声不断。
天已经黑了很长时间,一天的活儿也都干完了,我们俩并排躺在大床上。她的体重在床面上压出了一个大坑,我就总是朝她那边斜过去,就像维克罗郡那种一面靠房屋墙壁搭建的单坡棚屋。我于是把那个小插曲讲给她听了。她坚决主张报告给警察。
“贝洛太太不会喜欢把警察招来。”
“我看她可不愿意让一个陌生人在这附近晃来晃去,莉莉,她不会不理不睬的。”
第二天早晨,她征得贝洛太太的同意,用走廊里的电话拨通了警察局。
下午,一辆警车从大门开进来,停在几棵正在争相绽放的杜鹃花树下面。
我的脑子里像是塞了一团乱麻。我本不想让卡西找警察,她打过电话之后,我思来想去,越来越感到惊恐。在芝加哥,我逃离了事发现场。所以我现在只需要告诉警察,有一个陌生的男人,一举一动非常古怪,这样听上去事情并没有到火烧眉毛的地步。如果他真是个杀手,不管怎样我都在劫难逃。他一定还会回来,从他在芝加哥出手那么狠毒来看,我觉得任何警察都无法阻止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