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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我在科卢尼<a id="jz_1_1" href="#jzyy_1_1"><sup>[1]</sup></a>参与制定一项小型自来水方案，涉及各种地方，这个国家的另一头，在那些疯狂的日子里，这世界就是这个样子的。一天晚上，我很晚才回家。我蹑手蹑脚地走进厨房，一路驱车，饥肠辘辘，想看看有没有三明治可以吃，我摸黑翻箱倒柜，过了半分钟才发现她正坐在餐桌旁。我点亮炉子旁边的灯。她穿着外套，好像正想出门，也可能是从外面回来还没脱下它。她用她妈妈银制的长别针将棕色帽子固定在头发上。真奇怪，我怎么会对她的一切了如指掌，包括她的珠宝首饰。我想这是因为我密切注视着她，太密切了，也可能是不够密切，我不知道。总之，她坐在那里，哪怕是她右边新出现的光线也没能让她动一动。她附近既没有杯子，也没有瓶子。我朝她走去，站在她的右手边。
“你还好吗？”我说。
“我正要上床睡觉。”她说，仿佛对她而言，坐在那里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仿佛她每晚都如此，穿着精致的黑色大衣，衣领上围着一圈俄国狐狸毛，端坐在那里——那件大衣已经二十多年了，可能三十年了。她漆黑的眼眸的确像狐狸那般，她的皮肤光洁如苹果，尽管她现在已经五十岁了。她身上有些绘画般的气质，仿佛惠斯勒本人从门后跳了出来开始画她，她的形象如此强烈，在阴影之中，我是如此熟悉。我本人也如同婴儿般十分清醒，因为我知道我第二天早上五点要出门，现在我在画图板前，还有一个小时才能睡，手里拿着一名小男孩用水平尺帮我测量的数据，要转换到镇里的地图上，还要用红笔标记出水管。我很期盼着我的工作，就像我妈有时候会期盼着熨衣服，或者至少她是这么说的，夜深人静，大家入睡的时候。
“我给你泡杯可可？”我说，灵光一现，心想这是正常人深夜会做的事情，很有可能。
“可可，杰克？”她说，“我们没有可可吧。”
“有的，我确定，我确定在橱柜里看到过一罐可可。”
“那一定放了很久了。那是厄休拉的可可。”
“那是用可可豆做的，”我说，“不会坏的。”
所以我给她泡了一杯可可，因为她看起来需要点什么。家里没有牛奶，但是我还是用水泡了，放了很多糖。然后我把热气腾腾的杯子放到她面前，她举起戴着手套的手，握住杯子。
“完美。”她说。
第二天一早，她告诉我她要去城里看某位医生，那是她之前一直看的克朗塔夫的全科医生给她推荐的。她说她会坐电车，但是我打电话给科卢尼的相关人员，瑞恩先生，他是我手头这份工作的领班，并告诉他我这周不会开车过去了。我让曼上车，那时候我们开的是福特车，科克郡的工厂造的。那是辆相当基础的车，但是够开了。那是一个寒冷明亮的二月天，天空蔚蓝高远，我们开车穿过克朗塔夫，进入老城郊区，仿佛这只是一次愉快的郊游，然而事实是我们已经好多年没有开车郊游过了。
在都柏林，那位专科医生将她带进房间做检查，而我在外等候。大约一个小时后，他们回来了，很奇怪，他们看似一对夫妇，曼笑意盈盈地看着他，谈论着罗西斯角。原来他就在那里长大，是米德尔顿家的人，虽然他并不姓米德尔顿。然后他为她预约了两周后来医院，我和曼开车回家，再一次在那妙不可言的春日天空之下。
两周来，我们相安无事，我为她做肉丁土豆、排骨，有一晚我甚至做了卷心菜煮鸡，虽然连我自己也不确定是不是真的有这道菜。无论如何，她很给面子地吃了，还说这样做鸡吃最好吃了。这段时间，她看起来十分安静，说实话，有些奇怪。我感觉她有些不舒服，但是无法开口问她是哪里不舒服。她每天在浴室沐浴，然后在梳妆镜前梳妆打扮，哪怕历经战争与酗酒，这梳妆台也不知怎的依旧在我们的卧室里，安然无恙，优雅如初。然后她会挑选那一天想穿的内衣和裙子，有一天我们在橱柜里找到了以前那双防蚊靴，她穿上的时候我们都笑了。由于她脚踝肿胀，这靴子几乎穿不了了。
等到预约的那天，我开车送她去都柏林的医院，护士为她做好手术准备，让她吃了几颗药，她进手术室时医生给她用了麻醉气体，这次也是一个小时之后她就出来了，这让我很意外，还好我没有按原计划沿着利菲河<a id="jz_2_1" href="#jzyy_1_2"><sup>[2]</sup></a>一路走到北墙<a id="jz_3_1" href="#jzyy_1_3"><sup>[3]</sup></a>。
不久后她被安置到病床上，我一直坐在她身边，直到她苏醒，然后手术医生进来，他已经换上了他的多尼戈尔花呢西装，戴上时髦的帽子。医生姓布莱克利，显然是罗西斯角的布莱克利一族，虽然我从未听说过这家人，但是斯莱戈人民似乎无处不在。他的手很干净，手指修长，我想这在他那一行里很有用，此刻他手指落在曼的头旁边的枕头上。曼还是昏昏沉沉的，但是一看到他就清醒了，自信洋溢地朝他一笑，自从我们结婚后就不大能见到那样的微笑了，但是我清晰地记得大学时，她和朋友们走在那条绿荫路上时，常常会那样笑。他说他已经做过全面检查，他打开肝脏上方的部位，仔细检查过，并认为已经没有什么他能做的了，他已经检查过又缝合上，并表示会开一些药应对之后可能产生的任何不适。他说他知道她希望他实话实说，因为两周前她在办公室和他说过，他会照做，并告诉了她她患的是哪种癌症，以及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说这番话的时候，曼一直倾听着，如久经沙场的士兵般镇定。仿佛你没法再告诉她什么更糟糕的事了，她已经免疫了，或者说她的笑容给人这种感觉。
