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独立的女人 (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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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将女人推向创作的环境本身也构成往往无法克服的障碍。当她决定绘画或写作，唯一目的是填补她的日子的空虚，画作和随笔会被看做“妇人之作”，她不会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它们几乎具有同样的价值。女人常常是在绝经的时候，为了填补她生存的缺陷，才投向画笔或者羽笔，为时已晚，由于缺乏认真的培养，她只不过是一个爱好者。即使她相当年轻就开始尝试，也很少把艺术看做严肃工作；她习惯于无所事事，在生活中从来不感到纪律的严格必要性，她不能作持续的和持久的努力，不能强制自己获得扎实的技巧；她不屑于不会问世的、要上百次毁掉又重新拿起的工作，厌恶成效不大的、孤独的摸索；由于从童年起，别人就教她如何讨人喜欢，教会她弄虚作假，她希望用诡计来摆脱困难。这是玛丽·巴什基尔采娃所承认的：“是的，我没有花苦功去绘画。今天我自我观察……<b>我在弄虚作假</b>……”女人乐于<b>装出</b>工作的样子，其实她不在工作；她相信被动性的魔力，把咒语和行动、象征性的动作和有效的行为混同起来；她伪装成美术系的学生，用成套的画笔武装自己；她待在画架面前，目光在白色画布和镜子之间来回移动；可是花束、盛苹果的高脚盘，不会自动刻写在画布上。女人坐在书桌前，酝酿着朦朦胧胧的故事，设想自己是个作家，给自己一个平静的托词，但必须在白纸上画出符号，必须让这些符号在别人看来具有意义。于是弄虚作假暴露出来了。为了讨人喜欢，制造海市蜃楼就足够了，但艺术作品不是海市蜃楼，而是坚实的物象，为了建造它，必须熟悉自己的业务。柯莱特不仅仅依靠她的才华或气质，就成为一个杰出的作家；她的笔往往是她的谋生工具，她要用笔细致地工作，正如一个优秀的工匠使用他的工具那样；从“克罗蒂娜”系列到《黎明》，文学爱好者变成职业作家，所走过的道路出色地表明严格的学徒训练是大有裨益的。但大多数女人不明白她们的沟通愿望所提出的问题，这正是造成她们怠惰的大部分的原因。她们总是自认为是既定的；她们相信她们的优点来自驻留在她们身上的雅致，而且不认为价值可以自行获取；她们为了吸引人，只知道表现自己，不管她们的魅力起不起作用，她们对魅力的成功与失败没有任何控制力；她们设想，为了自我表现，以相同的方式表现本来面目就足够了；她们非但不反复思考去设计她们的作品，反而相信作品的自发性；写作或微笑，对她们来说是一样的，她们碰运气，不管成功还是不成功。她们若是很自信，会期待书或画不费力气就获得成功；她们若是胆小，一点批评便使她们泄气；她们不知道吃一堑会长一智，她们把错误看做不可弥补的灾难，就像畸形一样。因此，她们时常表现出于己有害的易怒，她们只在愤怒和泄气中承认自己的错误，而不是从中吸取有益的教训。不幸的是，自发性不是表面那样简单的行为，老生常谈的悖论—正如波朗<a id="jzyy_1_1013" href="#jz_1_1013">⁽⁸⁾</a>在《塔布之花》中所解释的—就在于它常常和主体印象的直接表达相混同；以至于当女人不考虑他人，献出她心中形成的形象，自以为是最特殊的时，只不过重新制造平庸的陈词滥调；如果有人向她指出这一点，她会很惊讶，感到气恼，把笔扔掉；她没有意识到，读者是用自己的眼睛和思想去阅读，一个崭新的形容语可以在他的记忆中唤起许多陈旧的回忆；当然，善于勾起内心鲜明的印象，使印象浮出语言的表面，是一个宝贵的禀赋；人们赞赏柯莱特身上的自发性，这在任何一个男作家身上是碰不到的，但是—虽然这两个词放在一起是相抵触的—在她身上是一种经过思考的自发性，她拒绝某些素材，仅仅慎重地接受其余的素材；业余的女作家非但不把词语把握为人际关系和对他者的呼唤，反而从中看到其情感的直接表露；似乎选择、删除是放弃一部分自我；她丝毫不愿做出牺牲，因为她乐于<b>是她所是</b>，她不希望变成他者。她的贫乏的虚荣心来自这个事实：她珍爱自己，不敢构造自身。

