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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向对哲学比较感兴趣，所以闲暇时经常过来散步。在德国的那一年我比较孤单，所以也更有时间去思考一些人生问题，我就在想从医到底是解决什么，为什么有些人没有病却活得不快乐，而有些人天生残疾却依然乐观向上。我记得艾兴多尔夫的纪念碑上面刻着他的一首短诗：“站到哲学的高度，你就会找到解读世界之符咒！”这句话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希望我能站在更高的角度去看待医学，解析医学。
回国后，我继续留在人民医院做眼科大夫。如果说刚工作那几年我最大的挑战是技术上和经验上的欠缺，那后面随着我接诊的病例越来越多，专业上越来越得心应手，一个更大的挑战却不知不觉摆在了我的面前，那就是与人沟通建立信任。
人民医院是北京的老牌三甲医院，全国各地的患者都会涌过来，日常的工作量巨大。在门诊的时候，我一天要看一百多个病案，大大小小的病例背后就是一百多个家庭。有时候医生要解决的不仅仅是疾病的问题，还有很多家庭问题、经济以及工作问题。比如一些吸毒的患者，你明明知道他堕落难救，但还要抱着平常心来对待；比如一些没有收入的贫困人群，有时你实在难以忍心放手不救；比如一些残障人士，你给他治了病，但解决不了他尊严和独立生存的问题；比如一些意外失明的人，你不仅要治疗他的眼睛，还要关注他的内心创伤。
面对人世百态，只恨自己能力实在有限，如果真有再世菩萨可以化解人间疾苦该有多好。只不过我们都是凡人，每天接触各式各样的病人，见证各式各样的生老病死，我内心也会跟着起伏挣扎。在这种常年身心备受折磨的重压下，我的好多同学、同事放弃了这条路，也许很多人认为他们不够坚强，但我很理解他们的选择。
有一次我心情极度低落，就打电话给姜老师，姜老师说：“陶勇，你往一个池塘里扔一块石头，会激起很大的波澜，但你往大海里扔一块石头，你会发现悄无踪影。咱们当医生的，你必须要把心放大，如果你把自己陷入患者的情绪中，你拿什么来治愈他？”姜老师的一席话让我通透了很多。所谓医者仁心，仁心并不是愚人之仁，这需要大智慧去包容世间万象，去化解病痛与苦难。
我的师妹老梁特别喜欢孩子，我们之间无话不谈，经常谈论到从医的方向。她心软，看不了太多悲惨画面，有时候病人和她说起苦难她也会跟着掉眼泪，为此她身心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直到她亲眼看到了一场医患冲突——医院耳鼻咽喉科的一位大夫被砍伤——这件事给她留下了巨大的阴影，得了创伤后应激障碍，一整年都不好，只要走进医院，看到人头攒动、喧嚣吵闹，她就会血压升高、手抖心慌，后来直接辞职去了美国，五年后回国选择了一家私立医院工作。
私立医院里她的工作清闲规律，接诊的病人往往家庭条件优越，人员相对简单，她做得很开心。她常常劝我，不如和她一样去私立医院，赚钱多还不累。说实话，每次当我心情沮丧的时候我都会很动摇，甚至有一些私立医院通过各种渠道找到我、游说我。
每次在我差一点就动心的时候，我总会想起我那三位老师。他们那个年代，医疗条件更差，他们克服的困难更多，是什么支撑他们走下去的？姜老师和黎老师甚至在退休后，仍然投身医疗事业中，她们把自己的一生都投入医学中，不论成绩，只为热爱。
从医者如果没有这份热爱，是很难成为一个好医生的，如果我现在放弃公立医院去私立医院，接触的病例从数量上和复杂程度上都将大大缩水，我将会拿着一笔丰厚的收入，日复一日地重复着相同的工作，二十年后，我还是这个水平。也许在别人眼里我是成功的，但在我自己心中，这和我的初衷完全背离。
我想起刚踏入医学院校门后，我们一批新生被安排在大礼堂，举起右拳对着医徽庄严宣誓：“我志愿献身医学，热爱祖国，忠于人民，恪守医德，尊师守纪，刻苦钻研，孜孜不倦，精益求精，全面发展。我决心竭尽全力除人类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维护医术的圣洁和荣誉，救死扶伤，不辞艰辛，执着追求，为祖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和人类身心健康奋斗终生。”空旷的大礼堂，我们的声音洪亮高昂，内心涌动着一股热血让我们眼眶发热、喉咙发紧。那时我们根本不知道这段誓言的力量，直到现在，我才能真正体会它的内涵。