他说了很多饮食注意事项，他说这都是如今时新的话题，健康食品的好处，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他问她平时的运动量，她说她喜欢遛狗遛到直布罗陀，他惊讶地挑起眉毛，我解释说这是斯莱戈的一个海水浴场，过了一会儿我才从她的困惑中发觉她忘记我们已经搬到都柏林很久，而且那两条狗已经死了。然后他大笑，握了握我的手。“当然了，”他说，“我小时候不是还在那里游过泳。”然后他双手举起她的右手，用力一握，便离开了。一周后，我们回到邓塞维里克，曼身上仅存的能表明她所受的苦楚的，便是横穿肝脏所在之处的那道显眼的紫色疤痕，肿胀而坚硬。
三个月来，每晚我都给她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是她的最爱——《卡拉马佐夫兄弟》也还能忍受，虽然她觉得有些冗杂啰唆，她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写出人物全名的写作方式，包括父称<a id="jz_4_1" href="#jzyy_1_4"><sup>[4]</sup></a>等等，俄国风格。我想给她读吉卜林，但是她觉得《吉姆》很奇怪，而《抗敌英雄》她说是鬼话连篇。所以我又读回陀思妥耶夫斯基，然后是《包法利夫人》，她觉得可能是这些书里第二好的。问题是她不能喝酒，因为喝酒会让她很痛。她的确试过，但是并不是什么愉快的经历，喝完之后她会呕吐呻吟，这种难受和悲惨让她实在不想再重蹈覆辙。奇怪的是，她脸上气色有所好转，看起来状态不错，总之苗条又时髦，她说体重下降当然让她很开心。你永远不会嫌自己太瘦，她说。她能穿上二十多年前的裙子了，她一直保存着，用她的话说那是她的图书馆，许许多多连衣裙、短裙、衬衫、裤子、内衣，天知道还有什么，都还存放在某个衣柜里，虽然说实话有些已经发霉褪色了。我不去理会斯莱戈自来水方案的工作，一直待在家里，我甚至去克朗塔夫的银行用她的手镯和项链抵押借了些钱。她哥哥杰克似乎是察觉到了什么，或者有消息传到他耳中，比玛丽亚·谢里丹的电报还神秘，却同样可靠，他从罗斯康芒赶来了，他们俩坐在简单空荡、令人难堪的客厅，促膝长谈，夜晚钟声一响，杰克便起身，他在走廊很快地抱了我一下，便开车回西部去了。
我当时正在给我们三个做晚饭，曼站在厨房边削土豆边谈论着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神色严肃，头偏向一旁，刀精准地在土豆皮下快速移动。夜里我便将谨慎抛诸脑后，在潮湿的炉栅里点起火，虽然当时应该已经是七月了，白日渐长，我就着亮光给她读书，都柏林新修的柏油路随着午后的阳光而变化，克朗塔夫和布尔岛<a id="jz_5_1" href="#jzyy_1_5"><sup>[5]</sup></a>之间和缓的潮水显得清澈而宁静。
不久后，她的癌症愈发严重，我们不得不再次回到医院。她住进另一间病房，独自一人，我满城市地为她找时尚杂志，有时候曼兴致很高，会像学生时那般谈笑风生，仿佛我是她大学的朋友。
并不是说那段混乱不堪的历史销声匿迹了，或是仿佛从未发生过。这只不过是一段短暂的美好时光，上帝保佑，我们相处甚欢，那是她年轻的、健康的日子里我们并不总能达到的状态。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再需要承担我们的罪过，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得到了宽恕。曼当然没法痊愈，也许她那样并不是真正的快乐，她有她的病历单，她了如指掌。尽管如此，我从未看到过谁有她那样的勇气，哪怕在将死的士兵身上也从未见到过。狗身上总有狼性，玫瑰总带着刺，她也并没有很大的变化，她还是曼·麦克纳尔蒂，娘家姓柯万，而我还是杰克。但是我永远不会因为我对她的爱之深而羞耻，我永远不会诋毁这份爱，或是怀疑它的真实性。因为为它盖章的那只手，就是为所有人世间的爱盖下印章的手。
【注释】
<a id="jzyy_1_1" href="#jz_1_1">[1]</a> 位于爱尔兰斯莱戈郡。
<a id="jzyy_1_2" href="#jz_2_1">[2]</a> 流经都柏林市中心的一条河流。
<a id="jzyy_1_3" href="#jz_3_1">[3]</a> 位于都柏林市内东北部，利菲河沿岸。
<a id="jzyy_1_4" href="#jz_4_1">[4]</a> 俄罗斯人的名字一般由本人名、父称（后缀随性别变化）和姓氏组成。
<a id="jzyy_1_5" href="#jz_5_1">[5]</a> 位于爱尔兰都柏林湾，长约5公里，宽800米，大致平行于克朗塔夫海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