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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她这男人是谁，她说他叫作帕特里克·帕乌，她给我说了是哪几个字，她又说他是奥乌的奥罗伍的孙子，她也说了那几个字，我问她这是不是葡萄牙名字，她说不是，这是尼日利亚的名字。我的心在胸膛中惊慌失措。世界上所有像凯彻姆一家、雷诺兹一家一样的人，这些幽灵又盘旋到我的脑海中。我在英格兰从没听说过这样的事情，白人女人和黑人男人，虽然埃曼纽尔·海斯特曾有过五个黑人妻子。然后我突然想起曼，想起很多年前她对尼日利亚那个汤姆的喜爱。但是我想朝她大喊——“你永远也不能带着这样一个男人回家，你想想孩子们，你以后的孩子们？”但是，谢天谢地，谢天谢地，我没有喊出来。
“我爱他，爸爸。”她说着，用那双充满恐惧的眼睛看着我。她的头埋得很低，等待着即将落下的斧头，毫无疑问。她没有叫我来，但是我来了，现在她将得到她的惩罚。
好像是天使从耶稣的墓上推开石头。我一直独自和这块巨石在一起，这块阻挡了许多人类历史进程的巨石，代表着统治者和奴役的重负。然后天使把它推走了。我承认，直到最后一秒，我都是个该死的白人。但是，突然之间，自由，真正的该死的自由。
“我想着这是个好消息，”我说，没想到我的嘴里竟会说出这样的话，“这是最好的消息了，厄休拉，最好的消息。”
我因为某种喜悦有些头昏眼花。
“爸爸，”她说着，边抬起头来，我从没见过她如此开心，她原本就是个乐观的孩子，“我没写信告诉你，因为我很害怕。”
“好吧，不要害怕，”我说，“不需要害怕。”
她眼中的恐惧的迷雾烟消云散，她将脸埋在手里，安静地擦拭眼泪。难道我从未对她温柔地说过话吗？恐怕也许没有，恐怕没有。她从我们这里得到过应得的温柔吗？她又凭什么觉得我现在会对她温柔以待呢？她从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我看到了这一点，仿佛有人向我恶毒的内心投去一道光。我看到了这一点，我别无他法，只能走上前，将她抱入怀中。
要记得醉酒实在是一桩难事，因为这时候人是游离的，这是一场抹杀万物的混乱。也许从外面看起来……但是要假装自己置身事外，这会有多糟糕。我就在这场战斗之中，每天早晨都知道自己会出现在报道之中，或优雅或耻辱。优雅，因为有时候，和爱尔兰的夏日一样稀有，会有巨大的人性之善降落在我们身上，曼和杰克，会有那么片刻，我们身穿同样的制服，并肩抵抗相同的力量。那时曼会突然快速地说一些出乎意料的、亲昵的话语，其实就是些甜蜜的废话，可能是因为杜松子酒，但是这对我来说弥足珍贵。因为为了在相对清醒的白日里也能继续前行，你总得存些积蓄。
但是野蛮啊，野蛮的齿轮。机器上发出微妙的金属脆响，当齿条开始转动，绳索缠紧身体。口齿不清的醉汉那骇人的口才。因为担心无法一击致命，如刀剑般锋利的辱骂变成了棍棒。言语化成的风暴、碎片、石块、尖刀、子弹、炸弹，侵袭着我们的大脑。汹涌的恨意带来的后果，筋疲力尽，我们也许会躺在客厅里，不是在椅子里，她可能瘫倒在墙边，而我平躺在地板上。仿佛坠落的炸弹击中这房子，毁灭了一切，却没有爆炸。所以躺在那里的什么东西还有一颗秘密的心脏在跳动，嘀嗒、嘀嗒，谁能知道这些引信那狡诈的本性呢？它们的编号和解决方案？——我不知道。悲伤无以言表，羞耻，最糟糕的是羞耻。夜复一夜，把我们自己变成完完全全不同的、复仇的恶魔，某种失败的科学怪人的产物——可怜，因为是如此悲惨、如此低劣、如此飘忽不定，她曾经拥有那么多美好的东西，如今却消失得一干二净。我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一点也不，只不过于我，我不得不想，刚开始就没有那么多美好。邓塞维里克路上两个疯狂的魔鬼。麦琪已经成年了，在专业舞台上大展身手，躺在床上却担惊受怕，好像碰到甩动的电缆而触电的孩子。可怜的邻居们时常会砰砰地敲墙。曼的身子日渐消瘦。我的身体却健康得可笑，脸色红润，雄壮圆润。曾经的岁月在其中丝毫不剩，徒留灰烬，徒留近三十年前遗失场景的碎片，以英雄的姿态，踏上这条黑暗的旅程。
“你这个废物，你这个没用的、爱发牢骚的、不讲信用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