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独立的女人 (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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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文学、哲学是在人的自由，即创造者的自由之上重造世界的尝试，首先必须毫不含糊地成为一种自由，以便拥有这样的抱负。教育和习俗强加于女人的局限，限制了她对世界的控制；当为了在这个世界上取得一席之地的战斗过于艰巨时，就不可能摆脱这种限制；然而，如果想尝试重新把握斗争，首先必须在极端的孤独中崭露头角，女人首先缺乏的是在焦虑和自尊中练习适应孤单和超越性。玛丽·巴什基尔采娃写道：

女人首先在成长时期便处于低下的地位，我在谈及少女时已经指出过了，但必须回过头来更准确地再谈一谈。女人在读书时，在她的生涯具有决定性的初期，很少果断地碰运气，许多人随后由于起点糟糕而处于不利地位。事实上，正是在十八岁至三十岁之间，我谈到的冲突会达到紧张的极限，这是决定职业生涯的未来的时刻。不论女人生活在父母家里，还是结了婚，她周围的人很少会像尊重一个男人的努力那样尊重她的努力；人们会强制她侍候别人和做苦活，侵犯她的自由；她仍然深受教育的影响，尊重她的女性长辈确认的价值，受到她童年和青少年的梦想的缠扰；她很难调和她过去的遗产与未来的利益。有时她拒绝她的女性身份，在贞洁、同性恋或者泼妇的挑衅态度之间迟疑不决，她穿得很糟，或者女扮男装，她在挑战、做戏、愤怒中失去许多时间和力量。相反，她往往更想确定女性身份，她爱俏，她出门，她调情，她恋爱，在受虐狂和咄咄逼人之间摇摆不定。无论如何，她扪心自问，激动，精力分散。她仅仅由于受到外界事务的纠缠，就不能全身心投入事业中；因此，她从中得到的利益不多，更准备放弃。对力求自足的女人来说，极其令人沮丧的是，存在和她属于同样社会范畴的另一些女人，她们最初有着同样的处境，与她一样的机会，现在却过着寄生生活；男人可能对特权者感到愤恨，但他同他的阶级利益一致；在整体上，起步时机会均等的男人几乎达到同样的生活水平；而在男人的中介作用下，同样条件的女人却有着迥异的命运；已婚的或者舒适地受人供养的女友，对只得依靠自己获得成功的女人来说，是一种诱惑；她觉得自己被迫要走最艰难的道路，每当遇到一个障碍，她便寻思，是否不如选择另一条道路。有个没有财产的小个子女大学生愤慨地对我说：“没想到我必须用我的头脑去获得一切！”男人服从不可推却的必要性，女人则应该不断更新她的决定；她往前时并不笔直对准面前的目标，而是让她的目光在周围扫视；因此，她的举止是胆小的，犹豫不决的。尤其她觉得—就像我已经说过的那样—她越往前走，就越是放弃其他机会；她成为女学者、有头脑的女人，一般不讨男人喜欢；或者她由于过分瞩目的成功，会使她的丈夫、情人感到屈辱。她不仅愈加致力于显得优雅、轻浮，而且遏止自己的冲动。希望有朝一日摆脱自身的忧虑，和在承受这种忧虑的同时，要放弃这种希望的担心，两者合在一起，阻止她毫无保留地投身于学习和职业。

我所羡慕的是，独自散步、来来去去、坐在杜伊勒利花园长凳上的自由。没有这种自由，就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你以为有人陪伴，或者到卢浮宫去，必须等她的车、她的女伴、她的家人时，女人就可以享用她所看到的事物，那是太天真了！……女人缺乏的是自由，没有自由，就不能真正做到有所作为。由于这种愚蠢的不断的妨碍，思想受到约束……这足以让翅膀垂落下来。这是没有女艺术家的重大原因之一。

当我们评判女人的职业成就，并由此出发要预料她的未来时，不应该视而不见这总体的事实。女人正是在这痛苦的处境中投入了职业生涯，她们仍然受到女性身份传统上带来的负担的奴役。客观形势对她依然是不利的。一个新来者想在敌对的或者至少是不信任他的社会中开辟道路，总是很困难的。理查德·赖特在《黑孩子》中指出，一个美国年轻黑人的雄心壮志从一开始就受到阻碍，他要坚持的斗争仅仅是为了提升到白人的地位，从非洲来到法国的黑人也遇到—在自身和外界—与女人遇到的相同的困难。

