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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唯一能想到的事情就是回到非洲去。我对那之后一年的事情几乎没有印象。我喝酒喝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厉害，天知道我的老板是怎么忍受我的。1954年，我的大马士革转变时刻<a id="jz_1_1" href="#jzyy_1_1"><sup>[1]</sup></a>到来，我不再喝酒。但是我发现有一种东西叫酒不醉人人自醉，很长一段时间，我的脑袋都不是很清醒。那段时间，我为之工作的那些人似乎失去了对世界的掌控。
我在多哥公投期间抵达黄金海岸时，我所缺乏的并不是道德观，我根本就没有思想，就像酒店房间里的窗户，面向空无一物的高墙。
虽然如此，不过回家探亲时，我还是在都柏林逗留了几日。我一直有种想法，我妈妈的母亲很有可能是新教徒，所以一切都是那么遮遮掩掩、神秘莫测。我去教会咨询，教会说如果当时举办了婚礼，而且男方出身富裕，那可能是在基督教会座堂<a id="jz_2_1" href="#jzyy_1_2"><sup>[2]</sup></a>举行的。于是我去了那里，花了一下午翻看1870—1880年间婚姻登记的名字，果然，神奇的事实出现了，伊丽莎白·芬恩和罗伯特·吉布森在此登记结婚。于是我带着这个象征着自由的珍贵事实回家告诉我母亲。
“坏消息是，妈妈，她是新教徒。好消息是他们结婚了。”
“好吧，这有什么改变吗？”我母亲说道，但是她在笑。她一身轻松，闪耀着合法的光芒。
还是那次休假，我去了格拉斯纳维<a id="jz_3_1" href="#jzyy_1_3"><sup>[3]</sup></a>，因为那是曼的三周年忌日。坟墓前没有别人。经过我的多方奔走，泥瓦匠终于完成了墓碑，并在上面刻下了她的名字。
曼丽（曼）·麦克纳尔蒂
1902—1953
我突然想起这个名字对别人来说并没有什么意义，除了那些记得她，曾爱着她的人以外，所以我决定尽全力记得她、爱着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