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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转到普通病房，我才见到父母，我完全可以想象他们这段时间的心情，后来我才知道父母看到昏迷时的我哭到差点晕倒。但此刻他们见了我，没有流露出一点绝望痛苦的神情，我爸只是给我讲了他小时候的一个故事。我爸童年时期生活非常艰辛，祖父撒手而去，留下他们孤儿寡母三个讨生活。他一个人上山砍柴，因为一次失误，镰刀在小腿上划下了一道十几厘米长、三厘米深的大口子，他硬是拿衣服捆住大腿根走了二十多里山路回到家。讲完，他便没有再说什么。父亲不是一个话多的人，他能和我讲这些，我完全理解他想表达的意思。
后来疫情越来越严重，整个北京进入高度戒严状态，多数人都同我一样只能守在一个方寸大的房间里等待。相比之前的疼痛，转到普通病房后的体验可谓从地狱回到了人间。
我的起居饮食也慢慢恢复正常，可以下地简单地移动，右手的伤疤愈合得很好，头上刮掉的头发也长出了一厘米左右，左手的冰冻感也缓解了不少，只是仍然没有太强烈的知觉。这些我也逐渐习惯，我开始能自己用右手翻阅一下手机，看到好多好多的信息。我一一查阅，全是关心鼓励我的话，奈何我无法一一回复，只能发个简单的感谢表情。此时我微博的评论区出现了有史以来的留言转发最高峰，我非常惊讶，不太敢相信真的会有这么多人关心我，心里忐忑又受宠若惊。一些媒体朋友私信我，或者找到我身边的相关人员，表示想对我进行采访。思虑良久，最终决定还是以视频的形式向大家通报一下我的现状，更多的是借此表达一下感谢。
在我心中，我一直觉得自己只不过是一个普通人，因为这次事件引发了一些关注，用不了几天，热点一过，我还是我。只不过事实远比我想象的夸张，因为我，医患关系的问题再次被推上舆论高峰，大家在为医生同人们叫屈的同时，也表达了对我深深的同情。那几天，我每每拿起手机，都会看到数以万计的有关我的话题和评论。大家关切的内容非常多，不仅对我，还有对从医工作人员这个群体，对医疗行业，对法律行规，对信仰……
成名，在我的字典里从未有过。刚学医的时候，我曾想过，如若有一天我做的科研项目取得成功，我的名字可能会出现在一些医学杂志里，那可能是我人生最大的愿望。
而今，好像是一瞬间，我从茫茫人海中被一双手拎了出来，被大家认识，被那么多人关心，还有这么多媒体主动联系我、采访我，让我站在镜头前。
我有些恍惚，同时一种莫名的压力随之而来。
在此之前，我一直有一条清晰的人生之路——我要在行医坐诊的同时，致力于科研，沿着医学界前辈的路踏实地走下去。然而，突如其来的灾祸像一阵飓风将我腾空卷起，让我重新审视那个埋头行进中的自己。
留言中，有太多让我眼眶发热的话语，很多都是来自我的患者。于我，他们真是太过不幸的人，可能太多拥有正常视力的人无法想象当一个人眼睛出了问题，甚至失去了光明的状态。世界在他们眼前是模糊的、黑暗的，他们连最基本的穿衣吃饭都会比我们困难得多。光明，于他们而言，值得用全部去交换。
一位患者的母亲托人过来，说她愿意把自己的手捐给我；天赐的爸爸，听到消息哭得不能自已，全家人为我录了一个很长的安慰视频；信奉基督教的患者，不断为我的康复而祷告；信仰佛教的患者，送来了鲜花；还有患者给我留下大段大段的信息，心疼我、鼓励我，字字真心，句句动人。每每看到这些，我的眼眶都会湿润，回顾整个受伤的过程，我好像都没有流过眼泪，然而此刻，实在难抑。
我时常问自己，何德何能拥有这么多人的爱，而这些爱不掺杂名利、目的，是最真切的爱护。他们是不幸的，上天在他们的眼前蒙上了一层黑纱，但他们的内心却通透明亮。
慢慢地，我开始不再纠结这个人为什么要杀我，我为什么要遭此厄运。砍伤我的人，我相信法律会有公正的裁决，我没有必要因为他的扭曲而扭曲自己，我选择客观面对；碰伤我的石头，我没有必要对它拳打脚踢，而是要搬开它，继续前行。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弗兰克尔用其一生证明绝处再生的意义：人永远都有选择的权利，在外界事物与你的反应之间，你可以做出不同的选择。
我想如今我有此遭遇，也许就是生死边界的一次考验——把这件事当作我的一段独特经历，让我从医生变成患者，真正体会一下在死亡边缘的感受，对患者的心态更加理解，对医患之间的关系更加明确，对从医的使命更加坚定。
