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膝下也有儿女，
在耳边，
和我说说悄悄话。
夜深人静的时候，
每个人都会想家，
挂掉父母的电话，
我能想象，
他们两鬓的白发，
还有心中割舍不断的牵挂。
我会努力，
让父母不因我是盲人而终生活在阴霾之下，
我把光明捧在手中，
照亮每一个人的脸庞。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疼痛在各位医师和护士的护理下一点点缓解，头上的水肿消退，但是伤口的痛开始立体清晰起来。由于根本无法入睡，我不得不吃一些止痛药才能睡得安稳。
右手伤势相对较轻，已经拆除了石膏，露出了可怕的伤痕，红红的，缝合线像一条蜈蚣一般趴在那里，四十多针，足足有十几厘米长。左臂依然没有知觉，我开始感到有些焦虑和担心，我不敢想象假如我真的失去了左手，我的生活会是怎样——还有好多患者在等着我做手术，我是否还能继续此生热爱的医疗事业？甚至连上个卫生间、洗个脸可能都会变得很费劲——这该是怎样的体验，难道下半生我真的要过半残疾的生活吗？
人总是这样，在身体好的时候，我们会完全忽略这些肢体和器官的存在；当它出问题了，才一下子意识到身体的重要。左臂像被冻在一块寒冰里，伴随着千万根针扎似的疼痛。我让护士帮我找一点暖宝宝贴在上面，心想这样也许会好受一点。但是因为左臂毫无知觉，护士怕我烫伤，只得贴一会儿便取下来，过一会儿再贴上去，如此反复。同样，疼痛让躺着的我也百般难受，辗转反侧。好在医院帮我安排了一位和善的护工大哥，他不断地配合着我折腾。他安慰我：“你这不算啥。”他看护过的好多患者都没挺过去，撒手走了。大哥人实在，这话让当时的我又生出了力量。
我开始回忆曾经读过的书和看过的电影，包括季羡林先生的《牛棚杂忆》、余华先生的《活着》等，那些主人公的悲惨命运以及坚韧不屈的性格，一幕一幕地在我脑中滑过。与之相比，我此刻躺在宽敞先进的病房里，有这么好的医护同人的照护，我的境地和他们比起来总还是好上太多。
我又想起自己曾经的那些病人，好多都是无数次从鬼门关里爬出来的，他们的模样此刻再次闪现在我眼前，我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他们的痛苦与不屈。从医生到病人的角色转换，让我一下子有了别样的感受。我曾经那么无知、轻易地鼓励他们面对病痛，而现在我才知道，这份鼓励背后需要承受多么大的痛苦考验。想到此，我心中不免多了一份力量和从容，那时我便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就算我的左臂从此无法动弹，至少我还活着，还可以做其他有意义的事。
《牛棚杂忆》里季羡林先生说，既然决定活下去了，那就要迎接更激烈更残酷的战斗，这个准备我是有的。
派出所的警察大哥们找到我，我才恍然想起这件事的缘由，之前在鬼门关前挣扎完全无暇顾及于此。当他们告诉我行凶人的姓名时，我真的完全愣住了，这种吃惊一直持续到他们离开后很久。
我实在找不出他伤害我的理由——他是我三个月前接诊的一个病人，生下来双眼高度近视，一年前右眼视网膜脱离，之前在别的医生那里做过三次手术，出现了严重的并发症。找到我时他的眼球已经是萎缩状态，视网膜全部脱离并且僵硬。我反复告知他，最好的医治结果也只能是保住眼球，保留一点视力，但他不想放弃，坚持想试试。
后续大家在一些访谈中也了解到，那时我腰伤复发，疼痛难忍，但还是坚持把他的手术成功完成。我自认为我的治疗过程完全没有问题，我难以理解为什么这么一个成功案例的病患最终差点要了我的命。我问杨硕大夫，他也难以理解。他说这个人之前就来医院投诉过，坚持认为医院的治疗水平有问题，实则他这样的情况，相信90％的医院都会放弃的，我们已经尽最大的力量保住了他的部分视力。
我在病床上久久难以平静，辗转反侧，我认真回忆和他短暂接触中的每一秒：他身材健硕，面目阴郁，话不多，在与我的沟通中也没有表现出任何激动的情绪，治疗过程中也很配合。从他的形象穿着来看，生活并不宽裕，手上有着终年劳作留下的粗糙痕迹，应该是务农或者体力工作者。手术后我还特意为他尽量节省医治费用。他的左眼并没有太大问题，可以自己伏案写字，并不太影响正常生活。那到底是为什么，他对我有如此大的仇恨，非要置我于死地？
我的心开始狂跳，从医这么多年，我从未对任何病人轻视怠慢，所以我从来不惧怕任何投诉。医院的同事们都知道，我从不接受协商调解，并不是我固执高傲，而是我自认为，我已尽到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也坚信这是我最好的方案，如果因为投诉而委曲求全，那将是对我从医品格的侮辱。然而，在我不了解的患者心里，他们又是如何想的呢？那一刻，我感到毛骨悚然。
妻子和其他来看望我的同事都劝我，别想那么多，但是我最近几天命悬一线、遭受痛苦折磨的经历，以及我坚持这么多年从医的初衷，让我不能不想那么多。在我心中，我一直认为医生和患者本身并不是对立的，相反，是共同面对病痛的战友。我们彼此协作，共同战胜这个敌人，为什么会自相残杀？我低头又看见身上清晰的伤疤，真实可见，而且警察大哥也确认是他所为。澎湃起伏的心绪让疼痛加剧，头上像戴了一个金箍，此刻正受着紧箍咒的考验。我痛得身体都有些痉挛，不得不停止思考，服一些止痛药才能睡去。
后来有媒体朋友问我，当时恨不恨他，我的回答是，我可以理解，但不能原谅。在病痛的疯狂折磨下，我无法做太多思考，但我为身在医疗行业的同行们不平。
在ICU住了十天，我转到了普通病房，此刻疫情全面蔓延开来，这个年过得可谓终生难忘。我在病房与病痛生死较量，而我的医护同人们一个个英勇奔赴前线，每每妻子帮我拿来手机，看着新闻里那些熟悉又陌生的身影，都让我热血沸腾。也许只有干这行的，才能真正明白其间的辛苦与风险。新冠的传染性较我之前参与抗疫的非典可怕得多，稍有一丝不慎就会被传染。听到某某医护工作者在救治过程中牺牲，我心里的痛难以言表。看到抗疫图片中一个个医护人员连续工作几十个小时，累瘫在地上沉睡，依然拼着最后一丝力气站好自己的岗位，我也感同身受。我想如果我没有出事，也许也正同他们一起奋战在前线，这大概是我们从医者心底的一种使命感，是医生的一种本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