事实上，为了成为一个创造者，自我培养，也就是说把看戏和知识融合到自己的生活中是不够的；必须通过超越性的自由活动去掌握文化；必须让精神连同它所有的财富投向空无的天空，并且移居那里；如果千百种联系把创造者滞留在大地上，创造者的冲动就破灭了。无疑，今日少女可以独自出门，在杜伊勒利花园闲逛；但我已经说过，街道多么敌视她，到处有眼睛和手在窥伺她；不管她是昏昏然地漫游，胡思乱想，不管她在咖啡馆的露天座位上点燃一支香烟，还是独自上电影院，随即便发生不愉快的事件；她必须通过打扮和衣着引起尊重，这种操心把她束缚在地上和自身。“翅膀垂落下来。”托·爱·劳伦斯独自骑自行车在法国长途漫游，人们不会允许少女投入这样的远足，她更不可能像劳伦斯那样一年以后徒步到半荒漠的危险地方去冒险。但这样的体验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正是在这时，沉醉在自由和发现的个体，学会把整个大地看做他的采邑。女人已经自然而然地被剥夺上暴力课的权利，我说过，她弱不禁风，使她趋向于被动性；当一个男孩用拳头解决争端时，他会感到他能够靠自身处理自己的事；至少作为补偿，需要让少女知道，采取运动和冒险的主动性、克服障碍的自豪会有怎样的滋味。但是不。她在世界<b>之中</b>可能感到孤独，她永远不能独一无二、至高无上地挺身<b>面对</b>世界。一切都促使她让自己受困，受到外界生存的支配，她特别是在爱情中自我否定，而不是自我肯定。在这种意义上，不幸或失宠常常是多重考验，正是孤独令艾米莉·勃朗特写出一本狂放有力的书；面对大自然、死亡和命运，她只期待自救。罗莎·卢森堡长得丑，她从来没有试图沉浸在对自我形象的崇拜中，成为自我的对象、猎物和陷阱，从青年时代起，她整个就是精神与自由。即便如此，女人很少充分承受与既定世界令人焦虑的亲密接触。包围她的束缚和压抑在她身上的整个传统，妨碍她对世界的责任感，这就是她平庸的深刻理由。

因此，独立的女人今日在对职业的兴趣和对性生活的操心之间抉择，她很难找到平衡，如果她要实现平衡，代价是做出让步、牺牲、使出杂技的功夫，这就要求她处于持续的紧张状态。应当从这里，而远非从生理依据中寻找常常在女人身上观察到的神经质和脆弱的原因。很难确定女人的身体构造在什么程度上在她身上表现为不利条件。例如，人们时常寻思，月经产生什么障碍。通过活动或行动成名的女人，似乎对此并不重视，她们的成功是否正应该归因于每月不适的程度很轻？人们可以思索，是否正好相反，选择主动的、有雄心的生活给予她们这种天赋，因为女人对她的不适的关注加剧了这种不适；女运动员、行动的女人，不像其他女人那么感到痛苦，因为她们不介意自己的痛苦。当然，也有机体上的原因，我见过有些体格强壮的女人每个月要在床上躺上二十四小时，忍受无情的折磨，但她们的事业从未因此而受到阻碍。我深信，落在女人身上的大部分不适和病痛，都有精神原因，妇科医生是这样告诉我的。正由于我所说的精神紧张，由于女人承担的各种任务，由于她们在其中挣扎的矛盾，她们一直疲乏不堪，用尽她们的力气；这并不意味着，她们的病痛是想象出来的，病痛就像其反映的处境，是真实的，强烈的。但处境不取决于身体，是身体取决于处境。因此，当工作的女人在社会上拥有她该有的位置时，她的健康状况不会损害她的工作；相反，工作会大大有助于她的生理平衡，不让她只是一味关注身体。

