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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她准备一日三餐就像侍奉上帝一般，如果上帝食人间烟火，也会感到饥饿的话。她在美国拥有一座豪宅，大理石台柱，粉色墙壁，坐垫上的图案是几个男子在法国猎鹿的场面。高高的壁炉台上摆放的瓷雕是姿态各异的舞女。总统、皇帝、国王和公爵都曾经在她的餐桌旁就餐，其中包括迈克尔·柯林斯<a id="jz_4_1" href="#jzyy_1_4"><sup>[4]</sup></a>和德·瓦莱拉<a id="jz_5_1" href="#jzyy_1_5"><sup>[5]</sup></a>。
“但不是在同一天晚上，莉莉。”她为自己的风趣粲然一笑，很得体的一笑。
她明确表示很喜欢我做的菜肴，但这并不妨碍她在自己认为有必要的时候请来一个，两个，或者三个法国厨师。赶上家庭聚会的场合，几个已经长大成人的儿子和女儿来到她的宅邸，个个显得光彩照人。她的一个儿子是参议员，就在山上的参议院议事厅里供职。
想当年，美国最富有的女性之一，也是最善良的女性之一——这是个事实。
当她的女儿，也就是沃洛翰夫人结婚的时候，我跟随她来到汉普顿。那一定是在1955年或者1956年。离开沃洛翰夫人的母亲不免让我心里涌起离愁别绪，不过，在她的宅邸里，生活节奏很快，布里奇汉普顿的宁静安详让我也稍稍感到一丝宽慰。
这几乎就是埃德梦寐以求的空阔天地，虽然他只是个小男孩，但他似乎有着这样一个梦想。他喜欢看介绍得克萨斯、落基山和西部海岸沙漠里各种遗迹的图书。最起码，无边无际的海滩对他有着强烈的吸引力。这里虽然没有得克萨斯州西部特有的红色峭壁，但那些堆得高高的黄色大沙丘可以让九岁的他用自己的双腿去征服。
当地有一所小学校，他就在那里上课。穿着白色衬衫和蓝色短裤。
那时候，有很多幸福，随之而来又有很多哀伤。
我所看到的五十年代的照片，一切总是显得那么干净。人行道是干净的，柏油路面是干净的，男人们的衬衫是浆洗过的，女人们的衬衫没有一道看上去别别扭扭的皱褶。我不知道当年是不是的确如此。我几乎都不记得了。也许是吧。战争过后，每个人都盼望生活富足，过上好日子。那场战争吞噬了无数人家的儿子，沃洛翰夫人的母亲也失去了自己的一个。世界临到了末日，恰如《圣经》中所描述的情景，正是要重新创造一次的时候。
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如爱尔兰人总爱说的一句话那样——只有好事儿会招来魔鬼。
不过，好日子还是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据我推想，诺兰先生的出场大概是在五十年代末。他刚一开始和我同在沃洛翰夫人家做工——至少算是在同一个院子里干活儿，就每天开车接送埃德上学放学。我们仨一路溜溜达达去电影院，总有上千次吧。我们从尤金尼德斯先生的商店买来汽水和馅饼，让埃德吃得肚子滚瓜溜圆。
诺兰先生像穿针引线一般，把他自己密密匝匝地缝进了我们的生活。我寻思，一个做杂活儿的人本来就是给人帮忙的。奇特的是，他在我的生活里渗透得如此之深，却又如此轻微。诺兰先生，是一种存在，就像爱尔兰村镇里的麻雀。付给他工钱的当然是沃洛翰夫人，但是，他为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免费的，无声无息，几乎不着任何痕迹，我从来没有多花一点儿心思去琢磨。我喜欢他，但我的眼睛里有他吗？难道不是这样吗？——很多时候，甚至当他在场的时候，也仿佛根本没有他这个人。他全心全意地呵护埃德。对他来说似乎什么苦差事都不在话下。他有一辆破旧的老爷车，这辆车他看得比自己都重要。他一次又一次试图用鲸吸牛饮一般的纵情狂饮来麻醉自己。他赤膊上阵，用酒精对抗自己的灵魂和精神。诺兰先生。
