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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id="jz_1_1016" href="#jzyy_1_1016">(11)</a><i>The Brothers Karamazov</i>，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
如果她想充分成为女人，这就意味着她要尽可能去接触男性。最大的难题是在性的领域内提出的。女人要成为一个完整的个体，与男人平起平坐，必须要有进入男人的世界的途径，就像男人要有进入女人的世界的途径一样，她要有进入<b>他者</b>的途径，只不过<b>他者</b>的要求在两种情况中不是对称的。财产和名声一旦获得，就像内在的品德一样，可以提高女人的性吸引力，但是，成为自主的主动性的事实又违背她的女性身份，她知道这一点。独立的女人—尤其是思考自己处境的知识女性—作为女性要受自卑情结的折磨；她没有闲暇像卖弄风情的女人那样专心于美容，后者唯一的考虑就是吸引人；她听取专家的建议也是徒劳的，她在典雅的领域内永远是一个业余爱好者；女性的魅力要求超越性贬为内在性，只作为肉体灵敏的颤动而出现；必须成为一个自发奉献的猎物，知识女性知道她献出自己，知道她是一个意识、一个主体；一个人不能随意地扼杀自己的目光，把自己的眼睛改变成一片天空或一片水坑；一个人不能阻止身体趋向于世界的冲动，把身体变成暗中颤动的有生命的雕像。知识女性由于担心失败，就更加热情地去尝试，但这有意而为的热情仍然是一种主动性，它达不到目的。她犯下同绝经所暗示的一样的错误，她力图否认自己的思考，就像老年妇女想否认她的岁数一样；她穿得像小姑娘，插满了鲜花、饰物，穿着炫目的织物；她夸大孩子气的和神奇的模仿动作。她疯疯癫癫，蹦蹦跳跳，喋喋不休，假装潇洒、冒失、不假思索。但她就像这类演员：由于感受不到会带来某些肌肉松弛的激动，就用意志力去收缩相反的肌肉，垂下眼皮和嘴角，而不是让它们自然垂落；有头脑的女人为了模仿舍弃，会变得拘谨。她感到这一点，恼怒起来；在天真得过分的脸上，过于锐利的智慧闪光突然掠过，有诱惑力的嘴唇抿紧了。如果她对取悦人感到难受，那是因为她不像她奴性十足的小姐妹，取悦人完全出于自愿；诱惑人的愿望不管多么强烈，并没有深入到她的骨髓；她一旦感到自己笨拙，就会对自己的奴颜婢膝感到恼火；她想玩弄男性的武器，进行报复，她说话而不是听别人说，她展示自己的微妙思想、隐秘的激动；她反驳对话者，而不是加以赞同，她想占据他的上风。德·斯达尔夫人相当灵活地将两种方法混合起来，取得了令人震惊的胜利，很少有人能抗拒她。挑战的态度特别在美国女人身上常见，却往往刺激男人，而不能驾驭他们；他们以自己的不信任去吸引她们；如果他们接受爱一个平等的人，而不是爱一个奴隶—就像既不傲慢又没有自卑情结的人所做的那样—女人就会少操心她们的女性气质；她们重获自然和质朴，重新成为女人，不必那么煞费苦心，因为她们毕竟是女人。
<a id="jz_1_1017" href="#jzyy_1_1017">(12)</a><i>Souvenirs d'égotisme</i>，司汤达的作品。
男人拥有的、从童年起已经感受到的特权，就在于他作为人的使命与他的男性命运并不违背。通过男性生殖器和超越性的同化，他在社会上和精神上的成功可以使他拥有男性的威信。他没有被分割开来。而对女人要求的是，为了实现女人特性，要让自己成为客体和猎物，就是说放弃成为至高主体的要求。正是这种冲突特别标志着已解放的女人处境的特点。她拒绝退缩到女性角色中，因为她不愿意自戕，但放弃自己的性别也是一种残缺。男人是一个有性别特征的人，女人只有也是一个有性别特征的人，才是一个健全的个体，与男性平等。放弃女性身份，就是放弃一部分人性。鄙视女人者时常谴责有头脑的女人“忽略自己”，但他们也向她们宣扬：如果你们希望与我们平起平坐，那就不要涂脂抹粉和涂指甲油。后面一个劝告是荒谬的。正是因为女性的观念是由习俗和时尚人为地确立的，所以从外部强加给每个女人；它可以演变为接近男性的准则：在海滩上，裤子变成女性的了。这丝毫未改变问题的实质：个体不能自由地、随心所欲地塑造女性观念。