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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礼上奎尼·莫兰轻轻走到我身旁，说是我造成了曼·柯万的死，还说那么多年前柯万先生叫我无赖是对的。我无言以对。她说如果她不说，她会觉得背叛了对朋友的回忆。她的话当时可能没有击中目标，但是现在，这些话语的力量击中了我。
回想起她的苦难，我没法不同意奎尼。我不明白她怀上孩子为何会不开心，虽然妈妈曾经试图告诉我。失去哥拉顿街的房子是因为我。面对科林的死，我的做法是搬得远远的，然后战争一爆发就马上入伍。在她显然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又回到了战场上。而且从始至终，我都在喝酒，告诉她喝酒是怎么回事。
我该拿自己怎么办？葬礼后一天，早上醒来后，我走到卫生间，发现头顶上的头发全掉了。
我努力对厄休拉和麦琪说些安慰的话，但还是开不了口，我和其他所有活着的人之间相隔无限远。
我自己也没法得到安慰，因为悲伤就像一块面团，塞进我的身体里。汤姆试着帮我，甚至连厄休拉也试了，但是都没有用。
厄休拉，和奥乌的奥罗伍的孙子本人一起走在街上，当然对古老又思想保守的都柏林产生了影响。美国军人出现在都柏林已经好久了，从战时休整期就来了——其实是种入侵。但是哪怕这样，我也毫无反应，即便汤姆问我“发生了什么？”，我也只是含糊地点点头。“他是个好人，”我说，“他会对厄休拉好的。”“你去参加他们的婚礼了吗，杰克？”他惊讶地问道。“我没有，汤姆，因为他们是在利物浦悄悄结婚的。但是爸爸去了。”“爸爸去了？没人告诉过我。”他说，仿佛几乎是在为自己的缺席而遗憾。
我在说话，但是我并不是真的在思考。我是麻木的，空洞的，真正的伤痛和哭泣到得比较晚，在这里，阿克拉，在汤姆·奎伊的照顾之下，在这间我独自一人的小房子里。
我感觉自己变回了初次见曼之前，那个无处安身的男人。
我回到了斯莱戈，想看看我能否在那里找回平静和理智。我的父母开心地接纳了我。
一天，我在她的小客厅和她聊天。她椅子旁边是剪贴簿，大概有六本，贴满了各种传单、剪下来的图片，还有《斯莱戈冠军报》上关于麦琪小时候在斯莱戈艺术节上大获成功的报道，各种在悠长的粘贴挑选的过往中吸引她注意的东西，虽然这并不是当初那个客厅，而是在新的平房里的一个小房间，也许现在也没有那么新了。
在我看来，胶水、刷子和那些剪贴簿，这些消遣就类似于她曾经工作过的精神病院的病人在编织篮子。除此之外，每张椅背上都套着刺绣椅套，用来隔绝爸爸、我自己和汤姆的发油，但凡有人在这个房间里坐下，就一定会碰到这些椅套，她就会伸出她那短小的手臂，似乎只是下意识地，将你背后或者身下的椅套铺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