今日，表演艺术不是提供给女人的唯一途径，她们当中的许多人尝试创作活动。女人的处境促使她在文学艺术中寻找出路。她生活在男性世界的边缘，不是从它的普遍面貌中，而是通过特殊的幻象去把握它；对她来说，它不是一个工具和概念的总体，而是一个感觉和激动的源泉；她对在事物包含的无根据和秘密的因素中显现的品质感兴趣；她采取一种消极的、拒绝的态度，没有淹没在真实中，她用文字来对抗真实；她通过自然寻找自己心灵的形象，她沉湎在遐想中，她想触及到她的<b>存在</b>，她注定要失败；她只能在想象的领域里弥补她的存在。为了不致让一无<b>用处</b>的内心生活沉没在虚无中，为了确定自身，对抗她在反抗中忍受的既定现实，为了创造一个世界，不同于她无法实现自我的世界，她需要<b>表现自己</b>。因此，众所周知，她喋喋不休，是个蹩脚作家，她在谈话、书信、私人日记中倾诉衷情。她有一点抱负就够了，她写回忆录，把自传改编成小说，在诗歌中抒发情感。她有的是空闲，有利于这些活动。

正因此，这群想舞文弄墨的女人，只有很少数能持续下去；甚至越过这第一道障碍的女人，也往往在自恋和自卑情结之间徘徊。不善于忘掉自己，这个缺陷压在她们身上，比在任何其他职业中更为沉重；如果她们的本质目标是抽象地肯定自我，满足于形式上的成功，她们就不会投身于观察世界，她们将不能重新塑造世界。玛丽·巴什基尔采娃决心画画，因为她想出名；成名的念头使她与现实隔绝；其实她不喜欢绘画，艺术只是一种手段，她空泛的抱负并不能向她揭示一种色彩或一副面孔的意义。女人不但不肯慷慨地投身于她从事的事业，反而常常把事业看做她的生活的普通装饰；书和画只是一种非本质的媒介，能让她公开展示这本质的现实：她自己这个人。因此，她这个人是主要的—有时是唯一的—令她感兴趣的主题：维热—勒布仑夫人<a id="jzyy_1_1014" href="#jz_1_1014">⁽⁹⁾</a>不倦地将自己微笑的母亲形象凝固在画布上。即使女作家谈到普遍的题材，她谈论的仍然是她自己，读者阅读这类戏剧性的轶事时，总能得知作者的高矮和肥瘦，头发颜色和性格特点。当然，自我并不总是可憎的。很少有书比某些忏悔更激动人心了，但这些忏悔必须是真诚的，作者确有东西忏悔，女人的自恋不仅没有丰富她，反而使她贫乏；由于除了注视自我，什么事也没做，她使自己虚无化；她对自己的爱一成不变，她在自己的著述中没有透露本真的体验，而是推出用陈词滥调建造起来的想象的偶像。人们不会指责她像邦雅曼·贡斯当和司汤达那样，投射到自己的小说中。不幸的是，她常常把自己的身世看成一个愚蠢的童话。少女以大量神奇的事掩盖其粗俗程度令她害怕的现实。可悲的是，她一旦成年，便把世界、她的人物和她本人淹没在诗意的迷雾中。当真相从乔装打扮中显露出来时，有时获得迷人的成功。在《灰尘》或《恒久的宁芙》的旁边，有多少乏味的、难以卒读的消遣小说啊！