不符合这种观念的女人，在性方面，因此也在社会方面自行贬值，因为社会融合了性的价值。拒绝女人属性，并不会因此获得男人属性，甚至女扮男装也不能使她成为一个男人，这是一个打扮成男人的女人。我们已经看到，同性恋也同样说明，中性是不可能的。没有一种消极态度不带来一种积极的相反意见。少女往往认为，她可以简单地蔑视成规，但她正是因此抗议；她创造一种新处境，这处境带来她必须承担的后果。当一个人不屈从既定法规时，就会变成一个反叛者。当一个奇装异服的女人以轻飘飘的神情说，她是在顺从自己的乐趣，如此而已时，她是在说谎，她清楚地知道，顺从自己的乐趣就是怪诞的。相反，不想标新立异的女人遵循共同的规范。除非挑战代表一种积极有效的行动，否则选择挑战的行为是打错了算盘，人们消耗的时间和精力，比节省的多。一个不想冒犯人，不想在社会方面贬低自己的女人，应该作为女人去体验女人的处境，她在职业上的成功甚至往往要求她这样做。而遵守习俗对男人来说是十分自然的—习俗按照他自主的、主动的个体需要为准则—同样是主体、主动性的女人，必须悄悄地进入注定她被动性的世界。由于禁闭在女性范围的女人使奴役状态恶性发展，也就加重了奴役，她们把打扮和家务变成了难以掌握的艺术。男人几乎没有必要操心他的衣着；他的衣服是方便的，适合于他的繁忙生活，它们不需要讲究；它们几乎不属于他的人格；另外，没有人期待他自己去料理衣服，有个自愿的或者雇用的女人免掉他这种麻烦。相反，女人知道，人们注视她的时候，不会将她和她的外貌区分开来，她通过她的打扮受到评价、尊重、渴望。她的衣服原本就是用来使她行动不便，很容易损坏：袜子容易撕破，鞋后跟容易脱落，淡色的罩衣和长裙容易弄脏，褶皱容易平复；她必须弥补大部分这类事故；别的女人不会自愿来帮助她，她对加重预算负担，让别人做她自己<b>能够</b>做的工作犹豫不决：烫发、烫大波浪、化妆品、新裙子，开销已经很大。当女秘书、女大学生晚上回到家时，总是有袜子要织补，有罩衣要洗，有裙子要烫。收入高的女人会免去这些苦差事，但她不得不保持更复杂的典雅风度，她会在购物、试衣等方面浪费时间。传统也要求女人甚至单身女人操心一下住处；一个官员被任命到新城市，很容易就住在酒店里；他的女同事却要力图住在“自己家里”；她必须仔细地打扫房子，因为在她家里不能疏忽大意，而在一个男人家里，疏忽是很自然的。她并非只因为考虑到舆论，才花时间和花精力去操心自己的美容和家务。她是为了满足自己，希望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她只有把自己创造的生活同她的母亲、她童年的游戏和青少年时的幻想为她准备的命运结合起来，才能通过现在和过去做到赞同自身。她孕育出自恋的梦想；她继续以对自己形象的崇拜，去对抗男性对生殖器的自豪；她想展示自己，吸引别人。她的母亲、姐姐们灌输给她对小家庭的兴趣，一个属于她的家，这是她的独立梦想的最初形式；当她在其他方面找到了自由，她也不想否定这些梦想。在她在男性世界中仍然感到不安全的情况下，她保留隐退的需要，这种隐退是她习惯在自身寻找的内心庇护所的象征。她服从女性传统，给地板打蜡，亲自做饭，而不是像她的男同事那样，到餐馆吃饭。她想同时像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那样生活，由此，她增加自己的任务和疲劳。
<a id="jz_1_1018" href="#jzyy_1_1018">(13)</a>Borinage，比利时盆地，从蒙斯延伸到法国边境，这里成为凡·高作画的背景。
然而，今日有相当多有特权的女人，她们在自己的职业中获得经济和社会的自主。当人们探索女人的发展和未来时，质疑的正是她们。因此，虽然她们还只是少数，但仔细研究她们的处境却特别令人感兴趣；女性主义者和反女性主义者之间的争论，正是因为她们而旷日持久。反女性主义者认为，今日解放了的女人在世界上没有取得任何重要建树，另一方面，她们很难取得内心平衡。女性主义者则夸大这类女人取得的成果，却对她们的不安视而不见。事实上，决不能说她们走错了路，但可以肯定的是，她们并没有在新状况下获得安定，她们还只是走在半路上。经济上摆脱了男人的女人，在道德、社会、心理状况中并没有达到与男人一模一样的处境。她从事和投入职业的方式，取决于她的生活的整体形式所构成的背景。然而，当她开始成人生活时，她身后并没有和男孩子一样的过去；她没有受到社会的同等看待；世界对她呈现出不同的前景。成为一个女人的事实，今日对一个自主的人提出了特殊的问题。