那段日子，他晚上经常给埃德读故事。他有一本很旧的《小熊维尼》，两个人总喜欢凑在一起读。我经常在一旁听着，美国的夜晚，和爱尔兰的夜晚如此不同。
大约在埃德十一岁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走进他的房间，发现诺兰先生正坐在他的床上，两人相对而泣。或者不如说是诺兰先生在黯然落泪，埃德一脸迷惑，目瞪口呆。他们刚刚读到那本书的末尾。埃德对我说，克里斯多夫·罗宾就要去寄宿学校上学了，小熊维尼想知道克里斯多夫·罗宾离家的日子自己还会不会存在。
“童年大概就这样画上句号了。”诺兰先生极其悲伤地说。
在这类事情上，他非常善解人意。现在想来，他在庆贺生日方面也是个行家里手。我竟然都忘了。在你过生日的当天，他总喜欢从花店买来鲜花，从萨格港的巧克力制作师那里买来巧克力送给你。有一次我过生日，他去找沃洛翰夫人请了一天假，一路开车带我去五月角“看灯塔”，天刚透出一丝亮光我们就出发了，没有带埃德，只有我们两个人。沙地上有一座年代久远的混凝土炮台，依然在静候希特勒。诺兰先生自己下水游了个泳。水冷得要命，他只在水下待了一小会儿。
“好啦，”他大喊一声，“诺兰王朝就此终结！”
我们顺着狭窄的石砌台阶爬向灯塔最高处，到了顶上，我们累得说不出话来。诺兰先生对塔顶的石雕发出啧啧赞叹，对太阳炙烤下的大海远景赞不绝口，脸上始终挂着微笑。
深夜时分我们才赶到家里，累得简直像死人一样，只有经过一段漫长的汽车旅途才能让人感受到那种劳累。让我吃惊的是，沃洛翰夫人竟然亲手给我们制作了三明治，确切地说是牛肉三明治，放在她的一个有蓝色风车图案的盘子上，还附了一张字条，留在餐桌上等我们回来。
埃德喜欢沃洛翰夫人，他的一生几乎都有沃洛翰夫人的影子。他在沃洛翰夫人面前从来没有一丁点儿畏缩，虽然沃洛翰夫人本身是个矜持内敛的人。我必须承认，是她把埃德塑造成了一个具有良好礼仪的人。我觉得，沃洛翰夫人在他身上完成最后一笔之后，他就是和国王一起就餐也能从容不迫。
沃洛翰夫人对埃德耳濡目染的影响全都是在这种情景下发生的：某些时候，大家会一起吃顿便餐——这样的日子我觉得算是非常难得；夏天里，我们把桌子搬到屋外，摆在柱廊下，这样就等于把湖水稍稍挪近了一点儿，更靠近沃洛翰夫人穿着蓝色凉鞋的双脚。她吃东西的时候，最是妙语连珠，在她的戏弄撩拨之下，埃德养成了不可胜数的良好礼仪，看样子她仿佛是要把埃德培养成外交使节团的一个成员。
然而，在埃德内心最深处，他还是喜欢广大的空间。那是他终其一生一直在努力去往的地方。尽管广袤无垠的美国风景在我们这里稍有欠缺，但我们和诺兰先生一起看过不少牛仔电影，他全都非常喜欢，那家老电影院的老板也对这类影片情有独钟，他也非常乐于给布里奇汉普顿的好人们放映这些片子。他是个皮肤黝黑的小个子男人，名叫玛特·佩罗斯基，他用自己的马铃薯农场从一个名叫比利·沃伦的人手里换来了这家电影院。在那个年代，佩罗斯基先生很难弄到新电影的拷贝，不过他总会设法搞到。他经常到新泽西去找发行商，求东家告西家，想方设法把拷贝弄到手。他的场地只有一百个座位，所以赶上好天气和广受欢迎的片子，他就把所有设备搬到室外。人们拿上放在小卡车和客货两用轿车后面的椅子，观看他在电影院的山墙上放映《西部人》和《岗山最后列车》。第二天早晨，每个人的脚脖子上都带着蚊子叮咬留下的红色痕迹，心里装满了得克萨斯广阔的平原。
每年夏天，埃德都跑到沙滩上，日复一日，把自己晒成棕褐色，就像一颗栗子。沙丘是他的喜马拉雅山，沙滩是他的撒哈拉沙漠。每逢星期日，诺兰先生换上他那件很有些年头的方格短裤，算是打扮一新，也会到沙滩上去，我身上穿的是自己那件带有些许亮色但并不花哨的游泳衣，不过，游泳衣的网格线、鲸骨和衬料只会让你血管里的血液几乎停止流动。
