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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念头在我脑子里转来转去，一直等到身穿警服的骑警走进屋来。
当然，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他的名字叫乔·金德曼。
他对整件事情的态度非常认真，一副郑重其事的样子。在左侧的会客室里，我独自向他描述了那个男人的模样。我本来不想让卡西在场，我不想让她插嘴，因为她非常担心我，可能会一打开话匣子就收不住嘴。
“你不认识这个人？”那位警官问道。他手里拿着一个小笔记本，一支木工用的那种粗铅铅笔，他一要写字，就舔舔笔尖，飞快地舔上一下，像蛇吐芯子一样迅速。他嘴唇丰厚，上面有一道胡髭，跟恺撒·罗摩洛很有些相像。我和卡西在“星期六”电影院看过恺撒·罗摩洛出演的影片。如果我们俩是两个冰激凌的话，当时就融化在座位上了。
“我看不见他的脸。”这么说着，我突然感到一种来自儿时的恐慌紧紧地攫住了我的心——小时候，说谎是一桩让人非常提心吊胆的罪过。我很害怕面前这个人，他穿着紧身的制服，有一张刚硬的面孔。那个陌生人带着枪，这个男人也带着枪。我坐在贝洛太太的沙发里，那是一个有着粉色和绿色图案的沙发，乔·金德曼坐在一张配套的椅子上，我试图向他说实话，但又不能提及过去的任何事情——这情景让我感觉有些古里古怪。我想告诉他，我的父亲跟他是同行，但这话当然不能说出口。说起来，塔格也勉强算是个警察。我并不认为自己面前的这个男人是个爱尔兰人，但还是不能冒风险。也许他对爱尔兰和爱尔兰的政局一无所知。我试图以实情相告，但也只是吐露了很少的一点儿。他问我是不是爱尔兰人，当他得到肯定的回答时，脸上一时兴奋异常，我很是不解，因为在克利夫兰有一千个来自爱尔兰的女佣，甚至成千上万。
当我提到自己看清楚了车上有个田纳西州的车牌时，他顿时为之一振。
“如果你记得号码，亲爱的，我们就很有可能抓到那个家伙。”
“是77170，”我说，“我觉得大概是1923年的车牌。”
“我想你大概不知道是什么车型？女人通常不怎么注意这方面。”
“是T型。”我说。
他轻轻吹了声口哨，或者说近似于吹了声口哨，不经意地带出一星唾沫。
“近两年来，在整个库亚霍伽县，有七名妇女遇害，”他说，“所以你自己要小心。”我觉得，他说这话一定是为了让自己恢复常态。
这时候我注意到他的脸色微微有些泛灰，跟钢铁厂的工人很相仿，我曾经见过有几个钢铁工人来找贝洛太太。在熔铁炉的烘烤之下，灰尘渗进了他们的毛孔。他们就像是一天到晚被烈火炙烤的锅，久而久之打上了火烧火燎的印记。不过，乔·金德曼并不是钢铁工人。
“这儿平常很安静，”我说，“从来看不到什么外人。所以他把我吓坏了。”
“那是当然。这儿也确实很舒服。高地。没错儿啊。我当然巴不得也住在这儿。”他哈哈一笑，就好像自己的想法跟点石成金差不多一样是绝无可能的事儿。“宜居之所。”他嘴里又蹦出一个词儿来，稍稍加重了语气。
我不由自主地喜欢上了这种别致的字眼儿。他有可能是从我父亲那里学来的——如果他们曾经相识的话。我打心眼儿里喜欢他，虽然对他有几分畏惧。我朝他微微一笑，他坐在那儿，频频点着头，手拍打着两膝。我心想，这就是无忧无虑吧。
然后他便起身走了，带着一股子信心十足的神气，脸色还是那么灰白。
他的靴子擦得锃亮，我都能在上面看到贝洛太太家的窗户，就连窗帘也清晰可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