但这些不多的优势也隐藏着陷阱：女演员非但不把她对自恋的纵容、她获得的性自由与她的艺术生活相结合，反而常常陷入到自我崇拜或者风流韵事之中；我已经谈到过那些假“艺术家”，她们仅仅在电影或戏剧中寻求“成名”，作为在男人怀抱中加以利用的资本；男性支持的便利，与职业的风险和一切真正的工作包含的严峻相比，是十分诱人的。对女性命运的渴望—丈夫、家庭、孩子—和对爱情的迷恋，并不总能轻易地与成功的意愿相协调。尤其女演员对自我的欣赏，在许多情况下限制了她的才能；她幻想自己一露面就足够分量，觉得认真工作是无用的；她首先关心的是突出自己的脸，牺牲扮演的人物，做出蹩脚的表演；她也不够慷慨到忘记自己，这就使她失去超越自我的可能性；拉歇尔、杜丝一类演员是罕见的，她们克服了这个障碍，把她们的个体变成她们的艺术工具，而不是在艺术中看到她们的自我的奴仆。蹩脚的女演员在私生活中会加剧一切自恋的弊端，她会表现出虚荣、动辄易怒、做作，把全世界看做一个舞台。

女人企图摆脱这个常使她感到被埋没和不被理解的世界，是很自然的事；令人遗憾的是，她不敢像热拉尔·德·奈瓦尔和爱伦·坡那样的作家一样大胆地飞跃。有许多理由可以为她的胆怯辩护。取悦人是她最操心的事；她常常担心由于她写作，作为女人令人不快，女才子这个词，虽然有点过时，仍然唤起令人不快的反响；她更没有勇气作为作家而令人不快。创新的作家，只要没死，总是让人震惊；新颖令人不安和不舒服；女人仍然惊讶于和满足于在属于男人世界的思想界、艺术界受到赞赏，她乖乖地待在那里；她不敢扰乱人、探索和发脾气；她觉得应该通过谦虚和高品位让别人原谅她的文学抱负；她把希望寄托在墨守成规的可靠价值上；她把人们期待她的个人色调勉强引入文学，她通过某些精选的优雅、媚态和矫揉造作，提醒别人，表明她是个女人；因此，她擅长写作“畅销小说”；不应该期望她在未曾探索过的道路上冒险。并非女人在行为和感情上缺乏创新性，有一些女人如此独特，真该把她们关起来。在整体上，她们当中的许多人比她们拒绝其约束的男人更加古怪，更加反常。她们正是在自己的生活中、谈话中和通信中表现出奇特的天才。如果她们尝试写作，便感到被文化的天地所压垮，因为这是一个男人的天地，她们只会结结巴巴说话。反之，选择按照男人的技巧去议论和表达的女人，便会一心想扼杀她所不信任的独特性；她会像女大学生一样，很容易变得用功和卖弄学问；她会模仿严格和男性的刚劲有力。她会变成一个出色的理论家，获得扎实的才能，但她会强制自己放弃一切在她身上“与众不同”的东西。有些女人很狂热，有些女人有才能，却没有女人将两者融合创造出天才。

有一类女人，由于她们的职业远远没有损害对女性身份的确立，而是加强了它，所以这些见解并不适用于她们；这些女人力图通过艺术表演，超越她们所构成的既定：女演员、女舞蹈家、女歌唱家。在三个世纪中，几乎只有她们在社会中拥有具体的独立，至今她们仍然在其中占据独特的地位。以前，女演员受到教会诅咒，这种极度的严厉却总是给予她们很大的生活自由；她们常常近乎风流，像交际花一样，她们一大部分时间在陪伴男人中度过，但她们自食其力，在她们的工作中找到生存的意义，逃避了她们的枷锁。她们享受到的巨大好处，就是她们职业上的成功有助于—如同男人的情况那样—提高自身性的地位；她们在作为人自我实现的同时，也作为女人自我实现了，她们没有在矛盾的愿望中受折磨；相反，她们在自己的职业中证实了自恋的正当性：打扮、美容、魅力，属于她们的职业责任；对迷恋自我形象的女人来说，展现她<b>是</b>怎样的，普普通通地<b>做</b>事，那是很大的满足；这种展现同时要求相当多的技巧和研究，用若尔热特·勒布朗的话来说，显现为行动的代用品。一个杰出的女演员目标会更高：她以表现既定的方式来超越既定，她将真正是一个艺术家，一个创造者，在赋予世界以意义的同时，赋予自己的生活以意义。

