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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的仲冬,我收到她的一封信,信里说她现在十分拮据,急需用钱。她说她丢了她的护士工作,现在正住在托克斯泰斯<a id="jz_2_1" href="#jzyy_1_2"><sup>[2]</sup></a>,过得很不好。十天后我又收到她的信,说状况有好转,不知为何这比第一封信更让我担忧。
于是我动身前往英格兰一探究竟。我没有和曼说起这次旅程。
托克斯泰斯有爱尔兰的苍凉,天空很低,寒风凛冽。我出现在她狭小的家门口,她一脸惊讶地请我进门,很快我就注意到她很害怕。她看起来苗条漂亮,眼里却闪着恐惧。
“可怜的妈妈现在怎么样?”她说。
“一如既往,”我说,“一如既往。”
“你知不知道,她有没有收到我的生日贺卡,爸爸?”
“哦,收到了,是的,她很高兴。她有没有回信说谢谢?”
“没有,但是——没关系。”
“她以前也从来不给我回信,我参军的时候,如果这能安慰到你的话。”
“妈妈她不是爱写信的人。”她说。
“她以前在曼彻斯特教书时很会写信,”我说,“但那是很久以前了。”
然后我问她为什么会丢了护士的工作。她坦率地道出了真相,这是她一贯的作风。她说她被抓到从医院的药箱里偷药,于是就被解雇了。巴比妥类药物,她说,因为精神问题开始吃的。她那时脸红到了头发丝。然后她说她之前一段时间饿极了,有一两周的时间还无家可归,因为她不能再住在护士宿舍了。然后她说她遇到了一个很好的男人,他们快要结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