我走的路没有那么容易，我要打的仗不是一场攻坚战，而是面对内心那点点滴滴的退缩和怀疑。我听过太多伟人的故事，每个伟人都克服过比我更艰难的挑战，而自己面对自己热爱的事业，怎么能这么轻易地认输？
罗曼·罗兰曾说：“最可怕的敌人，就是没有坚强的信念。”泰戈尔说：“上天完全是为了坚强你的意志，才在道路上设下重重的障碍。”这两句耳熟能详的名言，连小学生都能明白，但真正做得到的人又有多少。我是愿意成为碌碌无为的多数人，还是要成为寻找真理的少数人？
生命，在疾病面前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如果医学沦落为金钱、等级的奴隶，那么我是谁，一个只为养尊处优的医生？我担得起“医生”这两个字吗？那我多年的寒窗苦学，最终只是为“高贵”的人效劳吗？
我在问自己，每天早上我穿过那条挤满患者的医院过道，坐上诊台，我是焦躁的吗？是的。尤其面对一大群患者挤过来问询、插队、吵闹的时候，我完全难以静下心来面对病情，我这种在别人眼里温和内敛的人都忍不住会发脾气。但是，焦躁之下呢，我是不是隐隐还有种价值感——如果有一天，我的诊室面前一个患者都没有，我会多么失落呢。所以潜意识中，我在享受这种被需要的感觉，我之所以在和家人朋友抱怨以后仍能日复一日地坚守在这里，不就是因为这种被需要的感觉吗？
尤其当我开始主攻葡萄膜炎以后，这种感觉更加强烈。
此类病症的患者往往由于身体免疫力低下继而引发眼睛并发症。像一些糖尿病患者、艾滋病患者、白血病患者等，他们这种无法根治的病症也就导致眼睛并发症会不断反复，如此一来就成为长年需要就医的“职业病人”。
这些病人往往家境贫寒，长年就医的他们心理也容易出现各种问题。国内现在主攻这块的医生又非常少，他们四处寻医，渴望得到救治，那种在绝望和希望中不断徘徊的痛苦，常人很难感同身受。
他们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我无形中成了他们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每每看到他们眼神里那股无助的光，再刚强的心也会被柔化。我的每句话对他们来说都至关重要，我就像一个宣布他们刑罚的人，关系到他们的生命。
长期的相处，使我和他们慢慢形成一种复杂的关系，不像医生和患者，也不像家人，有点像一个战壕的战友，而我们共同的敌人就是病魔。如果我放弃了，我会觉得有种背信弃义的感觉。
在我受伤后，我的好多患者朋友放声痛哭，也许别人都无法理解他们与我的感情，只有我懂——如果我就此倒下了，可能也意味着他们的一个希望又破灭了。天赐的爸爸说，他人生中就痛哭过两次，一次是天赐摘除第一只眼球的时候，一次就是我受伤后，他躲在自己物流工作的卫生间里哭了一个下午。还有一位患者的母亲说，她愿意把她的手捐给我，因为在她眼里，我的手就是她孩子的眼睛。
是的，就是因为他们，所以我活过来了。
很多媒体朋友都问我会不会留下什么心理阴影，从此不敢再从医。说到阴影，或多或少会有一些，但从医的心，我反而更加坚定了。正是这次事故让我更看懂了人性，虽然我身处黑暗中，但我的那些患者，他们像一盏盏烛光帮我找到了光明。
他们没有放弃我，我焉能放弃他们。
“无恒德者，不可为医。”我在鬼门关前头徘徊了一圈，当知为医者的艰难与光荣，当我躺在ICU病床上人事不省、昏昏沉沉的时候，是那么多医护同人守在我的身边八个小时把我从死神手里夺了回来。当我看到在武汉前线置生死于不顾、冲锋陷阵的医护同行们的时候，我才发现我并不孤单，原来有那么多和我一样的人热爱着医学，守护着医学。当那么多患者和朋友在微博下面给我留下大段大段感人肺腑的祝福时，我只叹自己何德何能拥有这么多人的关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