诺兰先生的身体看上去硬邦邦的，就像晒干的木头。我也一天天变老了，大腿上的青筋构成了奇怪的地图，子虚乌有的地图。
随着埃德渐渐长大，我坐在沙丘上，和他之间的距离拉得越来越远，这样他就能尽情沉浸在一种新的孤独中，童年时代装模作样的孤独，那么浓烈醇厚，那么让人陶醉。他的快乐可能是一桩微乎其微的小事儿。连蹦带跳跃过滚烫的沙地，扑向卖冷饮的小贩，像捧着宝贝一样拿回一瓶可口可乐——对他来说，没有比这更让人惊喜，更让人向往的了。卖冷饮的小贩是个和善的辛奈考克印第安人，名字叫查理·希特。饮料如此冰凉，反倒成了烫手的山芋一般，他几乎无法拿在手里，索性坐在炽热无情的沙地上，灌下那瓶冰爽的饮料，赶走让人半死不活的酷暑。接下去，在他的想象中，他成了一个穿越死谷的旅行者，陷入绝望之中，突然间在死亡的领地里发现了一片绿洲。
总而言之，这是埃德心目中的美国，他想等到高中毕业就去那里工作。当那个日子终于临近的时候，我得知纽约的一所农业大学将要录取他。我们一切准备就绪。对于他，我满怀着无穷无尽的希望。
然而，那是个充满暗杀的时代，埃德正当青春年少。和任何一个有正义感的年轻人一样，暗杀事件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把这一切完全当成了和自己息息相关的事情。每当有人遭到枪杀时，埃德都感同身受，仿佛子弹洞穿了他自己的血肉之躯。梅德加·埃弗斯<a id="jz_6_1" href="#jzyy_1_6"><sup>[6]</sup></a>是第一个殉难者，此后发生了一连串暗杀，每个灵魂都是珠串上的一颗。
那是夏天里一个暗沉沉的深夜。爱尔兰的盛夏时节，直到十一点钟光线还不错。赶上少有的大热天，人们会在谢里·班克斯海滩上漫步，沿着南海堤边上排布的奶油黄色大石头一路溜溜达达，直到最后一缕天光消失殆尽，其间，总有孩子会冷不丁跳进泛着油光的浅海。然而，在布里奇汉普顿，即使是夏天，夜晚似乎也来得很早。
沃洛翰夫人的哥哥，也就是参议员先生，开车过来吃晚餐，和他一起来的是一位知名的传教士——金博士。迪林杰先生也在场，他们四个人在渐渐聚拢而来的暮色中静静地说着话。随着黑暗像墨水一样涂抹掉一切景物，紫藤花在他们头顶上慢慢隐没。我给他们烹制了扇贝，沃洛翰夫人还让我做了核桃派。我心里有些惴惴不安，因为我以前还从来没有尝试过。就连《白宫食谱》里也没有提及。第一次试手的结果有可能非常糟糕。不过，我做出来的核桃派起码和诺兰先生发掘出来的一份食谱上的图片很相像。
正对着草坪的窗户大开着，我在厨房里可以听见他们谈笑风生。埃德端着盘子进进出出。他几乎已经长成一个小伙子了。他不像在学校里结交的某些朋友那样蓄一头长发。他喜欢鲍勃·迪伦<a id="jz_7_1" href="#jzyy_1_7"><sup>[7]</sup></a>，经常在屋外走来走去，嘴里哼着迪伦的歌曲，唱得根本不成调子。他似乎对一些事情忧心忡忡。原子弹尤其是个萦绕不去的梦魇，在那段日子，这是困扰许多人的噩梦。学校曾经教给他们，如果碰巧遇上世界大爆炸，应该如何躲在课桌下面逃生。那天晚上，他一回到家，就让我钻到餐桌下进行了一次演习。我们俩从桌子底下向外张望，好端端的地球全部化成了灰烬。
不过，说实话，到外面的世界去游历一番是很难的，这同一个世界可能会在一道突如其来的强光中化为乌有。
上过布丁之后，他在外面待了很长时间。我依稀听见金博士用令人愉悦的嗓音对他说着什么，埃德用更低一些的语调和他应答。不知怎的，我感到一阵高兴。我洗着碟子和大浅盘，心里乐滋滋的，这通常可不是让人喜欢干的活儿。埃德回到了厨房。
“妈，金博士想对您说声‘谢谢’。”
“埃德，我正穿着脏围裙，不能就这么出去见人吧。”
“我觉得他不会介意这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