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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医五年，前两年半在学校，后两年半就会跟着老师在医院跟学，真正接触了病人之后，我对医生这个职业才有了真正的认识。
我们所学的知识点远远没有现实的病症复杂，做题、做试验出错了可以再改正，可是面对一个活生生的人，是不容有一丝治疗上的偏差和失误的。我开始对自己曾经的天真感到后怕，看着身边的老师们在复杂的病症面前胸有成竹、泰然自若，我才真正知道，想成为一名医生需要掌握更多的知识和实战经验。
在跟学的两年半时间里，我亲眼见证了太多复杂病症的患者在医生的手里起死回生、康复如初，他们眼中闪现的光叫希望，他们对医生简单的一句感谢，是我见过的最最真挚的感动。
“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我国唐代著名医师孙思邈《大医精诚》里的这段话，让我恍然醒悟，医生这个职业不同于其他职业，从医不仅仅是一份谋生的手段，更多的是一种使命和一份热爱。
2009年我参加的公益医疗队前往江西乐安，为当地患者免费做白内障手术。一个寒冷的清晨，下着毛毛细雨，一队衣着臃肿的老人踏着满地干枯的落叶蹒跚而来。王阿婆走在队伍的最后面，她有严重的驼背，重心前移，使得她每走一步都感觉刹不住地要向前栽倒似的。
看诊后我发现她的眼部情况也很糟糕，她是典型的南方老人的眼睛，深眼窝，小睑裂，而且白内障的程度也特别重。这样的情况，即使搁在北京的大医院里也算绝对的复杂病例。出发的时候老师曾一再告诫，不要惹祸，复杂的不要去碰，因为你很有可能失败。年轻医生做这些复杂的手术风险很大，对专业性和心理承受力要求都非常高，衡量再三，我只能无奈地和当地的联络员说了三个字：做不了。
让我意外的是，联络员开始为阿婆求情，而这是不常有的事情。原来王阿婆的丈夫已经过世十年，五年前，她唯一的儿子也在事故中遇难。阿婆平日里最爱做的事就是拿出丈夫和儿子的黑白照片轻轻抚摸。只是她并不知道，那张照片因为反复摩擦早已经变得模糊。最近，王阿婆肚子里长了个瘤子，她的时间不多了。这次是她唯一一次重获光明的机会。
看着阿婆严重的驼背，我还是有些犹豫。这个时候，王阿婆说了一句话：“阿想制件寿衣嘞。”我是江西人，听懂了她的方言，她想给自己做件寿衣。在江西的部分村落有这样一个风俗，人死的时候入殓所穿的寿衣，一定要是自己亲手做的，如果不是，到了那边会见不到自己的家人。
如果对一个老人来说，逝去之后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家人了，那将是一种怎样绝望的痛苦。
简单的愿望，朴素而真实，我无法再开口拒绝。我决定抛开顾虑为阿婆做手术。为了让驼背的阿婆上半身放平，手术的时候我们帮她找了个半米高的垫子垫着腿，而且破天荒地给她的双眼同时进行了手术。这在眼科手术原则里一般是不允许的，但这一切只为了确保她术后能看得见。半小时后，手术成功，阿婆的视力恢复到0.6，老人很满意，我们也如释重负。
三个月很快就过去了，初春的南方似乎也善解人意，树上冒出不少嫩绿的新芽为我们送行。后来联络员找到我说，王阿婆在手术后的一个星期之后就过世了。那七天里，她逢人就说政府好，脸上洋溢着久违的笑容；那七天里，她给自己做了件寿衣，衣服上特别缝了个口袋，而口袋里，装着的就是那张丈夫和儿子的黑白照片，口袋的开口被缝住了，这样就再也掉不出来了。阿婆请联络员告诉我，这些年，她一个人，什么也看不见，在黑暗中很孤独、很想回家，谢谢我，帮她找到回家的路。
我忽然很庆幸自己当初的选择，作为医生生涯开端的手术，我感受到了专业性之外的东西。医生所能带给病人的希望，不只是解除病痛，还有在生死之间的一种期待。在有生之年能成为一名“苍生大医”是我的人生目标。
在本科毕业后我顺利被保送读研，师从姜燕荣教授，两年后读博，师从黎晓新教授。两位教学风格和性格完全不同的老师，却有着特别相同的一个特质，那就是对医学的热爱。