爱因斯坦曾说：“一个人的真正价值，首先决定于他在什么程度上和在什么意义上从自我解放出来。”上天为我关上了一扇门，必定会为我开一扇窗。
我并不希望我受伤这件事被太多人关注，在我的眼里，每天都有那么多人在生死边缘挣扎，相比起来，我和他们并无二致。这件事真正的意义在于，我能为这些关注我的眼睛呈现什么样的价值。
我决心以我的经历作为教训，为我的从医同人们呼吁一下安全的从业环境，这次伤痛宛如噩梦，我完全不想回顾，只希望到我这里为止，永不再现。我知道改善医患关系关联太多层面，但如果因此能在医院门口装上一道安检之门，也算对我受此一劫的莫大告慰。
《眼内液检测的临床应用》一书是我近十年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结晶，我想赶快完成，把这本书交给人民卫生出版社来进行后续工作。因为当时颅内有水肿，还有出血，我担心伤后存有后遗症，不想半途而废。
再者是持续推进公益计划。因为我们现在的治疗技术与手段相对有限，世界上终归还是会有很多失明的人，如果我能为他们做一点点事，或许能帮助他们改变人生，让盲人享有该有的权利，能独立并快乐地生存于这世间，也是我受伤后拥有这点影响力的意义所在。
有了这样的想法，我的心态一下子舒展多了，护士都说我开始笑了，还时不时和来看望我的人打趣开玩笑。心态的轻松让病痛开始有些畏缩，我能明显感觉到身体恢复的力量：最让我难受的头痛在慢慢消退，只是不时又跑回来折磨我一会儿又逃掉；左手没有那么冰冷麻木了，慢慢地好像有了知觉复苏的意思。
因疫情的影响，我的病房非常安静，除了妻子安顿好孩子后来照看我，以及偶尔来探望我的领导和同事，我大多数时间都是独处，没有工作，没有接不完的电话，没有七七八八的琐事，只有我自己和自己思考、对话。这是我有生之年都没有过的一段修心时光，我回忆起很多人、很多事，我越发感受到生命的伟大和人性的多样化。对于那天的事，我也不再回避，可以客观地回忆，身边的人也逐渐从不同角度向我诉说了当天的经过，短短几分钟的时间，造成了今天的局面。
我问杨硕大夫，你看到歹徒对我乱砍，手无寸铁就冲上去，你不怕吗？他说当时没想那么多，就是一种本能。我又问，假如再次出现这样的情况，你还会上吗？他说得斩钉截铁：“会！”他看不了这种打杀的行为，也听不得绝望痛苦的惨叫。我用恢复较好的右手紧紧抓住他的手，我们相视无言。
过了很久，我又见到当天为我挡刀的患者家属田女士以及舍身将我抢救到诊室的护士陈伟微，她们的第一反应是先安慰我，完全没有觉得自己当时的行为是多么勇敢与伟大。陈伟微就像她的名字一样，细微的伟大，她把她领到的六千块见义勇为奖金悉数捐给了盲童，这就是平凡人，我们都如此相同。
正是因为身边的这些人的影响和触动，我决定接受媒体采访，希望能尽自己一点小小的力量，不管是对医护安全的呼吁，还是对盲童的救扶，或者是从这件事上给大家一些正面的思想引导，都可算作一个平凡人的善举。
在接受几家媒体采访的同时，我看到北京市首次立法保障医院安全。在我刚刚发出呼吁的当天下午，就得到三位民主党派人士向政协上交提案的消息，并且在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表决通过，正式出台《北京市医院安全秩序管理规定》，从今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北京所有医院都将建立安检制度。突然间，我身上多了一层更深层次的使命感。
既然世界可以无纪律、无原则地用榴梿吻我，那我就只能有组织、有计划地把它做成比萨了。平凡的我也想通过自己这点微不足道的影响力把自己的价值发挥到最大，想让更多的人看到人性的善良，让更多的病患得到救治，让更多对生活迷茫和抑郁的人感受到生命的意义，让更多从医的或者打算从医的年轻人坚定自己的梦想。
于是，我决定写下这本书，我不想记录我平凡生活的点滴，而是更多地展现我从医二十年来，从接触到的形形色色的患者和朋友身上以及书本里吸收到的能量，关于善恶，关于生死，关于医患，关于人性，关于信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