那些我们称之为伟大的人物—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肩负起世界重任，他们多少摆脱了这重负，成功地重建世界，或者失败了，但首先他们承受了这巨大的重负。这正是任何一个女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是任何一个女人从来<b>无法</b>做到的。为了把世界看做属于自己的，为了对世界的错误感到负有责任，对它的进步感到光荣，必须属于特权阶级；只有那些掌握世界领导权的人，才会认为自己的任务是在改变世界、想象世界、揭露世界的同时为世界辩护；只有他们才会在世界那里认出自己，力图在世界上打上自己的烙印。迄今为止，人类可以化身为男人，而不是女人。然而，在我们看来堪称表率的人，被授予天才称号的人，正是那些在他们的特殊生存中企图扮演整个人类命运的人。任何一个女人都不认为自己有权这样做。凡·高怎么会生为女人呢？一个女人不会被派到博里纳日<a id="jzyy_1_1018" href="#jz_1_1018">⁽¹³⁾</a>去采风，她不会把人类的苦难看做自己的罪过，她不会想要赎罪，因此，她永远不会描绘凡·高的向日葵。更不用说她无缘这位画家的生活方式—在阿尔勒的孤独，常常光顾咖啡馆和妓院，一切孕育了凡·高感受和艺术的东西。一个女人永远不会成为卡夫卡，她在怀疑和不安中，不会看出被逐出天堂的人类的焦虑。几乎只有圣德肋撒在完全的孤单中为自身经历人类状况，我们已经看到原因了。她超越人间的等级，和圣十字若望一样，感到自己头顶上令人放心的天花板。两者都有同样的黑夜，同样的光辉，在自己身上同样的虚无，在天主那里同样的充实。最后，只有当每个人都能将荣誉置于两性差别之外，置于自己自由的生存难以达到的荣耀中的时候，女人才能将自身的历史、自身的问题、自身的怀疑、自身的希望与人类的历史、问题、怀疑和希望等同；只有这时她才能寻求在自身的生活和作品中揭示出全部现实，而不仅仅是她个人。只要她仍然需要为成为人而斗争，她就不会成为一个创造者。

有一种女性职能，目前几乎不可能完全自由地履行，这就是做母亲；在英国和美国，由于实行“节育”，女人至少可以自主拒绝怀孕；可以看到，在法国，女人常常被迫做痛苦的所费不菲的人工流产；女人常常要承担一个她不想要的孩子，这孩子毁掉了她的职业生涯。这个负担很沉重，是因为风俗反过来不允许女人在自认为合适的时间生育，未婚母亲令人反感，对孩子来说，非婚生是一个污点；成为母亲而不接受婚姻枷锁或者不丧失地位的人是很少的。人工授精的想法之所以使那么多的女人感兴趣，并不是因为她们想躲避男人的怀抱，而是希望自由怀孕最终被社会接受。必须补充说，由于缺乏组织合理的托儿所和幼儿园，一个孩子就足以使女人的活动完全陷于瘫痪；她只能把孩子扔给父母、朋友或女仆，才能继续工作。她要在这两者中选择：常常被看做是痛苦挫折的不育，和难以同所从事职业调和的负担。