首先，这种理性的节制至今决定了女性才能的限制。许多女人已经识破—她们越来越识破—自恋和虚假神奇的陷阱，但任何女人都从来没有蔑视过谨慎小心，试图<b>越出</b>既定世界。当然，首先有许多女人接受社会的本来面目；她们是资产阶级的出色颂扬者，因为她们在这个受威胁的阶级中代表最保守的成分；她们用精心挑选的形容词展现所谓“上层”文明的高雅；她们颂扬资产阶级的幸福理想，以诗意的色彩掩盖本阶级的利益；她们制造目的在于说服女人“做女人”的谎言；古老的房子、畜栏、菜园、鹤发童颜的老祖母、淘气的孩子、洗涮、果酱、家庭聚会、打扮、沙龙、舞会、不幸而又模范的妻子、忠诚和牺牲之美、夫妇之爱的细微痛苦和巨大快乐、青年时代的梦想、成熟的忍让，英国、法国、美国、加拿大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女小说家已经探索过这些题材，直至用尽；她们从中获得荣誉和金钱，可是并没有丰富我们对世界的看法。更令人感兴趣的是那些反叛的女性，她们指责这个不公正的社会；提出要求的文学可以产生强有力的、真诚的作品；乔治·艾略特在她的反抗中汲取了对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细腻而有戏剧性的印象；但正如弗吉尼亚·伍尔夫所指出的，简·奥斯丁、勃朗特姐妹、乔治·艾略特不得不消极地花费那么多的精力，以便摆脱外界束缚，以致她们到达有远见卓识的男性作家作为出发点的阶段时已经气喘吁吁；她们再也没有足够的力气，利用她们的胜利，挣断束缚她们的所有绳索，例如，在她们那里找不到司汤达那样的讽刺和潇洒，也找不到他那种沉着与真诚。她们也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那样的丰富经验。因此，《米德尔马契》<a id="jzyy_1_1015" href="#jz_1_1015">⁽¹⁰⁾</a>这本出色的书比不上《战争与和平》，《呼啸山庄》尽管很有气势，却没有《卡拉马佐夫兄弟》<a id="jzyy_1_1016" href="#jz_1_1016">⁽¹¹⁾</a>的意义。今日，女人要自我确立，已经没有那么多的困难了，但她们仍然没有完全克服千百年来将她们限制在女性中的规范。比如，清醒是她们合理地引以为豪的胜利成果，但她们有点过快地满足了。事实是，传统的女人是一种受骗的意识和一种欺骗的工具；她试图掩盖自身的附属性，这是同意附属性的一种方式；揭露这种附属性，已经是一种解放；玩世不恭是反对屈辱和羞耻的一种防卫，这是承认自我的开始。女作家想变得清醒，为妇女事业作出最大的贡献，但是她们—一般说来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过于关注为这个事业服务，以致面对世界不能采取这种能打开更广阔视野的无私态度。当她们撩开幻想和谎言的面纱，就以为做得够多了。这种消极的大胆仍然让我们面对一个谜。因为真理本身是模棱两可的，高深莫测的，神秘的，在指出真理之后，必须思考它，重新创造它。不受愚弄是很好的，但一切要由此再开始；女人为了消除幻想已经耗尽勇气，恐惧地在现实的门槛前止步。因此，有些女性的自传很真诚动人，但没有一部能够与《忏悔录》和《爱好自我分析者回忆录》<a id="jzyy_1_1017" href="#jz_1_1017">⁽¹²⁾</a>相比。我们仍然太热衷于看得清晰，以致不想越过这清晰穿透其他黑暗。

由于这种失败主义，女人对平淡的成功很容易凑合过去，她不敢定高标准。她只受到肤浅的培训就开始工作，很快就限制她的抱负。在她看来，自食其力往往是相当大的优点；她本来可以像其他许多女人那样，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一个男人；为了继续保持独立，她需要做出令她自豪却也使她精疲力竭的努力。一旦她选择做某件事时，她觉得已经做得够多了。她想：“对一个女人来说，这已经很不错了。”有个从事不寻常职业的女人说：“如果我是男人，我会感到不得不位居前列，但我是在法国占据这样岗位的唯一一个女人，对我来说，这已经足够了。”在这种谦虚中有着谨慎。女人担心，想走得更远会自毁前程。必须说，她因不被信任而束手束脚是有道理的。