<a id="jz_1_1019" href="#jzyy_1_1019">(14)</a>Thomas Je f erson（1743—1826），美国第三任总统，起草《独立宣言》。
法国法律不再把服从列入妻子的义务，每个女公民都有选举权；这种公民自由如若不是伴随以经济独立，就仍然是抽象的；受供养的女人—妻子或者妓女—并没有因为手中有投票权，就从男性那里解放出来；即使习俗强加在她身上的束缚比以前少了，这些消极的规定也并未深刻改变她的处境；她仍然禁锢在仆从状况中。女人正是通过工作跨越了与男性隔开的大部分距离，只有工作才能保证她的具体自由。一旦她不再是一个寄生者，建立在依附之上的体系就崩溃了；在她和世界之间，再也不需要男性中介。压在仆从女人身上的诅咒，就是不允许她做任何事，于是，她执著地通过自恋、爱情、宗教，徒劳地追寻存在；作为生产者和主动的人，她便重新获得超越性，她在自己的计划中具体地确认为主体；她通过与她追求的目的、她获得的金钱和权利的关系，感受到自己的责任。许多女人，甚至从事最卑微职业的女人，也意识到这些优越性。我听到过做日工、擦洗旅馆大厅地砖的女人说：“我从来没对任何人提出过要求。我的成功全靠自己。”她像洛克菲勒一样，因自食其力而自豪。但不要以为选举权和职业的简单并列，就是完全解放，今日，工作不是自由。只有在社会主义的世界，达到前一步的女人才能够保证达到后一步。今日大多数劳动者都是被剥削者。另一方面，社会结构并没有因女性状况的变化而发生深刻改变，这个始终属于男性的世界还保留着打上他们烙印的面目。不应该对给女性工作问题带来复杂性的事实视而不见。一位有身份、思想正统的女士，最近对雷诺工厂的女工做过一次调查，她断定，这些女工更喜欢待在家里，而不是在工厂干活。无疑，她们只是作为经济受压迫阶级的一员获得独立的；另一方面，在工厂里完成的任务，没有使她们免除家里的繁重劳动。<a id="jzyy_1_1006" href="#jz_1_1006"><sup>(1)</sup></a>如果向她们提议，在每周在工厂里<b>还是</b>在家里干活四十小时两者中进行选择，她们无疑会做出完全不同的回答。如果她们作为女工，能融合到她们会愉快和自豪地参与建造、并且属于她们的世界中，也许她们甚至会愉悦地接受两种劳动。在眼下，且不提农妇<a id="jzyy_1_1007" href="#jz_1_1007"><sup>(2)</sup></a>，大部分工作的女人不能摆脱传统的女性世界，她们从社会和丈夫那里得不到必要的帮助，具体地变得与男人平等。只有那些具有政治信念，在工会参加战斗，对未来怀有信心的女人，才能给予日常令人不快的疲劳以伦理意义，但女人因为缺乏闲暇，因袭屈从的传统，仅仅开始培养政治和社会的意识，那是正常的。她们由于在工作中没有得到理应期望得到的利益，便毫无热情地忍受工作束缚，那也是正常的。人们也明白，时装店的年轻女工、女店员、女秘书不愿意放弃男性支持的好处。我已经说过，对年轻女人来说，只要献出自己的身体，就可以融入特权阶层，这样一个阶层的存在，几乎是不可抗拒的诱惑；由于她的工资很低，而社会要求她的生活标准又很高，她注定要卖俏；如果她满足于所挣到的工资，她只会是一个贱民：住得差，穿得差，无缘享受各种娱乐，甚至爱情。正人君子向她宣扬苦行主义；实际上，她的粗茶淡饭往往和加尔默罗会修女一样清苦；只不过，并非每个人都能把天主当做情人，她必须取悦男人，才能成功地过上女人生活。因此她会接受帮助，维持她半饥半饱的工资的雇主，厚颜无耻打的正是这样的算盘。有时，这种帮助能让她改善自己的处境，获得真正独立；有时相反，她放弃自己的职业，受人供养。她时常身兼数职；她通过工作从情人那里解放出来，或者由于情人摆脱自己的工作，但她也受到职业和男性保护的双重奴役。对已婚女人来说，工资一般只代表额外补充；对于“要让人帮助的女人”来说，男性援助倒像是次要的，但这两种女人都不能通过个人努力获得完全独立。
<a id="jz_1_1020" href="#jzyy_1_1020">(15)</a>见《1781年5月15日致皮埃尔·德默尼的信》。—原注