为了解释她的局限，就必须再一次提到她的处境，而不是她的神秘本质，未来仍然向她敞开。人们争先恐后地认为，女人不具有“创造天才”，例如，以往著名的反女性主义者玛尔特·博雷利夫人就持这样的论点。但她力图把自己的作品当做女性无逻辑和愚蠢的生动证明，因此她的作品是自相矛盾的。况且，既定的创造“本能”的概念，就像“永恒女性”的概念一样，应该扔到古老的实体壁橱中。有些厌恶女人者更加具体地认为，女人作为神经官能症患者，不会创造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可是这些人同样常常宣称，天才是神经官能症患者。无论如何，普鲁斯特的例子足以表明，心理和生理上的失衡并不意味着无能和平庸。至于从观察历史得出的论据，刚才已经讲过必须如何对待；历史事实不能被看做确立了永恒真理，它只不过反映了一种处境，这种处境表现为历史，因为它正在变化。当完成一部天才作品，甚至仅仅一部简短的作品的一切可能性被拒绝时，女人怎么会有天才呢？古老的欧洲以前蔑视野蛮的美国人，认为他们既没有艺术家，也没有作家：“在要求我们为自己的生存作辩护之前，先让我们生存吧，”杰斐逊<a id="jzyy_1_1019" href="#jz_1_1019">⁽¹⁴⁾</a>大体这样回答。对于那些指责他们没有产生出惠特曼和梅尔维尔的种族主义者，黑人也作了同样的回答。法国无产者也不能以任何名字去对抗拉辛或者马拉美的名声。自由的女人仅仅正在产生，当她自我确立时，她也许会证实兰波的预言：“诗人会出现！当对女人的无限奴役被粉碎时，当她为自身和通过自身生活时，男人—至今是可恶的—把她打发走，她也就会成为诗人！女人会找到未知的东西！她的观念世界会不同于我们的世界吗？她会找到古怪的、深不可测的、令人厌恶的、美妙的东西，我们会理解这些东西。”<a id="jzyy_1_1020" href="#jz_1_1020">⁽¹⁵⁾</a>不能确定的是，她的“观念世界”是否与男人的观念世界不同，因为女人是在与男人同化的基础上才获得解放的；想知道女人在何种程度上会是特殊的，这些特殊性又会有何等重要性，那就必须冒险做非常大胆的预想。可以肯定的是，至今女人的发展可能性被扼杀了，为了人类而失去了，现在是时候了，让她为她的利益和所有人的利益着想尝试各种机会吧。

然而，女人从她的低下地位也能得到一种好处：既然她从一开始就不像男人那样有那么多的机会，她便不会先验地感到对他有罪；要补偿社会不公的不是她，她没有被要求这样做。好心的男人应该“照顾”女人，因为他比她们幸运；他会让自己受顾忌和怜悯的束缚，他有可能成为女人的猎物，由于女人没有武装，她们“难以摆脱”，“无法满足”。获得男性一样独立的女人，有很大特权在性生活上与独立的、主动性的个体打交道，他们一般不会在她的生活中扮演寄生的角色，不会以弱点和迫切需要去束缚她。只不过，善于同性伙伴创造自由关系的女人，实际上很少；她们给自己铸造了锁链，他却并不想以这些锁链去束缚她们，她们对他采取恋爱的女人的态度。少女在二十年的等待、梦想、希望中，抱着遇到解放和拯救她的英雄出现的神话，在工作中获得的独立，不足以消除光荣退让的愿望。她必须完全像男孩子那样长大<a id="jzyy_1_1012" href="#jz_1_1012">⁽⁷⁾</a>，才能轻易地克服青少年时代的自恋，她在成年人的生活中继续整个青少年时代所倾向的自我崇拜；她把自己职业上的成功，变成丰富自己形象的价值；她需要来自上天的目光显示和神化她的价值。即使她对平日衡量的男人很严厉，她仍然敬重<b>男人</b>，如果她遇到男人，就准备拜倒在他脚下。由一个神来辩护，比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辩护更为容易；世界鼓励她相信有可能得到<b>给予的</b>拯救，她选择这样相信。有时，她完全放弃自己的自主，她只是一个恋爱的女人；她往往想调和；但盲目崇拜的爱情和退让的爱情是毁灭性的，它占据一切思想、每一时刻，它是纠缠不休的、专横的。在职业遇到挫折的情况下，女人激动地在爱情中寻找避难的地方，她的失败表现为争吵和提出要求，情人为此付出代价。但她心灵的痛苦远远没有加倍激发她的职业热情，一般说来，相反，她恼怒这种阻止她走上伟大爱情的康庄大道的生活方式。有个十年前在一家由女性领导的政治杂志社工作的女人告诉我，在办公室里，大家很少谈论政治，却不停地谈论爱情：这一个抱怨男人只是因为她的身体才爱她，不了解她的聪明才智；那一个则有烦言，说是男人只欣赏她的才智，却从来不关注她的肉体魅力。这个例子再次说明，要让女人能够以男人的方式去恋爱，就是说，不质疑她的<b>存在</b>本身，而要自由地去爱，就必须让她自认为是与他平等的人，让她具体地成为这样的人，必须让她带着同样的决心投入到她的事业中，可以看到，这种情况还不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