一般说来，上层等级敌视来自下层等级的新贵：白人不去看黑人医生，男人不去看女医生；但是，下层等级的人充满特有的自卑感，时常对战胜命运的人怀有怨恨，会宁可投向主人；特别是，大多数囿于崇拜男人的女人，热衷于寻找男医生、男律师、男办公室主任，等等。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不喜欢待在一个女人手下。她的男上级，即使对她评价很高，也总是对她有点优越感；身为女人，如果不是一种缺憾，至少也是特殊的。女人必须不断争取起先没有给予她的信任。开始，她是可怀疑的，她必须做出表现。如果她有价值，她要表现出来，人们是这样断定的。但价值不是一种既定的本质，这是幸运的发展导致的结果。感到不利的偏见压在自己身上，只有在十分罕见的情况下才能有助于克服它。起始的自卑情结正像通常的情况那样，导致自卫的反应，这种反应是权威的矫枉过正。例如，大部分女医生要么太有权威，要么太少权威。她们如果是自然的，就不令人害怕，因为她们的整体生活使她们诱惑人，而不是指挥人；喜欢受支配的病人，会由于简单做出的劝告而感到失望；女医生意识到这一事实，采取严肃的声调和说一不二的口气；这时，她没有自信的男医生身上吸引人的坦率和善。男人习惯使人敬服，他的主顾相信他的能力，他可以随意行动，他肯定给人深刻印象。女人不能使人产生同样的安全感，她故作高傲，她夸大，她做得过分。在事务和管理中，她表现得一丝不苟、吹毛求疵、动辄咄咄逼人。就像在学习上，她缺乏从容、奔放和勇气。为了成功，她变得拘谨。她的行动是一系列的挑战和对自己的抽象肯定。这是缺乏自信产生的最大弊端：主体不能忘掉自己。这个主体不能豪迈地奔向一个目标，而力求做出别人要求的价值表现。在大胆地投向目标时，会有遭受挫折的危险，但也可以达到意想不到的结果，谨慎会导致平庸。在女人身上很少遇到对冒险、不求结果的体验的兴趣和没有功利的好奇心；她力图“从事一门职业”，就像别人要为自己建造幸福；她受到男性世界的支配和围困，没有胆量砸烂天花板，不能热情地投入计划中；她仍然把她的生活看做一项内在性的事业，她不是指向一个目标，而是通过对象指向主体的成功。例如，在美国女人身上可以看到这种十分惊人的态度。她们乐于有一份“工作”，表明她们能够做好它，但她们并不热衷于任务的<b>内容</b>。同样，女人倾向于过分重视微小的失败和平常的成功；她时而泄气，时而趾高气扬；当成功在意料之中时，还可以平常之心对待，如果成功出乎意料，则变成令人陶醉的胜利；女人自高自大、忘乎所以，卖弄炫耀微小的成绩，理由就在于此。她们不断回头观看，衡量走过的路，这就中断了她们的冲劲。她们通过这种办法可以找到体面的职业，却无法实现伟大的行动。必须补充说，许多男人也只能筑造平凡的命运。只是与他们当中的佼佼者相比较，女人—除了极少数例外—在我们看来是让人牵着鼻子走。我提出的理由足以解释这一点，但丝毫不能担保未来是怎样的。今日的女人要做出丰功伟业，最需要的是忘掉自己，但为了忘掉自己，首先必须坚信从今以后找到自我。女人刚来到男人世界，得不到男人的多少支持，还过于专心寻找自我。

有个作家对我说：“女人从来不超越机遇。”这十分正确。她们仍然惊异于得到允许探索这个世界，她们列出探索的清单，却不想发现其中的意义。她们有时擅长对既定事物的观察，她们成为出色的记者，任何一个男性记者都没有胜过安德蕾·维奥利关于印度支那和印度的报道。她们善于描绘气氛、人物，指出人物之间的微妙关系，让我们看到人物心灵的秘密活动：薇拉·凯瑟、伊迪丝·华顿、多萝西·帕克、凯瑟琳·曼斯菲尔德以尖锐而细致的方式描绘人物、气候和文明。她们很少成功地塑造出像希思克厉夫这样有说服力的男主人公，她们在男人身上几乎只把握男性；但她们时常成功地描绘出她们自己的内心生活、经验、世界；她们热衷于对象的隐秘内容，迷恋于自己感受的特殊性，以美妙的形容词和肉感的形象传达她们最新的体验，她们的词汇一般比句法更出色，因为她们更关注的是事物而不是它们的关系；她们不追求抽象的典雅，反过来，她们的话语谈论感觉。