我以为自己已经算是一个医学痴徒，然而我发现她们才能称为“疯魔”。刚刚跟姜燕荣老师的时候，我完全被她的职业精神给吓到了，那时她已年近半百，在很多人眼里，这个年纪已是含饴弄孙的阶段了，然而姜老师终年如一日的时间表是这样的：下午五六点下班，吃饭后睡一觉，然后九十点钟起来继续工作，在凌晨两三点钟再睡一觉，五六点起来在家工作到七点再到医院。在她的身上从来看不到一丝疲倦的痕迹，她的能量就像用不完一样。
她告诫我说，如果你只是把医生当一个赚钱的职业，那你完全没必要干这行，它赚不到多少钱的；如果你把医生当成一个实现你人生价值的路径，那你一定要坚持下去，因为它能给你的价值感远比你想象的更多。
受姜老师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也跟上了她的节奏，这样在朋友眼里就彻底成了“怪物”。有时参加朋友聚会，我还要争分夺秒地在等位时拿出笔记本研究课题，他们都非常不能理解，觉得我这样下去迟早会疯。我只能笑一笑，疲于应付。
诚然，在很多人的眼中，工作只是生活中的一部分，而我，却不知不觉地成为姜老师那样的人，把工作当成了人生的全部。
我的博士生导师黎晓新教授的教学方法和姜燕荣教授完全不同。姜老师几乎每天都会给我打电话，常常一打就是一两个小时，针对我的课题细致入微地讲解与探讨。而黎老师却希望我能更加自主、独立。
有一次在做眼科一个课题的时候，她就说，你为什么一定要固执在眼科的领域呢，眼睛本身就是人体的一部分，你只盯着眼睛，是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的。我当时很疑惑，我是学眼科的，我不专注在眼科岂不是混乱了专业？直到后期，我才越来越明白黎老师话里的含义，常规上，我们西医就是头痛医头，脚疼医脚，参照相应的指标对症下药。殊不知人体本身就是一个生态系统，很多病症表面上看是眼睛的问题，实则和全身密不可分，比如眼底的出血和渗出，就可以考虑到患者可能有糖尿病。
黎老师是一个特别敢于突破和创新的人，她一直追踪着全球眼科医学发展的前沿研究，在我国率先开展玻璃体切割手术治疗视网膜脱离、眼部肿瘤的局部放射治疗等新技术。她从不倡导读死书，在她眼里没有什么疗法是百分百不可挑战的，正是她这种永远带着问号的思维影响了我后续的职业发展。她非常注重独立思考的能力，她说，五年前的医学课本现在都全部革新过了，如果永远停留在一个认知上，那么这样的医生最多算个熟练技术工。
“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也。”姜老师给了我刻苦拼搏的精神，黎老师给了我突破创新的胆识，我在德国留学时的Jonas教授则给了我开放合作的心态。
Jonas教授特别反对闭门造车，这在保守的德国人里实属少见。他很早就和全球各大眼科医院合作，比如和北京同仁医院合作展开北京眼病流行病学调查，发表了很多文章。他一直认为，医学是深邃无底的，需要人类不断地探索与研究，而个人的力量太微小了，只有发挥出团队的力量才能有更大的收获。他的这种精神也让我在后续的医学领域中更加放低姿态，去吸纳更多不同的观点与学识，去组织和利用团队攻克一个个复杂的医学难题。
在德国留学的那一年，我记忆非常深刻，那是我有生之年真正意义上的在异国他乡生活和学习的一段时光。那是2008年，我在德国海德堡大学附属曼海姆医院眼科做访问学者。
紧邻海德堡大学旁边不远的圣山南坡上，就有一条著名的哲学家小径，历史上很多德国的哲学家和艺术家都曾在这里散步，歌德、黑格尔、雅斯贝尔斯就在这里思考过哲学和文学问题。小径不长，也就两公里左右，但是风景极美，可以俯瞰内卡河对岸的海德堡老城风光。小径旁一个花园的门口竖着一只向上平伸的手掌模型，掌心里写着简单的一句话：“HEUTE SCHON PHILOSOPHIERT？”直译为“今天哲学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