她们最热衷探索的领域之一是<b>自然</b>；对少女和没有完全退让的女人来说，自然代表男人眼中女人本身所代表的东西：她自身和她的否定，一个王国和一个流亡的地方；她的一切都在他者的面目下。女小说家正是在谈到荒野和菜园时，会向我们最亲密地揭示她的体验和梦想。有许多女人将活力和季节的奇迹封闭在瓶瓶罐罐和花坛之中；其他没有将植物和动物圈起来的女人，却试图通过给予它们的关爱，将它们化为己有，就像柯莱特和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很少有女人在非人的自由中接触自然，企图辨别出其外在意义，深陷其中，以便与这另一种在场结合，卢梭闯出的这条道路，几乎只有艾米莉·勃朗特、弗吉尼亚·伍尔夫，有时是玛丽·韦布才冒险进入。更进一步，穿越既定，探索其秘密的维度的女人屈指可数：艾米莉·勃朗特探问过死亡，弗吉尼亚·伍尔夫探问过生命，曼斯菲尔德有时—不是常有—探问日常的偶然性和痛苦。没有任何一个女人写出过《审判》、《白鲸》、《尤利西斯》或《智慧七柱》这样的作品。她们不质疑人类状况，因为她们仅仅开始能够全面地承受它。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她们的作品一般缺乏形而上的反响，也缺乏黑色幽默；她们没有悬置世界，她们没有对世界提出问题，她们没有揭露世界的矛盾，她们认真地对待世界。再说，事实是，大多数男人也有同样的局限。当人们把女人和少数几个堪称“伟大”的艺术家对比时，女人便显得平庸了。限制女人的并不是命运，人们可以很容易地了解，为什么她未能—为什么她也许很久都不能—达到最高峰。

只要女人还想做女人，她的独立地位就会在她身上引起自卑情结；反过来，她的女性特点使她怀疑自己的职业机会。这是极为重要的一点。我们已经看到，一些十四岁的小姑娘在一次调查中宣称：“男孩更好，他们更容易工作。”少女深信，自己的能力是有限的。由于家长和教师都承认，女孩的水平低于男孩，学生也就乐意这样认为；实际上，在中学里，尽管课程相同，她们的素养要低许多。比如，除了一些例外，哲学课程的女生班水平明显低于男生班，许多女生不愿继续学下去，她们学得很肤浅，还有一些女生缺乏竞争动力。只要考试容易，她们的不足还不太显示出来；但到严格的考试，女生便意识到欠缺；她不是归因于教育的平庸，而是归因于对女性不公正的诅咒；她忍受着这种不平等，进一步加剧不平等；她说服自己，她的成功机会只在于耐心和用功；她决定吝啬地节约自己的力量，这是很糟糕的盘算。尤其在要求有点创造、创新、新构思的学习和职业中，功利态度是有害的；就翻译希腊文来说，谈话、课外阅读、散步时自由遐想，也许比平庸地堆砌长句更为有用。过于认真的女生被尊重权威和博学的重负压垮，眼光狭隘，扼杀了身上的批判意识和智慧。她有条不紊的顽强精神造成紧张和厌烦，在准备参加塞夫勒高等师范学校招生考试的女生班里，笼罩着令人窒息的气氛，使任何有点生动个性的人泄气。女考生给自己制造一个苦役监，却一心想逃遁出来；她一合上书，便想起完全不同的事。她不知道学习和娱乐相结合、精神历险具有虎虎生气的丰富时刻。她受到任务的徒劳无益的压抑，越来越感到力有未逮。我记得一个取得教师资格的女大学生，在谈到男女都要参加的哲学考试时说：“男孩子可以在一两年内通过，我们呢，我们至少需要四年。”另外一个女大学生，康德的一本著作列在她的必读书目上：“这是一本很难读的书，这是一本给巴黎高师男生看的书！”她似乎设想，女人可以降低分数通过考试。事先就被打败，实际上是将一切胜利机会让给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